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校园诗歌在物质年代重燃精神的火种附照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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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校园诗歌在物质年代重燃精神的火种附照片
走近校园诗歌：
在物质年代重燃精神的火种（附照片）
走近校园诗歌：
在物质年代重燃精神的火种（附照片） 本报见习记者黄纯一
端午吟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但诗歌之于如今的年轻人，距离有多远？
这个初夏，很多沉寂的诗人纷纷跃出水面：
5月10日，复旦诗歌节；5月14日，北大未名诗歌节；5月25日，华师大夏雨诗歌节……散落各处的诗歌爱好者们在高校校园里重聚。
无论是复旦诗歌节之“到达未来的背面”，还是未名诗歌节之“记忆看见我”，甚或是朴素而隆重的“夏雨三十周年”，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一种传承：
对诗歌火热年代的深情回忆，也是对诗歌寂寞现实的坚守，更是对诗歌未来的无限信仰。
然而，这其中也呈现着某种断裂：
在经历过梦幻的80年代的校园诗人们心中，现实与理想之间无疑有着巨大落差，他们有着强烈的愿望，试图在物质年代重燃精神的火种；而在新生代校园诗人们眼里，理想主义的氛围已消散褪去，如今的诗社不再是一呼百应的团体，他们需要非常实际地考虑各种问题……
或许，这不是诗歌最好的年代，但这也不是诗歌最坏的年代。
在北京、上海等地，高校诗歌节踉跄中走过数年后，正在吸引愈来愈多的关注，而全国大大小小的诗社，也正此起彼伏地活跃着。
故此有人说，经历了“狂欢”的80年代、落寞的90年代之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正以高校为园地，逐渐兴盛、复苏。
在校园点一把精神之火
校园的诗歌，如今属于他们——5月10日晚上10点，第三届光华诗歌奖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结束了颁奖礼，10位获奖者包括北京大学的安吾、陕西理工学院的程川、复旦大学的曹僧等。
颁奖礼结束后，照例是聚餐——复旦大学门口的“黑暗料理街”，向来是聚会的好去处，价格便宜，环境自由。
觥筹交错间，语词跌落在这些诗人们的酒杯中，又从口里吐出，有些化成了诗句，有些化作了批评与玩笑。
与复旦“黑暗料理街”遥相呼应，北京大学西门外，有着同样声名在外的一排“苍蝇菜馆”。
5月14日晚上，受邀参加第十四届未名诗歌节的嘉宾，有81级的西川，83级的清平、臧棣，85级的西渡，88级的杨铁军，90级的冷霜，93级的周瓒等不同时代的诗人。
散场后，这些老诗人和第八届未名诗歌奖的获得者们，意犹未尽地钻进闹哄哄的菜馆。
酒酣之余，有人抱起吉他，唱未唱完的歌，从海子的《九月》到李白的《将进酒》，也有人开始聊当年没聊完的诗，从艾略特到特兰斯特罗姆。
在这些诗人心中，高校诗社、高校诗歌节何以如此重要？
或者，借用北京大学历届诗歌节负责人、青年诗人徐钺的问题来问，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诗歌节，为什么“未名诗歌节”会出现在校园里？
徐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校诗歌节是完全非官方的，没有任何政府组织、学校机构、个人话语能够代表，它完全是由热爱诗歌的人所组织起来的。
2000年，第一届北大“未名诗歌节”推出后，陆续出现了由资本机构控制的“珠江诗歌节”、有官方背景的“青海湖诗歌节”以及由学院研究机构牵头的“亚洲诗歌节”等等。
而高校诗歌节在其中恰恰显得独特：
它一直在坚持其独立性与纯洁性，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诗歌奖的评选。
以此次复旦光华诗歌奖为例，总共收到的300余份参选稿件通过了三轮评选，初审评委为历届“光华诗歌奖”获得者，复审评委为复旦诗社历任社长与青年诗人，终审评委则邀请拥有高校背景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共11人。
为保证评选公平公正，整个评审为匿名打分制。
当北大和复旦人都沉浸在诗歌的节日狂欢中时，5月25日，华师大的校园里也刮起了一股诗歌热潮。
“夏雨诗歌节”暨纪念夏雨诗社成立三十周年活动隆重举行——消失20年的夏雨诗社再度“复活”。
实际上，这场活动正是由当年的夏雨诗社社员们发起的“复兴”仪式——1982年成立的夏雨诗社于1993年消失了。
为庆贺夏雨重生，著名文学评论家钱谷融、唐晓渡、陈晓明等来自北京、上海本地的500余名学者和华师大校友赶来捧场。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华发满头，有些特意从国外赶回，只为向充满诗意的青春“致敬”。
当年的诗友们再度因诗相会，激动非常。
华师大校友会副秘书长查建渝告诉记者，四年前，他就曾组织过一次“重返80年代”的诗歌朗诵会，希望在物质时代点一把“精神的小火”。
“今年的火会更旺。
”在他看来，诗歌可能是一个新起点，用以呼唤文学的回归，向人们提供文化、精神层面的丰富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袁一丹围观过数届未名诗歌节。
