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濮议审视明代大礼议.docx

1、从宋代濮议审视明代大礼议 【任文利】從宋代“濮議”審視明代“大禮議”作者：溫厲閱讀數：2942發表時間：2015-05-21 13:47:39溫厲作者簡介：溫厲，真名任文利，男，西歷壹九七二年生。哲學博士。現為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東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員，弘道書院行政副院長。著有心學的形上學問題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治道的歷史之維（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國學舉要儒卷（合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從宋代“濮議”審視明代“大禮議”作者：任文利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原載於治道的歷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第三章“大禮議”及相關問題評析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

2、四日丁酉“大禮議”是發生於嘉靖朝對明代政局影響巨大的歷史事件，“濮議”則是“大禮議”的歷史先例，雖然它對宋朝政局的影響要小得多。明儒黃宗羲在評價“大禮議”時，曾指責其中“繼嗣”論者所持，乃“牽挽前代以求準則”。“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換言之，即訴求於歷史先例。於“禮”之合理性而言，這樣做並無可厚非，毋寧說，“禮”正當性首先體現在歷史先例之中。“禮”是在歷史沿革中自發形成的，“禮”的合理性，首先在於其歷史合理性。這種歷史合理性對於任何人而言，都是不能輕易視之的。故而“大禮議”初起之時，首輔楊廷和首先想到的是定陶王、濮王之歷史故事。禮部主持廷臣會議後，亦以“濮議”定今日事體的基調。即以與之相對的“繼

3、統”壹派而言，他們也不敢輕易指責歷史先例本身的不合理性，而只能基於二者事體之不相類，否定歷史先例對於今日事體的適用性。當然，明世宗於此而言，或許是個例外，這壹點是他和“繼統”派的區別。究其實而言，無論是當日之“議禮”，還是今日我們對於“大禮議”本身的評價，均不能離開歷史先例加以審視，否則，或不免於無的放矢。就這壹點而言，“濮議”無論就事態本身之發展而言，還是就歷史影響而言，均足以與“大禮議”相比類。本文即嘗試從“濮議”出發，對“大禮議”之是非有所解析。 壹、作為歷史先例的“濮議” “濮議”乃宋英宗故事。英宗為濮王之子，四歲時，宋仁宗因無嗣而養於宮中，後因仁宗子豫王出生而返回濮邸。仁宗所生子最終

4、皆死，英宗終於嘉右七年被正式立為皇子。嘉右八年，仁宗崩，英宗嗣皇帝位。 英宗於仁宗生前被立為皇子，這就是“繼統”派以為不可類別於“大禮議”今日事體者，明世宗乃死後直接以“兄終及弟”的祖訓入繼。這種情況，本不應該發生。英宗四歲為仁宗養於宮中，是年仁宗二十六歲。明武宗崩時已三十壹歲，既無子嗣，當如仁宗故事，早日預養宗人之子於宮中。廷臣於此亦有建言，未為武宗采納，故而有世宗入繼之局面。 與“大禮議”動議出於明世宗不同，“濮議”之動議由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主之。其事已在宋英宗繼位次年治平元年五月，英宗以過仁宗大祥後再議為是。治平二年四月，宰輔之動議得旨，下太常禮院、兩制議濮安懿王典禮。六月，王

5、珪等上所司之議，以為當“壹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1宰輔以奏疏中“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責再議。王珪等再議，擬定“濮安懿王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這就是“大禮議”初起時，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世宗“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其動議所用以支撐的歷史先例的來源，當然，以主於程頤而略加變通。 毛澄禮部所議引世宗震怒，以為“父母可更易若是耶”，令再議。於是，禮部住持廷臣會議，仍持原議。宋王珪等所擬在當時則由宰輔提出異議，以為“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並以“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相質疑。兩制、禮官既與宰輔有異議，宰輔請以其事“下尚書省，集三省

6、禦史臺官定議”。此時，臺諫登場，皆以兩制等所擬為是。以太後手書責韓琦等不當議稱皇考，詔權罷集議，只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範鎮率禮官上言支持兩制所擬，臺諫呂誨、範純仁等亦紛紛進言。以上是“濮議”初起時的大致情形，下面，我們回頭來看看王珪等所擬之理據。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王珪等所擬實出於司馬光。史載：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發，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為案。2 該議也載在司馬光文集中，題作“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3，內容幾全同，可證史載為實。司馬光應該是倡言“濮議”之第壹人，早在兩年前英宗即位之初的嘉右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疏中，

