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方方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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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方方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

试论方方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

　　内容摘要:

知识分子血统和家庭氛围造就了方方与生俱来的知识者人格和气质,她以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展示了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这三代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处的时代际会,演绎出了三代知识者命运形态虽然有别,但命运实质却相当连贯相似。

他们都在历史宿命的“定数”里“无处遁逃”。

　　关键词:

方方知识分子命运

　　方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正统的知识分子教育。

知识分子家族血统和成长的氛围使方方具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对知识分子怀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她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把知识分子作为表现的对象并对知识分子的历史际遇、人格命运、现世状态作全面考察。

　　知识分子为文明传承、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学动力,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但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却走过了一条极为坎坷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家国危亡之际,知识分子在血与火中首先觉醒,走出书斋,起而抗争,寻找光明和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却又深陷入政治的泥潭中;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化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知识分子再次面对迷惑和抉择,一种宿命的悲剧性始终萦绕在他们头上。

　　统观方方的中篇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无处遁逃》、《定数》、《状态》及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和短篇小说《金中》、《言午》、《幸福之人》等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可以发现,方方以历史理性精神回眸了中国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的艰难的求索之路,塑造了祖父、父亲、自身三代知识分子形象,从三代知识者的命运遭际中感叹他们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悲剧命运,发掘他们被沉埋遭厄运的悲剧历史经历和现实遭遇。

　　祖父于方方而言,有两位:

一位是南京爷爷（伯祖父）,中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一位是方方的亲祖父汪国镇（君毅）。

祖父是中国现代第一批知识分子,成长于“五四”前后,青年时求学于“京师大学堂”,受“民主”“科学”启蒙思想熏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祖父同样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资源,“书卷气十足”,然而也决不迂腐不化:

“他上课从不按教科书的一套,他自行其事自成系统,他讲他自己编著的文学史”;祖父也是个慈父,他默默地“放纵”着父亲的自由恋爱,背着“不道德”的名声“挺身而出”,为父亲毁了婚约。

同样祖父也满怀着心忧天下,忧时愤世的爱国热忱,抗日战争时期,祖父是忧心如焚,愤慨万千,在课堂上怒斥南京政府的逃跑主义,力主抗战,“讲到痛时且仰天长啸捶胸顿足,”“痛斥亡国之痛,恨时咬牙切齿,悲时掩面而泣,一副壮怀激烈的神情”,在面对杀气腾腾的日军时,从容自若,大气凛然,“冷峻如铁”,“挺立”着弱小而刚硬的身躯,救得了众乡亲,最终至辱骂日寇,被乱刀刺死,“胸腹全穿,头颅尽碎,死状惨不忍睹”,壮烈殉国,“铸成―座铜像,永远地屹立在我的心中”。

　　小说在追溯中发掘了祖父这个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

在祖父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命要义和高尚人格:

“书生一样地活着”,“勇士一样地死去”,真正实践了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中国文人所追寻的理想人格境界――既有优雅而恬淡的人生意趣,澹泊宁静,厚学务实,又心系天下,感时忧世,在家国危难时挺身而出,舍生取义。

在方方的笔下,祖父形象高大,闪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更是一个悲剧形象。

尽管祖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生不逢时,在风雨飘摇的旧时代,有报国之心却无施展之地,只能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空悲叹,最终竟惨死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难逃的悲剧厄运同样体现在“父亲”身上:

父亲继承了祖父的精神血脉,年少力学,学识渊博,志趣高雅。

年轻时风华展露,活力四射,追求自由爱情,向往新中国,“迎接解放军进城”。

但“生活仿佛是在捉弄父亲”,在新的社会中却“学非所用”,报国失路,几十年郁郁寡欢。

更令人悲凉的是,父亲在历次的整治知识分子的运动中遭受不白之罪,锐气尽丧,萎靡不振,迷惘困顿,在一事无成中白白地耗费生命,陷入绝望的麻木不仁之中。

与祖父面对死亡的凛然正气相比,父亲是在电影院直面荧幕上疯狂杀人场面,不胜刺激,摔楼而亡,死在了窒闷肮脏的无聊环境中,阒无声迹敷衍完了缩水的人生。

父亲的一生,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令人深思。

在父亲身上,方方寄寓着不同的写作意旨,小说并非以祖父光辉形象来衬托父亲的猥琐怯弱,而主要在于揭露父亲悲剧人生的历史原因,反思历史的误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长期的追寻、失望、彷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惊喜和希望,满以为尽可发挥蓄积已久的才能,一展鸿图了,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新的政府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信任,于是麻烦也就随着各种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而来,更让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运动”会接踵而至,源源不断,他们被指认和诬陷为“白专”、资产阶级、叛徒、特务、阴谋者,成了祖国和人民的“罪人”。

