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混业经营分析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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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混业经营分析报告

2019年银行混业经营分析报告

2019年6月

混业经营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组成部分。

深化混业经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既是银行作为金融服务企业的天职，也是顺应金融脱媒、息差收窄、客户需求多元化行业趋势的发展需要。

海外银行业混业经营程度更深、效果更好。

海外经验表明，随着监管制度的放松，银行业为适应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需要，混业程度也在加深，尤其是对超大型银行来说，其所占市场份额和绩效表现均维持较高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大银行非息收入占比迅速上升，对盈利水平的提升贡献良多。

在混业模式下，银行可以拓展更多的盈利来源，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能力更强，有利于提升一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银行混业经营逐步深化。

我国银行业混业经营已初见成效，牌照布局逐步拓展，银行控股公司模式初步成型。

但目前银行的非银行业务板块对银行集团收入和利润贡献尚不明显。

银行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各子业态深度融合。

混业经营大势下的银行选择。

混业经营大势下，拥有更多客户资源的银行有条件对客户进行更加综合化的开发，深化提升客户关系以及客户粘性，进而产生更大的综合收益水平。

金融科技的发展则拓展了银行获客渠道的边界，为部分银行提供了弯道超车机遇，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圈重要性凸显。

对于混业经营的银行来说，需要进一步推动内部协同和交叉销售，未来银行业将面临市场边界更加清晰的分层竞争。

下半年银行业经营展望，预计上市银行盈利增速平稳回落至5%附近。

下半年，银行业规模扩张将稳中有落，资产端定价有下行压力，行业净息差有望保持一定韧性。

“包商事件”可能驱动资金在不同银行间形成新的“量”“价”再平衡，市场“马太效应”突出，控制银行体系总成本尤为重要，行业风险定价体系则面临重塑。

监管部门可能在资金供需双方同时推动优胜劣汰、并购重组和僵尸企业出清，而资产质量压力加大对应需要较大的核销强度。

一、混业经营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金融结构相对单一，缺乏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市场、产品和机构体系。

但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金融链条。

今年2月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首次提出，而进一步深化银行混业经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化的金融服务，既是银行作为金融服务企业的天职，也是顺应金融脱媒、息差收窄、客户服务需求多元化等行业趋势的需要。

1、推动银行业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

（1）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要求银行服务方式转变

我国当前主体融资模式仍以银行业的信贷为主，融资模式具有风险偏好低、抵质押要求高，与中小企业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结构向创新驱动转型和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需要。

目前我国4000余家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仅占全部信贷总量的2成左右，短期内大幅度调节我国金融供给结构可操作性不高，因此进一步充实银行业功能，实行综合经营，有助于改变银行以往缺乏创新手段服务实体经济的局面，促进债务与股权融资相结合，打通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分割界限，提升我国金融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达到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最终目的。

（2）企业端融资需求精细化、定制化

企业端融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银行“存贷汇”业务，而是越来越需要银行围绕客户生命周期和行业价值链创造“一站式”金融解决方案，为企业生命周期每个阶段提供特定的金融服务。

例如：

在技术引进阶段提供外汇掉期业务、贸易融资和结算；在消化创新阶段提供银团贷款、无形资产抵押贷款、发行联合债券；在工业化阶段提供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和设备租赁；在扩张阶段提供现金管理和并购贷款；在IPO阶段提供投行服务等。

未来，商业运作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产业上下游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三者完全融合。

因此，金融控股公司所提供的综合化金融服务可以针对客户产业链的整体解决方案锁定上下游客户群，从而保持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

推动银行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进行转型。

（3）居民端金融需求总量增长、结构分层

一是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增大。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底为人民币71.6万亿，比2010年增长了2.36倍。

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管理意识的崛起，存款为主的金融资产配置将不可避免地向多元化资产配置方向转变。

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8年末，我国资产管理市场86.5万亿，其中银行理财存续金额接近33万亿，与2017年底基本持平，但较2010年扩张了十倍。

二是居民持有金融资产分化，高端客群对金融服务复杂度要求更高。

目前商业银行对于零售客群按AUM规模进行分层管理，头部客群需要“一揽子”金融服务与之配合。

根据招商银行2018年财报显示：

其私人银行客户数量占比仅为0.06%，但持有了近3成的金融资产；金葵花及以上等级客户数量占比1.6%，约占有8成左右的金融资产。

（4）居民与企业融资选择日趋多元化，带动银行体系非息收入增加

2002年末，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中，间接融资占比近90%，至2019年一季度已下降至近75%。

企业和居民客户愈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要求银行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来满足，反映在银行业的收入结构上，2010-2018年间，银行非息收入占比从17.5%稳步上升至25.8%，但是与国际银行业接近一半的占比相比，还有较大的空间。

2、增加金融业内部优胜劣汰，促进社会总效用

金融业作为竞争性行业，适当增加内部竞争有利于促进优胜劣汰。

银行业自本世纪初股改上市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全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行业资产规模超过200万亿，资本金规模达到15万亿，金融业占经济增加值比例指标从不足4%上升至7~8%左右。

但目前我国金融业同样呈现出“总量过剩、结构失衡”的特点，社会舆论对于金融业占经济增加值过高也颇有微词。

进一步推动银行混业经营，推动实现信息、客户和资本等资源的共享，能够产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进而摊薄经营成本，降低经营风险。

