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公共产品供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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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公共产品供给
第四章公共产品供给
第一节公共产品的概念
一、公共产品的含义和特征
1．含义：
公共产品是具有非排除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
2．特征：
非排除性
非竞争性——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为0。
3．公共产品的数学表达
公共产品X=Xi
私人产品X=∑Xi
二、公共产品的判断
1．逻辑思路
非排除性与否
非竞争性与否
2．产品分类
纯私人产品
纯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三、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一般分析
1．私人产品的供给一厂商
排除性与竞争性
市场竞争
利益诱导
厂商提供
2．公共产品的供给困惑
非排除性——公共消费品——免费搭乘——供给不足
非竞争性——边际生产成本0——帕氏定价0——私人厂商不愿提供
3．公共产品由公共部门提供
第二节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一、产品有效生产的条件
MSR=MSC时TNR为最大帕氏最优
P
MSC
MSRQ
0
二、私人产品的有效供给
P
MSC
Dab
Da
Db
Q
MSR=MSC=MR；实现帕累托最优
三、公共物品供给方案的考察
公共物品与私共物品不同,公益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的特点。
公益物品的两大特性往往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公用地灾难”现象。
公用地灾难往往是公益物品供给不足、使用过度的必然结局。
现实生活中,公用地灾难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公共资源被过度开发,肆意浪费,低效率使用;公共需求被忽视;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服务意识差,缺乏创新和活力等等,公共部门的表现似乎总是不尽人意。
这种理论与现实,公众期望和公共部门现实表现之间的巨大反差,人们称之为“公共悖论”。
如何有效提供或者使用公益物品呢?
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有比较完备、系统性的论述。
但是,公共选择学者提供的备选方案在目前可能更加前沿和具有说服力,代表性的相关著作有:
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中提到的“公益物品与公共选择”,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的《公共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学》,科斯的“经济学中的灯塔”等。
可能性的方案大致可归纳为四种模式:
个体自由选择、政府介入、公益物品私营、发展自主型事业组织和多元组织。
:
个体自由选择模式是最原始的状态,也是公用地灾难的起因;政府介入模式为公用地灾难的解决提供了可行性方案,但因政府本身的潜在问题而存有危机;在产权私有、引入竞争机制、企业化等西方行政改革实验的基础上,自治型公共事业组织模式和多元组织模式成为政府介入模式的有益补充。
客观地说,以上四种方案都具有在特定情景下的优越性和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政治经济学家也正在剖析各种方案的优势、机会成本和相关的代价。
1. 个体自由选择模式（理性的个体选择--公用地灾难）
在个体自由选择模式下，理性的个体偏好于从私利出发消费公共资源,而因为公益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最终的结果是个体完全出于私利的使用公共资源的行为反过来使得其获利远远低于社会最优的获利。
以公共草地使用的经典博弈分析为例。
假设有三位农户将在公共草地上放羊,由于草地面积有限,当养羊的数量增加时往往会导致每只羊的产出Ｖ减少,从而使农户的收益减少。
现根据市场调查得知每只羊的产出Ｖ=1000-Ｑ
每只羊的成本Ｃ=40元
○○○三位农户完全从私利出发的各自得益函数为:
（假定羊的总数为Ｑ,3位农户的羊的数量分别为1,Ｑ2,Ｑ3；
总收益为Ｕ,3位农户收益分别为Ｕ1、Ｕ2、Ｕ3）
第一农户Ｕ1=Ｑ1·Ｖ-Ｑ1·Ｃ
第二农户Ｕ2=Ｑ2·Ｖ-Ｑ2·Ｃ
第三农户Ｕ3=Ｑ3·Ｖ-Ｑ3·Ｃ
得Ｕ1=Ｑ1（1000-Ｑ1-Ｑ2-Ｑ3）-40Ｑ1
Ｕ2=Ｑ2（1000-Ｑ1-Ｑ2-Ｑ3）-40Ｑ2
Ｕ3=Ｑ3（1000-Ｑ1-Ｑ2-Ｑ3）-40Ｑ3
三位农户从私利出发的各自养羊的最大数量和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分别为
Ｑ1=Ｑ2=Ｑ3=240只,
Ｕ1=Ｕ2=Ｕ3=57600元;
当然，如果农户利欲熏心,养羊数目超过240只,那么,必然导致收益更少甚至因羊饿死而赔本。
