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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时代的降临
他校时代的降临
——e时代汉语古籍校勘学探研之一
苏芃
摘要：
随着汉语古籍数据库的研发和使用，如今他校资料的获取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陈垣先生“古籍校勘四法”的具体应用可作重新检视。
本文从一系列个案的校勘实例归纳证实：
古籍数据库的开发，意味着一个他校时代的降临，相关的学术规范与选题策略也值得探讨与思考完善。
关键词：
汉语古籍校勘数据库他校资料的利用学术规范与选题
作者简介：
苏芃，1981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教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和汉语史研究。
缘起
最近几年，关于汉语古籍数据库的研究和讨论越来越多，大量的相关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关于古籍电子数据库的讨论尤为热烈。
然而这些论著几乎都是围绕介绍古籍数据库资源、古籍数据库开发研究、以及借助计算机如何进行文本技术处理等方面的研讨，真正涉及古籍数据库在校勘学中具体应用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
笔者在近年的校勘实践中，不断认识到古籍数据库对校勘研究的潜在价值，深感揭橥探讨这一问题的迫切必要，于是写作了本文。
引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陈垣先生对古籍校勘研究方法提出了科学的分类：
一为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
二为本校法。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三为他校法。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
四为理校法。
段玉裁曰：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
”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这一科学标准的划分沿用至今。
然而从上世纪末叶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与更新，大量的古籍数据库不断地被研发与应用，古籍的查找和利用愈加便捷、有效，很多古文献资料都可以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穷尽检索，这为古籍校勘研究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陈垣先生提出的“古籍校勘四法”应该作出新的认识。
管锡华先生早在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科学技术进步对校勘实践的改变，他认为“网络开发商、电子图书开发商已开发了大量古籍，网络古籍资源、光盘古籍资源都在迅速增加。
就校勘来说，目前已可以通过计算机利用诸资源进行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特别是对校、本校尤其速便。
查找他校、理校数据也比翻检纸本书籍快捷。
”
笔者通过近些年来的校勘实践则认为：
数字化时代“古籍校勘四法”中受到最大影响的当是他校，因为他校资料的获取方式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被颠覆。
在利用古籍数据库的校勘研究中，相比前人而言，“对校”的改变最小，“本校”和“理校”可资检索的资料又相对有限，唯有大量的他校资料可以最为便捷地获取与利用，这一点是前辈学人无法企及与实现的。
对于校勘古籍而言，如今古籍数据库的开发，意味着一个他校时代的降临，这一点值得引起大家重视。
本文将围绕e时代他校研究的三方面问题展开讨论。
一、数据库条件下他校资料的获取和利用
二、利用他校资料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他校研究的前景展望
一、数据库条件下他校资料的获取和利用
陈垣先生讲：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
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
循此之说，所谓“他书”，即他校资料，确实“范围较广”，管锡华先生根据引书类型将“他书”（不指异本）分成了三个方面：
一是“引文”，包括
（1）一般书籍的引文
（2）类书引文（3）注解引文；二是“述文”，指后书根据前书内容加以叙述之文；三是“释文”，包括
（1）从原文中摘引的被释词语
（2）注释说解之文。
张涌泉先生则根据他书的形式和类别将他校资料分成四个方面：
