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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濮议审视明代大礼议
【任文利】從宋代“濮議”審視明代“大禮議”
作者：
溫厲閱讀數：
2942發表時間：
2015-05-2113:
47:
39
溫厲
作者簡介：
溫厲，真名任文利，男，西歷壹九七二年生。
哲學博士。
現為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東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員，弘道書院行政副院長。
著有《心學的形上學問題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治道的歷史之維》（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國學舉要•儒卷》（合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從宋代“濮議”審視明代“大禮議”
作者：
任文利
來源：
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
原載於《治道的歷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第三章《“大禮議”及相關問題評析》
時間：
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四日丁酉
“大禮議”是發生於嘉靖朝對明代政局影響巨大的歷史事件，“濮議”則是“大禮議”的歷史先例，雖然它對宋朝政局的影響要小得多。
明儒黃宗羲在評價“大禮議”時，曾指責其中“繼嗣”論者所持，乃“牽挽前代以求準則”。
“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換言之，即訴求於歷史先例。
於“禮”之合理性而言，這樣做並無可厚非，毋寧說，“禮”正當性首先體現在歷史先例之中。
“禮”是在歷史沿革中自發形成的，“禮”的合理性，首先在於其歷史合理性。
這種歷史合理性對於任何人而言，都是不能輕易視之的。
故而“大禮議”初起之時，首輔楊廷和首先想到的是定陶王、濮王之歷史故事。
禮部主持廷臣會議後，亦以“濮議”定今日事體的基調。
即以與之相對的“繼統”壹派而言，他們也不敢輕易指責歷史先例本身的不合理性，而只能基於二者事體之不相類，否定歷史先例對於今日事體的適用性。
當然，明世宗於此而言，或許是個例外，這壹點是他和“繼統”派的區別。
究其實而言，無論是當日之“議禮”，還是今日我們對於“大禮議”本身的評價，均不能離開歷史先例加以審視，否則，或不免於無的放矢。
就這壹點而言，“濮議”無論就事態本身之發展而言，還是就歷史影響而言，均足以與“大禮議”相比類。
本文即嘗試從“濮議”出發，對“大禮議”之是非有所解析。
壹、作為歷史先例的“濮議”
“濮議”乃宋英宗故事。
英宗為濮王之子，四歲時，宋仁宗因無嗣而養於宮中，後因仁宗子豫王出生而返回濮邸。
仁宗所生子最終皆死，英宗終於嘉右七年被正式立為皇子。
嘉右八年，仁宗崩，英宗嗣皇帝位。
英宗於仁宗生前被立為皇子，這就是“繼統”派以為不可類別於“大禮議”今日事體者，明世宗乃死後直接以“兄終及弟”的祖訓入繼。
這種情況，本不應該發生。
英宗四歲為仁宗養於宮中，是年仁宗二十六歲。
明武宗崩時已三十壹歲，既無子嗣，當如仁宗故事，早日預養宗人之子於宮中。
廷臣於此亦有建言，未為武宗采納，故而有世宗入繼之局面。
與“大禮議”動議出於明世宗不同，“濮議”之動議由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主之。
其事已在宋英宗繼位次年治平元年五月，英宗以過仁宗大祥後再議為是。
治平二年四月，宰輔之動議得旨，下太常禮院、兩制議濮安懿王典禮。
六月，王珪等上所司之議，以為當“壹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
[1]宰輔以奏疏中“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責再議。
王珪等再議，擬定“濮安懿王……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
這就是“大禮議”初起時，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世宗“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其動議所用以支撐的歷史先例的來源，當然，以主於程頤而略加變通。
毛澄禮部所議引世宗震怒，以為“父母可更易若是耶”，令再議。
於是，禮部住持廷臣會議，仍持原議。
宋王珪等所擬在當時則由宰輔提出異議，以為“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並以“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相質疑。
兩制、禮官既與宰輔有異議，宰輔請以其事“下尚書省，集三省禦史臺官定議”。
此時，臺諫登場，皆以兩制等所擬為是。
以太後手書責韓琦等不當議稱皇考，詔權罷集議，只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
範鎮率禮官上言支持兩制所擬，臺諫呂誨、範純仁等亦紛紛進言。
以上是“濮議”初起時的大致情形，下面，我們回頭來看看王珪等所擬之理據。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王珪等所擬實出於司馬光。
史載：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發，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為案。
[2]
該議也載在司馬光文集中，題作“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3]，內容幾全同，可證史載為實。
司馬光應該是倡言“濮議”之第壹人，早在兩年前英宗即位之初的嘉右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疏》中，為預防諂諛之臣勸英宗尊崇濮王，先申其議。
王珪等擬雖出於司馬光，但它代表了兩制、禮官對此事所達成的官方正式意見，我們仍稱其為王珪等擬。
該議首先征引《儀禮》經文：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
“為人後者，傳曰：
何以三年也？