○○○但如果三位农户在决定各自养羊数量时体谅到公共草地的承受能力和其他人的利益,即从博弈的道德情境出发,可得出公式:
Ｕ=Ｑ·Ｖ-Ｑ·Ｃ=Ｑ（1000-Ｑ）-40Ｑ,
社会最优的养羊总数480只
总收益230400元,
三位农户养羊数都为160只,每位农户的收益为76800元。
显然，基于社会最优的获利反而比完全从私利出发的收益多得19200元。
不仅如此，公用地灾难的博弈甚至会因为个人最优的理性选择成为饮鸩止渴的悲剧。
以我国西北受风沙、沙漠化威胁地区的村民关于保护还是砍伐防沙林带的选择为例:
每个村民都想，如果只有自己砍几棵树,只要别人不砍就无关紧要,自己却可以得利;如果其他人都砍只有自己不砍,则防沙林也保护不了,还不如自己也砍,最后的结论是砍总是合算的。
大家这样想的结果是导致防护林带完全破坏,以至整个村庄都被沙漠吞没,村民们都被迫离乡背井。
在公用地灾难的诸多博弈的道德情境中,因短视行为而遭受重大损失的,往往是缺乏社会公德意识的所谓的理性行为个体。
2.政府介入模式
政府介入是公共权力在公共资源使用中的介入。
对于解决公用地灾难问题,政府介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性个体行为的不足。
政府享有公共权力,相对于个人而言,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
从国防建设到架铁路,开矿山,修建水电站,环境保护,几乎都是以政府为主要力量。
即使在很大程度上排斥政府干预的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应“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利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
政府介入的方式也存在缺点,这主要源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
现实的政府是由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组成的,不否认他们当中有想为改善公众状况而努力的,然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理性经济人持久的特性。
这样,不可避免行政官员的寻租行为。
寻租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还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引发社会问题。
例如,我国80年代中后期由于物资短缺,价格双轨制而形成的“官倒行为”,企业厂长经理侵吞国家财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90年代在股票市场上利用权力大发股票横财的人。
凡此种种,均是政府官员“经济人”利用权力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
在政府介入模式中,由于公共资源的所有权是公有的，理性行为个体又偏好于完全从私利出发消费公共资源,没有办法真正避免免费搭车者和采取“拒不合作策略”的个体。
另外,公共服务由政府垄断容易导致政府的无限膨胀和效率递减。
官僚也是经济人,他们的目标是追求所在的机构最大化。
而在等级制的组织中,官僚扩大其机构往往通过扩大其下属人数来实现,而不管政府机构的工作量是否增加,这就是所谓的帕金森定律。
机构膨胀,开支增长,浪费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导致效率递减。
熵定律（物质和能量自发地从能量较高状态运转到能量较低状态）在公共行政系统中同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相对封闭的组织机构的运行过程是一个逐步走向衰败的过程,尤其是那些超稳定的封闭系统内的组织机构。
实际上在政府中,根据彼得原理,一个人往往被提拔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为止,“不胜任”在实际中难以有科学的定义,只凭领导兴趣。
这样,容易造成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办事效率差。
此外，政府干预经济也并不是不花成本,并且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政策实施的结果与原来意图大相径庭。
3.公共行政改革与政府介入模式补充
近2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
其中有重塑政府理论，再造公共部门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以新公共管理影响最大。
新公共管理主张将私人管理部门成功运用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等完全运用到公共部门中来,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垄断,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缓解政府财政困难。
政府垄断造成的公共服务质量低劣已成为疑难病症。
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成为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企业家政府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政府管理体制,建立一个使顾客满意的公共服务竞争机制。