一是龟甲和金石；二是简帛和写卷；三是封泥、字帖；四是类书、旧注和辞书。
传统的汉语古籍校勘，要在浩瀚的古籍渊薮中搜集他校资料，确实“用力较劳”，甚至劳而无功，之所以会导致如此结果，是因为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他校资料采集殊难。
前辈许多校勘名家，在利用他校资料时，尤其喜欢校勘类书引文，这主要是因为类书引文便于查检。
但是，借助查检类书获得的他校资料无论是数量，还是定位精确度都无法与古籍数据库相比拟。
而今他校资料的检索和获取方式已经完全被科学技术手段所改写，在海量的古籍中便捷地将最有价值的他校资料检索定位，这一点对于古籍他校法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借助古籍数据库提取的他校资料进行合理地分析判断，许多过去校勘研究中只能存疑的异文便可以得到全面落实。
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他校资料采集方式的改变最为关键。
由于当前的古籍数据库选取的古籍较为全面系统，利用古籍数据库检寻他校资料，已经涵盖了他校资料的各种类别，探讨古籍数据库条件下他校资料的获取与利用，若从他校资料类别的角度展开必将受到许多局限，因此，本文首先拟从校勘对象的角度，结合笔者校勘实践中的具体校例展开论述。
（一）关于专名的校勘
1、关于人名
中华书局本《史记·魏世家》：
“与韩康子。
”《索隐》：
“名虔。
”
通过对校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藏南宋黄善夫本《史记》（下文简称“黄善夫本”）发现，“虔”黄善夫本作“虎”。
查核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下文简称“《校补》”）：
“虔，庆彭凌游殿虎。
”然而据此并不能作出判定，笔者通过检索古籍数据库，获得多种资料信息如下：
《史记·六国年表》“韩康子败智伯于晋阳”《索隐》：
“康子名虎。
”
《史记·韩世家》“庄子卒，子康子代”《索隐》：
“名虎。
”
《国语·晋语》“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韦昭注：
“康子，韩宣子之曾孙、庄子之子虎。
”
《世本》：
“庄子生康子虎。
康子生武子启章。
武子生景子虔。
”
据《史记·韩世家》、《世本》等史料，康子之孙名虔，亦可证康子不会名虔，中华本《索隐》“虔”必是“虎”之讹。
2、关于书名
（1）中华书局本《汉书·扬雄传上》：
“衿芰茄之绿衣兮……”师古曰：
“衿音其禁反。
茄亦荷字也，见张揖《古今字谱》。
……”
此处“《古今字谱》”，日本兵库县上野淳一藏《汉书·扬雄传》唐代写本残卷（下文简称“日藏古写本”）作“《古今字诂》”。
王先谦《汉书补注》：
“宋祁曰：
‘注文“字谱”一作“字诂”。
’”但未作判定。
笔者通过检索古籍数据库“张揖”相关材料，获得多种有效信息如下：
《魏书·江式传》和《北史·江式传》均记载：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
”
《隋书·经籍志》亦记载张揖撰《古今字诂》三卷。
又，张揖的著述见诸《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其中并无《古今字谱》。
另，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曾两次援引《古今字诂》，分别见于《平准书》“留蹛无所食”和《匈奴列传》“短兵则刀鋋”之下。
《史记》三家注和《汉书》颜注它处皆不见有《古今字谱》。
根据以上他校资料，综合判断“《古今字谱》”是“《古今字诂》”之讹。
（2）中华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讯曰”《索隐》：
“谇曰。
李奇曰：
‘谇，告也，音信。
’张晏曰：
‘讯，《离骚》下章谇乱也。
’刘伯庄音素对反。
讯犹宣也，重宣其意。
周成﹑师古音碎也。
”
黄善夫本《史记》“师古”作“解诂”。
水泽利忠《校补》：
衲耿庆彭游凌殿“师古”二字作“解诂”耿本作古字。
这处异文看似是人名问题，实际是书名问题。
通过系统阅读《史记索隐》可知，司马贞引颜师古语在《索隐》里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直接称说颜师古云云，一是言小颜云云，未有作师古云云的用例。
检核数据库中关于“周成”的他书引文，发现周成著有《杂字解诂》，《隋书·经籍志》有所记载，《史记索隐》亦有称引：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邔”《索隐》：
“邔，县名，属南郡。
《汉书音义》音其己反。
周成《杂字解诂》云：
‘邔音跽。
’”
《屈原贾生列传》此处《索隐》引周成《解诂》亦是注音，可见“师古”必是“解诂”形讹。
“解诂”可能是简称，也可能原作“杂字解诂”，后脱“杂字”二字。
3、关于地名
（1）中华本《太史公自序》“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索隐》：
