高考作文必备素材国家脊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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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必备素材国家脊梁
2021高考作文必备素材：
国家脊梁
国家脊梁解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的传统。
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避艰险的民族特性，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有“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的刚健有为的担当精神。
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抛洒热血、毁家纾难。
这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们，正是“中国的脊梁”。
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唯有继承和秉持担当精神，才能完成时代使命，再创辉煌。
有他们在，祖国才能更强。
有他们在，祖国才有未来。
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明星，祖国的财富。
国家脊梁人物风采
01李家彪：
科研之海中的人生航迹
蔚蓝的海平面之下，同样有着高山深谷，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而这一切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来说，仍是未知而陌生的领域，因而也成为科学探索的前沿。
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作为首席科学家在联合国总部和国际海底管理局，顺利完成我国提交的第一个大陆架划界案和全球第一块多金属硫化物矿区专属勘探权的申请答辩和陈述；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推动成立海洋技术分委会，担任两届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说起曾经的成就，李家彪十分谦虚，而他更希望的是与年轻人分享几十年来的感悟：
“一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应选择有开创性的前沿领域，使自己的成长与学科的成长同步。
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幸运的。
而我从事的研究，能够服务于国家权益，更是我的荣幸。
”
把目光投向深海大洋
20世纪80年代末，李家彪完成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专业研究生的学业，来到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
“那时国家百废俱兴，海洋科学逐渐受到重视，这也给年轻人创造了机会。
”李家彪说。
1992年，31岁的李家彪获得了他的第一个项目——关于国际海底大洋锰结核的成矿机制和分布规律的研究，并被派往法国学习。
1996年，我国根据国际海洋权益的新动向，开启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勘测研究，年轻的李家彪被推选为专题负责人。
21世纪最初的10年间，我国大陆架划界和国际海底硫化物勘查这两个大项目几乎同时开展。
而李家彪身兼两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李家彪和他的团队通过海底科学和海洋法学的交叉研究，创建了我国大陆架划界技术理论体系，系统开展了中国边缘海地质研究，完成了中国东海大陆架划界方案的制订，建立了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
2013年8月，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厦，李家彪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科学家，就中国东海大陆架划界，参加了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组织的答辩。
此次答辩获得了高度赞誉，该委员会主席表示，中国提出的划界地质标准和模型是对大陆架划界理论的重大贡献。
而在大洋中脊调查研究、国际海底矿区勘探方面，李家彪和他的团队同样成绩斐然。
2011年，我国向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递交了全球第一份多金属硫化物矿区申请，并在西南印度洋获得了1万多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
谈起多年来的治学体会，李家彪特别强调实践应用与理论探索的互动。
在他看来，应用与理论如同交替上升的两组踏板，把科研工作引向更高的层级。
如由他申请并主持的国家“973”项目“中国边缘海的形成演化及重要资源的关键问题”，在研究工作中充分运用了已获得的各类数据。
而“973”项目的理论成果又被应用到大陆架划界研究的实践中。
目前，李家彪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南亚环形俯冲系统地球动力过程”的研究。
他认为，没有应用，理论研究会走向空泛；而缺乏理论，应用便会失去指导。
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时候，李家彪曾说：
“这是我人生新的起点。
”作为一位海洋科学家，致力于海洋科技的发展，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
近年来，他又积极推动海洋技术国际标准化工作。
2014年，面对海洋科技未来竞争，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申报成立了海洋技术分委会，李家彪成为该组织的首任主席。
在李家彪的领导下，海洋技术分委会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展。
