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魂解说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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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魂解说词
第一集1926年的夏天，北伐革命的烽火从珠江流域一路北上向长江流域推进。
历史的目光，开始注视长江中段这个最炎热的城市——武汉。
当时的武汉，还分别称为武昌、汉阳和汉口。
这里是中国近代军火工业的聚集地，同时也是北洋政府的政治、军事重镇。
在武昌的南部，便是素有“荆楚南大门”之称的小城咸宁。
咸宁地处从湖南、江西两省北进武昌的交通要道，特别是城外一南一北的两座石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北伐军要夺取武昌，必须首先夺取汀泗桥和贺胜桥，汀泗桥位于湖北的咸宁境内，是武昌铁路上的军事要隘，它三面环水，东面高山矗立，只有西南角一个铁路通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926年的8月，汀泗桥和贺胜桥就这样出现在北伐军与北洋军阀进行决战的战役沙盘上，成为兵法所说的“我必攻，敌必守”的战略要地。
守桥一方的统兵者，是直系军阀名将吴佩孚。
吴佩孚号称“常胜将军”，在军阀混战中曾连败皖系、奉系军阀，被西方评论家视为“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中国最强者”。
1924年9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还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
首战汀泗桥，吴佩孚尽管占有地形上的优势，但是他依然小心谨慎，派驻了两万重兵进行把守。
在那个热得让人烦躁的季节，吴佩孚将迎来一个怎样的对手呢？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汀泗桥之战吴佩孚纠集了两万主力，凭着汀泗桥的自然天险想喘息待援，但是咱们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趁着晨雾翻山越岭，从侧后向敌人发起了攻击。
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攀越山间小道，突然从侧后发起的攻击，令吴佩孚领导的守军腹背受敌，猝不及防，阵脚大乱。
桥南的北伐军乘机发起总攻，一举取得了“汀泗桥大捷”。
再战贺胜桥，吴佩孚加固了阵地，增兵五万，连他本人也亲临前线督战。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打贺胜桥是8月30日，北伐军发起了贺胜桥战役。
叶挺独立团担负从正面沿路的主攻任务，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插入敌人纵深，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打败了人数上超两倍的北洋军阀，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门户。
这个北洋军抵挡不住北伐军的进攻，仓皇撤退，向武昌溃逃。
经过这两次战斗，吴佩孚的精锐部队损失减半，败走信阳，从此一蹶不振。
汀泗桥、贺胜桥成了北洋名将吴佩孚的“滑铁卢”，作为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才生和久经沙场的老军人，吴佩孚百思不得其解：
无论是名气、资历还是战场经验，他绝不输于北伐军的任何将领；若论兵力和武器装备，北洋军远强于北伐军；再说执行战场纪律，北洋军的督战队执法严酷，大刀砍下的逃兵头颅比比皆是！
此外，北洋军是据险固守，还占有地形之利……然而怎么就一败再败呢？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北伐革命）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北伐军不光是在这两战，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全力配合，好多老百姓都参战了。
包括叶挺独立团还是当地的一个老百姓说我知道这个路，我领你们从背后侧后插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第二点就是有我们共产党的合作和配合，尤其重点指出的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叶挺独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继汀泗桥、贺胜桥大捷之后，又率先登上武昌城头，被武汉广大民众称颂为“铁军”。
而在叶挺独立团这一天的阵亡报告表上，整整排列着191名勇士的姓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作为北伐先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北伐军中受共产党影响最大的一支部队；而作为北伐先锋的先锋，叶挺独立团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它从班长到团长的各级指挥员，绝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最初的实践，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仅仅只有五岁。
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表现出掌握武装实现目标的初步认识。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就开明宗义地宣称：
要“以无产阶级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这一纲领虽然没有对如何缔造一支无产阶级军队做出清晰的描述，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为此做了一些必要的干部准备和舆论准备。
1921年冬，中共旅俄支部从东方大学选派肖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四人进入红军军事学校，接受军官训练，这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第一批军事留学生。
此后不久，周恩来、阮啸仙、蔡和森等党内重要骨干对建军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周恩来在1922年发表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提出：
“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
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同年3月，阮啸仙在《青年周刊》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军人》，提出要“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
蔡和森也于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呼吁：
民主革命仍要靠人民的武装斗争，并提出仿照苏俄红军建立军队。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事部。
这是中共中央专门为领导军事工作而建立的核心机构，首任委员为张国焘、任弼时、王一飞三人。
此后，共产党部分省区也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或设军事特派员，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工作系统。
历史也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24年春，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此时，孙中山已经强烈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便无法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
于是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
在这个如火如荼、史称“大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黄埔军校的初建工作，开始为后来漫长的武装斗争道路培养军事人才。
照片上这些身着军装的人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和重要骨干，他们在1924年秋冬季节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先后来到黄埔军校工作。
周恩来、熊雄、鲁易、聂荣臻等人先后担任政治部的领导工作，肖楚女、恽代英、高语罕、张秋人等人分别担任了政治教官。
