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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2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作者：
李希贵，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历任高密四中语文教师、班主任、副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高密一中校长，高密市教委主任；兼任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山东省中语会副会长。
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其中《语文实验室计划》被列为国家教育部、人事部“特级教师”，并获山东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出版《教育艺术随想录》《中学语文教改实验研究》等专著；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让语文素养融进血液》《一个教育局长的听课手记》等二十多万字；先后参与教育部更新观念报告团，教育部高中新课程实验专家组，教育部《素质教育观念学习提要》编写组等项工作。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齐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等称号。
在《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中，李希贵用三条主线将若干取自生活，源于实践的小故事串联起来，每个故事都融入了自己对教育独特的感悟与思考，那点滴心语，可谓画龙点睛。
这三条主线分别是教学线、教育线和管理线，而统领这三者的便是一种“人”的精神，一种尊重人、欣赏人、珍爱人的可贵思想。
在教学中，他从一个语文教师干起，开始了对教育的实践与感悟，奠定了他的教育理想的“底色”，以自己的语文教学实践与改革为依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非常动人的语文教学图景，但最可贵的则是其中闪耀的人文思想的火花。
正如他所言：
“长期以来，用数理化的教学方式来进行语文教学，已经严重违背了语文学习的规律，训练代替不了积累，没有大量的诵读、涵咏、感悟和体验，语文水平便不可能提高。
”他指出：
“不好‘读书’，而好‘甚解’正是当前语文教学的最大弊端。
”他的“每天十分钟”让阅读成了孩子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的“语文实验室计划”，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让孩子们切实拥有了语文学习的自主权和阅读选择权，他还提倡“说你想说的，写你想写的，让写作成为情感的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成为生活的一种真实的需要。
”他的语文教学改革虽然冒着极大的风险，最终还是成功了，因为他相信，“一项改革只要触及了教育的真谛，只要接近了学生成长的规律，它没有理由失败！
”
在教育中，他深刻反思了自己学生观的渐变过程，那是一个在无数次错误和失败中摸索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与大师对话，从阅读中汲取养分的过程。
正是一颗好学又善于深思的心灵，让他一步步将“以人为本”的思想全面地融入自己的学生观中。
他眼中的学生是天真可爱的，有灵性、有梦想的：
他们会常常犯错，常常摔跟头，但在错误中成长、在摔倒后爬起来是他们必须学习的功课；他们的心灵美丽而稚嫩，需要我们去呵护、去理解；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容不得我们贸然闯入……他们的身上都流淌着渴望尊重、渴望认可、追求公平、追求自主的血液，而这些恰恰是教育得以萌芽的种子。
他注重经营学校文化，在高密四中提出了“永不屈服”、在高密一中提出了“为四十岁做准备”的极具个性化的校训，以振奋师生的斗志，内化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动力。
他始终站在学生和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经常思考教育应给学生留下什么?
提倡民主从课堂开始，着力造就一个“选择的校园”，给学生创造更多的“第一次”，哪里闪光就打造哪里，让学生在校园里“自由呼吸”。
对于一位校长而言，成就教师与成就学生一样重要，因为“教师以什么样的心态理解生活，就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教学”，在当代的中国，让师生们在考试的重压下自由地呼吸、自主地发展才是一位校长需要永恒探索的课题。
在管理中，他以营造“自由呼吸的教育”为使命，进行了一系列领潮流之先的探索。
在高密，他立志于让高密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潍坊，他致力于新课程改革，着力打造教育强市。
他将西方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新思想、新点子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的教育管理实践中，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首先，他明确指出，“教育不需要‘目中无人’的管理”，把矛盾消化在机制之中。
他以中考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初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出了“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重要”的管理信条；同时探索出一系列诸如“制造一杆公平秤”、“将竞争的机制引入学校”、“让聘任制软着陆”等管理原则，率先在全国实行校长职级制，使改革成为校长的需要。
他非常强调体制的重要性，也一直致力于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强调把最重要的事情首先做好，将教育领导者真正地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将智慧和时间投入到其真正的职责——“经销希望”、“组织才华和开发才华”上来。
