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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愈病之理是方证对应

按语

“方证对应(方证相对、方证相应)”是经方医学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近日《中国中医药报》组织专栏展开了对“方证对应”这一专题较为集中、深入而又不失激烈的探讨。

在冯老指导下,我们跟诊团也在思考、讨论和分享这一话题,并结合既往有关材料,做了一次初步的座谈总结。

今天与各位同仁分享的是冯老2010年在首届全国经方论坛上的主题报告,比较完整的论述了“经方愈病之理是方证对应”这一核心议题,原文标题是“经方愈病之理”,供大家学习参考:

经方愈病之理

冯世纶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100029)

中医是否是科学?

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都在争论。

正如梁启超曾问:

“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

”中医有效,但谁能把治好病的道理说清楚呢?

第一个回答者是陈独秀,他说这是“因为中医不知道科学,没有解剖学,也没有进行药物分析,细菌和病毒传染也没听说过”。

陈独秀的回答隐含了什么呢?

中医不科学。

接下来胡适有句名言:

“病因、病理、病位构成了疾病分类的三要素,西医能说清楚人得了什么病,即使治不好,西医也是科学的。

中医能治好病,就是说不清楚得了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这种思潮影响甚远,至今仍在传播。

这些大人物所以产生错误的观点,主要是崇洋学而忘祖训,或未知老子《道德经》所教: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

中医能治愈疾病,当然是有其理论指导,有其科学道理,经方更有其愈病之理。

一、经方源自远古科学

1、经方的理论并非来自《内经》:

对经方的理论来源,亦存有争论,主要原因之一,是李心机教授所指出的“《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

其主要因《伤寒论》序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23字,而误导后世认为《伤寒论》的理论来自《内经》。

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杨绍伊、胡希恕、钱超尘、李茂如等考证,认为23字是王叔和加入,开启扭转误读传统。

同时众多经方家,通过仔细研究《伤寒论》原文,认识到《伤寒论》的六经、主要理论与《内经》不同,如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宋刻《伤寒论》序写到:

“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本草之经”;章太炎指出:

“《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并认为“柯氏《论翼》谓经为径界,然仲景本未直用经字;太阳等六篇,并不加经字,犹曰:

太阳部、阳明部耳”。

日本人喜多村直宽在《伤寒论疏义》中提出一个较有影响的见解:

“本经无六经字面,所谓三阴三阳,不过假以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固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

胡希恕先生:

《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先生说:

“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见其察证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直逼实验科学的堂奥。

……《伤寒论》所论六经与《内经》迥异,强合一起只会越讲越糊涂,于读书临证毫无益处。

”(见《岳美中医学文集》);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晚年叹曰:

“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见《经方临床应用与研究》)。

2、经方源自神农时代

经方医学起源于神农时代,己有考古考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

“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即在黄帝之前。

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4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

同时又发现许多石器、陶器等属仰韶文化。

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

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

天(自然环境)有白天、黑夜、寒、热、温、凉阴阳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

为了防寒、防病,就盖窝棚、房屋而居,为了进一步防寒,则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暖、门向南开;为了夏天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

显然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阴阳之理。

同时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烤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或用大黄、芒硝可以解除便秘里实热之苦……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被流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记载下来。

《神农本草经》所记载:

“麻黄,味苦,温。

主中风、伤寒头痛”;“柴胡,味苦,平。

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大黄,味苦,寒。

下瘀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365味药,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显示用药理念与《伤寒》一脉相承。

因这些医药知识产生于神农时代,称之为《神农本草经》当不徒有虚名。

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已懂得在生活上以八纲理念适应自然,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天气寒加衣被,天气热减衣被,道理简单,却实证科学之理。

患病后,亦以八纲理念应对,即《本经》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根据症状反应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反映了经方科学的起源,是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以八纲辨证、以八纲辨药,开创了以八纲辨证的经方医学体系。

在表的证(必恶寒),用生姜、葱白、麻黄发汗则愈,里热证用大黄、石膏、黄芩清里则愈,屡试屡验,经历了百年千年循证,无疑是科学总结。

书中更详于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表现出寒、热、虚、实、阴、阳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标志了经方科学理论的起源。

二、经方有其科学的理论体系

以八纲为理论指导治病,是经方理论的起源和基础,在长期临床应用过程中,不但认识到其科学性,而且发展和完善其理论,这就是由八纲发展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这里更明确,经方、《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的六经。