如西方诸多政治经济学家提出:
使部分公共资源私营,所有权归个体。
根据科斯定理:
“如果价格体系可以无需成本地运作,最终结果与初始的产权配置无关。
”即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可将公益物品所有权交付私人运营。
然而,不仅交易成本不为零，而且因为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特别是当存在“外部性”时，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其次,现实生活中,国防等公益物品是无法私人运营的。
多年来,西方为了突破公共悖论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引进了私有化等。
但长期的改革实践使他们认识到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公共悖论的唯一方法,问题不在于公共物品是公营还是私营,而在于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
英国政府在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中为引进竞争机制做了种种努力,其中非政府垄断和私有化是同时进行的,目的是避免原有垄断企业私有化后成为私营垄断企业,失去竞争的积极性和动力。
非垄断化也采取了多种形式:
（1）建立新的竞争实体:
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电讯公司,私有化之前政府成立了一个“水银公司”,与私有化后的英国电讯公司展开竞争。
（2）块块分割:
自来水公司私有化保留了原来的分权结构,形成了十多个地域性自来水公司。
（3）控股比例制,在可以实施竞争的领域引入竞争。
英国自1979年起,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将包括英国石油、英国电讯、英国钢铁、英国航空等著名公司卖给私人。
公共服务市场化成为行政改革的重要聚集点,将煤气、供电、电讯等可进行经营性投资、开展市场竞争的领域交给私营企业经营;在不适宜市场化经营的领域,可将服务项目交私营企业承包,如将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分别承包给2个私营企业,政府每年给予一定补贴。
其次,还可通过工程招标、引进先进管理制度等,使社会效益最大化。
公共服务市场化不同于私营企业,目的是打破垄断,改革僵化的管理机制,在减少财政投入的同时,提高服务质量。
在参与市场竞争时,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机会应是均等的。
我国也在解决公用地灾难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两年前,我国南京公交公司因机制老化,负担重,经济效益不好,车辆陈旧,站点少,而成为市政公用系统的“老大难”,也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一直是市民抱怨的热点。
1997年,南京市政府放开了公交市场,中港合作企业南京公交雅高巴士公司,股份制企业南京中北巴士公司和国有老企业南京公交总公司争夺市场,激烈的竞争使南京的公交发生根本性变化。
有资料表明,去年南京市民出行乘坐公交车的比例达到21%,比1997年上升了12%,而载客量则翻一番,服务质量明显上升〔9〕。
在我国,民航业最早打破政府垄断的局面,实施市场准入、放松管制等措施,促进行业的竞争。
目前铁路、电信、电力等行业,政府独家垄断的局面正逐渐破除,出现像铁路机车个人承包、开放固定电话业务市场、放开电价等许多市场化激烈措施。
上述发生在不同行业领域里的事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邮电通信等传统垄断经营的服务行业中,政府独霸天下的格局有可能被打破,在投资、管理、经营等各种环节,包括外资、民营等非国有独资企业开始纷纷介入,从而形成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趋势。
自治型公共事业组织和多元组织，作为政府介入方案的有益补充,是美国在近几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而初步形成的公益物品使用的方案。
自主型治理的组织并不能完全解决公用地灾难的问题,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僚制模式的弊端:
（1）对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偏好变得冷漠和不加区别;
（2）对预定的受益者征收越来越高的费用;（3）无法根据需求分配供给;（4）无法采取行动阻止一种用途阻碍其他用途;（5）逐渐易犯错误和失控,直到公共行为严重背离公共目标;（6）最后导致补救性的行动是恶化而不是缓解矛盾。
而对于个人,需要考虑外部成本（期望个人承担的费用和决策背离愿望时仍承担其付款的义务）和决策成本（决策过程中必然消耗的资源、时间、精力和机会）。
自主治理的公共企业模式能把决策安排内化,并与社区利益相结合;以外部成本和决策为指标,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为互动机制。
