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我们将走向何方 精品.docx

最新我们将走向何方 精品.docx

《最新我们将走向何方 精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最新我们将走向何方 精品.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最新我们将走向何方精品

我们将走向何方？

　　《读书》编辑丹尼斯·史密斯先生主要做社会史、社会理论的研究，他写了大量著作，包括《冲突与妥协一八三○至一九一四年间英国社会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民主的挑战》、《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此书已被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十年代以来他写过《谁的欧洲？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先声》、《罗伯特·艾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即将出版的一本著作是《我们即将走向何方》。

　　他曾任欧洲社会学会的副主席并兼任《欧洲社会学家》的主编，目前为国际社会学协会会刊《当代社会学》的主编。

　　现在，请他就我们将走向何方？

问题先谈；再讨论。

　　丹尼斯·史密斯以下简称史我今天谈话的题目是我们将走向何方？

这是一个跨学科、跨国族的题目。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种极度受惊的状态。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那种卡通片中的情节，片中的动画角色要从一边悬崖跳到对面的悬崖上去，可是，开跳之后，在半空中向下看，才发现自己的下面是万丈深渊，其实是跳不过去的。

　　我们今天的状况就像处于跳在两个悬崖中间的时候，有可能不是跳过去而是掉下去。

　　我认为，我们处在过去五百年以来两个大转变中的第二个转变的早期。

　　第一个大转变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从家庭转向国家。

　　以前是家庭、宗族，那时的社会生活是贵族来控制，然后转变为由民族国家来支配、来组织。

　　现在，我们则是处在第二个大转变的早期阶段，这就是从民族国家来支配政治，转向由全球性的组织来控制社会生活。

　　在全球性组织来支配社会生活的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可能转变为邻里关系，而不是敌人的关系。

　　但在这个大转变的早期阶段，情况其实是很令人担心的。

　　类似于第一次转变的时候，家族由贵族控制转变为由国家控制，贵族们就会担心，这样的一种转变，会让他们失去以前的安全感；目前也一样，社会由国家控制转向由全球性组织来控制，国家也会担心自己失去原有的安全。

　　因此我们要探讨，有没有一些可能性，使这个世界重新组织起来？

对此，我的一个建议是可不可以参照当初国家如何组织起来的过程，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世界。

　　在此，我要提出四个同时存在的发展方向，然后列出五个因素，从中看它们怎样构成了限制、张力和紧张，从而由其中演变出别的可能性。

　　第一个模式，是一七七六年，这是美国宣布独立的年代，也是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年代。

　　这是美国提倡的关于全球化模式的官方阐释，这个模式假设全球的整合要由市场来完成，通过这样的整合会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关于这个阐释已有大量著作出版，我在此不列举了。

　　第二个模式，对于同样的历史过程的概括，却不同于第一种，这是鲍曼所提出的。

　　对于鲍曼来说，这个世界的构筑，并不是一个大家通过市场的整合都得到提高和改善的过程，而是不断地分化成全球性的富人和地区性的穷人，穷人被分解到了世界的角落、边缘的地方，富人们则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阶级。

　　我举一九四一年为标志，是因为鲍曼用了大屠杀这个词汇，他认为，穷人被富人当作了牺牲品，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下等阶级，他们是被肢解的。

　　第三种模式是亨廷顿提出的，他的模式的标志年代是一八六一年，这是美国内战爆发的年份。

　　他用这个模式要解释的，不是世界如何重新组织为贫和富，而是世界如何分裂为不同的文明，文明与文明之间形成了一种屏障，其特色是每个文明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让别的文明无法进入。

　　举一八六一年这个年代，是因为当时在美国南北之间形成了相互之间的误解，从而导致了战争。

　　类似的误解有可能在今天得到了某种重视、重演，如在其他国家与伊朗之间，就有所谓的人权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相互误解。

　　第四种可能，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模式。

　　我们都知道，七十年代初，法国总理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曾问周恩来总理，你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周回答现在评价法国大革命还为时过早。

　　确实如此。

　　但是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刚才那三种全球化的选择，因为它体现了几种意义上的抗争和反抗。

　　第一是穷人，包括贫穷的农民，对贵族的反抗。

　　我们今天的世界其实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就是会出现多个层面的对抗、冲突，以及弱者对强者的拒绝。

　　第二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人权、个人尊严以及它的普及所带来的新的紧张。

　　第三，是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欺凌、侮辱与反欺凌、反侮辱，这样形成的一种对抗关系。