7、為預防諂諛之臣勸英宗尊崇濮王，先申其議。王珪等擬雖出於司馬光，但它代表了兩制、禮官對此事所達成的官方正式意見，我們仍稱其為王珪等擬。該議首先征引儀禮經文：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4 於典禮而言，禮經所言無疑是最高的理據

8、，任何人對此均不能有所質疑，故該議首先引述儀禮喪服相關經文。所引據者，主要是針對以小宗而繼大宗為人後者，對其所生父母，對其所後，在喪禮服制上的問題。對其所後及相關親屬，壹如親子之制。如對所後父母，須行三年之喪。而對於親生父母，喪禮服制則有所降，降為“期”，也就是壹年，兄弟等也相應減殺。概而言之，如議中所引春秋公羊傳語“為人後者為之子”。這就是王珪等在此議中所持，尊崇濮王典禮，當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行事的理據所在，首先在於“經義”。同時，此議中留意到前代歷史先例有不合於禮經者，並如此加以化解： 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後，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

9、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後，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5 對於歷史上以旁支入繼大統而推尊本生父母者，則以為不足為法，原因有二：其壹，相關故事，“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其二，與今日事體不相比類，以英宗於仁宗生前立為皇子，仁宗崩後，以皇子身份入繼大統。 前面我們提到過，明“大禮議”“繼嗣”論者援引“濮議”以為先例，“繼統”論以為與當日事體不類。“繼統”論的質疑只能說於事實上確實如此，就像王珪等議所指前代入繼者的情況，合於明世宗入繼之情形。但是，這種質疑在理據上仍是無力的，以王珪等看來，即便是如世宗入繼在“宮

10、車晏駕”之後，推尊本生，猶不免於“見非當時，取議後世”。也就是說，以“濮議”諸人審視明代“大禮議”，“繼統”論者所持亦不足取。就這壹點而言，“大禮議”中“繼嗣”論者引入“濮議”為歷史先例，仍然可以說是有效的。王珪等初所上議的情形大抵如此，基於此，當宰執等進壹步追問到“稱何親，名與不名”時，提出“稱皇伯而不名”的動議。如“大禮議”中廷臣議稱興獻王為“皇叔父”遭致世宗反對，宋宰執韓琦等對“皇伯”之稱也不認可，他們申論如下： 臣等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雲“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

11、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6 韓琦等以儀禮文字上猶稱所生為“父母”為根據，這壹點非常牽強。如太常寺範鎮等所辯駁： “為父母報”雲者，記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雲為伯叔報也。7 於所生猶稱“父母”，只是文勢使然，並無特別的涵義。禮部宋敏求等也如此說： 儀禮謂本親亦曰父母，蓋追本其所自出。若不明言父母，則無辨別，亦無以為言也。8 太常寺、禮部之反駁非常清楚，儀禮只是敘事行文時不得不如此說，而並未意味著禮制規定對所生稱“父母”。這壹點，司馬光的辯駁更清楚： 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

12、也。9 如此，則韓琦等所引經文以為理據，實不足為憑。不過，他們所質疑的“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還是有壹定的力度的。如禮部宋敏求等所言：“臣等謹按，出繼之君稱本生為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10從歷史上看，可謂沒有先例。兩制、禮官之所以持此意見，則英宗既以仁宗為考，濮王於仁宗為兄，則自當依宋固有的“皇伯”之稱謂稱呼濮王。而從當時的風俗看，“今公卿士大夫至於庶人之家養子為後者，皆以所生為伯叔父久矣。”11則此議也合於當時為人後者之風俗，並非空穴來風。 韓琦等所引漢宣帝、光武故事又如何呢？先看宋敏求等所議： 謹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孫，嗣昭帝後，實孝昭孫屬也，以其父為悼皇考，宜也。光武起於民間，

