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村落形态略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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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马新齐涛
内容提要：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
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
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
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关键词：
汉唐村落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
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
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
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
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
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
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
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
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1]。
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
宫川尚志提出：
“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
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
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
”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2]。
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
“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
”[3]这是正确的。
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
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
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
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
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
《史记•五帝本纪》曰：
“一年而所居成聚。
”《说文解字》释“聚”曰：
“聚，会也。
从乑，取声，邑落云聚。
”段注云：
“邑落，谓邑中村落。
”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
“一年成落，三年成聚。
”《广雅》曰：
“落，谓村居也。
”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
《史记•酷吏列传》：
“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
”裴驷集解引徐广曰：
“一作‘落’。
古‘村落’字亦作‘格’。
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
”司马贞索隐：
“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
如《论衡•书虚》所云：
“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
乡、亭、聚、里，皆有号名。
”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
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
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
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
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
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
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
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
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
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
“（宣帝）遂下诏曰：
‘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
’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
”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
《汉书•戾太子传》曰：
“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
”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
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
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4]，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
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列为表1如下：
表1马王堆出土《驻军图》所见里户表
里名
户数
里名
户数
上蛇里
二十三户
乘阳里
十七户
？
里
三十户
□里
□六户
□里
□十户
垣里
八十一户
纟可
五十三户
？
里
三十五户
淄里
十三户
路里
四十三户
虑里
三十五户
？
里
五十七户
波里
十七户
资里
十二户
沙里
四十三户
龙里
百八户
智里
六十八户
蛇下里
四十七户
□□里
□十四户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
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
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
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
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
《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宴《异闻记》“村口”一词。
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
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
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
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
”[5]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
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
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
[6]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
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二
前已述及，汉代乡村社会的特点是里聚合一，也就是乡村基层行政单位与自然村落的大致重合，这导致了时人及后人论及此事时，往往只知有里，不知聚落，这是汉代社会所特有的状况。
至魏晋南北朝时代，汉代里聚合一的乡村组织模式便面临着重大的变动，其突出表现是里与聚开始分离，作为自然的聚落的村落开始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域与组织意义。
长沙走马楼所出土的三国吴简中，赋税户籍简达12700余枚，就已发表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所整理的简牍资料看，共出现了完整的里名47个，完整的丘名443个，平均每里要对应9个左右的丘。