在方方的小说中,“父亲”们在横遭压抑迫害后,他们的知识本领渐渐荒芜,意志渐渐销蚀磨损,目光渐渐呆滞无神,思维渐渐迟钝缓慢,更糟糕的是他们竟无以辩解申诉,无法为自己洗刷冤屈,而被社会和历史“悬置”起来,上下失路,陷入绝望的无底深渊,要么碌碌无为,苟延残喘,要么沦落到社会底层,要么逃避责任义务,结束肉体生命。

当阳光再次普照他们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韶华逝去,灯尽油枯了。

　　在方方看来,这是历史的悲剧,同时也是“父亲”和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性的灾难命运,她由对父亲人生命运的悲叹而推延到对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饱含忧患悲悯情怀。

《言午》中风华正茂的留洋大博士言午,横遭助手的陷害,当他沉冤昭雪的时候,已经是个蓬头垢面,蹒跚街头,心如死水的糟老头了,他变态地作践自己来回击迫害者和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

言午萎缩消逝的不仅是年华和才能,还有锐意进取的精神。

《金中》里的“李四光的学生”金中只因偶然地做过国民党的随军“军医”,被人“发掘”出来凑“历史加现行反革命”人数,任人摆布。

三个儿子被放逐到农村,自己则当了几十年的伙夫。

到平反后,学业荒疏,已被时代彻底抛弃,他只能麻木地面对妻儿的埋怨和嘲笑。

《幸福之人》中的林可也同样因“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平白遭受二十年牢狱之灾。

林可也平反后在自己应得的补偿和待遇的面前唯唯诺诺,小心翼翼,“感激及谢恩之情溢于言表”。

让人感叹政治迫害已经磨去林可也们身上粗砺的棱角,人的尊严已彻底丧失,取而代之的是隐约浮现的圆滑的奴性意识。

《禾呈》中方方有意在一个短篇小说里容纳了禾呈萎缩猥琐的无聊一生。

无论是上大学、恋爱婚姻、参加工作,还是在历次的运动中、市场经济下,他都在懵懂、被动中随波逐流,作为一个知识者的应有的生活洞察力和社会参与精神消失一空。

　　《乌泥湖年谱》是一部为父亲和所有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写的作品,小说以年谱记事方式试图全面摹写这一代知识分子从1957年“反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十年时间命运遭际和精神畸变,“是为作者童年成长的氛围,父辈远逝而去的梦想和追求,为一代人被时间的尘埃所遮蔽的生命的光芒和痛苦而写下的一部备忘录。

”故事于1957年冬雪飞舞中拉开大幕,通篇也一直笼罩在冬天的萧索荒凉的氛围之中。

1955年一大批专家、工程师从祖国各地汇集到汉口市郊的“乌泥湖”,组创“长江流域规划设计院”,考察、勘测、论证“三峡工程”。

初来时,个个胸怀壮志,意气风发。

然而阴霾很快就布满了“乌泥湖”的上空,运动一开始,他们便深陷于政治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

在“大鸣大放”中,耿介刚烈、倔强不驯的苏非聪因一句大实话就被打成“右派”、遣回老家。

丁子恒谨小慎微,处处留意,却因“鸣放”力度不够,也落得个“白专典型”名声。

从此,这批年轻的水利专家、工程师们便遭遇无休止的揭露、批判、交代、检查、学习,人人提心吊胆,惶恐不安。

意识形态的威力,让他们毫无思想准备,欲明哲保身而不得。

他们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形容枯槁,精神麻木。

更攫人心肺的是社会和家庭慢慢地抛弃了他们,吴松杰被批为“走资派”,妻子与他离婚,两个儿子与之断绝父子关系,在痛苦的绝望中,他爬上烟囱,跳下而亡。

在政治漩涡中,无论是桀骜不逊、刚烈强悍（如苏非聪、孔繁正）,还是小心谨慎（如丁子恒、吴松杰）,都是如履薄冰。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就要在夹缝中蝇营狗苟,聊以活命,就像丁子恒那样在家里练习“坐飞机”,放弃人格良知,自我阉割,配合时事。

正如方方所说:

“知识分子无法左右自己时,只能选择屈辱,因为这样可以换得周围的人能好好地生活。

”在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和巨大无形的精神牢笼下,科学研究、理想情操、闲情雅致早已成为无望之奢。

　　“父辈”们的生命活力和智慧才能在政治漩涡中消蚀瓦解,他们的报国激情和雄心壮志在时代的颠簸中付之东流,在宏大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他们最基本的人权、人格、尊严受到粗暴践踏,在身心饱受创伤后,甚至连选择死亡都要遭到侮辱。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知识分子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潮流中,再次遭遇瓶颈,面临新的尴尬。

无论是逃避还是抗拒,他们都难以获得一方净土,哪怕只是虚空的心灵乌托邦都不可得,他们不仅在物质的凝视下节节溃退,同时也面临精神上的危机,他们剩下的唯一精神屏障――清高意识,都在物质欲望的逼迫中土崩瓦解,体无完肤。