1924年初夏，黄埔军校刚开始酝酿招生，中共中央就立即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号召党内优秀青年“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
当时，全国的党员人数不过500余人，但报考黄埔第一期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达56人，占总数的1/10。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及武汉分校共招收了六期学员，各地党组织先后选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就达500人之多，他们后来都成为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杰出将领和得力骨干。
当时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正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积极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建设。
他曾担任黄埔军校湖南考区的主考官，为黄埔军校选送了一批湖南籍党团员考生；后来又同刘少奇、苏兆征等一批党的工农运动领袖来到黄埔军校讲授形势、任务和政策。
毛泽东后来说：
我们在直接准备和组织军队的问题上，“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这首著名的《黄埔军校校歌》，就创作于那个年代。
歌词作者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共青团员陈祖康。
这首校歌试图用形象化的语言，来道出国民革命军同以往旧军队的本质不同。
黄埔军校参照苏俄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国民党特别支部、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毛泽东评论说：
“这种制度全中国历史上没有，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改其面目”。
而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主持下也是生气勃勃，有声有色。
“革命军队要与被压迫民众携手共进”、“在大革命中争当奋斗先锋”，这样的革命道理成了黄埔同学的政治必修课。
当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队长、后来的开国元帅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武汉军校时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是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关头。
”
在这里产生转变的，绝不止徐向前一人。
在这所蒋介石亲任校长的校园里，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张宗逊、杨至成、周士第、郭天民等一大批优秀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将领，他们在绵延22年的革命战争中，把昔日的校长打得闻风丧胆，败走台湾。
与南方高涨的革命形势相呼应，在中国北方也创办了有中国共产党参与的两所军官学校。
这是1927年2月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当时被称为“西北黄埔”，专门培养军事、政治干部。
与广州的黄埔军校有所不同，这是由共产党人完全领导的一所军校，它由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
军校的主要领导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
另一所军校是在杨虎城的部队中，由共产党员魏野畴、吕佑乾、刘含初、赵葆华等协助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它以军事为主，兼顾政治课。
从这两所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大多数成为1927年清涧起义、1928年渭华暴动和皖北刘集暴动的领导人和主要骨干。
在积极参与创办军校、培养军事人才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尝试建立自己直接指挥的革命武装。
1924年12月，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委书记周恩来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在广州大沙头创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这支武装由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周士第、徐成章、赵自选担任正副队长和军事教官，中共广东区委成员廖乾吾、曹汝谦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工农青年中挑选的100多名积极分子所组成。
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控的铁甲车队一经成立，就在支援工农运动、打击旧军阀的斗争中大显身手。
铁甲车队先后在第一次东征中担任开路先锋，在援助省港罢工中和工人纠察队一起封锁香港，在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的叛乱中，坚守革命后方。
一年之后，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的部分学员为骨干，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四团，这就是后来在北伐中夺取汀泗桥、贺胜桥一战扬名的叶挺独立团。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初期有八个军，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这是他独树一帜的地方，他的干部任命、人员补充都是由党来做决定的。
独立团还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干事会，也就是党支部，还有基层组织，党小组。
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还掌握其他一些部队，像卢德铭的警卫团、第四军教导团、西北的徐权中旅和谢子长等部，这些革命武装后来成为党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
其实，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掌握更多革命武装的可能。
然而，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只重宣传，不重武装，对党独立领导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还缺乏必要的认识，这导致了党对革命武装的重视程度不够。
这位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陈独秀，精通诗文，熟读马列，尤善宣传鼓动，口诛笔伐，但却绝少提及“工农武装”、“军事斗争”。
1922年他在苏联莫斯科得知肖劲光没在东方大学读书而是去了军校学习，马上对肖劲光等人发了一通脾气说：
“你们想干什么？
想当军阀吗！
”从这里能够深刻感受到：
在陈独秀眼中，革命的当务之急还是用笔杆子和传单来宣传党的政治主张。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偏好笔杆子，而国民党的蒋校长却极端重视枪杆子。
几乎从黄埔建校伊始，蒋介石就特别注意掌握军校的人事权、学生的分配权和武器管理权。
黄埔一期学员刚毕业，他就利用这些人当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一年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中实力最强的第一军。
蒋介石不仅大抓兵权，而且十分警惕兵权旁落他人，尤其是落入共产党之手。
1997年1月19日，中华一代名舰“中山舰”在沉没长江半个多世纪后，于湖北武昌的金口江域打捞出水。
这艘1910年从国外定购、1925年被广州革命政府命名为“中山舰”的中型巡洋舰，不仅寄托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重建“强大之海军”的强军梦，在它苍桑的背影里，还潜藏着蒋介石当年蓄意谋划的一个险恶阴谋……
1926年3月18日晚，时任国民党海军局代理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突然接到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传来的蒋校长命令，速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