　　今天的世界有点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世界，就是因为这样的三种关系目前都存在。

　　所谓侮辱，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些人被强迫拉下自己认为所应该占据的位置，被剥夺了他们认为自己应有的权利，感到处身在自己所应该在的地位之下。

　　而这种被侮辱、被欺凌的感觉今天遍及全世界，所有人都普遍地具有这种感觉，包括美国人、欧洲人，也都充满了这种感觉。

　　显得比较矛盾的是，四种可能性都有，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哪一种会演变成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但为了预见今后的情况，我只能把五种相关的因素简单列出来供参照。

　　第一个因素，具有讽刺和自相矛盾的是，法国大革命中废除的那种绝对的等级制，在国内被铲除的同时，却被欧洲的帝国们引入到了国外的殖民地，换句话说，法国国内的阶级区隔，却被演变成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种族的关系。

　　因此，矛盾的是，在欧洲被废除的东西又同时被欧洲推广到了国际关系之中，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一种历史遗迹始终在影响着政治和社会关系，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承认。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关于民族国家，以及关于民族国家的想像。

　　民族国家本身实际主要是十九世纪的产物，是欧洲帝国所缔造出来的，但是，在对民族国家的虚幻想像中，它却被描述成一种统一的、内部整合的、甚至是单一的自古就有的实体。

　　而实际上，欧洲帝国的衰落瓦解才产生了现代的遍及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现象，当年的那些欧洲帝国在今天其实都已经变成有头无身的状况，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当年的帝国的身躯都已离它们而去了，而在广大的、旧日处于它们的奴隶、仆从地位的地区，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现在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但这些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与欧洲的老大们，或者说核心的民族国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还有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拥有帝国的传统，但现在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如印度、中国。

　　另外自成一类的就是日本，它在二战战败前从来没有被西方真正占领过，形成了比较特殊的形态。

　　当然，还有一个不同的情况就是美国，它目前号称是世界上头号的、最大的民族国家，但它从前也是殖民地。

　　第三个是全球化所起的作用，包括信息以及信息技术、资金的大量的高速的流动等等，这样一个过程本身形成了很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具有威胁性的，比如对国家主权、国家尊严造成的威胁。

　　第四个是所谓的全球化治理的发展，其中一些全球化的制度实际上在一九○○年以来就开始出现了，它们其实很脆弱，但本身正在不断兴起之中。

　　第五个就是美国的地位，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现有的大量的全球化的制度都是从美国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目前似乎是在下降，也许真的是在下降，因此，美国为了保护它自己的位置，就必须依靠军事力量，向军工生产增加投入来缓解或保护它的经济。

　　这很危险，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使得当今时代的美国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的状态。

　　当然，谁也无法确切说出下一步的情况，因此知识分子或者说社会科学家们的作用就在于理解上述的四种不同可能性，以及各种不同的因素，然后，我们自己的工作是有可能帮助重新寻找、建立全球治理的秩序。

　　我们必须共同地展开思考，像孔子、马基雅维思等思想家那样来思考。

　　这样的思考是必须进行的。

　　问不过，在西方，是否已有这样的思考呢？

　　史目前的西方有两类思考，一是在目前不稳定、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怎样保护既得的利益，如美国目前就是这样，力求保护自己的地位、集团利益、国家利益等等。

　　另一类就是思考如何寻求和平，如可以清楚看到的就是欧盟、欧洲的做法，欧盟为和平所做的种种努力，其中包括谈判、妥协等等。

　　作为一种模式，可以成为全球意义上的参考

　　另外，美国早期的经验也是可以予人以借鉴的，如十九世纪早期的美国也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强力的中心，足以从上到下地建立和贯彻秩序，但它仍然存在下来了，并建立了独特的体制，因此这一经验也可以给我们启发。

　　问在你所提的四种可能性中，似乎第一种是最和平的，你的所谓的解决办法似乎比较偏于第一种，即亚当·斯密式的方法。

　　但问题是，后面的三种，都与这种和平的解决方法形成了一种矛盾，因为，贫富差距等都是影响和平解决的因素。

　　贫富差距是不是与全球化的整个结构有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有密切关系的话，那么，寻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的一个前提，就是改造这一全球化的结构本身，因为问题恰恰是由于全球化的结构本身造成的。