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
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
何以期也？
不貳斬也。
……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
”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傳曰：
何以大功也？
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
聖人制禮，尊無二上。
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
[4]
於典禮而言，《禮》經所言無疑是最高的理據，任何人對此均不能有所質疑，故該議首先引述《儀禮•喪服》相關經文。
所引據者，主要是針對以小宗而繼大宗為人後者，對其所生父母，對其所後，在喪禮服制上的問題。
對其所後及相關親屬，壹如親子之制。
如對所後父母，須行三年之喪。
而對於親生父母，喪禮服制則有所降，降為“期”，也就是壹年，兄弟等也相應減殺。
概而言之，如議中所引《春秋公羊傳》語“為人後者為之子”。
這就是王珪等在此議中所持，尊崇濮王典禮，當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行事的理據所在，首先在於“經義”。
同時，此議中留意到前代歷史先例有不合於《禮》經者，並如此加以化解：
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後，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
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後，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簡拔聖明，授以大業。
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
[5]
對於歷史上以旁支入繼大統而推尊本生父母者，則以為不足為法，原因有二：
其壹，相關故事，“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其二，與今日事體不相比類，以英宗於仁宗生前立為皇子，仁宗崩後，以皇子身份入繼大統。
前面我們提到過，明“大禮議”“繼嗣”論者援引“濮議”以為先例，“繼統”論以為與當日事體不類。
“繼統”論的質疑只能說於事實上確實如此，就像王珪等議所指前代入繼者的情況，合於明世宗入繼之情形。
但是，這種質疑在理據上仍是無力的，以王珪等看來，即便是如世宗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推尊本生，猶不免於“見非當時，取議後世”。
也就是說，以“濮議”諸人審視明代“大禮議”，“繼統”論者所持亦不足取。
就這壹點而言，“大禮議”中“繼嗣”論者引入“濮議”為歷史先例，仍然可以說是有效的。
王珪等初所上議的情形大抵如此，基於此，當宰執等進壹步追問到“稱何親，名與不名”時，提出“稱皇伯而不名”的動議。
如“大禮議”中廷臣議稱興獻王為“皇叔父”遭致世宗反對，宋宰執韓琦等對“皇伯”之稱也不認可，他們申論如下：
臣等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雲“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
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
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
[6]
韓琦等以《儀禮》文字上猶稱所生為“父母”為根據，這壹點非常牽強。
如太常寺範鎮等所辯駁：
“為父母報”雲者，記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雲為伯叔報也。
[7]
於所生猶稱“父母”，只是文勢使然，並無特別的涵義。
禮部宋敏求等也如此說：
《儀禮》謂本親亦曰父母，蓋追本其所自出。
若不明言父母，則無辨別，亦無以為言也。
[8]
太常寺、禮部之反駁非常清楚，《儀禮》只是敘事行文時不得不如此說，而並未意味著禮制規定對所生稱“父母”。
這壹點，司馬光的辯駁更清楚：
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
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
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
[9]
如此，則韓琦等所引經文以為理據，實不足為憑。
不過，他們所質疑的“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還是有壹定的力度的。
如禮部宋敏求等所言：
“臣等謹按，出繼之君稱本生為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
”[10]從歷史上看，可謂沒有先例。
兩制、禮官之所以持此意見，則英宗既以仁宗為考，濮王於仁宗為兄，則自當依宋固有的“皇伯”之稱謂稱呼濮王。
而從當時的風俗看，“今公卿士大夫至於庶人之家養子為後者，皆以所生為伯叔父久矣。
”[11]則此議也合於當時為人後者之風俗，並非空穴來風。
韓琦等所引漢宣帝、光武故事又如何呢？
先看宋敏求等所議：
謹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孫，嗣昭帝後，實孝昭孫屬也，以其父為悼皇考，宜也。
光武起於民間，中興漢祚。
而推以世數，上繼元帝，非元帝親命為子。
以南頓君為皇考，宜也。
[12]
這是以二者之稱有其宜，但與今日之事體不同。
司馬光所論類似：
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
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
名為中興，其實創業。
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
[13]
太常寺範鎮等所議則不同，只是承認其相對合理性，但亦有過失處：
漢宣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容可以稱其父為皇考。
然議者鹹以為非，何也？
為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陛下既稱仁宗皇帝為皇考，又欲稱濮安懿王為皇考，則是兩統而又二父，又重於漢之失也。
