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国内外动态研究和政策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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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国内外动态研究和政策建议

“走出去”国内外动态研究和政策建议

　　如何“走出去”，是中国对外开放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2l世纪的中国难以回避的挑战。

可以说，“走出去”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提升对外开放层次、规模和水平的重要瓶颈，考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智慧。

研究这个课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学术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要在尊重、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探讨“走出去”，首先要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动态进行梳理和总结，在这个基础上，找出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我们的理论思考。

　　一、“走出去”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国?

认喙匮芯?

　　国内关于“走出去”的学术论文，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截至2011年1月4日，共有45篇。

　　关于“走出去”的战略选择，李东阳和周学仁提出：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需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积极发展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要科学确定投资产业与投资区位，正确选择投资方式与股权比例。

””罗锦丽和汪燕玲提出：

“企业要制定海外发展战略，明确自身的竞争优势，塑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要寻求政府政策的保驾护航。

”周英认为：

“民营企业走出去，要选择比较有优势的产业为主要的投资行业，投资手段要多样化，要先易后难，树立品牌。

”关于“走出去”的重要意义，李东阳和周学仁提出：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迎接经济全球化、减少贸易摩擦的需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节约矿产资源的需要。

”关于“走出去”的主体和客体，周炳成提出：

“企业应当是走出去的主体，走出去主要到发展中国家。

””’关于“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相互关系，朱华撰文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必不可少的两方面，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

　　关于“走出去”中的对外承包问题，孙进指出：

“进一步开拓国际承包市场，要加大企业结构体制优化的力度，加大推进属地化管理的力度，提高工程承包水准，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加大实施人才战略的力度，提高设计能力和咨询服务水平，发展工程总承包。

””’

　　刘英奎（2003）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企业应根据东道国的风险与成本状况、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产业发展状况、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状况等综合因素，选择各种适合自己的“走出去”模式。

“走出去”遇到困难和挑战，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企业三方共同应对。

　　王志民（2003）在博士论文中提出，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经营的比较和对中国企业最先与最大的“走出去”群体――香港中资企业的实证分析，强调了只有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点，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完善各种支持、服务措施，才能保障“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更大的成就。

　　比较重要的专著如陈秉安所作的《大逃港》。

在作者看来，“大逃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在20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就占了近半壁江山：

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赫然在列。

另外，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

　　尽管《大逃港》写的是当时广东省宝安县居民偷渡到香港的历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与我们现在“走出去”不尽相同，但《大逃港》所代表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激情，将激励着我们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对于“走出去”的困难和风险，我们要从战略上藐视，从战术上重视。

今天，当开放的中国“走出去”的时候，要比《大逃港》里那些偷渡的人拥有的条件好得多。

那些迫于生计偷渡的去香港的人，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叱咤风云的世界人物，我们“走出去”理应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二）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关于中国“走出去”研究成果非常少，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因素，导致国外学者对这个课题没有太多兴趣；二是受到汉语水平的限制；三是“走出去”研究作为课题来说非常新颖，国外学术界对此反应相对滞后。

不过，随着中国“走出去”力度的进一步加大，相信国外学者会关注这个话题。

　　二、“走出去”研究总体评价

　　关于如何“走出去”，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我们今后全面深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

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走出去”研究还非常薄弱，有些研究还有一些误区，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研究时加以注意。

（一）重个体设计轻整体把握

　　当前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大家关心的是中国企业如何更好“走出去”。

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仅仅谈论这个问题是不够的。

国内学术界只有孙进博士探讨了中国企业如何在境外开展劳务合作。

　　笔者认为，对外开放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走出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对外贸易、对外资金交流、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技术交流。

我们一定要明确“走出去”的范围和行业。

如果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或者没有明确的话，那我们的研究就会事倍功半。

（二）重主观构思轻客观比较

　　关于中国如何“走出去”，虽然没有大量现成的直接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我们有许多间接的经验可以借鉴。

中国可以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尤其是著名跨国公司如何从母国走向全世界的经验。

中国一些好的企业，如海尔、康奈等已经走出国门，它们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没有认真归纳和梳理。

另外，香港、澳门、台湾的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需要我们进行总结和借鉴。

　　从1840年以后，中国华侨和华人开始走向全世界。

这些华侨和华人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走出去，有的还是在非常被动屈辱的情况下走出去，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华侨和华人“走出去”的创业史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广泛挖掘和认真提炼。

　　（三）重理论探讨轻实践检验

　　关于“走出去”，学者们提出的设计方案，从理论上来看，从目前来看，应该还是可行的。

但我们知道再完美的方案，在实践中也可能不堪一击，因为实践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尤其是走出国门。

海尔集团在美国设立分厂，就遇到了资金短缺风险和国外员工注重个人人权的问题。

我们要“走出去”，管理方法如果不与国际接轨，就会遇到很大麻烦，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国情，进行主动调整。