　　史我并不认为通过市场机制本身能够完成全球的整合，因为市场机制可能并且已经制造了很多问题，如不平等，如对人的压抑，而且，如果任由市场模式发展，也会有可能演变成一九四一年大屠杀那样的格局。

　　因此我认为，现在应该重新考虑欧洲福利国家发展的过程。

　　在如何再分配资源上，以及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关于谁需要资源、以什么方式得到这些资源上，欧洲当初实际上是做得很成功的。

　　比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都是前帝国，都是有高度自尊和高度自豪感的国家，但是在二战后都接受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援助，而在接受援助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被欺凌的感觉，原因就在于，当时欧洲的发展规划是以平等的方式在欧洲国家之间共同商定，这些所谓的欧洲穷国也参与了规则的制定，因此，它们一方面得到了援助，一方面也没有失去尊严。

　　我觉得，这一模式是可以在全球的范围内借鉴和运用的，来帮助那些需要援助而又不希望被这种援助所侮辱的人。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关于身份的意识，或者说自我认同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是做得最成功的，它成功地建构起了自我认同的意识，让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会认为自己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

　　这样一种意识建构起来以后，实际上是有助于维护国家统治者或者上层集团的既得利益的。

　　我们要看到两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停留在这种国家意识、这种由国家建构起的身份框架里面——我在这里指的是所有的国家，这样来维护一种权威，而这样的权威会制造上面已经说过的那种不平等。

　　另一种可能是，大家建立起谈判、沟通、交流的关系，国家本身也转变为管理者的位置。

　　这样大家就会建立起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军事、政治的权威之上，而是建立在知识、专家的建议、协商等等之上，比较起来，建立在这样之上的权威，当然是我们更愿意选择的秩序。

　　问如果我们意识到民族认同里存在的问题，那么，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是怎样的？

　　史有两点首先，我并不反对民族身份，而且很高兴有自己的身份，比如我是男人，是一个社区的成员，是英国人，是欧洲人——但我不喜欢所谓的西方人，——除了作为欧洲人之外，我还可以是一个世界人，不过，我觉得西方人这个概念很糟糕。

　　第二，我们尊重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资源，但要看我们怎样用它。

　　比如，不能像亨廷顿那样，把文化的差异作为一种边界，其他的人不允许进来，然后构成文明之间的冲突。

　　我们可以构筑文化之间的交融，像亨廷顿这样的想法实际是根基于恐惧，但我们为什么要恐惧呢？

我们应该是自信的，这就像婚姻一样，两种不同身份的结合可以构筑出第三种身份来，文化之间的接触也应该是这样的模式。

　　问我们这里谈论的这些问题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在美国，也有许多思想界、人文科学界的学者在讨论着同样的问题。

　　但如果看一看现实，像在布什要动武打伊拉克这类事上，在这类决策过程中，知识阶层又会起什么作用呢？

　　史我们不只是思想家，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言论去影响周围的人和各个层次的人，如果我们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人们看到如果采用这样的政策，逐渐会导致怎样的恶果，那么，在这样一个知识的时代，我们这些思想还是能够产生影响的。

　　问这里有一个问题一方面，现在固然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另一个方面，知识的再生产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被锁闭在学术的无形的屏障里面，思想家越来越多地不再是对大众演说，而是自说自话。

　　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些很优秀的思想家，但完全被锁闭在自己的学科里，对公众的影响，较之从前的时代，反而减弱了。

　　史对此，答案恰好在你的这一评论里。

　　我们正是应该通过交流，走出无形的屏障。

　　要避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的错误，他们退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结果德国产生了对世界和对它自身都很恶劣的情况。

　　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在枪炮对准脑袋的时候立刻说出一个直接的答案，我们也确实并非都是那么勇敢的人。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要考虑到，一旦枪炮对准人们的脑袋之后，第二步、第三步可能产生的后果。

　　当我们把这些后果说出来之后，也许就可以避免枪炮对准脑袋的情况出现。

　　再说，也没有任何法律阻止人们进行交流。

　　恰好相反，交流就可以改变很多情况。

　　再有一点，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特别是那些拿着枪炮的人，他们不知道该把枪炮对准谁，怎样去用它们。

　　在他们还不知道该把枪炮对准谁的时候，我们不该坐等没有枪炮的人被吓破了胆的那一刻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有责任来做一点事，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一方面在欧洲有知识和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在历史上，欧洲有曾身为殖民者的道德负担，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在这方面做一点贡献。

