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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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研究

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研究

　　摘要:

互文性是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指涉,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即言语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关联。

马克思文艺理论认为文艺应立足于社会实践,文艺是整体性的社会规划的一部分,这与互文性理论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及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中。

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以及互文性的理论框架中成功地将边缘文化中心化,揭示了阶级制度下劳动与人类本质异化的现实。

　　关键词:

互文性;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文学文本;文化文本

　　Abstract:

Theintertextualityisanimportantconceptinwesternliterarycriticism.Itconcernsnotonlythereflectionbetweentextsbutalsotherelationbetweentextsandculturalfactors,suchassocialandhistoricalbackground.Marxistliterarycriticismarguesthatliteratureisbasedonsocialpracticeand,therefore,interactswiththesocialbackground,whichhassomesimilaritieswithJuliaKristeva‘sintertextualitytheory.AccordingtobothKarlMarxandKristeva,textsarebasedontheideologyoftheculturaltextsinsteadofexistingindependently.ThispaperanalyzestheintertextualconnectionbetweentheculturaltextsandToniMorrison‘sworks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tliterarycriticism,centralizesthemarginalizedculture,andpointsoutthetruththatpeople‘slaborhasbeenalienatedfromhumannatureunderthesocialclasssystem.

　　Keywords:

intertextuality;Marxistliterarytheory;literarytext;culturaltext;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任何文艺作品都有它存在的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而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决定了当时社会的特殊的意识形态。

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

一种是将文学作品置于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语境中,理解文学作品表现的思想与当时社会的价值观的进步与落后的相对关系;另一种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学批评方法进行文本分析。

前者主要将文学作品与阶级斗争或社会团体为获得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竞争联系起来;后者试图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矛盾的掩饰或揭露。

克里斯蒂娃在总结巴赫金和巴特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互文性理论更为深入地剖析了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以及其他文本的联系。

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吸收和转化”,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关联［1］。

所谓的文化文本就是指言语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及互文性理论,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中,是对社会、历史文本的摘取和反映。

互文性既可以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等语境之间的映射。

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基础,从文化和文本两个方面,以《宠儿》为例来解读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以此来揭示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在意识形态背景下的深刻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

　　互文性理论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他们更多关心的是社会政治形态、经济规律、哲学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后人从其原着关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理论命题中演绎推理出来的。

现阶段马克思文论研究通常将其理论体系划分为“文学活动论”、“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交往论”。

其中,文学活动论、文学反映论和艺术生产论分别是从人类学、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对文艺活动的考察。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与文学交往论则是从其语言媒介和美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的［2］。

当然,还有学者主张从其他的角度分类,我们姑且不讨论哪种分类更为科学,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更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导向等宏观性和文学的外部规律的问题。

而互文性理论同样强调文学文本不能脱离其宏大的文化文本,所有的文学文本的背后都蕴涵着意识形态和阶级性等社会因素。

文学文本的效果（所指）往往与其所处的历史、社会及政治等文化文本或其他文学文本相互指涉。

　　从另一个角度讲,互文性意味着一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或互补。

因此,文本是具有双重或多重意义的成分所构成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文本所表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成为了文本与其他文本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征所组成的临时的符号系统。

这种符号系统就是在文本阐释所处的历史语境下的所指。

因此,互文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加强了文本阐释的流动性,为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文本解读方法画上了句号。

文本阐释流动性的动力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其他文本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历史和社会等文化因素。

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其他文本的存在。

一个文本从一开始就处于其他历史文本的控制与影响之下。

读者在解读文本时受到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既包括历史和社会等因素,又包括读者本人及政治环境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因素。

虽然历史、社会、政治等同样是文本性的,但这种符号系统不同于文本所指的这种符号系统,因此我们将其区分讨论。

基于以上所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互文性理论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文化互文性和文本互文性两方面。

　　二、莫里森作品的文化互文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类有其理想的生存状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作了下面的比较: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有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3］。

当人类的生活被囚禁在物质的欲望中,其生命的意义也就变得贫乏、狭隘。

此时的劳动就会产生一种“异化”的状态。

　　莫里森的作品大多涉及社会底层的黑人或黑人奴隶。

从17世纪开始,黑人奴隶成为美国南部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黑人奴隶的个人悲惨遭遇十分普遍。

在奴隶制存续期间,作为一个群体,非洲裔美国人民的文化和家庭遭到破坏。

失去自由的生活、艰苦繁重的劳作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非洲裔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黑人作为商品被任意转卖,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随处可见,即使在1862年废除奴隶制之后,获释奴隶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也并未彻底转变。