“李奇曰‘地名，在咸阳西’。
按《三秦记》，其地后改为李里者也。
”
李里，黄善夫本作“里李”，如果按照传统校勘的手段，此处异文很可能只能存疑。
然而通过古籍数据库查找有关“杜邮”的资料，发现原来这里“李里”、“里李”其实都是“孝里”的形讹及误倒。
《水经注》：
“渭水北有杜邮亭，去咸阳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
”
《文选》潘安仁《西征赋》：
“索杜邮其焉在，云孝里之前号。
”
地处陕西的“孝里”这一地名还见于《汉书·外戚传》“葬雍门”颜师古注：
“雍门在长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长安三十里。
《广记》云赵父冢在门西也。
”可见“孝里”作为地名唐代时仍有沿用。
（2）中华书局本《汉书·扬雄传》：
“顾龙门，……”师古曰：
“龙门山在今蒲州龙门县北。
”
“蒲州”，《汉书》日藏古写本作“泰州”。
通过检索和龙门山、龙门县相关的资料，发现古籍中关于龙门山属地的记载不一：
《汉书·司马迁列传》“迁生龙门”师古曰：
“龙门山，其东则在今秦州龙门县北，其西则在今同州韩城县北，而河从其中下流。
”
《史记·货殖列传》“龙门、碣石”张守节《正义》曰：
“龙门山在绛州龙门县。
”
这些他校资料的获取，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因为涉及历史地理的问题，翻检相关正史《地理志》的材料，获得了如下信息：
《旧唐书·地理志二·河东道》：
“龙门汉皮氏县，后魏改为龙门。
武德元年（618年），于县置泰州，领龙门、万泉、汾阴四县。
贞观十七年（643年），废泰州及芮县，以龙门、万泉属绛州，汾阴属蒲州。
”
《新唐书·地理志三》：
“河中府河东郡，赤。
……龙门。
次畿。
武德二年（619年）徙泰州来治，五年析置万春县。
贞观十七年（643年）州废，省万春入龙门，隶绛州。
元和初来属。
”
参照新、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可知龙门的归属在唐代有过多次更迭。
又据新、旧《唐书》记载，颜师古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始于贞观十一年（637年），贞观十九年（645年）颜师古“从驾东巡，道病卒”，之后其所注《汉书》“大行于世”。
可见，在颜师古生活时代，“龙门县”本属“泰州”，后隶“绛州”。
日藏古写本《扬雄传》颜注作“泰州”当是旧貌，现作“蒲州”疑是后人误改，《汉书·司马迁列传》颜注“秦州”实为“泰州”之讹。
《史记正义序》记载《史记正义》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八月，杀青斯竟”，据新、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七年（643年）“龙门”已隶属“绛州”，张守节曰“龙门山在绛州龙门县”亦不误。
4、关于成语资料
中华书局本《史记·平准书》“张汤死而民不思”《索隐》：
“乐产云：
‘诸所废兴，附上困下，皆自汤，故人不思之也。
’”
黄善夫本“困”作“罔”。
《校补》：
附上困下○困，耿庆中统彭凌殿罔。
王叔岷《史记斠证》：
黄善夫本、殿本《索隐》，“困下”并作“罔下”。
《汉志补注》：
“汤附上罔下，当时民之怨嫉，岂止不思！
”所谓“附上罔下”，即本《索隐》，困亦作罔。
“困”当是“罔”字形讹。
此处《索隐》疏解《史记》正文“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罔下”即欺骗百姓，和“民不思”义合。
通过检索数据库，“附上罔下”这一类结构见于《汉书》、《南齐书》等文献，到明代人编纂的《元史》依然袭用，例如：
1、《汉书·武帝纪》：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
”《说苑·臣术》篇亦有此语，并谓出自《泰誓》，今本《尚书·泰誓》不见。
2、《南齐书·萧谌传》：
“蔽上罔下之心，诬君不臣之迹，固以彰暴民听，喧聒遐迩。
”
3、《元史·曹伯启传》：
“云南佥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报，范饮恨死，伯启具其事，书于太史。
”
可见，“附上罔下”当是司马贞《索隐》原貌。
5、关于其它专有名词
中华书局本《史记·高祖本纪》“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义》：
“《河图》云：
‘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
”
黄善夫本等《史记》异本此处皆作“口角”，没有异文出现，但作“口角”是什么含义，尤其是和“戴胜”连读，颇费思量。
但通过古籍数据库检索《河图》有关刘邦容貌的描写，发现《后汉书·班彪传》“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李贤注引《河图》作：
“帝刘季，日角戴胜，斗匈龙股，长七尺八寸。
”和张守节《正义》全同，惟“口角”作“日角”。