从本周起，我们将连载《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希望各单位能组织教师认真研读。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教育其实很简单：
一腔真爱，一份宽容，如此而已。
、—李希贵
第一章乡村中学
回想走过的路,我至今难以忘怀高密四中。
位于山东高密双羊镇的那所乡村中学，是我教育生涯的第一个驿站。
在这里，我从一个语文教师干起，开始了对教育的实践感悟，奠定了我教育理想的底色，我越来越清楚的是，教育的本质是解放人—包括人的智力和心灵、思维和情感，而不是束缚人、压抑人、限制人。
一、 教育，从平等开始
||教师完全可以道歉
1980年12月，大学毕业的第二天，我来到了坐落在潍河东岸双双羊镇的山东省高密县第四中学，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这是一所只有9个教学班的农村高级中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农民子弟，学校在当地以吃苦耐劳声名远扬，“严格、严肃、严谨”的“三严”精神，是学校引以自豪的传统。
报到的时候，正是县里召开高考表彰会议的前夕，四中被指名在会上介绍经验，典型材料还没有写好。
校领导一见来了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二话没说，就把写材料的任务压给了我。
这下可难坏了我，不用说总结高考经验，就是让我谈谈教学常规也不见得在行，再加上人生地疏，对情况不熟悉，这经验可怎么总结？
可能当时的脸色难看，领导一个劲地安慰我说，不要紧，材料的框架县里都给定好了，就是3大块：
管理要严格、教育要严肃、教学要严谨。
只要把握这个大路子，就没什么大问题。
没有退路，我只好把能够搜罗到的关于中的文字材料，搬到我的宿舍，然后仔仔细细地阅读、体会。
拼了几天，香蕉是完成了任务。
到县里送材料交差很顺利。
据说原因就是“思路对头”，“三严”精神把握很到位。
后来才知道，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我教育的过程。
我是这所学校恢复高考后分配来的第一位大学生，怕我吃不透校情，思想不到位。
写总结材料，既让我了解了学校，同时也大概地了解一下我的情况，起码是文字方面的水平。
这个过程，事实上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育是什么？
教师应该怎样做？
教学又是怎么回事？
从那几天的深入阅读中，我得出了第一印象，而这“第一印象”一直作为我教学的底色，深深地影响了我好多年。
可见，教育无痕，有效的教育是把教育目的隐藏起来的教育，是不动声色的教育。
我开始为自己找一些“道具”，做一些伪装，力图把自己装扮得“厉害”一些。
因为，好多迹象告诉我，在这样一个校园里，厉害，其实就是优秀的代名词。
于是，在教室里，学生宿舍里，运动场上，甚至学生食堂里时刻保持着厉害的模样，严肃、冷峻、不苟言笑。
可是，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同学们并不买账。
一个星期天傍晚，上晚自习了，可班里的团支书和另外几个女同学没来上课。
团支书是我心目中的好学生，各个方面在班内都堪称楷模，今天竟然也旷课了，是不是叫老师们给宠坏了?
我很有些生气，蹲在教室门前，想来个守株待兔。
果然，不一会儿，几个女同学急匆匆地从校门口跑过来。
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阵急风暴雨，她们几个包括团支书都站在教室门前哭了。
下晚自习了，团支书和一位女生走进我办公室。
她们两个的眼睛还有些红肿，站在办公桌对面，显得特别镇静。
原来，她们是为了送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到医院急诊才迟到的。
当她们把病号安顿好，住上院，满心快慰地赶回学校时，满以为能得到老师的肯定，没想到老师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我一下子懵了。
面对两位可爱的学生，我好长时间无言以对。
她们两个也把头埋在胸前，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恰当的语言，最后，只好鼓起勇气说：
“看来还是老师错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了……”
她们像是被蜇了一样，不知所措，想说些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
最后，团支书说了一句叫我印象深刻的话：
“老师，您可不能说对不起；怎么说，错误也是我们当学生的。
”
真奇怪，她们越是这样，我反而越是内疚。
我把她们让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向她们认真地检讨起来，一直到她们那惊奇的眼睛变得兴奋，并且，像同行一样和我交流起来。
和学生平等地坐下交流，才知道她们并不是小孩子。
其实，她们有好多想法，甚至不乏真知灼见。
那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聊到很晚。
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学生。
原来，教师完全可以道歉，教育完全可以在乎起平坐的状态下进行，除了“三严”精神之外，道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开始思索，究竟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是有助于教育成功、有助于学生发展的师生关系，教育活动究竟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框架里才是真正高效的和有活力的，教师的民主意识对于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有哪些益处。
||学生不需要假分数
1982年夏天，我教的第一届学生毕业。
毕业典礼和班级师生茶话会上，向来被老师们看好的程联等几位“好学生”却不见了，班上的同学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程联是刚刚评上的省级优秀学生，按照当时的政策，高考成绩可以加20分录取。
全校仅有的两个“省优”指标能落到他头上，是因为他是高考“边缘生”。
仅靠分数硬碰硬，他肯定上不了录取线，加上这20分，为学校增加一个本科名额，那是十拿九稳的。
按说，这样的学生本应在茶话会上对老师和学校“感恩戴德”才对，关键时候怎么会不见了?
