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名人的美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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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名人的美文
描写名人的美文
【篇一：
描写名人的美文】
文学巨人——鲁迅
鲁迅是中国的一颗璀璨明星,它是青年们永恒的导师,黑暗道路中的一团火焰,一个令敌人都敬佩的战士.他用笔做武器,用文字作军队,向旧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然而,若不是鲁迅在休息的时候写下了这本《朝花夕拾》,又会有几个人知道他那童话般美丽,却又充满了伤感与无奈的过去呢?
只是一部鲁迅的回忆录,只写了鲁迅的回忆.然而,鲁迅把这些看似毫无用处,只能被当成一种消遣的往事写了下来,却让我们发现,让我们明白,那些“琐碎”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太多的旧思想、太多旧社会的错误以及许许多多希望改革的有志青年的无奈.不单如此,啼笑皆骂的鲁迅即使是在写回忆录,他也不会真正的休息.在“正人君子”和“青年人的领导者”面前,鲁迅敢骂,鲁迅要骂,他骂得酣畅淋漓,骂得人心舒畅；在守旧思想和军阀势力面前,鲁迅善讽,鲁迅定讽,他讽得对手无话可说,讽的邪恶有口难言.无论是什么时候,鲁迅都会让那些误导中国方向的人们,不,是“豺狼们”被打成“丧家的落水狗”.熟话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周家这位树人,身上凝结了何止百年中有志之士的精神与力量啊,他分明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之中所有爱国之人、有心之士所凝聚而成的结晶,一束引领着中国青年向前,向着未来急速飞驰的强光.他在黑暗中用笔铺成一条走向光明的五彩之路,用纸垒成一堵排开黑暗的坚实之墙；他在困顿中用心中的利刃劈开一道道明亮的缺口,用手中的盾牌抵御一次次邪恶的反扑.纵然,他决定稍作休息,也会让那些在黑暗中爬行的“毒虫”不敢猖狂.
他,鲁迅,是真正的革命战士,一位不朽的树人,一点不灭的光源!
【篇二：
描写名人的美文】
【篇三：
描写名人的美文】
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
“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
回家，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
“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
“爸爸，你走吧。
”他望车外看了看说：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儿说：
“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
“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泪来。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
“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老王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
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
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
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
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还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
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
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
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
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
他也许是从小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
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
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
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
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
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
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
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到医院门口等待。
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
他说：
“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
“你还有钱吗?
”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
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
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
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
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
他说可以凑合。
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
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
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
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
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
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
“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
他只说：
“我不吃。
”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
他赶忙止住我说：
“我不是要钱。
”
我也赶忙解释：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
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
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
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
我问“老王怎么了?
好些没有?
”
“早埋了。
”
“什么时候死的?
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
我也不懂，没多问。
胡适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
“穈先生也掷铜钱吗？
”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过被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
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说：
“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
“娘（凉），什么！
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
她说：
“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
好用来说嘴！
”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
鲁迅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
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
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
”他问。
“可以抄一点。
”
“拿来我看！
”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
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
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
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
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
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
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
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
“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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