[14]
所失在於“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就是後面所言“兩統”之失。
若今日引此為先例而稱濮王為皇考，則不但有“兩統”之失，並有“二父”之失。
以上是兩制、禮官與宰執爭端的來龍去脈，從事態的發展看，前者得到了朝臣的廣泛支持。
此後，臺諫紛紛介入，蔡黯、呂誨、呂大防、範純仁、傅堯俞、趙鼎、趙瞻皆以兩制禮官所言為是，宰執所論為非，建議早從兩制禮官之言以定濮王典禮。
同時，要求追究“首啟邪議”的歐陽修的罪責。
“濮議”紛紛籍籍爭議了半年多的時間，至治平三年正月，以壹種特別的方式有了壹個初步的結果：
丁醜，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
即降敕稱皇太後手書：
“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
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
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後。
”又降敕稱上手詔：
“朕面奉皇太後慈旨，已降手書如前。
朕方承大統，懼德不勝。
稱親之禮，謹遵慈訓。
追崇之典，豈易克當。
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
皇太後諒茲誠懇，即賜允從。
”[15]
這裏出現了兩份敕書，壹出於皇太後，壹出於英宗。
皇太後手書以為當稱濮王等為親，尊濮王為皇、為後。
而英宗手詔則受親之稱，而辭皇、後之尊。
以皇太後之名解決相關爭議，於史非無先例，出於漢哀帝尊崇定陶恭王故事。
漢哀帝以元帝庶孫定陶恭王之子繼漢成帝之後承漢之大統，《哀帝》本紀載其相關情事如下：
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
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後曰太皇太後，皇後曰皇太後，大赦天下，……太皇太後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後傅氏。
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後曰恭皇太後，丁姬曰恭皇後，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本紀》於為何用“太後太後詔”頒布相關旨意未有說明，其來龍去脈可見《漢書•師丹傳》：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後，成帝趙皇後稱皇太後。
而上祖母傅太後與母丁後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
高昌侯董宏上書言：
“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
及即位後，俱稱太後。
宜立定陶共王後為皇太後。
”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核奏：
“宏知皇太後至尊之號，天下壹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
”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庻人。
傅太後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
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太後為共皇太後，丁後為共皇後。
可知其事由董宏動議稱“定陶共王後為皇太後”而起，因王莽、師丹反對，未被采納，董宏也被免為庶人。
後為傅太後所要，乃有如《本紀》所言之尊稱。
然於董宏議略有變通，於帝後尊稱前皆冠以“恭”字，以示區別。
同時，據《本紀》，詔旨是以成帝之母太皇太後的名義下達的。
之所以用太皇太後的名義，其中意味是很清楚的，此舉出自皇家“私恩”，並不合於“公義”、“經義”與壹時之“公論”，只是壹種權且變通的做法。
然畢竟由此開壹歷史先例，宋之“濮議”，明之“大禮議”，後均以相同手段來解決這壹棘手問題。
與哀帝故事有所不同的是，“濮議”中宋英宗對於太後手詔只接受了“親”之稱，而未敢接受“皇、後”之尊，當以朝堂“公論”反對太過強烈。
而猶於太後手詔中提出了尊為皇、尊為後，《續資治通鑒長編》解讀為“且欲為異日推崇之漸”[16]，應該不是全然無理的妄臆。
除假皇太後之名義而外，特別之處還在稱濮王等為“親”，可謂模棱兩可，含糊其辭。
雖然如此，如判太常寺呂公著所解讀的，稱“親”也有其歷史故事：
竊以稱親之說，蓋漢宣時有司奏請史皇孫故事，……史皇孫初無爵謚，有司奏請之，故始且稱親。
其後既已立謚，只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稱謂。
……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寢罷。
[17]
可知稱“親”，所援引者乃漢宣帝故事，載在《漢書》：
太子有遺孫壹人，史王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
帝初即位，下詔曰：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
”有司奏請：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
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
……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後。
……”
後八歲，有司復言：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
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
”[18]
“親謚宜曰悼”，如淳註雲：
“親謂父也”。
然“親”字並不定然指“父”，如淳所雲，只是說明此處指“親”指父而言。
就實際用語而言，無論漢、宋，既可指父而言，亦可泛指壹切親屬而言。
《漢書》載有司之語，如呂公著所言，只是壹時權且之稱，除此而外，史料所載，也並無漢宣帝稱史皇孫為親的定稱。
濮王稱“親”之說當主於歐陽修，他於治平二年十月議論紛紛之際曾擬《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但未上呈。
[19]此中已指出漢宣稱親之典故：