日角，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
即额骨中央部分隆起，形状如日。
旧时相术家认为是大贵之相，多用以描写帝王之相。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正义》：
“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
”《史记·周本纪》“西伯曰文王”《正义》引《雒书灵听》云：
“苍帝姬昌，日角鸟鼻，高长八尺二寸，圣智慈理也。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
”李贤注引郑玄《尚书中候》注：
“日角谓庭中骨起，状如日。
”相术家亦称额骨隆起入左边发际为“日角”，入右边发际为“月角”。
《文选》刘孝标《辩命论》：
“龙犀日角，帝王之表。
”李善注引朱建平《相书》：
“额有龙犀入发，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后亦用“日角”喻指帝王。
如此一来，关于“口角戴胜”疑惑就释然了，“口角”是“日角”之误，和“戴胜”之间可以点断，这是两个分别描绘帝王异相的词语。
反思对这一专名问题的破解过程，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找到《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引《河图》的异文，而这条异文的获取，在传统的校勘研究中，利用翻检纸质典籍查找的手段是难以得到的，即使能够检得，往往也具有偶然性。
（二）关于语言文字资料的校勘
1、文字资料
中华书局本《周书·杨忠传》：
“于是选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于淙头。
”
《校勘记》：
“卷二《文帝纪》下、《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上、《南史》卷三八《柳仲礼传》‘淙’都作‘漴’。
”
“淙”，日本奈良县大神神社藏《周书》写本残卷作“漴”，通过数据库查检《通志》卷十八、《太平御览》卷二八七引文亦皆作“漴”，且《太平御览》此文下有注“漴音崇，水所冲曰漴”。
又，检索《北史》、《南史》、《周书》全文，“淙头”仅见于《周书·杨忠传》这一处，而“漴头”见于《北史》、《南史》各2处，见于《周书》1处，可见今本作“淙”误，疑是“漴”残泐而致误。
2、音韵资料
中华书局本《汉书·扬雄传上》：
“履欃枪以为綦。
”师古曰：
“……枪，初行反。
……”
“行”，日藏写本作“庚”，或存其旧。
检索关于“枪”字的注音材料，获得如下旁证：
《晋书音义·志第一》：
“枪，初庚反。
”广益本《玉篇》：
“枪，楚庚切，欃枪也。
”《广韵》：
“枪，楚庚切。
”《尔雅·释天》“彗星为欃枪”陆德明《音义》：
“枪，初庚反。
”反切下字皆为“庚”。
又，检与“枪”同从“仓”声的“鎗”，《汉书·礼乐志》：
“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师古曰：
“鎗，音初庚反。
”
3、训诂资料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如痿人不忘起”《索隐》：
“痿，耳谁反。
旧音耳睡反，于义为疏。
张揖云‘痿不能起’，《哀帝纪》云‘帝即位痿痹’是也。
”
黄善夫本“痿不能起”作“痿不能行”。
通过检索“痿”的相关故训材料，尤其是“痿不能”的相关材料，得到了如下信息：
《慧琳音义》卷三十三“痿躄”注引《苍颉篇》、《吕氏春秋·尽数》“处足则为痿为蹷”高诱注、广益本《玉篇·疒部》、《急救篇》卷四“痈疽瘛瘲痿痹痮”颜师古注：
“痿，不能行也。
”《篆隶万象名义·疒部》：
“痿，痹，不能行。
”《玄应音义》卷四“痿黄”注：
“痿，痹也，谓不能行也。
”《慧琳音义》卷九十四“风痿”注引《苍颉篇》：
“足痿不能行也。
”《吕氏春秋·重己》“多阳则痿”高诱注：
“痿，躄不能行也。
”《汉书·武五子传》“疾痿，行步不便”颜师古注：
“痿，风痹疾也。
”
考察以上故训材料，并不见以“不能起”释“痿”的用例，疑中华本《索隐》引张揖云“痿不能起”，是因正文“如痿人不忘起”而改，黄善夫本作“痿不能行”当存《索隐》旧貌。
且此处标点当作“痿，不能行”。
古籍数据库条件下他校资料的查检与利用，除了从校勘对象的角度探讨文字讹误的校正之外，研究领域还可以拓展至以下方面：
（一）引书的断限问题
《史记·周本纪》“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正义》：
“杜预云：
‘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伊川，遂从戎号，今洛州陆浑县，取其号也。
’”
通过检索古籍数据库，这段《左传》杜注出自僖公二十二年传“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后“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
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