在一无所有的经济条件下,自由的身份一文不值。

很快黑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新的体制[CD2]佃农制[CD2]的剥削下,政治权利、民主权利形同虚设,种族歧视在教育、就业、民主政治等方面显而易见。

美国黑人作家的文学作品经常把这种种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作为创作背景,使社会、历史这样的文化背景与作品形成深刻的互文性以揭示黑人劳动的异化。

这种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文学所指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关注的。

　　莫里森的作品从《最蓝的眼睛》到《爵士乐》始终与黑人人权运动息息相关。

《最蓝的眼睛》的创作与《黑人之书》的编撰正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权利运动的关键时刻。

在《黑人之书》出版时,莫里森写了一篇题为《重现黑人历史》的文章,讨论了“人们为反抗毁灭所展现的复杂的精神力量”［4］。

她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奴隶制,还包括奴隶制被废除后的黑人生存状况及黑人的精神世界。

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精神力量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特质,从而构成了作品与文化的互文性,深刻地再现了时代的政治特征和精神状况,警醒了参与运动的各方力量。

当时,很多人担心这次运动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短暂的口号,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和文化的深远影响,而莫里森则更为关注黑人的悲惨历史是否会被掩盖,痛苦的经历是否会与黑人的集体意识相悖。

她一方面担忧民众重塑黑人的历史及文化的愿望是否会走向单纯依赖非洲历史的误区从而阻碍他们建立正确的美国身份;另一方面她也担心人们只顾强化少数黑人精英分子的英雄事迹,忽略普通民众曾挣扎于社会底层的痛苦经历。

因此,莫里森的作品既关注挣扎于社会底层的黑人个体,又反映宏观的意识形态的动向。

　　首先,莫里森的《宠儿》等作品与黑人的典型遭遇构成文化互文以引起人们对于美国黑人群体的关注。

《宠儿》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构思而成。

1855年美国当地报纸报道了一个从肯塔基州逃亡的名叫玛格丽特•戛纳（MargaretGarner）的奴隶的遭遇。

根据美国国会于1793年和1850年所通过的《逃亡奴隶法》,全国所有的法院执行官有责任捕捉并遣返越州逃亡的奴隶。

玛格丽特•戛纳在面对自己和孩子将被捕获并遣返的事实,为了不让孩子再次沦为奴隶,遭受痛苦,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现实中的玛格丽特•戛纳成为小说《宠儿》中杀死自己两岁女儿“宠儿”的逃亡奴隶塞斯（Sethe）。

小说中的宠儿开始只是一个鬼魂,继而被赋予了肉体,与塞斯生活在一起。

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深刻地刻画了塞斯失去女儿后的真实的心理或精神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奴隶对这种制度的恐惧、憎恶与绝望。

这种心理历程在现实社会底层的黑人中有着强烈的共鸣。

　　其次,《宠儿》等作品与黑人叙事的历史性转换构成文化互文以引起人们对意识形态发展的关注。

莫里森的小说从黑人所讲述的故事中获得很多素材,但她对奴隶故事的改编并非试图抹杀黑人讲述自己故事的这种文学形式或更改这些故事的内容。

相反,莫里森的文学创作是对当时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叙事方式的转变的肯定。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查尔斯•大尉和亨利•路易斯•盖茨编辑并出版了《黑人讲述》一书,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盖茨提出:

“一旦奴隶制被取消,奴隶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进入社会生活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这种叙事的本质和修辞风格应随奴隶制的消亡而改变”［5］。

莫里森的创作体现了这种转变,这种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不是要改变历史事实而是要“重新强调”过去以便发掘存在于经典奴隶故事中的新的意义［6］。

《宠儿》以现实为背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将创作的领域由物质世界拓展到人的精神世界。

这种叙事风格的转变引领读者回到曾被压制、忽视、忘却的过去,重温历史,以避免在建立文化身份中或误入歧途,或以偏概全。

　　三、莫里森作品的文本互文性

　　莫里森的文学作品广泛涉及非洲传统文化、古希腊神话及圣经等经典作品。

这些传统文本中的隐喻、意象或典故被莫里森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以非线性的叙事手段将现代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底层人物成功位移至文化的中心焦点。

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文学中心位移的成功不仅仅是单一文本的成功,而是整个受压迫的阶级的存在得到了广泛关注的佐证。

　　以《宠儿》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不仅与神话原型构成互文,还从内容、传统等方面与其他文本构成互文。