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
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
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
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壹。
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七十四人奏議，雲：
“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
”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
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
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
[20]
歐陽修此處解讀史料頗多舛訛，斷宣帝初稱史皇孫為親，並無其他的憑據。
而“親”與“皇考”之稱，也不僅僅是“異名”的關系。
“親”可指父指母，亦可泛指，“皇考”則惟可指“父”。
至若解讀平晏等奏議，而謂“親”之稱應經義，更為妄斷。
且看其史料來源：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
“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
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明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
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
……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
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
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
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髙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
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
”奏可。
[21]
於此可知，王莽、平晏等以為“應經義”者，並非指稱“親”而言，而是說“親謚為悼，裁置奉邑”為“應經義”。
歐陽修釋稱“親”為“應經義”，又以此“親”即指父母，進而以為所應經義是《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之稱“父母”之經義，實乃曲為之說。
且王莽、平晏等既以“皇考廟”為“兩統貳父”，怎麽可能認為以“親”為“父”是合於經義的呢？
歐陽修之曲解《漢書》，當非壹時之失，他後來在《濮議》中以問答體再申是說：
問者曰：
“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
”答曰：
“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
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
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
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
至哀帝時，議毀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
是時丞相平晏等百余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
……由是而言，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奉邑則合經義也。
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
親者，父母之稱也。
”[22]
此處稱“丞相蔡義議稱親”，於史不合，議謚非議稱親也，如前引《漢書•武五子傳》所載“愚以為，親謚宜曰悼”，其意甚明。
而歐陽修壹再強調平晏等僅以皇考廟不合經義當毀，而並未論及“皇考”之稱。
實則王莽、平晏等既以“皇考廟”為“兩統貳父”，則不徒指立廟京師而言，當亦指“皇考”之稱涉於“貳父”，這壹點是歐陽修始終回避的。
不過，從歐陽修前後皆以“親”為“父母”之稱，我們可以知道壹個明確的信息，濮王稱親之詔，則是宰執仍然堅持前所論以“皇考”之稱為是。
只是這壹明確指向於“父”的稱謂遭兩制、禮官、臺諫的壹致反對，迫於輿論壓力，而最終采用了模棱兩可的“親”字作為稱謂。
呂誨所雲“竊詳皇太後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
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23]並非無謂的猜測。
稱“親”詔下之後，呂公著、司馬光、呂誨、範純仁、呂大防等紛紛上言抗辯。
至治平三年二月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所釋放的信號即典禮已有定論。
同時，因臺諫反對最為強烈，呂誨等調外任。
三月辛酉，臺諫傅堯俞、趙鼎、趙瞻出使契丹還，引與呂誨等同言濮王事，家居待罪，上疏求同去，後三人亦調外任，臺諫幾為壹空。
三月辛未，榜示朝堂，以為最終定論。
與“大禮議”相較，“濮議”雖最終使臺諫為之壹空，但無疑要平靜得多。
詔獄、廷杖乃至廷杖致死，於宋代而言根本不可能發生，以宋本無此制度，這是制度安排上的不同造成的二者局面之大相徑庭。
雖然臺諫以邪論斥歐陽修，甚至以為其罪當“誅”，但整體而言，“濮議”中英宗與宰執尚屬節制，終究有了壹個相對而言比較平和的結果。
隨著次年英宗駕崩，甚為無謂的稱“親”之舉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從“濮議”審視“大禮議”的是與非
厘清“濮議”等相關情形，我們再來審視“大禮議”之中的是與非。
首先看正德十六年世宗踐祚之初，令廷臣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毛澄禮部與群臣會議後擬定的結果：