　　（四）重抓住机会轻防范风险

　　经济学上有一个“墨菲法则”：

小概率事件也会发生。

我们“走出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尽管风险比较小，按照“墨菲法则”，概率较小的风险同样会发生。

我们面临的风险，有的是可以预料的，有的是难以预料的。

在风险的分析和防范方面，我们学术界探讨的太少，有的只是一笔带过，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成熟的，更是不负责的。

　　“走出去”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才正式出现，关于“走出去”论述无论是从政府高层还是平民百姓，都没有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方案，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去摸索和总结。

对于“走出去”，我们要充分考虑走出国门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反复性，对可能的困难宁愿估计充分一点也不能估计不足，更不能盲目自信。

　　三、“走出去”的制约因素

（一）社会环境严峻

　　“走出去”实际上就是去境外创业，不是去旅游。

创业需要我们有创业教育进行支撑。

但我国国内创业教育发展滞后，国内很多高校根本就没有开展创业教育，既有创业成功经验又有创业教育理论的老师就像大熊猫一样宝贵。

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在高考指挥棒的带动下，许多中小学仍然搞应试教育。

我们培养的学生，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也趋于保守，大学毕业后优先考虑的是就业而不是创业。

当今社会，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愿意去当公务员，愿意去事业单位捧一个铁饭碗，不愿意去企业就业。

另外，国内创业失败的案例多如牛毛，成功的寥若晨星。

试想，在国内创业都这么难，去国外创业，企业和员工会有多少底气和信心?

（二）政策配套不足

　　我们对于“走出去”，在政策配套上做得还不够。

2009年3月16日，商务部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企业境外投资办理外汇、银行、海关、外事等相关手续，可以享受国家有关政策支持。

但是，具体如何享受优惠，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目前只有四川省出台政策，对四川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给予政策补贴，四川省的做法是全国第一也是全国唯一。

　　同时，我们的政府在企业“走出去”的管理、公共服务、危机应对方面也不太健全，这些也成为制约中国“走出去”的重要因素。

　　（三）没有形成合力

　　我们的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学术界，面对中国“走出去”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力，特别是学术界很多成果没有得到实践检验的机会，我们的很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对于“走出去”研究支持几乎是一片空白。

政府和企业以及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对于学术研究并没有真正重视，理论和实践出现严重脱节，“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没有形成合力，这种似乎不关联的局面造成资源浪费。

　　（四）资金压力较大

　　“走出去”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投入巨大。

许多企业往往因为资金不足面临很多困境。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涉及海外并购时主要采用现金支付方式，在增强并购方案的竞争性的同时，也加大了“走出去”的资金压力。

　　中药作为一个产业始终没能以药品身份登陆欧美，中药没能“走出去”，其中资金短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药品申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必须通过审查、论证，耗时8―12年，花费3亿一5亿美元，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据不完全统计，只有不到7％的候选药物能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全部三期临床试验并成功上市，对此很多中药公司往往望而却步。

3亿－―5亿美元投入成本对很多企业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很多企业往往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

　　（五）技术人才短缺

　　准备“走出去”和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对于真正的人才可以说是求贤若渴。

我们天天喊人才的重要性，但是真正“走出去”，才发现“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那些懂所在国语言、熟悉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具备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由于人才的缺失，我国磋商中的“走出去”项目70％左右无疾而终，执行中的“走出去”项目也只有30％的成功率，这与我们“走出去”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六）经验严重不足

　　关于“走出去”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直接学习。

与在国内相比，国外在语言、风俗、管理、文化等方面和我们的差别很大。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经验严重不足。

去国外进行项目投资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项目实施团队的组建、项目前期分析、项目如何安全可控、项目如何符合环境保护、项目如何与企业现有产业衔接、项目如何与投资国所在地区产业相连接、项目如何与企业现有营销体系相连接、项目投资总额如何控制等，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企业在这些方面简直是天壤之别。

　　（七）西方干扰搅局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尽管中国宣称要“和平崛起”，但是西方国家反华仇华的冷战心态没有改变。

西方国家借助媒体，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在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牵制中国的发展。

2006年，英国外交大臣杰克。

斯特劳访问尼日利亚时明确提出：

“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

”在西方国家的鼓动下，我国对外进行的很多单纯的并购和投资，被上升为政治事件。

中国在海外收购和参股，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直接证据，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警惕和抵触。

中国“走出去”本来是经济行为，在西方的干涉下，收购行为上升到政治高度，导致中国在海外的收购往往无果而终。

　　（八）风险意识淡薄

　　中国企业去境外投资时，对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劳工风险、环境保护风险等评估不足，出现突发事件时，感到惊慌失措。

　　中国“走出去”，必然要面对如何和国外工会打交道。

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工会的作用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国内企业没有和工会斗争的经验，“走出去”的时候，与国外工会斗争屡屡处于下风。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首钢购买秘鲁国有铁矿和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汽车。