目前，分委会已在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立项投票的提案有14项，其中9项由我国主导，两项潜水器标准提案已正式出版。
李家彪认为，开展海洋观测、资源开发和海洋保护领域相关标准的制定，将为全球提供统一的规范标准和操作流程，推动立体观测系统的建立，并将为我国的海洋装备制造业创造优势条件。
不平坦的科研之路
搞科研需要创新，创新就要面对风险。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刚刚开展多波束探测，缺乏相关经验，选择哪种进口设备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时，挪威的设备普遍被认为是首选，但李家彪考虑后认为，德国的设备在中浅海域能够更好地兼顾精度与效率。
于是，他决定选用德国设备进行海试。
而这个决定面临着许多不同意见。
李家彪的决定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事前充分的调研。
他不仅研究了各种设备的说明书，而且认真研读相关文献和实测数据，并进行了现场考察。
他相信这一选择没有错。
由于种种原因，起初，海试在浙江舟山海域进行得并不顺利，李家彪承受着很大压力。
海试如果失败，对项目的进展等将造成不利影响。
最终，排除各种困难，海试圆满完成。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款设备的应用效果良好，为开创我国高精度海底地形地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搞科研还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逆向思维。
西南印度洋一直被认为是岩浆热液供应很低的区域。
但李家彪经研究认为，这里的洋中脊运动慢，却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且部分区段活动剧烈，因而局部可能形成丰富的硫化物。
于是，他联合法国科学家在这里开展了首次三维地震测量，并证实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首个多金属硫化物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便在这里落定。
海洋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海对李家彪来说成了家常便饭。
海上不仅有狂风大浪，还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危险和困难。
作为首席科学家，不管面对何种状况，他均能沉着、果断应对，如定海神针般，带给团队以信心和力量。
为国家打造海洋核心智库
既是科学家，又是科研机构的管理者，李家彪的“双重身份”赋予他更多的责任。
自2013年担任海洋二所所长以来，李家彪一方面要承担科研项目，另一方面要统筹所里各项工作，促进团队建设，提升科研能力。
在李家彪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的是他为海洋二所设定的三个目标——国家重大需求的科技智库、海洋领军人才的成长摇篮、全所干部职工的精神家园。
在李家彪的带领下，海洋二所聚焦自然资源领域重要课题，服务自然资源部重点工作，多次荣获各类科技奖项。
海洋二所先后实施了“流动人才工程”“高端人才工程”和“创新人才工程”，提高了青年科研人员待遇，改善了后勤保障条件，设计了成长路径，使所里的博士后、研究生生源质量和数量明显提升。
在自然资源部发布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梯队中，海洋二所入选人数居部系统单位前列。
李家彪对人才有着很高的期许。
他提出，不仅要为青年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还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
“在工作中要做完美主义者，没有哪个成功的人不是执着的。
学问做得深才有价值。
”他寄语年轻的科技工作者：
“要挑起时代的重任，融入时代的发展，这样才会在日后的成长中收获人生的回报。
”而这也正是他几十年来人生的真实写照。
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作为首席科学家在联合国总部和国际海底管理局，顺利完成我国提交的第一个大陆架划界案和全球第一块多金属硫化物矿区专属勘探权的申请答辩和陈述；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推动成立海洋技术分委会，担任两届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说起曾经的成就，李家彪十分谦虚，而他更希望的是与年轻人分享几十年来的感悟：
“一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应选择有开创性的前沿领域，使自己的成长与学科的成长同步。
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幸运的。
而我从事的研究，能够服务于国家权益，更是我的荣幸。
”
02赵文津：
地质科学高峰的攀登者
学习是一辈子的任务
赵文津出生于1931年，那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年少时，他跟随父母颠沛流离，饱尝生活艰辛。
1949年，赵文津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入学后，他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此，他下定决心在发展科技上为新中国出力、为中国人争气。
赵文津始终记得陈毅同志到清华大学作报告时对他们的勉励：
清华同学将来作为科技人员，一定会遇到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决策问题，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决策错误，将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甚至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这些话，深深地印在赵文津的脑海中，鞭策着他在未来坚持不懈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