当任何能够为了整体利益而采取行动时,所预期的外部成本最大,决策支出最小;当参与决策的成员增加时,外部成本降低而决策支出增加;当采取集体行动之前要求所有成员都同意,则外部成本为最小,而决策支出最大。
因此,为了有效地使用公益物品,可以在三种情况下作出决策规则:
（1）当外部成本与决策成本大致对称时,简单多数的投票是理性的决策选择;
（2）有所期望的外部成本远大于所期望的决策成本时,超常多数是决策规则的理性选择;（3）当决策成本远大于外部成本时,在要求快速反应的情况下授予某一个体决策就是理性选择。
但是,发展自主治理的公共企业仍不能彻底解决公益物品的问题。
因为:
（1）公共企业可能对其范围之外的其他人产生外部效应;
（2）公共财产由于具有联合使用和各种可能使用方式相互依存的特征,因而有多种形式的规模;（3）发生冲突时,需要成立处理矛盾和寻找解决方法的结构,并阻止公共事务的悲剧在同样的条件下再次发生,这就要借助于多元组织模式。
曼瑟尔·奥尔森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大量公共物品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的外形和规模,它们可以利用美国政治体制内在的交叠管理和权威分散得到最好的解决。
交叉裁决和分权为特征的公共经济,比如在此理论基础上,多元组织模式一般构建四个层次的组织:
第一层次小规模生产者和零售者的作用,向用户社群直接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务;第二层次起中间生产者和总销售的作用,为第一层次结构的运作起补充作用;第三、第四层次成为大规模的生产者,对大规模的公共领域提供补充性的服务。
例如,美国的公共道路、街道、公路的修建保养归不同的机构管理,但美国的公路系统仍不失为一种高度整合的网络,其重复设施或连接中断之处不少令人惊奇。
并且,美国的公路体系、警察体系、供水体系等许多公共服务系统都由成千上万的具有不同层次政府功能的组织控制着,其中每一个公共服务实体都维护和操纵着为不同公众领域服务的设施。
美国公共行政的实践证明,交叠管辖和分散权威是公共服务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高度一体化的垄断却不是。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公益物品使用方案在实际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理论创新和范式转变的探索过程,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每种方案都有其存在的前提条件、特有优势和自身无法克服的制度性弊端;这就势必需要我们对于公益物品所处的总体环境、制度背景、运行方式等各影响预期结果的因素有更加全面、细致、清楚的把握。
并且,需要借鉴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它更为成熟的领域的研究成果,使公益物品的使用更加合理、有效。
四、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1．公共产品需求模型
P
MSC
Db
Da
Q
2．公共产品供求特点
（1）Q=Qa=Qb
（2）P=Pa+Pb
3．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条件
Q0=QA=QB
P0=PA+PB
MSR=∑MRi=MSC
4．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实现机制
林达尔均衡模型
.5.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分析
集体行为动机
个人行为缺乏激励
行为的官僚性
制度性缺陷
第三节混合产品的供给
一、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和的产品的供给
1．模型图解
D：
需求曲线
QC：
通过能力线
Qy：
拥挤线
2．供给分析
由于边际生产成本为0，帕氏定价为0，免费使用，通过人数达Q*，但桥的成本，维护问题存在。
（1）私人部门收费经营，以回收成本
厂商收益线MR（一定在D线左侧）
若收费P。
，此时通过人数为Q。
福利净损失SEQ。
Q*
（2）政府经营、免费提供、征税筹资。
二、边际生产成本为0，边际拥挤成本不为0的产品的供给
1．模型
2．供给分析
（1）需求线与拥挤成相交，表明一定价格下会产生拥挤——过度消费
（2）P=0（免费使用）拥挤——过度消费
（3）私人部门收费，P。
价格时利润最大，通过人数为Q。
社会福利损失太大。
（4）公共部门按照边际拥挤成本收费，现保证不过度拥挤，也降低社会福利损失。
三、利益外部性特征的产品供给
1．供求模型
P
P。
PA
PC
MSR
B
E
A
MR
MSC
0QAQ。
Q
2．供求分析
（1）有效供给点为Eo，有效产量为Q。
，均衡价格为P。
（2）由于外溢性，实际购买者的效用线为MR，与MSC交点为A，有PA，QA
（3）私人部门提供：
价格为PA，产量为QA，效率损失为SABE
（4）政府供给，减少效率损失，价格定为PC，无效率损失。
第四节外部效应及纠正
一、公共产品与外部效应：
1．外部效应：
某些产品的生产或消费会给他人带来额外的成本（成本外部化），或额外的利益（利益外部化），这种现象称为产品的外部效应。
2．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
收益外部化往往与公共产品关联（如教育）——非排除性
成本外部化往往与公共产品关联（如污染）——非排除性