13、中興漢祚。而推以世數，上繼元帝，非元帝親命為子。以南頓君為皇考，宜也。12 這是以二者之稱有其宜，但與今日之事體不同。司馬光所論類似： 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13 太常寺範鎮等所議則不同，只是承認其相對合理性，但亦有過失處： 漢宣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容可以稱其父為皇考。然議者鹹以為非，何也？為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陛下既稱仁宗皇帝為皇考，又欲稱濮安懿王為皇考，則是兩統而又二父，又重於漢之失也。14 所失在於“以小宗而

14、合大宗之統”，也就是後面所言“兩統”之失。若今日引此為先例而稱濮王為皇考，則不但有“兩統”之失，並有“二父”之失。 以上是兩制、禮官與宰執爭端的來龍去脈，從事態的發展看，前者得到了朝臣的廣泛支持。此後，臺諫紛紛介入，蔡黯、呂誨、呂大防、範純仁、傅堯俞、趙鼎、趙瞻皆以兩制禮官所言為是，宰執所論為非，建議早從兩制禮官之言以定濮王典禮。同時，要求追究“首啟邪議”的歐陽修的罪責。 “濮議”紛紛籍籍爭議了半年多的時間，至治平三年正月，以壹種特別的方式有了壹個初步的結果： 丁醜，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敕稱皇太後手書：“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

15、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後。”又降敕稱上手詔：“朕面奉皇太後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後諒茲誠懇，即賜允從。”15這裏出現了兩份敕書，壹出於皇太後，壹出於英宗。皇太後手書以為當稱濮王等為親，尊濮王為皇、為後。而英宗手詔則受親之稱，而辭皇、後之尊。 以皇太後之名解決相關爭議，於史非無先例，出於漢哀帝尊崇定陶恭王故事。漢哀帝以元帝庶孫定陶恭王之子繼漢成帝之後承漢之大統，哀帝本紀載其相關情事如下： 綏和二年三月，成

16、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後曰太皇太後，皇後曰皇太後，大赦天下，太皇太後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後傅氏。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後曰恭皇太後，丁姬曰恭皇後，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本紀於為何用“太後太後詔”頒布相關旨意未有說明，其來龍去脈可見漢書師丹傳：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後，成帝趙皇後稱皇太後。而上祖母傅太後與母丁後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後。宜立定陶共王後為皇太後。”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核奏：“宏知皇太後至尊之號，天下壹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

17、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庻人。傅太後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太後為共皇太後，丁後為共皇後。可知其事由董宏動議稱“定陶共王後為皇太後”而起，因王莽、師丹反對，未被采納，董宏也被免為庶人。後為傅太後所要，乃有如本紀所言之尊稱。然於董宏議略有變通，於帝後尊稱前皆冠以“恭”字，以示區別。同時，據本紀，詔旨是以成帝之母太皇太後的名義下達的。之所以用太皇太後的名義，其中意味是很清楚的，此舉出自皇家“私恩”，並不合於“公義”、“經義”與壹時之“公論”，只是壹種權且變通的做法。然畢竟由此開壹歷史先例，宋之“濮議”，明之“大禮議”，後均以相同手

18、段來解決這壹棘手問題。 與哀帝故事有所不同的是，“濮議”中宋英宗對於太後手詔只接受了“親”之稱，而未敢接受“皇、後”之尊，當以朝堂“公論”反對太過強烈。而猶於太後手詔中提出了尊為皇、尊為後，續資治通鑒長編解讀為“且欲為異日推崇之漸”16，應該不是全然無理的妄臆。 除假皇太後之名義而外，特別之處還在稱濮王等為“親”，可謂模棱兩可，含糊其辭。雖然如此，如判太常寺呂公著所解讀的，稱“親”也有其歷史故事： 竊以稱親之說，蓋漢宣時有司奏請史皇孫故事，史皇孫初無爵謚，有司奏請之，故始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謚，只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稱謂。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寢罷。17 可知稱“親”，所援引者乃

19、漢宣帝故事，載在漢書：太子有遺孫壹人，史王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後。” 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18 “親謚宜曰悼”，如淳註雲：“親謂父也”。然“親”字並不定然指“父”，如淳所雲，只是說明此處指“親”指父而言。就實際用語而言，無論漢、宋，既可指父而言，亦可泛指壹切親屬而言。漢書載有司之