1952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
21岁的赵文津响应政府号召，提前毕业，开始了为国家寻找急需的矿产资源的奋斗历程。
然而，物理专业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地质、矿物、矿床等，于是他来了个“恶补”，一个月学了20多门课，然后就下矿山，边干边学。
赵文津深切地感到，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赵文津在跟着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到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实习两个月后，来年就被委以重任。
他带着近百人，在皖南狮子山、凤凰山等地用物探方法找矿。
幸运的是，他们在江边河网地区发现了一个大的矿异常，经打钻勘查发现了中型铜矿——池州铜山铜矿。
1956年，赵文津又响应号召重走长征路，带领西南物探大队先后在四川攀枝花等地找到一批大型钒钛铁矿和富铁矿。
1958年，赵文津调到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工作，致力于推动物探、化探新技术新方法的研发，以提高找矿效果。
之后，他又在地矿部科技司副司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等不同的岗位上，致力于推动中国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
就这样，赵文津一路工作，一路挑战，一路学习。
到了晚年，他又“迷”上了研究李四光学术思想。
他特别推崇李四光注重科技创新、科学的方法论，即从本质上、从宏观上把握问题，从现象和相互关联角度上思考问题。
“切开”青藏高原
赵文津把自己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室取名“西藏屋”，可见西藏在他心中的分量。
他认为青藏高原地质研究对地球科学发展极其重要，决心为高原地质研究奋斗终生。
1978年，赵文津陪同时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的孙大光到法国谈判并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喜马拉雅地壳和上地幔研究，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开放青藏高原研究。
1991年，中、美、德、加四国又达成协议共同开展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深剖面研究，随后他被地质矿产部任命为这一国际合作项目的中方首席科学家。
从1992年开始，“国际合作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深剖面调查与综合研究”项目分5个阶段在青藏高原上艰难地推进着，同时也在国际地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当项目进展到第二阶段时，德国和加拿大的专家陆续参加进来，到后来竟汇集了10多个国家的专家。
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多国科学家穿过喜马拉雅山脉、雅鲁藏布江等，到达阿拉善地块，合作开展深反射、广角反射、宽频地震、大地电磁、重力测量及地表构造填图，“切开”青藏高原，进行地壳结构与深部过程综合研究。
持之以恒的科学探索换来了令世界瞩目的大批探测研究成果。
1998年，“国际合作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深剖面调查与综合研究”项目被评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进展”之一；2000年，其第一、二阶段成果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组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中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了15篇，而赵文津也因突出贡献荣获 2003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鉴于赵文津在这项研究中的重大作用，美国《科学》杂志对其进行了专访，在文章中将他称作“移动大山的人”。
关注深空探测与地震预报
每次与赵文津院士交流，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最近在研究思考的问题。
近十几年，他最关注的两件大事是深空探测和地震预报。
2004年，赵文津被正式邀请参加国内探月和深空探测有关咨询和研究工作。
2005年10月，原国土资源部成立探月科学专家小组。
而后，作为专家小组组长的赵文津，把大量精力投入其中，带领一批地球物理、遥感、地球化学、地质等领域的专家，从加强行星地质学和开发月球资源角度开展研究，翻译出版了《月球新观》，组织了探月与地学科学国际研讨会、月球与火星探测科技高层论坛，建立了月球实验场（甘肃柳园）和火星实验场（青海大浪滩），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
现今，中国地质科学院已与国家探月工程中心签署协议，共建中国深空探测中心。
赵文津希望国家能尽快设置有关深空探测的大科学计划，以科学目标为先导，带动相关技术和装备的快速发展。
“自然资源部的人才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深空探测计划服务，提供更多基础性、应用性的科研成果。
”他说。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从2002年开始，赵文津连续14年被聘为国务院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成员；2008年进入国务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后来又成为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成员。