”
又,《史记·匈奴列传》：
“於是戎狄或居于陆浑……”《索隐》：
“《春秋左氏》‘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杜预以为‘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之间。
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今陆浑县’是也。
”
将杜注原文和《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相关文字比较来看，《正义》“今洛州陆浑县，取其号也”恐非杜注，而为张守节述语。
《旧唐书·地理志》：
“河南府隋河南郡。
武德四年，讨平王世充，置洛州总管府，领洛、郑、熊、谷、嵩、管、伊、汝、鲁九州岛。
洛州领河南、洛阳、偃师、巩、阳城、缑氏、嵩阳、陆浑、伊阙等九县。
”武德是唐初高祖李渊年号，张守节《史记正义》作于玄宗时期，其时陆浑县正属洛州。
《周本纪》此段《正义》标点当作：
“杜预云：
‘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伊川，遂从戎号。
’今洛州陆浑县，取其号也。
”
（二）旧注的归置问题
1、《史记·晋世家》“十年，伐千亩，有功”《集解》：
“杜预曰：
‘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
’”
“生少子，名曰成师”《集解》：
“杜预曰：
‘意取能成其众也。
’”
经查检，以上两条杜注出自《左传》桓公二年传“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之下，《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和上海古籍版《春秋经传集解》都标点作“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千亩，意取能成其众”，今核诸《史记集解》引文，知“意取能成其众”是释“成师”之词，传世诸本《左传》将两条杜注合为一条，极有可能是刊刻时归置之误，如此以来，产生了理解上的歧义。
2、《史记》黄善夫本三家注的位置多有和中华本相异之处，有的相差在同一篇前后文字里，有的甚至是跨篇相差。
例如：
（1）黄善夫本、凌稚隆本、殿本《史记·天官书》“比参左肩”后有《正义》：
“参，色林反，下同。
”而中华书局本此处无。
若按照以往的校勘，极有可能判定中华本脱漏《正义》一则，然而，通过检索《史记》中“参”字注音，发现中华书局本《史记·天官书》前文“参为白虎”下有《正义》：
“参，色林反，下同”，而黄善夫本、凌稚隆本、殿本“参为白虎”后无此六字，说明此条《正义》只是《史记》不同版本所在位置的差异。
（2）黄善夫本《史记·齐太公世家》“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后有《索隐》：
“刘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并作‘赎’，又上成公脱，《年表》作‘说’也。
”而中华书局本《齐太公世家》此处无。
如果按照以往的校勘，很容易判定此处中华书局本《史记》脱漏《索隐》，然而将这段话在古籍数据库中检索发现，中华书局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庄公赎”后有《索隐》“刘氏音神欲反。
系家及《系本》并作‘购’。
”而黄善夫本“齐庄公赎”下却无，可见这两处几乎相同的《索隐》也并非脱漏问题，只是三家注合刻时产生的位置排列差异。
上述举例性地探讨了古籍数据库条件下他校资料的获取与利用，难免挂一漏万。
在具体的校勘研究中，借助此法可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应该远超出笔者所探讨的范围。
但是仅就上文有限的校例足以证实：
利用古籍数据库查检他校资料的途径，在古籍校勘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二、利用他校资料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他校资料本身具有复杂性，加之制作数据库的古籍电子文本往往校勘不精，所以在利用他校资料时，有诸多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必须熟练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并把这些知识灵活运用到对他校资料的获取与判断之中。
古籍数据库给我们的研究提供的只是技术手段，在古籍整理研究中这些技术手段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校勘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实践学科，只有熟练的掌握了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能够把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等学科的知识运用到校勘实践中，才能解决具体问题。
