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国IM曲线亦即外国EX曲线,本国EX曲线也是外国IM曲线,所以,本国贸易顺差时必然是外国贸易逆差。
在保持国内均衡的前提下,两国各自力图通过调整汇率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那么,两国汇率博弈是典型的零和博弈,任何一方得益即是他方的损失,得益与损失之和为零。
单方面的政策改变会给对方带来负“外部效应”。
若博弈初始汇率是均衡汇率q*,双方得益均为零,任何单方增加收益的行为意味着从对方抢夺,所以,对方必定采取策略保护本国利益。
在完全且完美信息的条件下,双方会放弃单方政策调整从而维持外部均衡。
只有此时,纳什均衡才能得以维持。
如果博弈开始汇率是q,并非均衡汇率q*,则本国得益外国损失,外国期望弥补损失,本国竭力保护得益。
因此,这个零和博弈中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不存在。
单纯运用汇率工具调节两国的贸易是零和博弈,双方谈判力量的差异会形成“掠夺”均衡。
汇率博弈的结果取决于两国的谈判实力,两国力量相当,则汇率维持不变;若一方占优,优方会利用汇率“夺取”主动。
（2）非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
假设外国的谈判力量大于本国,双方博弈结果是本国汇率由q上升到q’,外国贸易逆差由m减少到m’。
作为本次博弈中受损方的本国,有充分的扭转动机。
根据假设,为了本国内部均衡,将采取贸易政策改变国际收支,可能实施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等措施鼓励出口;或者采用实施贸易壁垒,进口配额等手段限制进口。
如图2,假设本国在调整汇率后,无法忍受汇率提高带来的顺差损失,则采取增加出口的贸易政策,消除汇率变动的福利损失。
出口曲线EX向右移动变为EX’,均衡汇率水平上升。
可以看到,在汇率水平q’时,由于EX曲线右移,本国贸易顺差由m’变为m”。
如果m”=m,那么贸易政策改变就抵消了汇率变动的效应;如果m”m,反映政策力度过大,不仅抵补了贸易损失,还造成了新的贸易顺差。
本国在实施贸易政策弥补福利损失后,外国发现汇率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会随之调整贸易政策增加出口,使IM曲线左移至IM,均衡汇率回到初始状态,本国贸易政策的效力被消除,贸易顺差仍是m’。
此时的情况与首次博弈结果相似,贸易差额和均衡汇率相同,不同的是双方贸易额有了增长。
如果博弈未达到均衡,本国仍会继续调整贸易政策,外国也采取同样措施,博弈过程再次演变为猜硬币游戏。
与之前不同,博弈双方未处在同等地位,外国的谈判力量大于本国,上述博弈过程会持续到汇率q,达到外国的期望才告终。
可以预见,当博弈结束时,本国国际收支从顺差变为逆差。
这是一种“侵略性”博弈,外国依靠强大的谈判力量在汇率协调中占优,把原本属于本国的福利完全“掠夺”。
（二）中美汇率博弈的现实分析
（1）中国汇率与贸易政策的搭配调解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大势下，并没有使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得到逆转,原因之一是贸易政策在国际收支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鼓励出口,我国制定了包括出口退税,优惠税率等鼓励政策。
出口商品依靠国内低廉劳动力成本以及政策扶持,在加工贸易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贸易出口仍然增加。
出口商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没有缩减出口,相反,还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弥补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价格损失。
在这种中国贸易政策的促使下以及种种原因，贸易出口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结果是人民币升值的作用被大量出口增长抵消。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是加工贸易,出口主要市场是美国,原料进口主要在亚洲国家,所以,对美贸易进口比较少。
中国希望进口高科技产品（包括军事产品）,美国限制购买,贸易进口阻塞。
中国公民到美国旅游消费,美方不发签证,损失了“出口”。
中国希望购买美国企业股权或收购企业,美方以种种理由阻挠,导致很多资金投向其他国家。
（2）中美间的非经济因素改变中美汇率博弈结果
纵观美方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和人民币升值,中美双方都把汇率当成了政治筹码而非单一的经济变量，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问题和政治手段。
中方为了在汇率问题上取得进展,就需要在其他问题上对美国做出让步，近年以来，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采取多边手段，推动印度、巴西、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向中国施压。
下一步，美国不会只盯着汇率问题，而是打组合拳，拿中美之间存在的其他贸易、投资问题说事。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财长就向中国提出取消对外企的歧视性政策、取消投资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要求，以经济手段赚取政治利益在美国身上已是家常便饭。
而近年来，美方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这个大棒，频频迫使中方在全球政治舞台做出让步，人民币汇率成为双方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博弈的重要筹码。
以中国“汇率操纵国”的提案等政治手段左右着中美汇率博弈的结果以屡见不鲜，汇率之争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竞争战略的延伸，美国利用金融和贸易双重手段来打压其像中国这样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面对以美国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世界霸主的地位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涉，在这场中美汇率博弈上很难出现中国理想的双赢模式。
（3）国外各种因素交织影响着中美汇率博弈的结果
1）借人民币升值问题转移美国国内失业压力；据美国劳工部2011年4月底的报告显示，美国失业率连连攀升，已升至9.1%。
国内持续的高失业率必将会对执政党不利，在选举中赢取选票对执政党是至关重要的，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历来是美国政府用来转移国内焦点问题的主要手段。
为了选举，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了美国失业率过高的矛盾转嫁对象，近年来这种卑劣的政治手段屡见不鲜。
2）人民币的升值会引导国际上大批的热钱涌进中国金融市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充分证明国际上正是存在一些大的基金和财团（如索罗斯和罗杰斯等一再鼓吹人民币升值），手持大量的热钱伺机而动，通过本币的的大副升值，它们便可从中获得利益然后抽身离去。
这种热钱一旦流入的房地产、股票等资本市场，泡沫必将破裂，导致资本市场的崩溃，从而使得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增加，最终使得本币国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3）通过人民币升值使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缩水。