深知中国地震灾害之烈的他，对于地震预报这一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始终非常关注，他坚信地震预报“可以攻克，而且必须攻克”，因为地震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必然有其发展规律可以探索。
赵文津在地震预报研究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研究各个案例、组织研讨会、倡导成立公益性的遥感减灾研究院、论证建立“四光”地震卫星星座……
他认为，要从科学途径和实践经验中去深化认识、坚定信心，要加强地表和深部调查，探寻地震前兆发生的规律及其特征，开发新探测方法，要坚持群测群防，加强风险决策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打破部门分隔、学科分割，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组织好这项工作。
“地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不可能把它分割开来管理，希望国家推动地学有关部门的联合协作，共同把自然灾害预防与防治等重大问题解决好。
”
2006年4月，赵文津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其颁奖。
做地质科学界的直言者
在许多人眼中，赵文津是位很有个性的科学家，只要看见不合理的事情，他就会直言不讳地指出。
赵文津是吃过“直言”的苦头的。
然而，直到现在，他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
针对学术研究同质化，他说：
“地学科研机构林立、重复，大家买的设备差不多，你能做的，我也能做；你不能做的，我也不能做。
为什么不能集中人力物力办些大事呢？
”
关于“改善人才评价机制”，他强调，“专业化、去行政化是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备的条件”。
对于他最担心的资源安全问题，他说，“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国际形势复杂的当前，我们都不能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
国家要尽快在能源资源安全上形成新的发展战略思考，这是国之大计。
要下大力气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资源勘查开发、改善生态环境。
”
2003年12月，赵文津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他一直认为，“地球这个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大地球科学”。
他对自然资源部以地球系统科学为引导“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定位十分赞赏，但同时也希望自然资源部能够把自然灾害研究的职责也统一起来考虑。
因为“地球自然系统是一个整体，割裂地看，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03蒋兴伟：
星辰大海是征途
“5、4、3、2、1……点火！
”2020年9月21日13时40分，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将海洋二号C卫星顺利送入太空。
对于蒋兴伟来说，这样的时刻并不陌生。
早在18年前，他就见证了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海洋卫星发射成功。
那是2002年5月的一天，蒋兴伟当时的心情很难用“激动”“兴奋”等词来简单形容。
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也有不少人发现他的头发白了许多，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整个团队付出了多少心血。
磨最好的刀，砍最好的柴
1978年，蒋兴伟作为恢复高考后全国统考的第一批新生，考入了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系（现中国海洋大学），所学专业是物理海洋。
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海洋科技情报研究所（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前身）工作。
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通常要有一年的见习期。
但蒋兴伟一毕业就作为主要科研人员，参与了渤海油平台海洋资料处理分析研究和产品开发项目。
这个项目完成后，他又作为课题组组长主持国家“七五”攻关课题：
海洋资料浮标网-浮标数据处理及软件开发。
毕业后从事的这些项目与蒋兴伟所学的专业关系紧密。
他将专业知识应用到了实际工作中，积累了承担国家项目的经验，组织能力得到了锻炼。
同时他也认识到在大学中所学知识仍有局限，并由此萌生了读研究生的念头。
1992年，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成立海洋遥测遥感研究室，蒋兴伟担任室主任。
这时的他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如果再不去进一步学习深造，将不利于他所承担的科研工作。
得知他想去读研究生，当时许多人感到不解，单位如此重用，职称、职务都不成问题，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
蒋兴伟却觉得，如果能有机会回到学校专心读书，将是一次难得的充电机会。
最终他还是报考了母校，顺利通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并与单位商定，毕业后不参加统一分配，而是定向回到原单位。
在学校，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将所有的学位必修课学分修满了，而后回到单位一边工作一边写论文。
蒋兴伟后来能够跨学科领域主持建立海洋卫星地面应用系统，与他善于学习和持续不断的知识更新是分不开的。
回到海洋遥测遥感研究室后，蒋兴伟又“啃”下了几本大部头的遥感专业书。