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
……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
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成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
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侄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
[24]
由此可知，主祀事則依定陶王慣例，尊稱事則依有宋之濮議。
關於主祀事，需說明的是，世宗為興獻王獨子，張璁即曾援引《禮》“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言，反對以世宗後孝宗。
毛澄等所則援引漢哀帝故事對此問題加以解決：
“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故事。
”並引師丹“恩義備至”語以為證。
據《漢書》，師丹所言如此：
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
令共皇長為壹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25]
興獻王尊稱則準濮議，嚴格地說，則壹準於程頤代彭思永所上議。
彭思永時為禦史中丞，上疏甚晚，在治平三年三月[26]，是時稱親詔已下，臺諫六人已被逐。
該疏實出程頤，持論與兩制、禮官小異。
兩制禮官以“稱皇伯而不名”，程頤則以為宜稱“皇伯父”，祭告時皇帝自稱侄皇帝並自稱名，同時，宜稱“王”為“大王”。
其間細微的差別不具論，所主在於作為所生的濮王在稱謂上區別於其他期親之王，如此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矣”。
毛澄等所擬尊稱，則壹準於程頤。
從這壹點看，毛澄等所擬，並不缺乏足夠的審慎。
其發端者雖為首輔楊廷和[27]，但並非廷臣草率附和。
於援引歷史慣例的同時，裁決於大儒之論斷。
程頤於明人而言，其作為儒家道統傳人的地位自不待言。
即以師丹而論，也是漢儒之經生，“治《詩》，事匡衡”，曾為博士。
[28]而史家評價定陶故事，也往往援引師丹之言以為定論。
現在再來看反駁廷議第壹人觀政進士張璁所持。
張璁首先認為廷臣援引歷史慣例與今日事體不類，“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為嗣”，世宗則不如此，乃武宗堂弟，孝宗親弟興獻王之子，於武宗死後，以兄終弟及的祖訓入繼大統。
其次，發為“繼統”、“繼嗣”不同之論，“繼統”不必非源於“繼嗣”。
其三，張璁由此給出議案是，興獻王宜稱“皇考”[29]，並“別立聖考廟於京師”。
[30]張璁所論，我們不妨從漢、宋人的視角對其加以審視。
前面我們提到過，入繼之君稱本生為“皇考”，史有漢成帝之先例。
漢成帝以漢宣帝兄之孫，繼宣帝為帝，司馬光如此論雲：
“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
”這是說，宣帝、成帝是祖孫輩相繼，故尊其父為皇考似尚可，但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昭穆與昭帝相當，尊皇祖考則有幹正統。
又如前所言，即以成帝故事而論，當西漢之世，後亦曾為王莽與平晏等百四十七人所論：
“相（指魏相）奏悼園為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指其為“兩統貳父”。
這就是說，以漢成帝而論，即便不涉及繼嗣與否的問題，稱所生為“皇考”，仍然是對“大統”的幹涉。
況孝宗與興獻王昭穆同，稱興獻王為“皇考”，以旁支幹涉正統，其僭越的意味是非常清楚的。
立廟京師，漢哀帝時冷褒、段猶曾有此論，當時即被師丹所否，未得實行，以其有幹涉正統之嫌。
自歷史慣例而言，廷臣與張璁所言，孰是孰非，事實非常明晰。
是非既已清楚，無論當時後世乃至今日，以“大禮議”指楊廷和等為“黨”者，也就甚屬無謂了。
也正因為是非清晰，朝臣幾無例外，完全以楊廷和、毛澄等所議為是，目張璁為“邪說”，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明世宗終與廷臣相持不下，正德十六年十月，廷臣不得已作出讓步，以皇太後懿旨的名義，定“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後”。
次年正月，並定稱“興獻帝後為本生父母”。
相關定議，主於首輔楊廷和。
毛澄禮部仍如此申言：
臣等壹得之愚，已盡於前議。
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
臣等有司，未敢擅任。
[31]
這就是說，禮部仍以前此廷臣會議者為定論。
楊廷和以皇太後名義擬敕，與濮議尊定陶故事壹樣，其意味如前所論，出於私恩，非自公義。
稱以“本生父母”，則與“濮議”稱“親”意味同，不改所生稱謂，同時別於正統。
興獻帝後之稱，亦襲用定陶故事，“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太後為共皇太後”，惟去“皇”字，略有所抑，意在別於正統。
雖有所抑，較之“濮議”時宰執與英宗於太後手詔只受“親”之稱，而不敢受“皇”、“後”之尊，可以說是尊崇有加了。
如果“大禮議”亦如“濮議”，至此終了，也不失為壹個適恰的結局。
然至嘉靖二年底，桂萼於南京疏論其事，並進席書、方獻夫二疏同上，再掀起波瀾。
世宗召桂萼、張璁、席書等人入京，終釀激變。
此後，崇禮日加。
嘉靖三年四月，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後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
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擬奉安獻皇帝神主。
六月，張璁等至京，謀去“本生”，伯孝宗而考獻皇帝。
廷臣諫諍，伏哭左順門，終釀大禍。
九月，定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後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後為聖母。
事情至此並未終局，嘉靖十七年，豐坊倡議，嚴嵩助成，以獻皇帝為睿宗，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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