然而，第二天当中山舰抵达黄埔时，蒋介石却故作惊诧，否认曾发出调舰命令，随即便散布谣言称中山舰开进黄埔是“共产党要暴动”，并以此为借口，派兵逮捕李之龙，同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还拘留了第一军第二师的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宣布广州戒严。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第一个信号，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打击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扩充自己势力，争夺革命领导权，实现独揽军权、政权、党权的野心。
然而，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致使第一军党代表周恩来以及两百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军队，蒋介石夺取第一军军权的阴谋终于得逞。
中山舰事件之后，第一军成为了“蒋家军”。
在后来的北伐中，第一军战绩平平却一路招兵买马，当蒋介石到达长江下游时，第一军已经扩充为几十万人的第一集团军，并以此基础发展成蒋家王朝的嫡系——中央军。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国民党新军阀在排斥共产党人掌控军队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
举个例子，北伐战争中北伐军攻占武昌后，第四军扩编，戴吉、黄吉祥几个团长都升了师长，那么叶挺的叶挺独立团也扩编为25师，但是他只当了一个副师长。
陈赓在东征当中就是连长，蒋介石说此人是共产党人，不能重用，所以就升不上去了。
总之这些国民党新军阀对共产党人是很忌讳的、很排斥的。
历史曾经给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的机遇，但处在幼年的党却失之交臂，周恩来作为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后来反思这段历史，曾感慨地说：
如果中央当时重视军队，在北伐时党至少可以建立10个师的武装。
反思既往是为了向前探索，然而，历史不会给人更多的时间思考。
一场腥风血雨正在向共产党人压来，这些工农运动的领袖们还没来得及学会操枪射击，就已经站到了领导武装暴动的最前沿。
第二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当年那个在上海采访的俄罗斯摄影师，就无法拍到这段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影像，而蒋介石也不会是这样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1927年的春寒，似乎没有影响蒋介石同共产党合作的热情，因为他率北伐东路军出击江浙、攻占上海，本来就是在共产党领导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取得的。
不过，这副笑脸没有保持多久就突然变了，蒋介石开始对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痛下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六天后的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宁汉分裂”。
一时间，国民党新军阀们纷纷仿效，反共事变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4月15日广州粤系、桂系军阀发动了反共屠杀，5月下旬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杀戒大开，血流成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面临危急关头。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总书记陈独秀作了洋洋三万言的报告，但对东下讨蒋、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三项最重要的议题，却只字未提。
毛泽东曾向中央和大会提出“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提案，也被陈独秀否决。
毛泽东仰天长叹：
亡党在即！
愤然退出会场。
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则大声疾呼：
如果我们没有武备，人家就会用刀枪对付书生的空谈，这个时刻当不会太远！
1927年7月15日，这一时刻降临了。
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翊、几天前还称共产党为亲兄弟的汪精卫、悍然发出反共屠杀令，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仅在武汉，八千共产党人三个月内只剩下区区六百！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革命力量要强大得多，革命阵营当中的资产阶级的右翼掌握了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这一部分人基本上都跑到了反革命阵营当中。
“七一五”反革命事变，标志着国民政府“宁汉合流”，国民党左派右派联手反共。
从此，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与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共产党之间，转入了你死我活的血战交锋。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昔日的同志多已惨死，自己也要回湖南迎接新的斗争，此时的毛泽东心情苍凉，他独自漫步，登上武昌江边的黄鹤楼，写下了这首沉重的诗篇。
面对国民党刀枪以对的严峻局面，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党内有识之士，对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和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此时此刻，能否抓住武装、能否建成军队、进而能否用武装的革命反击武装的反革命，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革命的生死存亡！
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中共接替原总书记陈独秀、共同主持中央工作的“五人常委”痛下决心，立即发起武装暴动，地点初步选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路上，暴动骨干力量为叶挺领导的第24、25师和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
为确保暴动成功，“五人常委”中有三位先后赶赴九江和南昌……
这幢占地1200平方米的建筑，当年叫“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城里最气派也最坚固的建筑。
1927年7月下旬，它被包租下来，成为了南昌起义的指挥部。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7月27号，周恩来从武汉来到南昌，就在这个房子里成立了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
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担任了前委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
南昌起义原来定于早上四点钟举行，但是贺龙部队的一个副营长突然叛变，周恩来当机立断，把起义的时间提前了两小时。
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两万多起义部队按作战计划在南昌城展开进攻。
起义官兵颈系红领带、臂缠白毛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33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纪念日；后来，人民解放军也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建军纪念日。
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的象征，但南昌起义部队所走的道路，却是一条充满坎坷、命运多舛的探索之路。
起义部队在南昌城只停留几天，便启程南下，奔赴广东，准备积蓄力量再度北伐。
然而，仅两个月后，起义部队就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
1927年11月，起义部队参谋长刘伯承受中央委派，来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写下了这篇《南昌暴动始末记》。