他还善于从老专家那里汲取宝贵经验，经常与同龄人、青年人热切交流，并且注意密切跟踪国内外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
1996年5月，海洋卫星领导小组和海洋卫星总体部成立。
时任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蒋兴伟出任总体部主任，承担起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和卫星地面应用系统的立项与建设任务，迎来了实现海洋人飞天梦想的新征程。
为了海洋人的飞天梦
1997年6月30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国防科工委正式下达关于海洋水色卫星立项研制的批复，开启了中国海洋卫星事业的大门。
从事海洋工作的人无不为此欢欣鼓舞，蒋兴伟更是激动不已。
一位老院士曾说：
“我们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我们自己的海洋卫星。
”现在，海洋卫星总体部交出了第一份答卷。
自海洋卫星总体部成立以来，蒋兴伟被借调到总体部担任主任，主持海洋水色卫星的综合立项论证。
经过8个月的奋斗，蒋兴伟带领团队完成了综合论证报告并通过了评审。
就在这场紧张得喘不过气的攻坚战中，他在一次体检时发现17项指标中竟有9项不合格，可想而知当时肩负的压力之大。
从海洋水色卫星综合论证、立项通过，到2002年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发射成功，这中间跨越了7年时间。
对于开创海洋卫星事业来说，7年时间也许并不算长；但对蒋兴伟和他带领的团队来说，这无疑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7年间，他们呕心沥血、焚膏继晷，每天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更长。
带领一支团队完成如此复杂而高难度的创新工作，不仅需要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与精湛的业务水平，更需要敢于迎接挑战的无畏精神。
蒋兴伟是专家型的领导，既要负责行政管理，又要主持科研创新，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2000年，蒋兴伟开始担任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主任、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主任。
同年9月，蒋兴伟被任命为卫星地面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全面负责系统研发与建设，按计划要在两年时间内建成地面应用系统并实现业务运行。
曾有记者问他，建设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工程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他说，除了人才的因素外，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蒋兴伟带领大家一方面强强联合，另一方面加强自主创新，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加强计划节点控制与管理，配合充分的实验验证，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了由北京、三亚地面接收站等7个分系统组成的海洋卫星地面应用系统，达到了满足业务化稳定、可靠运行的目标。
除了作为总设计师主持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卫星及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建设，蒋兴伟还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作为应用系统的副总设计师，组织完成了神舟三号、神舟四号飞船主载荷的应用评价与研究，高质量地完成了试验任务。
2017年，蒋兴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不断壮大的海洋卫星家族
谈到我国海洋卫星事业的发展，蒋兴伟很少说起自己在其中起的作用，总是反复强调团队精神。
他说海洋卫星这支队伍刚组建时很年轻，平均年龄仅31岁，大家工作上是同事，生活上是朋友，都特别能吃苦，真正将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海洋卫星科研事业。
从2002年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海洋一号A”飞向太空，到2011年“海洋二号A”卫星再入苍穹，再到“海洋一号C/D”“海洋二号B/C”卫星和中法海洋卫星（CFOSAT）等海洋系列卫星，我国海洋卫星实现了从单一型号到多种型谱、从试验应用向业务应用服务的跨越。
2018年，“海洋一号”新成员、我国第三颗海洋水色卫星——海洋一号C卫星横空出世，并于当年9月7日成功发射升空。
该星不仅可用于全球大洋水色水温环境业务化监测，也为地方省市自然资源调查、环境生态监测、防灾减灾应急处置以及气象、农业、水利等行业提供数据服务。
“它拉开了我国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海洋业务卫星的序幕，开启了我国海洋卫星发展的新时代。
”蒋兴伟说。
随着海洋水色卫星星座、海洋动力环境卫星星座和海洋监视监测卫星3大系列海洋卫星逐步实现同时在轨运行，将为自然资源调查、海洋环境监测、防灾减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海上安全等领域提供更多服务。
每一颗海洋卫星，都意味着一个新高度，又是一个新起点。
蒋兴伟矢志不渝开创事业，但一直保持着沉静、谦和、儒雅的性格，这或许正是“宁静以致远”。
问起下一步的打算，蒋兴伟表示，未来将在自然资源领域部省协同、整体联动、多网协同、辐射市县的卫星应用体系基础上，加快卫星数据及应用技术的推广与共享服务，让海洋卫星家族壮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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