原来，他们几个早就烦透了学校，躲到校外野地里喝啤酒去了。
一直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把所有的课本，甚至把刚刚发下的毕业证书，全都抛撒到操场上烧了。
最后，他们几个竟然头拱在地上嚎啕大哭。
循着哭喊声，我找到了操场。
看到他们那狼狈相，我气不打一处来，大步赶上去，我的喊叫可能有点儿怕人，一下子把他们几个惊呆了。
我知道自己有些失态，缓了缓气说：
“你们这算干什么!
老师同学都在等着，你们可倒自在！
”我又盯着程联说：
“连你也这么不像话，你对得起学校吗?
”
这句话可能真的刺激了程联，他一下子跳起来，大声喊着：
“老师，我不要这20分!
我不会给你们涂脂抹粉了。
考不上大学，我也不要这假分数!
我知道，这分数应该是吴鸣的。
你们必须改过来!
”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省级优秀学生真应该是吴鸣的。
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还因为见义勇为受过轻伤。
但吴鸣太出色了，不用任何加分，考入名牌大学就绰绰有余，所以领导斟酌再三，还是忍痛割爱，把“优秀”送给了程联。
程联似乎还没有消气，继续发泄着，而且越说越激动，“什么老师？
什么校长?
全是为了名利!
我不给你们干了……，”
虽然是醉话，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刺激的叙说。
我们真该反思了，也许你并没有把学生看透，可他们却把你给看透了。
我这才知道学生渴望的不是偏爱，而是公平、公正；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会给他留下永远不能消除的阴影，甚至在他的同学中，他可能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我们没有想到的，学生却已经体验到了。
||还有比抓小偷更重要的事情
1983年，春季开学不久，我们班玄田田同学的外公从海外归来，带给她一款新颖别致的小坤表。
一时间，这事甚至成为全校的新闻——要知道，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一块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手表，却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
小玄把亮晶晶的小表戴在手腕上，走在校园里格外神气。
可谁知道，没过一个星期，手表不翼而飞。
为了找手表，有两天的时间，我几乎啥也没干，想了不少办法，但最终还是毫无线索。
到第三天，事情有了转机。
我正在办公室备课，班委中的几位女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她们半是兴奋半是紧张地告诉我，玄田田丢表的事有眉目了。
从玄田田的新手表失踪，她们几个班干部就感到蹊跷，再加上平时的观察、了解，就把目标悄悄地锁定在与小玄同宿舍的葛兰身上。
趁着上体育课宿舍里没人，她们几个到葛兰的宿舍里翻箱倒柜，终于从葛兰那个木头箱子里听到了“嘀嘀嗒嗒”的手表声。
怎么办?