50年后的1977年，有关部门在整理共产国际移交中国的档案中发现了它，党史专家们认为，这是众多研究南昌起义的论文专著中，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重要文献之一。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
……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是供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为今后革命进行之取鉴。
”
就在南昌起义策划、发起过程中，中共中央同时还在酝酿着一次地域更为广阔的暴动——秋收暴动。
1927年8月7日这天，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酷暑难耐。
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此时，紧张的会议气氛使与会者们忽略了窗外的酷热。
一个星期前，南昌起义像流星划过夜空，此时部队正在南下途中，吉凶未卜；接下来的秋收暴动如何进行，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上，毛泽东总结过去的教训说：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所以，他特别强调：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八七会议”确定了“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是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议结束后，在湖南已被国民党重点通缉的毛泽东自告奋勇，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返回长沙，部署秋收暴动。
而就在这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遭受了严重挫折。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就是由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薄弱，再由于天气炎热，逃兵非常多；蔡廷锴率领10师在江西吉县地区，脱离了革命队伍，部队士气是雪上加霜。
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这样反思：
“暴动时因要戴著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地拿出来，农民之未能充分起来一起奋斗……”这位“革命暴动专家”的见解，与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不谋而合。
秋收暴动究竟打什么旗帜？
是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打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还是亮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号？
在这份1927年8月20日湖南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
对这一重要提议，中共中央很快批复“暴动成功之后……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这就意味着同意秋收暴动亮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这就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代表农民阶级的镰刀和代表工人阶级的斧头，叠加在代表武装力量的五角星上，明确表明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8月30日，湖南省委最后确定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暴动，并派前委书记毛泽东组织领导这次暴动。
这一决定无论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还是毛泽东本人，意义都十分重大。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有过半年的从军经历，这一次是他军事指挥生涯的开端，也是他直接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欣然受命的毛泽东，换上旧青布工装，星夜从长沙向湘赣边界进发。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是师长，下辖三个团。
第一团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大部；第二团安源工人和##农军；第三团警卫团一部和浏阳农军组成；还有余洒度收编的黔军残部、已经是土匪的邱国轩部为第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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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部队迟早肯定要走向反动的一面，他不是党掌握的部队，所以，这个隐患就是在后来秋收起义的时候，他就是倒戈，给警卫团造成重大损失。
颇具意味的是，暴动部队驻扎的修水、安源、铜鼓均分布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一侧，按常规应由中共江西省委指挥，但这三支红色武装却由毛泽东为首的湖南省委直接领导，这不能不说历史对毛泽东的垂青，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之大幸。
抵达安源，毛泽东对秋收暴动做了具体部署；即修水、铜鼓、安源三路人马会师浏阳，然后在城内工农暴动的策应下，攻取长沙。
鉴于三路人马铜鼓居中，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中枢，毛泽东又星夜兼程从安源赶往铜鼓，以便坐镇指挥。
铜鼓是闽西的一座山城，暴动指挥部就设在城内的萧家祠堂。
毛泽东到达的当天恰逢中秋佳节，激情满怀的毛泽东挥毫写就了《西江月•秋收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秋收暴动的工农革命军却出师不利，从一开始便遭遇了挫折和失败……就在暴动万事俱备的关头，新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却突然阵前叛变，再加上通讯联络不畅，会攻浏阳的三路人马作战先后失利。
坐镇指挥的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叫停“会师浏阳、直取长沙”的暴动计划，命令剩余部队转向文家市集结，并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前委会议。
毛泽东指着从学校临时找出的一幅旧地图，划出了工农革命军的前进方向：
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下，寻机向湘南发展。
刘波国防大学副教授
秋收起义以后到底去哪里？
前委还是有争论的，以师长余洒度为代表还是坚持城市中心论，还是想去攻打长沙、浏阳，打城市；但是卢德铭这些委员，他们就支持毛委员的观点，要到罗霄山脉的中段去，到农村去开展革命根据地。
第二天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做了政治动员。
他形象地比喻道：
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可以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
刘波国防大学副教授
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毛泽东还告诉大家，过去我们吃了亏，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武装，现在有了自己的部队，事情就好办多了。
虽然现在我们失败了，但是暂时的失败并不可怕，失败是成功之母，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
然而，从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途中，工农革命军又频频遭到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不断出现伤亡；特别是在萍乡以东的卢溪与国民党军一个正规团发生遭遇战，部队损失近三分之一，总指挥卢德铭也壮烈牺牲，部队开始弥漫起悲观失败情绪。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因为伤亡比较严重，另外再加上疟疾流行，官兵情绪低落，有不少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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