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文和而不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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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文和而不同

科學人文和而不同（節錄）

楊叔子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武漢，430074）

科學與人文，共生互動，相同互通，相異互補，和而不同，利於創新。

一、共生互動

人只有一個完整的大腦，大腦由左半腦與右半腦組成，然而兩個半腦決不可分割。

儘管研究表明：

左腦主要從事於嚴密的邏輯思維，而這主要同科技活動有關；右腦主要從事開放的形象思維，直覺、頓悟、靈感在其中，主要同文藝活動有關；但是研究也表明，失去左腦，右腦無能；失去右腦，左腦無能；左腦不發展，將嚴重影響右腦發展；右腦不發展，也將嚴重影響左腦。

兩個半腦密切聯繫，共同合作，“天生我材必有用”，大腦的左、右兩半不可分割地組成一個大腦，人的兩類思維也同樣不可分割地組成一個思維整體。

人只生活在一個客觀世界中，這是不能以人的意志爲轉移來加以分割的客觀整體。

人也只能在這個客觀世界中進行各種實踐，實踐固然多種，然而也是在這個客觀世界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實踐整體。

這個客觀世界及人在其中的實踐，反映到人的大腦中而形成的感知，基於這個感知之上而由大腦加工出來的認識或獲得的知識、觀念，儘管它們是多方面、多層次、多類型的，但絕對是不可分割整體。

正因爲如此，作爲萬物之靈的人，才有可能由片面而逐漸全面、由淺薄而逐漸深入、由謬誤而逐漸正確地來瞭解客觀世界，瞭解人在客觀世界中的實踐，瞭解人的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

不言而喻，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儘管彼此相區別，然而正因爲均來源於或者講共生於人的大腦、客觀世界及人在客觀世界中的實踐，所以自然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科學所追求的目標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研究客觀世界及其規律，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律，是求真；講得生動些，就是：

“是什麽？

”“爲什麽？

”“如何做？

”其實，歸根結底，就只有一個“是什麽”，因爲“爲什麽”、“如何做”都可表達爲“是什麽”；即，“是什麽原因？

”“是什麽方法？

”例如，“物體爲什麽下墜？

”，可表達爲，“是什麽力量使物體下墜？

”又如，“如何測定或證明這個力量？

”，可表達爲，“是什麽方法可以用來測定或證明這個力量？

”顯然，科學不帶任何感情色彩，不以人的意志與感情爲轉移，我們的活動越符合客觀世界及其規律就越科學，就越真。

所以，科學是一個知識體系、認識體系，是關於客觀世界的知識體系、認識體系，是邏輯的、實證的、一元的，是獨立於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

人文所追求的目標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滿足個人與社會需要的終極關懷，是求善；講得生動些，就是：

“應該是什麽？

”“爲什麽（應該）？

”“應該如何做？

”同樣，歸根結底，就只有一個“應該是什麽”；因爲“爲什麽（應該）”、“應該如何做”都可表達爲“應該是什麽”；即，“應該是什麽原因？

”“應該是什麽方法？

”例如，“我國現階段爲什麽應該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可表達爲，“我國現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是什麽理由？

”又如，“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如何建設？

”，可表達爲，“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應該是採用什麽方法（或走什麽道路）？

”顯然，“應該”就是帶強烈的“終極關懷”的感情色彩，人文就是如此。

我們的活動越符合社會、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越人文，就越善。

所以，人文不僅是一個知識體系、認識體系，還是一個價值體系，倫理體系；因而人文不同於科學，還往往是非邏輯的、非實證的、非一元的，是同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關的。

科學是求真，但科學不能保證其本身方向正確，這既包括研究方向，也包括研究成果應用的方向。

20世紀科技的高度與迅速發展，不僅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利，同時也産生了許多衆所周知的嚴重的負面影響；更不用講高科技的研究、開發與應用了。

例如，採用基因技術，將人與黑猩猩進行某種雜交，肯定會出現一種新的生物，這種新的生物是否比人更聰明、更健康？

這絕對是一個科學問題，但絕對不能進行，絕對比起克隆人還更反“應該”、反倫理，反人類。

顯然，科學需要人文導向，求真需要求善導向。

人文是求善，但人文不能保證其本身基礎正確，可能事與願違，“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了，反而是反了“應該”。