1、《伤寒论》的撰成并非依据《内经》

胡希恕先生在其笔记中多次写到:

“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以仲景序言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的伪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

其实细按其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亦多疑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

”钱超尘、李茂如等考证,皆证实23字不是张仲景所写,说明了张仲景医学不属《内经》体系,而属于经方体系。

2、经方理论来自长期临床应用方证总结

经方的发展史说明,方证的积累发展产生了六经辨证。

由《本经》可知,古人先用单味药治病,即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渐渐认识到,有些病需要二味、三味……组成方剂治疗,这样又逐渐积累了用什么复方,治疗什么证,即复方方证经验,反映这一发展历程者即《汤液》。

该书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证明汉前确有此书,并简述了经方医学特点: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

”更进一步说明,经方的复方是用药物的寒热温凉,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并明确了据疾病症状反应在表还是在里的不同,治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体阴阳平衡。

这里的基本理论即沿用八纲,是与《本经》一脉相承。

方证的不断积累、不断丰富及分类,孕育着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

一些考证资料已说明,《伤寒》原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是王叔和加入,张仲景不是据《内经》撰写《伤寒》,而是由论广《汤液》而成。

生于张仲景同期稍后的皇甫谧确证了这一点,其《甲乙经·序》云:

“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民国时期的杨绍伊考证指出:

《汤液经法》一字无遗的保存在《伤寒》中。

这样可知,《伤寒》是由古代的方证发展而来,即其主要内容,是经由《本经》的单方证,发展到《汤液》的复方方证,又发展到《伤寒》的复方方证,而发展为六经辨证。

这里要探讨的是,《本经》及《汤液》的方证都是八纲辨证,《伤寒》为六经辨证,那么是怎样由八纲发展为六经呢?

此仔细读仲景书则可得到解答:

通过《汤液》和《伤寒》的方证对比研究,可求得考证,其中《伤寒》第97条:

“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

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小柴胡汤主之。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

”及第148条: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

……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

”提供了有力证据。

考证经方发展史说明,汉以前的方证运用,由单方至复方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理论一直沿用八纲,即《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记载“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即病位概念只有表和里,治疗,在表用汗法,在里用吐下法。

但发展至《伤寒》增加了半表半里病位概念,而治疗增加了和法,因使八纲辨证上升至六经辨证。

经方发展至东汉最突出的功绩之一,是总结出半表半里理念,由此创建了六经辨证体系。

3、经方六经和方证的科学性经受历史和临床考验

日本明治维新决策消灭中医,明治四十三年,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女儿死于痢疾,读《医界之铁椎》,后以经方治病有所体会,1927年著成《皇汉医学》,使日本的汉方重振旗鼓;1927年上海霍乱流行,来势汹涌,死者极夥,章太炎倡用四逆汤、理中汤、通脉四逆汤救之,治疗26人均得愈,未亡故一人;1955年石家庄乙脑流行郭可明以白虎汤等治愈无数……

《伤寒论》是5000年的临床实验总结,经受了历史循证:

《伤寒论》第12条: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

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这是由神农时代单方发展至汉代的复方方证总结,从条文的字句,可看出,条文经过了多次的修改、注解、论广。

《伤寒论》第14条: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第15条:

“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如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

第16条: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

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

397条条文记录了临床用方证经验,记录了治验总结,记录了误治总结,记录了辨证总结,记录了用药总结,记录了认识八纲、六经、方证的总结,……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循证,科学性为一代一代人、几百年、几千年所验证。

4、经方是愈病的理想疗法

中医的辨证论治,恰为适应人体抗病机制的一种原因疗法,这是胡希恕先生对辨证论治的解读。

胡希恕先生一生研究经方,解读了《伤寒论》条文、解读了《伤寒杂病论》方证、解读了经方六经实质,更值得注目的是,解读了经方之道,解读了经方愈病之理,今择其要如下:

辨六经,析八纲,再辨方证,以至施行适方的治疗,此即辨证论治一整套的方法体系,有如以上所述。

不过这种治病方法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基于前之六经八纲的说明,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不论什么病,而患病人体的反应,在病位则不出于表、里、半表半里,在病情则不出于阴、阳、寒、热、虚、实,在类型则不出于三阴三阳。

验之于临床实践,这都是屡经屡见的事实。

以是可知,则所谓六经八纲者,实不外是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

中医经方辨证即以它们为纲,中医施治,也是通过它们而制定施治的准则。

故可肯定地说,中医的辨证论治,其主要精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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