通过混业经营、增加竞争，更能够推动金融业专注做好创造价值的活动。

竞争则会将低费用、低风险带来的收益转移到社会融资成本中去，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

3、提升综合化竞争能力，更好融入国际竞争

金融全球化时代，我国银行业与国外大型金融机构之间不再局限于单一业务的竞争，而是突出表现在以综合服务能力为基础的集团竞争。

我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紧迫性部分来自于金融开放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

目前我国银行业体量较大但内功不足，经营模式简单粗放，主要依靠外延性扩张；主要业务集中于本土，非注册国业务占比不足5%，缺少国际竞争经验。

考虑到未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双向开放”提速，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多响应，我国银行业将更加直面国际金融集团的竞争。

因而，在金融双向开放正式实施之前，我们有理由培育优秀金融机构补齐综合化经营牌照，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综合经营模式，加快推动我国银行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注：

我国四大行采用2018年年报数据，美国四大行采用2017年年报数据

二、海外银行业混业经营程度更深、效果更好

海外经验表明，随着监管制度的放松，银行业为适应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需要，混业程度也在加深，尤其是对超大型银行来说，其所占市场份额和绩效表现均维持较高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大银行非息收入占比迅速上升，对盈利水平的提升贡献良多。

在混业模式下，银行可以拓展更多的盈利来源，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能力更强，有利于提升一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1、海外银行业监管体系再度支持混业经营

纵观美国银行业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从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到2018年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各个阶段中，金融理论与实践都经历了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过渡，金融监管也随之趋于放松化，混业经营已成趋势。

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为改革银行体系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美国银行业正式跨入分业经营时代。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想，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金融管制放松进程。

最终，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历史。

而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催生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弥补监管漏洞、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三个方面对美国金融业进行了全面监管改革，监管重心集中于对金融市场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型复杂银行控股公司以及在金融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区域性银行控股公司。

之后的十年间，金融创新不断深化，加之英、德等发达国家实行混业经营，为顺应金融产业日益融合的趋势，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再次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减轻中小银行的监管压力，提升银行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分业经营虽有助于金融风险的跨业隔离，但不意味风险本身就被消除。

事实上，分业经营限制了银行提供多元化服务的能力，弱化了后者应对风险的缓冲。

上世纪80年代，美、日等主要国家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金融行业利差收窄，倒逼信贷资源和房地产融资过度结合即为佐证。

可见，分业经营的内在逻辑更多是在市场不均衡、监管经验不足的特定历史环境下，避免监管对金融资源约束乏力的权宜手段。

随着全球商品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交叉协作需求的增加，和数字化管理对内部协同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提升，对于金融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提供了更多保障。

2、海外银行业混业经营绩效表现

（1）海外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决定了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与其人口老龄化、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不无关系。

在大规模的动员储蓄转化为投资之后，经济进入服务业化的进程。

“轻资产”的业务模式与传统银行业务不相适应，技术创新和现代服务业高度的不确定性又需要风险文化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业态来提供服务。

海外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因此拥有了更发达的资本市场，存款性金融机构占比较低，居民的资产结构也更多以保险和养老金形式贮藏。

而保险和养老金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者。

海外银行业市场多集中在能够提供全能银行业务的大型银行之中。

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相配套，银行控股公司（BHC）和全能银行提供了更多非银行机构业务。

如果仅从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看，全球银行业中的主要BHC日益占据主导的地位，近年来集中度多数有所上升或保持在较高的集中度水平。

对国际银行业而言，超大型银行拥有更强的国际市场抢占能力、更大的国内市场垄断力量。

而我国银行业近20年来，市场集中度一直处于回落过程，缺少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超级航母。

（2）银行业收入结构更加均衡，抗风险能力更强

一般来说，在以传统业务为主导的分业经营模式下，银行业发展相对稳健，但利润增长与经济周期关系更为紧密；涉及较多交易业务和中间业务的银行机构，经营波动较大，但往往能从业务组合中获取更多的风险收益。

海外大型银行金融服务涵盖投行、财富管理和经纪业务等，收入结构更加均衡，抗经济周期能力也更强。

从非息收入的情况看，美国银行业08年危机之后，净利息收入和非息收入都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并且利息收入增长略高于非息收入的增长。

混业经营带动了资本节约、收入多元化和差异化竞争。

日本银行业面对低息的环境、更大的竞争强度（2015年每万平方公里金融机构网点数量接近3000家，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居首）和更高的资本监管压力，日本大型银行均将推行综合化经营、创新商业模式作为转型重点。

按照“客户本位”理念，对银行、证券等网点进行复合式、便利化整合，大力推进产品交叉销售，提高非息收入水平。

目前日本三菱日联、三井住友和瑞穗三大金融集团非息收入占比6成左右，非银行部门资产占比从危机后的不足9%上升至近2成。

3、海外典型大型银行的混业经营经验

从海外典型银行发展的经验看，海外银行业的业务布局高度关注客户需求，以客户为中心，采取机构隔离、产品整合的方式来实现协同发展。

海外大型银行业务上尽可能多地涵盖客户的全生命周期和全价值链条，整合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