她感觉，不同代际间的诗人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具体的诗歌手段上都非常不同。
“老诗人在怀旧，而新诗人中则缺乏一个灵魂人物。
”
致敬八十年代
留存在老一辈校园诗人脑海里的，是一个诗歌昌盛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写诗是校园中最潮流的时尚，而诗人更是大众偶像。
甚至,当时资讯不发达，还有人冒充“著名诗人”在校园里骗吃骗喝……故此有人说，那时候的诗人，相当于90年代的台商和如今的海归。
“青年人没有朝气是社会的堕落/学生的消沉是国家的悲愁/要想赢得未来的同情/一条路——跟着青年走！
”1980年复旦大学赛诗会，1300多人挤在相辉堂中。
《心灵的自白》令许德民一举成名，并当选了校学生会副主席。
1981年，他成为了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
1982年5月，华师大夏雨诗社正式成立，诗人宋琳回忆，策划地是当时被戏称为“巴士底狱”的第一学生宿舍，“灰色的三层回字形楼房，民国时期大夏大学的旧址”。
“某个春夜，我到78级师兄刘新华的寝室小坐。
他突然问我：
你们几个写诗的同学，为什么不合在一起成立一个诗社呢？
听从他的建议，我和沈韬、汤朔梅、张黎明、徐芳等人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备。
5月下旬，《夏雨岛》创刊号就这么诞生了。
”当时，宋琳还去找团委的负责老师，那位老师当即从200元结余中给了诗社100元，“差不多等于现在的1万多元。
”
许德民回忆，“当时校园里的大学生几乎每个人床头都会放着一本诗集，每个人都会朗诵几首诗。
”对每届几百名报名加入诗社的新生，诗社还要进行考试来考察报名者的文学功底。
诗人徐芳1980年入学，次年发表第一首诗，她说：
“那时不写诗，在校园里就会显得比别人傻。
学生的书包里总是藏着一本诗歌刊物，有人声鼎沸的赛诗会，有被崇拜的偶像化的校园诗人，在学校走着，老有人拦截我，和我谈诗歌，现在想来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
徐芳和宋琳本科毕业后都以诗人身份留校任教。
徐芳说，这绝对是80年代才有的奇迹，一如一本校园刊物的发刊词，当时居然能刊登在《文学报》的头版那般。
宋琳则表示，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史，在经过了一段沉寂之后，近年来又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除了怀旧以及由此引起的甜蜜的忧伤感，对当下物质主义文化氛围的不满应该是主要原因。
”
从梦幻走进现实主义场景
然而，回到诗歌的现实主义场景，“物质”却多少对校园诗人们产生了困扰。
就在未名诗歌节举办前不久，一则《未拉到赞助：
未名诗歌节不再举办》的新闻，令徐钺感到十分愤怒。
他在文学青年集聚的豆瓣网站上批评这则假新闻是“狼来了”：
“资金上的困难，则实在有些像‘狼来了’的喊声，一旦组织者表示出其忧心，即会为人嘲笑。
”实际上，经费短缺，几乎是每个高校诗社都长期面临的问题。
在上海，复旦诗社第27任社长肖水有“一本账”。
他说，自2005年接手复旦诗社以来，举办活动一直依靠民间资金，大多为校友以及各方朋友的捐款，少部分来自企业。
直到去年，诗社才得到了第一笔来自复旦大学文化建设基金的资金。
第一届复旦诗歌节所花费的2万多元完全出自朋友善意捐赠，而今年所得的3万多元资金，则来自学校团委和一家出版社。
除了场地费、宣传费，这笔钱还要负担20多位来自各地的诗歌奖评委及获奖同学的所有吃住。
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后，诗社再度进入公众视线。
“其实当时已经没什么同学在活动了。
”肖水说，剩下的大概只有5、6个人。
诗社当时的社长希望肖水能够接任，他一开始并不情愿，但社长先斩后奏，将他的名字印在了诗刊上，于是他便成了诗社第27任社长。
上任后，招募新社员成了第一要务，肖水在复旦BBS上发帖招募，当晚居然在约见的草坪上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我震惊到无以复加，但还是不敢相信，冷静了一下，凑过去，才发现都是参加一二九歌会的。
”最后，他大浪淘沙般地淘出了12个“诗人”。
有一次，肖水希望做一次诗歌朗诵会，曾向学校团委申请90元的活动预算。
“团委竟然没通过！
”无奈之下，他决定自掏200元，请一个朋友从绍兴来做讲座。
“结果朋友还带了两个人，去肯德基吃了顿饭，4个人就花了100元。
最后还是其中的一个记者拿了1000元给我。
”靠这1000元，肖水在诗社做了好几个活动。
在华师大诗社现任社长殷文辛进校参加社团招新的时候，当时的杜衡诗社也同样几乎沦落到了没有社员也没有社长的境地。
正因如此，在她大一刚进校后，就立马上任，当上了诗社社长。
现在，新夏雨诗社有67个成员，拥有一个学术沙龙，每年举行2次诗会，每2-3周组织一次小范围的有关诗歌的社课。
“在虚无中冒雨赶路”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在校园不断边缘化。
除了“贫困”像尾巴一般跟着诗社，诗人的光环也退却了。
现任分众传媒CEO的江南春是夏雨诗社最后一任社长，1993年，诗社停止了活动，1994年，江南春创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
这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诗人们集体转身、退场。
“我被朋友们称为‘诗歌的留守女士’，这一度令我十分悲凉。