[7]统计一下里与丘出现时的相关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与里有关的资料，几乎都是户口登记方面的内容；而与丘有关的资料，则是缴纳赋税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如陈颜在9156简中的记录是“宜阳里户公人乘陈颜年五十六真吏”，属户籍登记；在4891简中的记录则是“嘉禾二年十月廿八日新城丘州吏陈颜……付仓吏”，是缴纳赋税的记录。
又如，雷宜在8446号简中的记录是“平阳里户人公乘雷宜年卌八苦腹心病”，也是户籍登记；而在6271简中的记录是“人南乡让何丘雷宜二年一匹三丈……”[8]，为缴纳赋税的记录。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里仍是基本的乡村管理单位，是户籍与人口管理的基本单位；丘作为自然聚落，其数量已大大超出了里，而且也开始被作为重要的地域记录单位。
将此与西汉《驻军图》中所标明的里聚合一相比较，此时里与聚的分离显而易见。
需要指出的是，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对自然聚落的泛称还是以“村”为多，兼有其他称谓。
因此，与里、聚的分离相联系，“聚”这一概念开始被“村”或其他概念所代替，而且成为完整的地域概念。
《颜氏家训•勉学》篇中的一段记载可以佐证“聚”与“村”的嬗代：
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余聚。
张守节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亦言：
“聚，谓村落也。
”将村落正式使用为地域概念，当始自《三国志》。
如《魏志•郑浑传》云：
“（郑浑）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林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
人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
”本书《高句丽传》亦言：
“毋丘俭讨句丽……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
”此后，“村落”作为地域概念渐为普及，成为魏晋南北朝乡村居民的基本居住与生活单位的泛称。
当然，这一时期“村”虽然已成为完整的地域概念，但并未取代同样作为地域概念的“里”的作用，只不过两者在这一意义上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
在当时的文献记录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里与村虽然同样都可以作为地域概念，但在使用时却有细微的差别，这可以验证前述吴简中对里、丘的不同记录。
一般来说，在比较正式地记录谱系籍贯时，多田“里”不用“村”；而在记录当时居住地时，则多用村名。
如《南史•齐本纪上》记齐太阻高皇帝云：
“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
”《陈书•高祖纪上》记陈高祖武皇帝云：
“吴兴长城下若里人。
”这是以“里”表示籍贯者。
又如，《法苑珠林•冥祥记》云：
“宋刘龄者，不知何许人也，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法，于中立精舍一间，时设斋集。
”《宋书•孝义•蒋恭传》：
“州议之曰：
‘……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
’勒县遣之，还复民伍。
”《北史•来护儿传》载来护儿：
“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场，数见军旅，护儿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
”《南齐书•张敬儿传》亦言：
“敬儿弟恭儿，不肯出官，常住上保村中，与居民不异。
”这是以“村”表示居住地者。
另外，在表达行政意义时，也多用里。
如《宋书•自序》云：
“史臣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邨（村）。
”本书《孝义•潘综传》云：
“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
”《北史•李灵传附李德饶传》记道，因德饶至孝，纳言杨达“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
在这里，村与里的关系一目了然。
由“村”与“里”用法的这种细微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分离消长关系。
据里的组织功能的变动，可将这一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即三国西晋时代。
这一阶段，仍有较为完整的乡里之设，里与聚只是实现了外在形式的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丘”与“村”等只是具有了赋税征收等事务的记录单位，或者说只是被官方认可了其地域单位的概念，还未见到类似于组织功能的记载，乡里仍是基本的组织单位。
后一阶段即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
这一阶段，村落组织功能的进展可分为南、北两途。
南朝虽然乡里之制仍存，但其村落开始接收里的一部分组织功能，渐有行政意义；北朝虽然乡里之制荡然，但三长制的设立使得村落没有像南朝那样开启其行政意义的转化。
南朝时期，开始设置村一级的管理机构，被称作“村司”。
村司人员的构成主要有村长、路都等人。
如《南齐书•海陵王纪》记延兴元年冬十月诏曰：
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劳忧为烦，抑亦苞苴是育。
今并可长停，别量所出。
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
中华书局校点本《南齐书》未将“村长”与“路都”断开；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则认为村长、路都、防城、直县都是村司的构成人员。
[9]但细读上下文句，可以看出两说均不妥。
海陵王的这篇诏书是要贯彻轻徭便民的主张，所以，先讲到“汉务轻徭，在休息之典”，又讲到“正厨诸役，旧出州郡，征吏民以应其数，公获二旬，私累数朔。
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最后讲到“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
若防城、直县都是官名，那么本句文字便没有了谓语，“为剧尤深”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村长、路都不予断开，也让人难以理解本句文义。
这句话的本来意思应当是：
诸县使村长、路都（率人）赴县防卫值勤，为剧尤深。
村长当然是一村之首，路都何司，不详。
若望文生义，应当是负责管理村陌道路以及村内治安者。
除村长、路都外，村耆、村老在村落中也起着较大作用。
如《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萧子良遣官“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
在东晋南朝时代，村的行政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村逐渐成为基本的税收单位。
《晋书•刘超传》记道：
中兴建，为中书舍人，拜骑都尉、奉朝请……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
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
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
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
刘超“作大函，村别付之”，与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应当是同一性质。
《宋书•自序》言“边蛮畏服，皆纳赋调，有数村狡猾，亮悉诛之”。
这里讲的是边境之事，足见以村纳税在南宋时已很普遍。
《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子良上书，也说政府的征调是以村为单位进行。
其文曰：
前台使督逋切调，恒闻相望于道。
及臣至郡，亦殊不疏。
凡此辈使人……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
但令朱鼓裁完，铍槊微具，顾眄左右，叱咤自专。
擿宗断族，排轻斥重……其次绛标寸纸，一日数至；征村切里，俄刻十催。
四乡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狱。
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余税，且增为千。
第二，村具有基本的治安管理职能，且是连坐的基本单位。
两汉时代，里是基本的行政管理单位，里以下又有什伍。
东晋南朝时代对村的管理，继承了两汉对里内居民管理的内核，一村之内，也实行什伍相连。
不过，与前代不同的是，前代什伍连坐往往殃及里人，以至于“一人有罪，州里惊骇”。
而这一时期什伍连坐则往往波及同村，“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
这在刘宋时已比较普遍。
《宋书•谢方明传》记云：