有的说，葛兰自己从来没有手表，箱子里的表肯定是小玄的，把箱子撬开，肯定冤枉不了她；有的说，把葛兰叫到办公室，先审她一下，看她承认不承认。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把葛兰叫到宿舍，让她当着大家的面把箱子打开，一是不至于把箱子的锁撬坏了，二是捉贼要留证据。
我到现在也没法忘记，那天葛兰在现场的脸色，从黄到红，又从红到白，她被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
她当然说不出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是嗫嚅着，谁也不敢正视，到后来，趴到床上哭了……
接下来的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当天下午，葛兰就再也找不到了，她没有回家，我们费了好大劲才从邻村她姨妈家里找到了她。
过了一个多月，她的姨家表哥帮她把行李用自行车驮回家。
收拾铺盖的当儿，表哥长吁短叹地说，早知如此，他该把自己的手表送给她。
从春节开始，葛兰就为买手表的事和父母闹过别扭；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供她上学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
葛兰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毕业了，我们搞过几次聚会，葛兰却一直没有参加过。
有同学说，在集市上曾遇到过她，她在做着一个卖胡椒面的生意，见了老同学的面头一低就过去了，像是要说话，又像是要躲避。
从心里说，我希望的不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想教育出一个诚实的葛兰，但却没有成功，慢慢地我明白了，教育与警察不同，教育的成功绝不是抓出一个小偷，它还有比抓小偷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用情感改变一个孩子的心灵……
遗憾的是，到今天，葛兰再也没有与我联系过。
这是我教育生涯中永难忘记的一次失败。
二、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
||辅导不了的语文
1980年年底，我到四中报到的时候，离放寒假只有十几天了，校领导没有给我安排教学任务，而是要我给一位教毕业班的教师当助教，批改作业，辅导学生，重点抓一抓学生自习。
当时正是学期将要结束的时候，同学们刚刚学过的课文是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我自信在大学里学得不错，所以，并没有认真备课就走进了晚自习的教室。
不曾想，一节40分钟的自习课竟把我弄出一身汗来。
刚走进教室，前排的一位女孩就站了起来。
我赶紧让她坐下来，她提的问题倒是挺简单：
“间”，除了课文中的，还有哪些用法?
我给她举了几个例子，都是常见文章中的。
她很满意，会心地点头致意。
未了，又问，在这些用法当中，最重要的用法是哪一种?
我告诉她，不能分重要不重要，只能说它们之间有常用和不常用之分。
我给她讲了一些常用的句子，她有些惘然，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老师，能不能把它们常用的顺序给我排一排?
”尽管不太好排，但见她那有些执著的眼神，我还是试着给她排了个顺序。
等走到教室后排的时候，站起了一位大块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班的体育委员，数理化特别棒，被同学们奉为“数学大王”。
他的问题一个连一个．我想让他坐下，以减轻给我带来的压力，可他却特别“讲究”，就是不肯坐。
我记得很清楚，其中一个问题真是怪怪的，可你又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
“文章第四段也是文章的重点段，开头用了一个‘呜呼’，而结尾处又用了一个‘呜呼’，两个‘呜呼’孰轻孰重?
”其实，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思考过。
但我还是从内容上从感情上帮他分析了两个‘呜呼”的区别，各有哪些侧重，各有什么不同。
见他始终不解的眼神，我又进一步展开，把文天样的身世、经历甚至作者其他作品的情况向他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可是，他的眉头并没有解开．原来，他关心的不是这些。
他最后见我“不开窍”，只好向我交了底：
“老师，如果以‘呜呼’出一个题目，问我们哪一个‘呜呼’感情更强烈，感情更重，怎么回答能得满分?
你只告沂我这一个就行了。
别的我不想知道，讲多了我反而记不住。
”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因为做题、因为考试才学语文的。
不愧是“数学人王”。
提的问题也充满了数学气息。
我好长时间竟然说不出什么。
用数学的方法学习语文，你说他错吗?
可我们的考试就是这样考；你说他对吗?