20、語，如呂公著所言，只是壹時權且之稱，除此而外，史料所載，也並無漢宣帝稱史皇孫為親的定稱。 濮王稱“親”之說當主於歐陽修，他於治平二年十月議論紛紛之際曾擬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但未上呈。19此中已指出漢宣稱親之典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壹。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七十四人奏議，雲：“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

21、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20歐陽修此處解讀史料頗多舛訛，斷宣帝初稱史皇孫為親，並無其他的憑據。而“親”與“皇考”之稱，也不僅僅是“異名”的關系。“親”可指父指母，亦可泛指，“皇考”則惟可指“父”。至若解讀平晏等奏議，而謂“親”之稱應經義，更為妄斷。且看其史料來源：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明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

22、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髙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奏可。21 於此可知，王莽、平晏等以為“應經義”者，並非指稱“親”而言，而是說“親謚為悼，裁置奉邑”為“應經義”。歐陽修釋稱“親”為“應經義”，又以此“親”即指父母，進而以為所應經義是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之稱“父母”之經義，實乃曲為之說。且王莽、平晏等既以“皇考廟”為“兩統貳父”，怎麽可能認為以“親”為“父”是合於經義的呢？歐陽修之曲

23、解漢書，當非壹時之失，他後來在濮議中以問答體再申是說：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等百余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而言，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奉邑則合經義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親者，父母之稱也。”22 此處稱“丞相蔡義議稱親”，於史不合，議謚非議稱親也，如前引漢書武五子傳所載“愚以為，親謚宜曰悼”，其意甚明。而歐陽修壹再強調平晏等僅以皇考廟不合經

24、義當毀，而並未論及“皇考”之稱。實則王莽、平晏等既以“皇考廟”為“兩統貳父”，則不徒指立廟京師而言，當亦指“皇考”之稱涉於“貳父”，這壹點是歐陽修始終回避的。 不過，從歐陽修前後皆以“親”為“父母”之稱，我們可以知道壹個明確的信息，濮王稱親之詔，則是宰執仍然堅持前所論以“皇考”之稱為是。只是這壹明確指向於“父”的稱謂遭兩制、禮官、臺諫的壹致反對，迫於輿論壓力，而最終采用了模棱兩可的“親”字作為稱謂。呂誨所雲“竊詳皇太後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23並非無謂的猜測。稱“親”詔下之後，呂公著、司馬光、呂誨、範純仁、呂大防等紛紛上言抗辯。至治平三年二

25、月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所釋放的信號即典禮已有定論。同時，因臺諫反對最為強烈，呂誨等調外任。三月辛酉，臺諫傅堯俞、趙鼎、趙瞻出使契丹還，引與呂誨等同言濮王事，家居待罪，上疏求同去，後三人亦調外任，臺諫幾為壹空。三月辛未，榜示朝堂，以為最終定論。 與“大禮議”相較，“濮議”雖最終使臺諫為之壹空，但無疑要平靜得多。詔獄、廷杖乃至廷杖致死，於宋代而言根本不可能發生，以宋本無此制度，這是制度安排上的不同造成的二者局面之大相徑庭。雖然臺諫以邪論斥歐陽修，甚至以為其罪當“誅”，但整體而言，“濮議”中英宗與宰執尚屬節制，終究有了壹個相對而言比較平和的結果。隨著次年英宗駕崩，甚為無謂的稱“親”

26、之舉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從“濮議”審視“大禮議”的是與非 厘清“濮議”等相關情形，我們再來審視“大禮議”之中的是與非。首先看正德十六年世宗踐祚之初，令廷臣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毛澄禮部與群臣會議後擬定的結果： 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成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侄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24 由此可知，主祀事則依定陶王慣例，尊稱事則依有宋之濮議。關於主祀事，需說明的是，世宗為興獻王獨子，

27、張璁即曾援引禮“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言，反對以世宗後孝宗。毛澄等所則援引漢哀帝故事對此問題加以解決：“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故事。”並引師丹“恩義備至”語以為證。據漢書，師丹所言如此： 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壹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25 興獻王尊稱則準濮議，嚴格地說，則壹準於程頤代彭思永所上議。彭思永時為禦史中丞，上疏甚晚，在治平三年三月26，是時稱親詔已下，臺諫六人已被逐。該疏實出程頤，持論與兩制、禮官小異。兩制禮官以“稱皇伯而不名”，程頤則以為宜稱“皇伯父”，祭告時皇帝自稱侄皇帝並自稱名，同時，宜稱“王”為“大王”。其間細微的差別不