“應該是什麽”的“應該”一定要合乎“真”。

據說，過去在我國某沙漠地區進行綠化，綠化自然“應該”；然而，當時並沒有弄清沙漠下面水的情況，誰知該處水不多，樹種下去，開始有水，蓬勃生長，一旦此水吸盡，樹全死了，比綠化前還糟，沙漠下面的水都沒有了。

顯然，人文需要科學奠基，求善需要求真奠基。

然而，科學與人文是共生的，是互動的，有以人文導向的科學，也有以科學奠基的人文，這就是“是什麽”與“應該是什麽”的“交集”，即數學上所謂的“交集”。

我國的《夢溪筆談》、《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紅樓夢》、《天問》等等就是如此。

此即，所從事的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的方向及其結果的應用應該有利於社會、國家、民族與人民，求真也應求善。

或者所希望有利於社會、國家、民族與人民的人文活動必須符合客觀世界實際及其規律，求善也須求真。

例如，“我們是要消滅癌症的”，既真又善，是“交集”。

“我們應該發展綠色農業産品”，即善又真，是“交集”。

不處於“交集”中的“是什麽”，有兩類：

一類反善、反倫理、反“應該”，就決不能做；一類不反善、不反倫理、不反“應該”，就應該按實際情況去處理，而決不能採取“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態度來對待，因爲其中不少是十分基礎性的研究。

歷史已再三表明，這些基礎性的研究不僅滿足了人類精神世界中好奇的需要，而且其中不乏對後來重大的科技創新發揮了巨大作用的研究工作。

不處於“交集”中的“應該是什麽”，也是一樣，也有兩類：

一類反真，反科學，導致反“應該”，就不能做；一類並不反真，不反科學，也無現實的惡果，就不能形而上學地去禁止，因爲其中不少是美好的大膽的願望、幻想、希求。

歷史也已一再表明，人類許多了不起的科技成果正是前人美好的大膽的願望、幻想、希求所導致的，人類許多堅韌不拔的前赴後繼的奮鬥是受此激勵的。

是的，“風物長宜放眼量”。

二、相同互通

科學與人文，“本是同根生”，同源共生，存在著“交集”。

其根、其源、其交都在實踐之中，即傑出的科技大師與卓越的文藝大師，乃至出色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都是承認與尊重客觀實際，提煉與抽取客觀實際的本質，探索與揭示客觀實際規律的。

科學固然如此，人文亦複如是：

第一，人文文化、人文知識承認與尊重客觀實際。

縱覽歷史，橫觀中外，文藝界能有大成就者，莫不重視“深入生活，深入實踐”，莫不提倡“源於生活，源於實踐”，不但要“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幹萬件事”，不但是從書本上，從載體上去繼承，而且要從生活中，從實踐上去學習、去體悟、去創新，而決不“閉門造車”，講假話，說廢話，胡編濫造，自欺欺人。

蘇軾講得多麽明白：

“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

”文藝作品中有誇張，“白髮三千丈”，那是爲了突出某一方面，突出“緣愁是個長”，而決不是“無中生有”，“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指鹿爲馬”。

我一再舉過李白寫的“日照香爐生紫煙”這一詩句，此時日光射在香爐峰瀑布上，呈現出紫色，而非五彩繽紛，很可能就是由於水珠直徑大抵同紫光光波波長相同，導致産生紫光的“全漫射”，而且漫射強度同光波波長的4次方成反比，紫光在可見光中光波又最短，因此，“生紫煙”不足爲怪了。

李白在《秋浦歌》中寫道：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王勃在《滕王閣序》中寫道：

“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如此等等，實際上均同紫光發生強烈的“漫射”有關。

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文藝作品極富文采地描敘了一些極爲一般的事實，但這些事實的科學根據作者卻毫無所知。

王之煥詩篇《登鸛雀樓》的名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得高，望得遠，衆所周知。

爲什麽登得高，望得遠呢？

抛開登得越高，遮住視線的障礙物越少這一點外，放在更大範圍內看，望地球，飛機得越高望得越遠，在空間站上比在飛機上望得遠，在月球上望得更遠，甚至看到半個地球；因爲地球是球體，越高則視線與地球的切點離觀察點越遠，即望得越遠，實際上望得越全。