降低中国对美国金融业的威胁和影响；2010年3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接近1.3万亿美元，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开始显现，再加上美国国内持续的高失业率，这一对原本互利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尤其是中国不断增加的美国国债引起了美国的忧虑。
一方面，美国担心中国如果突然减持美国国债将会引起美国经济恐慌，对美国形成重大打击；另一方面，美国担忧中国不断增加美国国债的持有会使美国金融行业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加深。
美国感觉金融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促使人民币升值是舒缓这一威胁问题的最佳方法。
因为人民币升值将会使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缩水。
在这一背景下，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骤然增加。
二、对人民币升值引起的严重后果分析
（一）升值加速通货膨胀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5%通胀率已成我国通胀的常态，而人民币汇率不断攀升，严重削弱了我国应对高通胀的宏观调控政策，当前食品和燃油价格上涨超出政府预期，通胀压力依然严峻。
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中，货币升值可以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但是，这个教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适用，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相反，人民币升值不仅难以抑制通货膨胀，反而成为加速通货膨胀的因素。
在当下，海外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并主导了对外出口，外商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54％，同时，海外资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大量的国内企业股权，此时，逼迫人民币升值既有借口，又十分有利。
若人民币开始升值，并形成持续升值的预期，从而，大量投机性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涌向中国房地产市场、企业股权市场和股票市场。
央行通过发行票据对冲美元，希望维持人民币升值的节奏。
这种调控手段正中美国及投机者得下怀，在这场对冲的交易中，本质上是把国内生产经营机构的资金搬运给了海外机构，其实美元悄悄地扩大着自己的经济版图，把美元符号变成了实物资产和资源，同时坐拥人民币升值的收益。
若美元为了应对人民币的升值节奏，采取推行减息、贬值、宣称无限流动性的美元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已难以避免了。
而这时的国内，生产经营单位营运资金紧张，而海外机构持有充裕的人民币热钱，可以大举投资和收购，抬高了资源和产品的价格，这时的通胀已经严重制约了正常的国民经济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二）升值酝酿金融危机
截止2011年3月底中国位居世界第一的3044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成为国际游资的猎物。
它让国际猎手们感到极度兴奋。
其实，从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天起，中国财富就开始了国际化的大转移：
从中国本土转移到海外，主要是美国。
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政策只是加速这种财富的国际转移，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其他问题。
人民币升值幅度与人民币存款利息之和一旦大于美元资金成本，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过度和存款加息的过度。
人民币升值的直接损失不是出口商品减少、没有换到美元，而是中国的3044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像冰雪一样每天在融化、是国民财富在被弱势美元所蚕食。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大量海外在华资产在完成国内增值之后可以换取更多的美元，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轻而易举地兑换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而把中国依靠消耗资源和劳动力挣得的财富不断消耗在人民币与美元的这场较量之中。
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惨痛代价。
若人民币过快地升值，往往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中国有3044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忽略了海外资本已经掌握了巨额的人民币资产。
这些已经增值数倍的人民币资产必然会选择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到顶峰后撤离中国。
人民币加速升值意味着外资回报率的加速提高和外资集中撤离中国时间的提前。
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之后，外资的人民币资产一旦选择撤离中国，将更快地、更多地消耗掉中国外汇储备。
实际上，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把中国经济逼进越来越缺乏回旋余地的境地。
届时，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各类企业股权、债券贱卖给外资机构就成为必然的结局。
简言之，中国正在重复着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道路。
（三）导致国内货币调控手段陷于被动
在人民币升值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那么，会导致负利率的情况加剧，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存款会受到更大的损失，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恶化；相反，如果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量，那么，会导致海外热钱套利空间加大、内资企业的发展机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并给外资收购中国企业和国内资源提供更大的机会，中国经济拉美化趋势会更加严重。
后者的政策尽管可能暂时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但是，通货膨胀会在未来伴随着金融危机以更加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日本泡沫经济教训是在日元升值下，出口减弱，经济下降，就未施行紧缩货币政策（也是避免热钱冲击）。
房地产泡沫破裂破环了资产结构，热钱从股市上拿走了很大利益，各国经济危机爆发的历史事实已屡次证明这一点。
（四）导致国内外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失衡
在加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国内加息的空间有限，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可能长期维持在负利率的水平上，使得存款者利益受到损失，从而逼迫部分存款离开银行，形成现实购买力或被迫跟随国际热钱炒作资产价格，从而增大通货膨胀压力。