两者在各自“走出去”的领域内都受到当地工会组织的冲击，经营失败。

　　四、“走出去”的政策建议　　

（一）创造宽松社会环境

　　提高居民收入，搞好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

初次分配注重公平，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通过政策有序引导人们向企业流动，让人们在企业工作有成就感和归属感。

对于企业的收入分配，要进一步向职工倾斜，要改变职工收入滞后于企业收入增长的不正常状态。

对在境外投资的企业员工，可以实行特别津贴，解决他们配偶工作、子女上学、住房等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踏实工作，为“走出去”创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搭建平台整合资源

　　政府要牵头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共同推进“走出去”进程。

中央政府应设立专门基金进行“走出去”项目研究，这个项目要有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学术界多方共同参与。

要实现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学术界资源整合，共同推动“走出去"SL好又快发展。

项目研究成果要接受实践检验，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推广。

地方政府也要参照这个模式，推动本地区更好“走出去”。

　　（三）拓宽渠道分散风险

　　中国要“走出去”，主体还是企业。

这些企业要成功“走出去”，没有强大的资金作为后盾，是难以成功的。

让企业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是不现实的。

“走出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政府要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为它们贷款提供便利条件。

政府要牵头建立战略性风险基金，为企业“走出去”分散风险。

这是因为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建立风险基金，可以进一步消除国内企业的顾虑，提高它们“走出去”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四）加大投入重视人才

　　在所有的因素中，人的作用是最具革命性的。

“走出去”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

一要积极培养人才，推动我国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才资源强国转变；二要继续向发达国家派遣更多留学生；三要加大力度吸引海外人才以各种方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四要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要下大力气引进各领域拔尖海外人才和领军人才。

　　（五）发挥华侨华人作用

　　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华人华侨“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在“走出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视华侨华人的作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和特色。

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是功不可没。

纵观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历史，重视华人华侨的作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当前，中国“走出去”同样要借助海外华侨和华人的重要作用。

华人华侨遍布全世界，华侨华人和我们同根同祖，是我们的亲人和朋友，“走出去”如果不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作用，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我们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要多招聘在当地有过工作经验的人才，多招聘一部分当地人进行管理和生产，多听取驻外使领馆的意见和建议。

　　（六）灵活应对西方干扰

　　对西方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我们要积极应对，要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做好沟通和解释工作。

　　在海外并购时，我们喜欢绝对控股，但控股超过50％，容易导致外国政府和公司的警惕，媒体一旦鼓吹“中国威胁论”，它们会深信不疑。

对此，我们可以采用相对控股，哪怕是控股20％，只要能保持第一大股东地位就可以，也不至于给“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留下太多攻击的借口。

我们要对企业强化市场竞争、淡化行政指导，鼓励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做大做强，防止央企垄断化和寡头化。

我们也要采取措施鼓励更多的优秀民营企业“走出去”。

　　（七）风险防范警钟长鸣

　　“走出去”面临多种风险，针对不同问题可采取不同措施加以应对。

　　针对国外成本高的风险，可以发展高端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品位。

　　针对政治风险，比如无偿征收、国有化、战争等风险，企业再强大，也无力和一个国家对抗。

在这个时候，我们企业要事前寻求政府的保驾护航。

目前，为了保护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和许多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双边协议。

2001年12月18日正式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国家风险和买方风险。

其中政治风险最高赔偿比例为90％，商业风险最高赔偿比例为90％，买方拒收货物造成损失的最高赔偿比例为80％。

凡是投保的企业，一旦发生国家风险和买方风险，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获得追诉权，然后由中国政府代表企业对事故国进行索赔。

因此，“走出去”的企业，必须全部购买保险，以降低企业风险。

　　针对“走出去”企业国际运输中的风险，我们可以派遣海军护航。

2008年12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派遣军舰远赴索马里和亚丁湾进行护航。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使用海军赴远海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历史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海军赴亚丁湾护航，可以说为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特别是对外贸易安全提供了坚强保障。

截至2010年11月2日，中国海军共派出7批护航编队去亚丁湾进行护航。

　　针对法律风险，在项目投资之前，一定要聘请当地资深律师，一定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法律规范，做足功课。

项目投资过程中，更要注意依法办事，依法经营。

同时要招聘熟悉投资所在国的法律和语言的人才，做好人才使用和储备工作。

　　针对劳工风险，“走出去”的企业要和当地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要和当地管理层和员工保持充分沟通，多聘请当地人管理当地企业。

麦当劳、肯德基等进人中国，都是聘请中国人经营和管理，而且非常成功。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说，需要加强风险研究，研究国外公司与工会斗争的技巧。

　　中国如果长期乐于“引进来”，对外部资金和技术产生惯性依赖，就只能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一个国家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既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中国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经济，就必须大胆“走出去”，形成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早日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