3．公共产品是带来外部收益的产品
公共产品——政府收税提供、非纳税人也在受益
——公共产品是具有外部效益的产品
二、外部效应分类
1．生产的外部正效应：
某种产品的生产给他人带来额外利益
如：
养蜂场的蜜蜂给邻近等国的果树传播花粉从而提高果树产量。
2．消费的外部正效应：
某种产品的消费给他人带来额外利益
如：
人们注射疫苗也使他人减少传染的可能
3．生产的外部负效应：
某种产品的生产给他人带来额外成本
如：
废水、废气的排放。
4．消费的外部负效应：
某种产品的消费给他人带来额外成本
如：
吸烟者给在场的不吸烟者带来身体损害
5．公共资源问题：
公共资源、人人可用。
但每个人的使用会给他人使用带来外部成本（拥挤成本）
如：
池塘捕鱼，每个增加一个渔民会给其他渔民带来外部成本。
三、外部效应的经济影响
最早研究外部效应的是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他认为，如果存在外部效应的话，市场竞争达成的均衡并不是帕氏最优。
1.外部正效应。
某些产品效益的外部化即这种产品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导致该产品供给不足，从而带来效率损失。
2.外部负效应：
某些产品成本的外部化即这种产品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导致私企产品的实际供应量大于帕氏最优供给量，从而带来社会效率的损失。
3．公共资源
渔船平均成本=渔船边际成本
同样渔船数目下的鱼船平均收益大于鱼船边际收益
渔民考虑：
渔船数可以为Q渔，此时，渔船成本=渔船平均收益
帕氏规则：
渔船数最多为Q帕，此时，渔船边际收益=渔船边际成本
由于Q渔大于Q帕，故渔船数量多了，这既是对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又是资源的浪费（渔船做多了）。
总之，外部效应的存在给经济带来的是效率损失。
四、私人部门对外部效应的纠正
外部效应往往带来效率损失，必须设法预以克服
1．私人部门克服外部效益的几种机制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私人经济部门也有克服外部效应的机制，主要表现为：
（1）一体化机制。
扩大企业规模，组织一个足够大的经济实体将外部成本（收益）内部化，从而矫正外部效应带来的效率损失。
如前述：
养蜂给果园主带来利益（利益外部化）
现在：
养蜂主与果园主组合成一个企业，使所存蜜蜂只在自己果园采蜜，自己果园不让外来蜜蜂进入，这样外部收益就内部化了。
（2）产权机制
产权：
某种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自由处置权的总称
科斯：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他认为，产权界定不明确，是外部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源配置达不到帕尔托状态的根本原因。
河流被污染与河流的产权模糊紧密关联。
如果河流是某个庄园主的，那么排污必得庄园主同意并支付足够的补偿。
此时，这笔补偿就成了排污者的内部成本。
这样也就消除了成本的外部化。
资源配置就能达到最优。
科斯定理：
只要产权明确界定，并受法律保护，在不存在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条件下，通过谈判实现对外部效益的矫正。
如：
农民在公共土地上种庄稼，邻居在此处放牛，由于土地是公共的，邻居农民牛踩庄稼而给农民带来外部成本，但农民却无法让牛的主人来赔偿。
原因是土地公有，产权不明确。
假定农民拥有这片地产权。
邻居牛踩坏庄稼就必须赔偿农民拦牛，这样庄豪的损失成了邻居的内部成本，邻居就会管好自己的牛，也就消除了外部效益。
假定邻居拥有这片地产权。
农民就会向其邻居支付一定补偿，让他不要放出牛来损坏自己的庄稼，这也就消除了外部效益。
（3）市场自身的协调纠正外部效益
（如公共资源使用中的外部性），市场可以自动地纠正外部效益（科斯）
例如：
公共湖泊中捕鱼的渔民可以协商捕鱼限量
（4）社会制裁机制
道德可以约束给他人带来外部负效益的行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私人部门克服外部效应的机制的局限性
一体化机制要求企业规模尽可能大，大到所有外部效益内部化，这不仅难做到，而且企业规模过大易导致垄断，又垄断导致新的效率损失，科斯至卫生受交易成本影响并非总能有效，社会制裁机制过于软弱。
总之，私人经济部门纠正外部效益的各种机制局限性具明显的，而对于公共产品更是收效甚微。
五、政府对外部效应的矫正
政府可采用的方法通常有：
1．罚款或征税。
在存在外部成本情况下，政府向有关企业或个人得以相当于他所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的罚款或税收，外部成本就内部化了。
1.补贴。
当存在外部利益时
P
D
S
d
Q
（1）政府低价直接提供该产品，扩大实际消费量。
（2）政府给私企补贴，使其低价供应、扩大消费量。
（3）政府给消费者以补贴、扩大消费量。
3．公共管制
当存在外部成本时，可采用管制办法，尽可能减少外部成本。
如制定排污标准、质量标准（汽车）
4．法律措施
如产权界定及保护的法律措施给极大减少外部效益的发生。
各种不同的政策方案会带来不同的政策效果，对社会经济目标也会有不同影响，且执行难易也不同，现实执行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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