如果语文这样学下去，到底能走到哪里？
1982牛高考．我被派到五莲县监考。
第一场考的是语文，当拆开试题袋，摊开试卷的一刹那，我几乎呆住了。
白纸黑字，作文题目正是我们班半个月前刚刚训练过的，就是范仲淹的那个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此时，我无法估量我的学生们在考场里的兴奋，但我可以预想到同学们的作文成绩，我期待着他们的成功。
我和同学们一直兴奋地等待着高考成绩公布，没想到，成绩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好。
一盆冷水浇得我清醒了许多。
我开始思考自己学习语文的规律。
长期以来，用数理化的教学方式来进行语文教学，已经严重违背了语文学习的规律，训练代替不了积累，没有大量的诵读、涵咏、感悟和体验，语文水平便不可能提高。
我开始回忆自己学习语文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一路下来，一个读书感悟而已。
老师讲了些什么，我真的记不得了，但读了什么书，在头脑中却非常真切！
我无意否认教师的作用，但是，要我说实话，我只能说，我的语文水平全是靠课我的阅读。
想来想去，还是从读书开始吧。
||从“地下图书馆”到“每天10分钟”
刚毕业的几年，我住单身宿舍，床铺底下满满的都是书。
为了使床下能放更多的书，我只好用砖头垫高了床腿。
—些被枯燥的学校生活煎熬的同学便盯上了我的床底。
于是，我开始把我喜欢学生也喜欢的书籍借给了那些“盯我床底的同学”。
因为高考的原因．学校图书馆是不向学生开放的。
同学们互相转告，很快．我的宿舍变得热闹起来……
我记得那个时小娅很有些诗人气质，把我收藏的诗歌与散文集读了个遍。
还有那个陈其，有事没事就去找他那位与我同宿舍的班主任。
一进宿眼睛就瞄上了我那床底。
他很喜欢小说，但在那时读小说是大逆不道的。
他点子倒是蛮多，说是替他表哥借一下，看完马上送还。
结果，非常不幸的是，连续两次，教导处的老师在自习课上抓到学生读的课外书，都写有我的名字，源头都在我这里。
于是，校领导找我谈话了。
他们明确地告诉我，这样下去，会影响高考。
学生忙着读与高考无关的“闲书”，考不上大学谁负责?
我当然负不起这个责任，“地下图书馆”只好暂停“营业”。
这样一来，同学们不答应了。
而且，我也开始感受到了阅读给学生带来的语文水平上的提高。
但是，人微言轻，我没有办法说服别人。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地下阅读转向公开，把阅读的剂量变得小一点，把阅读的内容编排得科学一些。
这就是后来的“每天10分钟”课外阅读活动。
首先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搜集可供阅读的材料，归类整理，加上阅读提示，打印后，每天定时发到学生手里。
因为每个材料占用的阅读时间大约在1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就命名为“每天10分钟”课外阅读活动。
从材料的类别来说，一是配合新授课，帮助解决教材中重点难点的；二是帮助学生对一些成语、典故加深理解的；三是对学生课外阅读引路的，选取体裁、题材不同的材料，分别加上阅读要求，使学生明确阅读不同类别文章需要做哪些工作；四是对课文内容归纳整理的。
星期天、节假日不发放“每天10分钟’’材料，而改为由学生搜集、提供“每天10分钟’’的材料，有价值者打印并署上搜集者姓名，以示鼓励。
当然、材料内容一定要简明扼要，防止要求过高、过繁，使?
使学生有负担，产生厌学情绪。
再一个就是制度化。
切忌不定时发放，即使每天都发，也要严格规定每天发放的时间，使学生的阅读形成规律。
三是抓检查落实。
每份材料都必须采取不同形式落实好，谨防积压成灾。
这项活动进行了好多年，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20年后，我的一些老学生经常在他们的谈话中流露出来：
老师，你在“每天10分钟”中说过，“少年得志一大不幸”；老师，你在……
我说，不是我说的，是古人说的。
学生们说，我们不管，反正我们只记住了那个“每天10分钟”!