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
又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邑里惊扰，狗吠达旦。
《南史•郭祖深传》记梁朝的情况也是如此。
梁武帝时，郭氏曾上言，指出梁朝建立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甚至有战死疆场，而被主将列为叛逃者，再向其家中或村伍征调，使用的也是连坐法。
郭氏上言还说：
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
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
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
上述一村之内什伍的管理，恐怕是村长、路都的主要职责。
另外，村长、村耆可能还负责一村的教化与对村民的督察。
虽然他们并不具备司法权，但可以通过舆论的或其他什么手段行使这一职责。
《宋书•谢方明传》的一段记载也非常典型。
传称方明为南郡相时，年末，放狱中所有囚犯回家，约定正月初三返回。
到期时，除两名重囚犯外，全部返回。
对这两名重囚犯，方明也未马上讨捕，其中一人是因酒醉误期，二天后返回；另一人则十日不至，其传写道：
“囚逡巡墟里，不能自归，乡村责让之，率领将送，遂竟无逃亡者。
”
第三，村是基本的社会事务单位。
在东晋南朝时代，举凡流亡人口的安置、荒田的开垦、政府的救助，多以村为单位进行。
如《陈书•宣帝纪》载陈宣帝在太建二年曾下诏，要求州郡以良田废村，安置流民。
诏云：
“顷年江介襁负相随，崎岖归化……州郡县长明加甄别，良田废村，随便安处。
若辄有课订，即以扰民论。
”在这种经济事务中，村司、村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梁书•武帝纪中》记梁武帝天监十七年曾下诏安抚流亡，诏称：
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
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
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
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
第四，村有时还成为分封单位。
《宋书•夷蛮传》记道，宋顺帝时，晋熙蛮梅式生起义，“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
与南方不同的是，十六国时代的北方，包括巴蜀地区，由于战乱与少数民族内迁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包括行政、军事、经济多种功能的坞壁，使相当一部分的自然聚落淹没在了坞壁的阴影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聚落与行政编制的合一。
但遗憾的是，这种合一是非常条件下的合一，不是乡村社会自然进程的结果。
北魏孝文帝时所实行的三长制，在废止宗主督护的同时，又将北方乡村社会中的行政编制与自然聚落剥离开来。
被剥离后的行政编制，一直是三级的三长制；被剥离后的自然聚落，则是散布于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村落。
在北朝的历史变迁中，这些村落也不断发生着不同往昔的变化，其自身功能也有所发展。
当然，因为有官方设置的三长制在，村落自身功能的进展，较之东晋南朝要逊色得多。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言，北朝以村落为单位的政府行为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旌彰、优赐。
《北史•李灵传附李德饶传》记道，德饶性至孝，“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庐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为孝敬村”。
《魏书•李元护传》载：
“元护为齐州，经拜旧墓，巡省故宅，飨赐村老，莫不欣畅。
”《北史•魏本纪五》曾记孝武帝逃难至湖城王思村，“有王思村人以麦饭壶浆献帝，帝甘之，复一村十年”。
这是以村为单位的优赐。
二是兴学。
如《北史•高祐传》，高祐在太和中即曾建议“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
三是以村为单位实行连坐。
《周书•明帝纪》曾记明帝诏曰：
“帝王之道，以宽仁为大。
魏政诸有轻犯未至重罪、及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并宜放还。
”
这一现象表明，北朝作为政府行政编制的三长与作为自然聚落的村，依然是南、北两途，尚未像南朝那样出现合而为一的趋势。
唐代的乡里组织上承北朝之三长制、南朝之乡里村落制，较前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其集中表现是乡长与乡正的消失，里正直接向县衙负责，成为实际上的乡政处理者；前代里正的职掌则交由村正行使，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
唐初尚有乡正之设，《旧唐书•太宗纪》所载《武德令》中就曾乡正、里正并提，此后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整顿乡里之制，未再见乡长之设。
开元二十五年《大唐令》规定道：
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
每里置正一人。
（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
）掌按比户口，课殖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
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
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
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
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
[10]
其他诸典籍记载与《通典》所记大同小异，而且都简于《通典》。
此后，唐代的乡村组织基本未脱出这一框架。
从该规定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但只是每里置里正一人，未有乡官之设。
从唐王朝县乡行政运转的有关资料看，县衙向乡所行文贴都是直接交里正办理。
王梵志诗云：
“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有事检案追，出帖付里正。
”[11]杜牧在《与汴州从事书》中也曾讲到州县文帖的运转：
“某每任刺史，应是役夫及竹木瓦砖工巧之类，并自置板簿，要使役，即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
若下县后，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乡只要两夫，事在一乡遍着。
”[12]这都说明了里正对县衙文帖之承接。
该规定讲到里正的职责是“按比户口，课殖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
这实际上都是乡政所掌。
就按比户口言，唐代户籍之编核是“乡成于县，县成于州”[13]。
一乡之户籍是由里正直接报县。
吐鲁番一。
三号墓曾出土有贞观十八年高昌县武城等乡户口帐[14]，格式如下：
（前缺）
合当乡新旧
一十二百
六□新附
三百册四杂任、卫士、老小、三疾等
二百八十七百丁．见输
二百八十六旧
□人新附
……
户、口、新、旧、老、小、良、贱、见输、白丁，并皆依旧，后若漏妄，连累之人，依法（受）罪，谨牒
贞观十八年三月日里正阴曹曹牒
里正李
里
从这一户口帐看，诸里正对于一乡户籍负有全责，这样，里正就要在上报的牒文末尾署名，保证造籍时没有漏妄之弊。
从唐朝有关律令看，若户口出现漏妄之弊，里正是首当其冲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就检查非违看，里正也是直接行使乡政。
如《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
“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
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
各离之。
”因此，对在本乡之外活动的人员，如军士等人，娶妻纳妾之时，便要原居乡之里正出具证明。
《大谷文书》[15]二八三九号是这样一件牒文。
录如下：
洪闰乡敦煌乡
合当折冲、果毅、别奏、典、傔及士兵以上，
牒：
被责当乡有前件等色，娶妻妄者，并仰通送者。
谨依检括，当乡元无此色人，娶妻妄可显，谨牒。
长安四年二月廿日里正王定牒
敦煌乡里正董靖
这份文书是洪闰乡向敦煌乡之牒文，出牒人是里正王定，收牒人是里正董靖，正因为他们行使的是乡政，所以才不必言“某里里正”，而是径言“某乡里正”，或径言“里正”。
总而言之，里正是唐代一乡最高长官，执掌一乡之政，管理各个村正。
所以，王梵志诗言：
“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管户无五百，雷同一概看。
”[16]正因如此，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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