　　问我还想回到刚才谈过的问题。

　　我刚才误解了你的意思，你提倡的不是一种全球性的斯密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全球性的凯恩斯主义。

　　不过，我觉得这一主张仍然有问题。

　　现在所有的福利国家都遇到了危机，因此，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看二战后福利国家的成功。

　　我认为，这一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冷战所形成的全球结构相关的。

　　但是，现在，在冷战结束后，如果在民族国家体制下的福利国家尚且有问题，那么又如何在全球的层次上建立一种超国家的福利体制？

　　史首先，我不认为福利国家的成绩如同你所说的那么失败，直到如今，医疗体系、免费教育、养老金等等，在所有的福利国家都仍然存在。

　　特别是比较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情况，欧洲的情况有了极大改善。

　　当然福利国家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给逐渐富裕起来的工人和一般收入者一个幻觉，似乎他们也成了富有的人，因此他们就觉得自己也是财产所有者。

　　作为有产者，他们就变得不愿交税。

　　而福利国家的基础是建立在征税上的，当然，如果是让穷人交税来养穷人，那么这一制度内部就有问题了。

　　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指望穷人高速地发展经济，然后让他们缴税。

　　可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穷人们来说，一方面他们很穷困，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因此有政治上的要求。

　　既然希望穷人自己来高速发展经济是不现实的，那么就必须有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来帮助他们。

　　福利国家以前的做法，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穷人进行了赎买，这样买来了一种和平和稳定，因此在今天还是有经验上的意义的。

　　问我同意，相比较而言，欧洲内部的福利、交流、整合等多方面，包括欧盟、欧元等举措，都比亚洲等其他地区做得更好，在国际和平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反过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欧洲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福利的这一努力，欧洲人愿意并可以使之超出欧洲的范围之外？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在试图跨越国家的边界来建立一个欧洲的整体，但是，在欧洲的这些新的思想和制度创新，多大程度上，他们会愿意将之与比如说非洲的穷兄弟们共享？

　　史如果我们以美国的情况来看，它把全世界的人才都吸引过去，但并没有对全世界反馈人才的一个机制，因此它是不关心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的。

　　再看一看亚洲的强国，比如日本、中国，都有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一定区域内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是，比较而言，在跨出本区域去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上，它们好像也没有这种传统。

　　但是，历史地看，似乎惟一只有欧洲具有要对世界做制度性安排、对世界各部分的秩序重新进行组织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过去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错误的——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不过，我在这里不是要评价欧洲的历史责任，只是想指出，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使欧洲具有了一种潜能，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跨出欧洲之外，来对世界产生影响。

　　另外，今天的欧洲已经跨越了原来的狭义概念，不仅包括了一些穷

　　国，而且包括了土耳其、俄国等半在亚洲、半在欧洲的国家。

　　可以说，今天的欧洲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是意味着要把全世界都加以欧洲化，或者说要由欧洲人来领导世界，而是说它的经验可以成为一种参考。

　　比如美国，今天如果能借鉴和参考欧洲的经验，而不是借鉴中东的经验，那就会好得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美国的政治似乎是在从中东那里而不是从欧洲借鉴经验。

　　问对近一两年来欧洲出现的排斥外来移民的浪潮，你怎么看？

　　史移民本身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象征。

　　因此，这样一种对移民的排斥，是站在原有的民族国家角度所做的一种反应。

　　许多欧洲人受民族国家话语等因素的影响，认为外来移民是来抢工作、占资源、分福利等等，构成了危险和竞争，因此，他们产生了前边所说到的那种被欺凌、被侮辱感，于是，就要把移民排除出去。

　　在其中起影响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民族国家，一个是市场的竞争机制。

　　这也正是我觉得必须要解决的，但同时也是很难解决的，而要解决类似的问题，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整整几代人的努力。

　　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首先找到问题在哪里，以期为这样一种可能做一点贡献，这就是发现一种新的、民主的、全球性的治理结构，从而避免敌意的、暴力的、战争的解决途径。

　　我并不是想提供一个多么美好的关于全球化的图景，我只是想说，在市场的力量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力量，这些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些也可以构成很危险的东西。

　　比如政治意义上的羞辱与反羞辱、报复等形成的新的政治机制，本身可以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可以重现德国二三十年代的那种情况。

　　因此我们必须要来面对这种种力量，通过我刚才所说的四种可能、五种因素，来对它们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