单就利用数据库获取他校资料而言，数据库中提供的古籍文献是海量的，有时检索出的相关材料数量有限，易于提取，但有时检索的出的相关材料却纷繁芜杂，如何从这些海量材料中提取最有价值的信息？
首先就要对检索范围圈定，这就需要有目录学的知识，例如，遇到地名的问题，可以在正史《地理志》、《三辅黄图》、《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雍录》以及各种州县志、笔记等历史地理资料中检寻；遇到语言文字的问题，可以在传世字书、韵书以及传注义疏等材料中检寻；遇到某一时代的具体专名问题，可以在该时代存世的相关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检寻。
诸如此类，假若仍然找不到先关的有效信息，可以再扩大检寻范围，逐步梳理。
又如，有时在辨别他校异文时，必须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知识，结合汉语史研究的已有成果，尤其要注意具体历史时期语言的使用习惯和词汇的特殊含义，才能做出合理的判定。
因此，这一检索和判断他校资料的过程，实际上是综合运用知识进行文献考订的研究过程。
第二，必须注意数据库选取的古籍文本问题。
如今的数字化文本往往没有经过精良地校勘，例如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公司和北京书同文公司联合开发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由于是在扫描识别基础上校对制作的，就存有许多诸如“心不在焉”作“心不在馬”的讹误。
因此在利用古籍数据库时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古籍数据库检索出来的数据不能直接引用，务必要查核相关规范的纸质出版物。
当代出版的古籍，无论是点校本还是影印本，最好是使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岳麓书社、黄山书社等传统古籍出版社的权威版本。
2、古籍数据库由于文本校勘粗疏，时常会存有文字讹误，所以检索时最好能对该数据库的文本优良情况有所了解，要谨记检索不到的资料，并不能代表该古籍中就没有，要变换条件进行多方位检索，有时候还要查检与检索条件形近易误的字符串。
3、古籍数据库的文本不是唯一的，大量经典文献都存在复杂多样的版本谱系，例如校勘《史记》，甲版本作A，乙版本作B，检索《汉书》的相关资料，得到了相关异文A，此时并不能轻易下结论认为A是B非，因为古籍数据库提供的《汉书》版本只是《汉书》诸多版本中的一个，很有可能《汉书》别本存在异文B，这时要寻求别的证据来判断是非，也就是说，古籍数据库提供的他校资料绝不是判断校勘异文的确证，而只是旁证。
第三，必须谨慎使用他校资料，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使用他校资料必须谨慎，他书引文的可靠性时常值得推敲，引文往往包含引文作者主观地增删去取，因此不可尽信。
他校资料的利用必须经过客观缜密地再判断，而且研究者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由于借助古籍数据库获得的他校资料经常都是多种类型的，所以在进行校勘考辨时，切忌只选取利于自己论证的材料，而有意忽略与自己论点相反的材料。
三、他校研究的前景展望
在这样一个他校资料可以如此有效便利获得的时代里，如何选取古籍展开校勘研究？
选取哪些古籍校勘可以更为有效地达到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双重目标？
也应当有新的认识。
笔者通过校勘《史记》发现，无论是《史记》正文，还是三家注，可判定的异文往往是可寻求到他校资料的那一部分，比如《史记》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相对应的部分，《史记》和《汉书》相对应的部分，在这些对应部分里不仅史文相关联，注文也相关联，借助这些相关联的文字，再辅以古籍数据库提供的他校资料，往往更容易对校勘异文作出准确的取舍判断。
因此，在这样一个他校资料获取方式发生变革的时代，那些典籍中重出的文献资料，由于所存文本丰富，重合交叉之处密集，是最具有校勘价值的，也是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校勘研究的选题首先应该重视这样的文献。
又由于宋代以前的经典文献后世被征引的几率远远高于明清时期的文献，所以从事古籍校勘研究，宋代以前的经典文献更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由于古籍数据库的诞生，古书古注和类书等文献的引书资料可以进行逐一清理，“某某文献引书考”之类的选题，能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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