2010年度CPI一直维持在5％，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3％以下，活期存款利率是0.4％以下，居民存款利率就成了－2％以上，以2010年12月份全国居民存款总额为57.6万亿无存款余额计算，负利率使得全国居民存款者的损失在11520亿元以上。
人民币兑美元是从2005年7月开始升值的，此前，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在8.27左右，之后开始一路升值，并显现加速之势，截止到2011年1月底的中间价已突破6.50，升值幅度为20.00％，中国的汇兑损失超过4500亿美元，相当于损失3.6万亿元人民币，将近2010年全年中央财政收入8万亿元人民币的半数，是央行自有资本金的20倍。
如果2011年度人民币继续升值10％，中国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应地贬值3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财富再次损失2.4万多亿元人民币。
企业和居民的存款损失与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之和在5.5万亿~6.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2010年度中央财政收入8万亿元人民币的68％~75％，也大幅超过了2010年度中央企业创造的利润的总和。
上述两项损失的区别在于：
负利率造成的存款损失属于国内财富的再分配，美元储备的贬值属于国民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属于国民财富流失。
这将是我们推行以人民币升值为主的政策的代价。
三、中美汇率博弈的应对措施
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
同时，汇率政策应该服务于利率政策与财政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和财政政策让路，通过利率、汇率、财政、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和调整，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
汇率的调整幅度要关注基期与未来的经济增长变化，同时，宏观政策要合理调节汇率变动带来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变动关系，合理处理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注程度，多方位、多角度降低汇率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存款利率，改变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同时，相应地，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升值调整为贬值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定货币政策必须同时考虑下列四个基本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平衡：
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美国基准利率或国际游资成本。
从理论上讲，最佳的平衡状态应该是：
人民币存款利息收入加上或减去人民币贬值或升值所形成的汇兑损益之和，等于国际游资的资金成本。
如果其中的某个要素发生变化，那么，可以根据经济环境的具体情况，通过调整另外两个要素或另外两个要素之一来实现新的平衡。
根据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和国际游资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式，可以看出，在维持正利率的前提下，通货膨胀率上升，本币就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
出现通货膨胀应该成为本币由升值转为贬值的分水岭。
以中国当前的情况为例，2010年度全年通货膨胀率维持在5%，央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应该从目前的3%以下调整到4.8%之上；而美国目前的基准利率是3.0%，可见，如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改变人民币负利率的现状，人民币不仅不应该升值，而应该贬值。
一个国家，没有理由在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选择外汇贬值和本币升值，更没有理由在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继续选择本币升值甚至加速升值。
通过提高人民币存款利率、扭转人民币负利率的局面、适度地对人民币进行贬值，有利于达到以下目的：
首先，人民币贬值可以减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
人民币少升值1%，相当于中央银行少损失30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少升值10%，相当于少损失3万亿元人民币。
只要中国没有把过多的外汇储备降到合理的水平上，中国就应该阻止人民币升值。
其次，人民币存款由2%利率变为正利率，可以增加储户收入，有利于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储蓄稳定和物价稳定。
再次，提高利率意味着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成本，也意味着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成本。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摆脱粗放经营的根源在于，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类资源要素如土地、燃油、矿产、水、劳动力等价格长期低于合理水平。
在开放的经济体内，提高资金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就意味着把财富留在了国内，同时，也有利于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
（二）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整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
通过提高利率水平、资源价格和环保标准，将在短期内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可能造成短期内的物价上涨，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这不是坏事，相反，一定程度上的通胀可以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
这类成本推动型通胀可以改变国内的利益分配格局，避免进一步资源浪费，同时，通过通货膨胀率与利率的挂钩，将人民币由升值趋势转变为贬值趋势，可以避免国民财富的流失。
只要财富留在了国内，只要财富没有流失到国门之外，政府就可以利用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来解决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问题。
把财富留在国内是政府调控经济的物质前提。
当前，财政政策调控的总体方案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在财政政策扩张的同时，随着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应调整，国内产出明显扩张，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变动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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