《宠儿》中杀婴者的主题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的母题,并得到广泛的关注,其神话原型是古希腊的美狄亚与伊阿宋的故事。

美狄亚是科奇斯岛会施法术的公主,她与到岛上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王子一见钟情。

美狄亚用自己的法术帮助伊阿宋取得了金羊毛,并与伊阿宋结婚。

为了私奔,她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利用父亲收尸之机赢得时间与伊阿宋逃回希腊。

后来伊阿宋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杀死。

如果说美狄亚杀婴是为了报复以宣泄心中的愤怒,那么《宠儿》中的杀婴更多是基于无奈的救赎行为,这种行为更加明确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论述。

正如前文所述,莫里森笔下的杀婴惨剧是根据真实故事创作的。

莫里森的文学作品大多数与《黑人之书》等历史文献或黑人叙事作品相关。

《黑人之书》是莫里森所编辑的有关美国黑人的纪实作品,该书记叙了美国黑人三百年的历史,不仅包括美国黑人从奴隶到自由人的生活记录,还揭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产生的黑人文化。

莫里森在编辑该书时收录了一篇新闻报道,即玛格丽特•戛纳杀婴的追踪报道。

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的互文性为读者提供了现实的背景,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更为有力地吸引着现代读者。

　　《宠儿》等文学作品还与当时流行的“黑人叙事”作品形成互文。

“黑人叙事”是由获释奴隶讲述亲身经历的一种散文形式的美国黑人文学体裁。

这种体裁通常遵循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很多此种体裁的作品以“我出生于……”这样的句子开头,接着提供关于父母、兄弟姊妹的信息,然后介绍奴隶主、监工的残酷和奴隶拍卖、逃跑的尝试（失败与成功）以及后来改头换面的生活等等。

由于这样的相似性,我们很难具体地说莫里森读过哪些黑人叙事的文章,但可以肯定的是莫里森广泛地接触过这类题材,并且对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叙事》［7］和哈利特•捷卡波斯的《奴隶女孩生活遭遇》这两本书非常熟悉［8］。

道格拉斯和捷卡波斯的作品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的是从奴隶到自由再到男性的尊严,后者关注的是性侵犯给女性尊严带来的挑战,而莫里森的作品兼顾了两者。

经典的黑人奴隶叙事以线性叙事为主,将记忆以独白的形式机械地再现出来;莫里森的作品将黑人叙事形式与魔幻的背景结合起来,采用非线性叙事策略使机械的独白跨越时空,交织穿插于繁复多变的情节中。

通过这些文学手段,莫里森将似曾相识的传统文本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使被边缘化的内容成为主流文化中的中心化文学文本。

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文学中心位移的成功代表了整个阶级的文化发展的状况。

　　当然,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还表现在比彻•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美国文学传统中,或福克纳的负罪主体及时间碎片的复杂叙事策略上。

也有人提出,莫里森创作过程中有意改变原型以达到颠覆传统的“反互文”效果,进而创造新的文学传统,但这本身就是互文的特点之一。

总之,从宏观角度来看,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着眼点,莫里森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和历史属性及其意识形态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

这些作品通过与经典文本或文化文本的互文反映了阶级压迫下黑人的生存状况,揭示了当时阶级制度下劳动与人类的本质发生异化的现实。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劳动应该是不受肉体需求支配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建立与社会的自由关系的最高理想。

莫里森的作品使读者意识到,当时美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把自由活动或劳动贬低为肉体生存需求的手段,甚至把黑人奴隶变成统治阶级的生产工具,这是对人类本质的挑战。

这种唤醒民众的力量充分体现了莫里森的艺术成就。

　　参考文献:

　　［1］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

意义分析研究［M］∥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947.

　　［2］罗宏.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文学理论教材建设［J］.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6

（1）:

54－58.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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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obleyMS.Adifferentremembering:

memory,historyandmeaninginToniMorrison‘sBeloved［M］∥BloomH.Moderncriticalviews:

ToniMorrison.NewYork:

ChelseaHousePublishers,1990:

189－200.

　　［5］DavisCT,GatesHL.Theslave‘snarrative［M］.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6］BakhtinM.Discourseinthenovel［M］∥HolquistM.Thedialogicimagination.Austin:

UniversityofTexas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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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DouglassF.ThenarrativeofthelifeofFrederickDouglass［M］.NewYork:

Signet,1968.

　　［8］JacobsH.Incidentsinthelifeofaslavegirl［M］.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