”徐芳说。
肖水追溯着复旦诗社的诗人们：
“80年代的校园诗人中，程新发、杨小滨和施茂盛还一直在诗歌现场。
90年代诗人消失得更彻底一些。
只有韩博还在写，马骅去世了。
”原复旦诗社社员马骅因2004年失踪于澜沧江而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肖水告诉记者，传说马骅毕业时搬了一台钢琴，在东区宿舍门口弹了一晚。
“现在没有这么浪漫的诗人了，校园环境也没那么自由开放了。
”
他承认，如今在复旦校园里坚持诗歌写作并不容易。
“如何摆脱利己主义，在文学的国度里抱团取暖是件困难的事，诗人们既需要面对生活，同时又不放弃梦想。
”
新生代的校园诗人们，创作的诗歌品质究竟如何？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诗人姜涛在复旦光华诗歌奖和北大未名诗歌奖都担任过评委。
他认为，新生代校园诗人写作的“模式化”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并非是诗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诗歌环境。
“80、90年代在文学界、思想界都还存在动荡，会波及到诗歌领域。
现在的写作者则在相对稳定的诗歌系统中写作、学习。
好处是上手快，但若要真正发现自己的想法，还需挣脱外在的环境约束。
”姜涛说到这里，不由引用了当时马骅的一句诗：
“我们就像在虚无中冒雨赶路。
”
诗人陈东东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现在加于诗歌的压力越来越小。
年轻的诗人眼界宽广，看得多，起点高。
但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挤压之下才有能量，在缺乏渠道、信息不全面的时候，想象力会特别发达。
”他感觉，新世纪之后的诗歌写作“像是在冰湖上开车，轮子转得快，但写作的摩擦系数小。
”
诗歌未曾消失，它在每个人的背后
谈及当下的诗歌环境，陈东东认为，诗歌的“边缘化”是无法避免之事。
他将其总结为“诗歌地下江湖的瓦解和诗人的去明星化”。
“80年代开始出现了许多有别于此前官方系统的地下诗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游戏规则，诗人之间相互拜码头，形成了一个诗歌江湖。
”陈东东说，90年代后，江湖在不断瓦解，江湖上的明星效应也同时瓦解，地上与地下的诗歌相互融合在了一起。
“现在是电影时代，在当下的商业机制中，只有娱乐明星才会成为中心人物。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人臧棣持类似的看法：
“诗歌热不热闹是整个社会文化生产机制的问题。
”在80年代，社会高度统一，所有的文化生活都绕着诗歌转，因而诗歌会造成轰动效应。
“社会分化后，兴奋点变多了，与其说诗歌边缘化，不如说它转向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领域。
”在他看来，诗歌在现在的校园生活中变成了一件更为私密、个人的事。
“北大五四文学社每周都会聚众讨论诗歌，已经坚持了5、6年，我觉得有种电影《死亡诗社》的感觉。
”
或许，作为语言的皇冠，诗歌本就属于精英、小众。
肖水认为，90年代以后，诗歌在落寞的同时，也恢复到了它应有的状态，褪去了原来强加在它身上的宣传和发泄功能。
“相对于过去，现在对诗人的认知回归正常，诗人和普通人并没太大差别。
”
尽管办诗社、诗歌节都缺钱，但在姜涛看来，诗歌是否能回到它恰如其分的位置，和钱关系并不大。
“这不是诗歌自己的事儿，整个社会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诗歌的位置就会提高。
文化恢复有机性，诗歌就会再度激动人心。
”
在夏雨诗歌节上，诗评家唐晓渡引用了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
“诗人不创作诗，诗在我的背后”。
诗人的职责，是不断穿越现实的厚墙，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其实，对于每个还在关注诗歌的人而言，诗歌也从未曾消失，它只是隐藏在了每个人的背后，等待着被重新发现、重新点燃。
【追忆80年代的那些人、那些诗】亚洲铜
——海子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
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避雨的鸟
——于坚
一只鸟在我的阳台上避雨
青鸟小小地跳着
一朵温柔的火焰
我打开窗子
希望它会飞进我的房间
说不清是什么念头
我洒些饭粒还模仿着一种叫声
青鸟看看我又看看暴雨
雨越下越大闪电湿淋淋地垂下
青鸟突然飞去朝着暴风雨消失
一阵寒颤似乎熄灭的不是那朵火焰
而是我的心灵
暮色
——西川
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暮色也同样辽阔
灯一盏一盏地亮了
暮色像秋天一样蔓延
所有的人都闭上嘴
亡者呵，出现吧
因为暮色是一场梦——
沉默获得了纯洁
我又想起一些名字
每一个名字都标志着
一种与众不同的经历
它们构成天堂和地狱
而暮色在大地上蔓延
我伸出手，有人握住它
每当暮色降临便有人
轻轻叩响我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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