28、具論，所主在於作為所生的濮王在稱謂上區別於其他期親之王，如此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矣”。毛澄等所擬尊稱，則壹準於程頤。 從這壹點看，毛澄等所擬，並不缺乏足夠的審慎。其發端者雖為首輔楊廷和27，但並非廷臣草率附和。於援引歷史慣例的同時，裁決於大儒之論斷。程頤於明人而言，其作為儒家道統傳人的地位自不待言。即以師丹而論，也是漢儒之經生，“治詩，事匡衡”，曾為博士。28而史家評價定陶故事，也往往援引師丹之言以為定論。 現在再來看反駁廷議第壹人觀政進士張璁所持。張璁首先認為廷臣援引歷史慣例與今日事體不類，“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為嗣”，世宗則不如此，乃武宗堂弟，孝宗親弟興獻

29、王之子，於武宗死後，以兄終弟及的祖訓入繼大統。其次，發為“繼統”、“繼嗣”不同之論，“繼統”不必非源於“繼嗣”。其三，張璁由此給出議案是，興獻王宜稱“皇考”29，並“別立聖考廟於京師”。30張璁所論，我們不妨從漢、宋人的視角對其加以審視。 前面我們提到過，入繼之君稱本生為“皇考”，史有漢成帝之先例。漢成帝以漢宣帝兄之孫，繼宣帝為帝，司馬光如此論雲：“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這是說，宣帝、成帝是祖孫輩相繼，故尊其父為皇考似尚可，但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昭穆與昭帝相當，尊皇祖考則有幹正統。 又如前所言，即以成帝故事而論，當西漢之世，後亦曾為王莽與平

30、晏等百四十七人所論：“相（指魏相）奏悼園為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指其為“兩統貳父”。這就是說，以漢成帝而論，即便不涉及繼嗣與否的問題，稱所生為“皇考”，仍然是對“大統”的幹涉。況孝宗與興獻王昭穆同，稱興獻王為“皇考”，以旁支幹涉正統，其僭越的意味是非常清楚的。立廟京師，漢哀帝時冷褒、段猶曾有此論，當時即被師丹所否，未得實行，以其有幹涉正統之嫌。 自歷史慣例而言，廷臣與張璁所言，孰是孰非，事實非常明晰。是非既已清楚，無論當時後世乃至今日，以“大禮議”指楊廷和等為“黨”者，也就甚屬無謂了。也正因為是非清晰，朝臣幾無例外，完全以楊廷和、毛澄等所議為是，目張璁為“邪說”，也就是自

31、然而然的事了。 然明世宗終與廷臣相持不下，正德十六年十月，廷臣不得已作出讓步，以皇太後懿旨的名義，定“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後”。次年正月，並定稱“興獻帝後為本生父母”。相關定議，主於首輔楊廷和。毛澄禮部仍如此申言：臣等壹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31 這就是說，禮部仍以前此廷臣會議者為定論。楊廷和以皇太後名義擬敕，與濮議尊定陶故事壹樣，其意味如前所論，出於私恩，非自公義。稱以“本生父母”，則與“濮議”稱“親”意味同，不改所生稱謂，同時別於正統。興獻帝後之稱，亦襲用定陶故事，“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

32、傅太後為共皇太後”，惟去“皇”字，略有所抑，意在別於正統。雖有所抑，較之“濮議”時宰執與英宗於太後手詔只受“親”之稱，而不敢受“皇”、“後”之尊，可以說是尊崇有加了。 如果“大禮議”亦如“濮議”，至此終了，也不失為壹個適恰的結局。然至嘉靖二年底，桂萼於南京疏論其事，並進席書、方獻夫二疏同上，再掀起波瀾。世宗召桂萼、張璁、席書等人入京，終釀激變。此後，崇禮日加。嘉靖三年四月，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後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擬奉安獻皇帝神主。六月，張璁等至京，謀去“本生”，伯孝宗而考獻皇帝。廷臣諫諍，伏哭左順門，終釀大禍。九月，定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後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後為聖母。 事情至此並未終局，嘉靖十七年，豐坊倡議，嚴嵩助成，以獻皇帝為睿宗，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