教育有时就是这样奇怪：
我们耗尽心血和时间经营的—例如课堂教学中老师苦心孤诣的讲解辅导——很快就会被孩子们忘掉，而我们无意中播下的种子，却在孩子生命的原野里长成了一棵大树，让他们受益终身。
每一位善于思考的老师，都应当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
我们究竟该怎样把这种“有意的”教育和“无意的”教育结合起来。
||让学生当一当老师
“每天10分钟”活动给我的教学带来了自信，同学们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高涨起来。
这时候，我已经有了许多从学习生活转向教书生涯的感悟。
我深深地体验到，对学生来说，教一遍可能比学十遍更加有益。
我开始尝试让学生当一当老师。
于是，我从学生代替我命考试题目开始了这一探索。
学生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他们真正把语文课当成自己的自留地了。
后来，我逐步让学生参与语文教与学的全过程，从备课、讲课、疑难问题解答、命题考试、讲评，全由学生自己‘‘演戏”。
我们在班里成立一些特别的学生组织，如文言实词部、文言虚词部、文学常识部、古典戏剧部等，每个部都由一部分同学组成。
负责本部分知识的同学不仅自己要认真钻研，而且还担负着解答同学疑难问题的任务。
知识点承包下去后，再根据语文学习多环节的特点作了程序安排。
首先发动学生认真自学并填写知识点表格，然后以学习小组或学生工作委员会各部为单位，针对一课或一个单元进行问题处理；接下来让学生在掌握课本基础知识，把握教材难点、重点的基础上编选测试题目，并进行自我测试，然后查漏补缺；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性的检查考试。
这样让学生人人参与，各负其责，整个教学过程环环相扣、一丝不苟、井然有序地进行下去，教学效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年底考试，我那看上去有些乱糟糟的班，语文成绩却非常好!
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改变了中国农村贫穷的面貌；而我在语文课堂上试验的“包产到户”，同样解决了学生学习语女的积极性问题。
由此看来，一切的教育都应当从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入手。
||没有老师的语文课
1991年，高密四中高一扩大规模，因种种原因，新扩出的两个班暂时没有语文教师。
实在没办法，我们只好让其他班的老师帮这两个班的学生共同拟定自修计划，然后让学生们自修。
自学课文太枯燥了，老师就把他们带到阅览室读书；有时候阅览室忙不过来，就把图书馆的书借来，分到学生手上轮流阅读。
我们发现，这样上语文课同学们反而非常喜欢。
过去,我们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到最多的常常是大家对语文教学的意见。
这下倒好了,没有了教师反而意见也没了。
但是，从学校领导到语文老师，大家还是捏着一把汗，担心教学成绩一旦差得太多了，对学生家长难以交待。
接近一个学期，一直就这样“凑合”着。
等教师调配来了，这个学期也快结束了。
谁知道，期末考试成绩却叫我们大跌眼镜—这两个无人上课的班级不仅基础知识部分不比平行班差，而且阅读和作文的成绩比平行班还略胜一筹!
这个成绩让语文老师非常尴尬。
我们开始反思我们的语文教学。
老师在课堂上到底有多大作用?
语文到底是怎么学会的?
事过十几年，到今天我们在全市小学推进“攀登英语”实验，课题主持人的一句话又让我想起了当初的尴尬。
这位主持人说，我们的英语教学实验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用非英语教师来教英语。
因为这些教师不懂英语，他们不会说，也不会读，只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同学们说，让同学们读，学生的主体地位自然得到真正的落实。
说得多么风趣，又多么深刻!
今天再来想一想那两个班的语文课，不正是因为没有了教师“口若悬河”的分析讲解，没有了教师填鸭似的机械训练，才有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吗?
就像幼儿学走路，的确需要扶持，但决不能一味地扶持，孩子真正学会行走和奔跑，都是在大人松开扶持的双手以后。
叶圣陶老先生的话更是给了我们勇气，他说：
“在中学里，教师也应该逐步少讲，逐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学，到中学毕业的时候，学生如果完全可以自己学了，那才算真的毕业。
”
于是，老师们从这里开始了语文教改的探索。
||“ACT语文教改实验”
1992年春节之后，我想在语文教学上动一点大的手术，于是找来了语文组的骨干老师会诊。
在讨论的过程中，一位女教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她爱人是我们学校的数学教师，她举了与爱人用不同方法记大门钥匙的例子，来说明语文思维与数学思维的差异。
她一直根据钥匙的形状来判断哪一把钥匙是大门钥匙，而她爱人则根据钥匙距离钥匙串上刀子的位置来寻找。
这个小故事使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讨论了一个星期，教改的方案基本定了下来，主旨就是放权利、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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