　　《行云流水》中出身于“书香世家”,如今已是大学力学专业副教授高人云的生活,由一连串的尴尬和疑问构成他当今“行云流水”式的,虽无大波大澜却又陷入一系列日常困境的生存环境。

他恪守着传统道德,努力地在内心营造一方净土,但生活却总是不留情面地来打破这种平静。

知识分子最看重的知识人格,却为人所不齿,最为知识分子看不起的铜臭,却成了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成了高人云心头最大的问号,他只觉心口如堵,终于病倒了。

伴随生存危机而至的是更为严重的精神危机。

一方面,市民社会受商品价值主宰,它有自己的运行方式,不会以个人的意志转移,而知识分子阶层与市民阶层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上,还是在道德法则、行为方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高人云既不可能改变自己,更不可能改变现实,这就造成了他与环境之间某种格格不入却又不得不周旋于其间的尴尬关系。

另一方面,年长一辈和更年轻的一代也难以与他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对于前者,他的生活观念和处世态度显得不够传统;而对于后者,他似乎又太多了些责任感和传统意识,结果是他觉得父母像一对老古董,而子女又令他感到陌生和无法把握。

更为重要的是,他甚至时刻处在一种自我隔膜的状态之中:

他必须做的和他想要做的之间,他嘴上说的和他心中想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实际运用将他分割成两个对立的存在,两者相互否定,无法调和,这使高人云常常感到自己“是不是和这个时代生活的哪个齿轮错了位”。

在这个物质社会里,困惑与失落笼罩着他,使勃勃雄心扫地、高远理想萎顿,终日惶惶然。

“以至无论他用怎样平静的心情来对待生活,而生活却总是不留情面地打破这种平静。

他为之努力的心安的境界,如一面清晰的大镜子,终于在每天的石子敲击下,破碎了。

破碎得他高人云没有痛惜,只有难言的苦楚和优伤。

”

　　《无处遁逃》中的严航和《定数》中的肖济东,作为比高人云年轻许多的大学青年教师,他们同样陷入物质生存困厄的现实困境。

收入少待遇低,职称评定又遥遥无期,生活的困厄使严航和肖济东的夫妻感情都发生了危机。

严航的妻子安晓月面对现实物欲的诱惑,感情曾经一度越轨,肖济东也经常受到老婆的讽刺。

与高人云不同的是,严航、肖济东一旦感受到现实生存困境时,便立即做出向命运抗争的人生姿态。

他们不似高人云,还停留在对命运的顺从,或者“苦楚和忧伤”,而是以主动姿态,力求从困境中挣脱,改变命运。

严航向命运搏击的途径是考“托福”,去美国,留洋读博士。

但结果并非如他所愿,这位“有足够的科研能力”的青年知识者,因为缺乏在美国可靠的资金担保人,而被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拒于门外。

出国的途径,被严实地堵上了。

肖济东的选择则远比严航更决绝,他改行下海做了一个赚钱相对快捷许多的出租车司机。

刚刚经历改行几个月,每月面对可观的钱数便兴奋的冲动,肖济东又开始了对原有职业的怀念,由此陷入了精神困顿状态。

　　当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他们的生存便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困境。

在如今这个价值缺失、理想跌落的经济时代,曾经被社会所普遍尊敬的人类精神财富的承载者――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受到空前的质疑。

生性清高的知识分子在自我角色的认同上总是有意无意将自己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但他们毕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可能置身于社会的真空之中。

当生存的危机逼到眼前,当社会价值体系悄然发生变化的时候,知识分子人格操守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动摇,开始失去了方向。

在生存困境面前,放弃原有价值追求而趋于实务者,一方面屈从于现实的逼迫而从事着俗务,另一方面,不愿放弃的价值观念又在不时地否定着自身现实行为。

当一个人他所信仰的,他以生命捍卫的文化价值等为整个社会所不屑的时候,个人追求仅仅成为一种孤芳自赏,试问又有谁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除非自欺欺人。

也正因为如此,高人云面对贬低知识,不谈人格的现实而又要坚持自我,那只能剩下难言的苦楚和无尽的忧伤。

正如肖济东所说,“谁又想要甘守清贫呢?

无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每种活法都有自己的定数,要紧的是你是不是在做属于你的事情,如此而已”。

他们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要始终忍受着精神世界的苦痛煎熬,无法逃脱宿命的悲剧。

　　这三代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处的时代际会,演绎出了三代知识者命运形态虽然有别,但命运实质却相当连贯相似。

他们都在历史宿命的“定数”里“无处遁逃”。

　　参考文献:

　　1.方方:

《方方文集》（五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2.方方:

《乌泥湖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3.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王庆生:

《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5.李俊国:

《方方: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家族的命运书写》,《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2年第5期。

　　刘韶娟,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教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