張文姬的詩篇《沙上鷺》的名句“只待高風便，非無雲漢心”，高風即高速的氣流，去漢即高空；空間越高，空氣越稀薄；風速越大，在同等條件下，浮力越大。

因此，要振翅飛得高，就得憑藉高風之力。

再如，韋應物的“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在小溪的急流中，空舟爲什麽橫於溪流中？

杜甫的“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魚兒爲什麽出？

燕子爲什麽斜？

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煙爲什麽直？

日爲什麽圓？

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均爲事實，都有深刻的科學道理。

第二，人文文化、人文知識提煉與抽取客觀實際的本質。

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由現象到本質，這是任何一個領域中大師所追求的，實際上也是人所追求的。

一個深刻的經得起各種變化考驗的認識，不僅要認識客觀實際的現象，而且更要認識其本質。

“萬變不離其宗”，變者現象也，宗者本質也。

我很早就同數學教師討論過，漫畫家懂得數學，懂得現代數學“拓樸學”，漫畫家筆下的那寥寥幾筆，不管如何誇大，確把物件刻畫的維肖維妙，因爲那幾筆不是一般的幾筆，而是所刻畫的物件這個幾何圖形在“拓樸學”中的圖形“特徵不變數”。

不管圖形如何變化，即文藝界所謂的誇大，圖形的那些始終不變化的因素就稱爲“特徵不變數”，即圖形的本質。

文藝界中講究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神”即爲本質，即“特徵不變數”，“形”即表面、即現象，“神似”就是要提取“形”中的“神”、本質、“特徵不變數”。

我還一再舉過描寫春天的兩句名詩，一是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一是宋祁的“紅杏枝頭春意鬧”，有多少名家讚頌“綠”與“鬧”兩字用得極妙，無他字可取代。

爲什麽極妙？

從科學角度上看，妙在這兩字都是相應空間中春天的“特徵不變數”。

“綠”是千里江南這個在數學上可謂是一個無窮大的空間這一定義域中春天的“特徵不變數”，春風吹來，由南而北，“綠”漸伸展、鋪覆、塗染！

還能有另一字可取代嗎？

“鬧”是微小杏枝頭這個在數學上可謂爲十分微小的空間這個定義域中春天的“特徵不變數”，春風吹來，小小枝頭，枝搖、花繁、蜂鳴、蝶舞、蟲飛，生意盎然，好不熱鬧！

還可找出另一字代替嗎？

又如，歐陽修的“環滁皆山也”的“環”字，張先的“雲破月來花弄影”的“弄”字，賈島“僧敲月下門”的“敲”字，如此等等，豈非如此？

！

至於論文中的關鍵字，KeyWords，就是論文的內容的“特徵不變數”，由其而知論文是要講什麽。

進一步而言，中華詩詞由於其用字、遣詞、造句、行文的高度凝煉，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10個名詞，6個景象，是關鍵字“集”了；著名元曲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從一開始的“枯藤老樹昏鴉”直至最後的“斷腸人在天涯”，全首幾乎就是關鍵字“集”了，引起多少人的深深的遐思與品味！

而這些正是文藝界進一步要求的“高於生活，高於實踐”，高就是提煉與抽取客觀實際的本質。

第三，人文文化、人文知識探索與揭示客觀實際的規律。

自然界及其變化的規律、社會及其發展的法則、人生的真謗、事物的奧秘莫不存在於客觀實際之中。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科技大師的執著探索，文藝大師的堅韌追尋，正如王安石所講：

“以其求思之深，無所不在也”。

不談老子的《道德經》之類具有高度哲理的著作，就是在認真的文藝作品中，不但緊緊地同人生、同社會、同生活相聯繫，而且有的也緊緊地同自然界有關。

讀一讀辛棄疾的詞《木蘭花慢·可憐今夕月》吧，這是一首了不起的詞，不僅是文學妙作，也是科技佳篇，它實際上揣測出了在高空有“高空風”，在空間有“萬有引力”，而且更隱約推斷出了月亮很可能繞地球而行這一規律。

讀一讀范仲淹的膾炙人口、永垂不朽的名篇《岳陽樓記》，瞭解有關“診斷學”的人，就可確認，這不僅是一篇偉大的政治論文，絕妙的風景描敘文，而且還是一篇道地的診斷學術論文。

診斷物件是“遷客騷人”，參考模式是“古仁人”，診斷的三步是：

一是測取信號，是“覽物之情”，二是提取徵兆，是“以物喜，以已悲”，三是作出診斷，此即與“古仁人”的“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作對比，得出遷客騷人異于古仁人之爲，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結論。

范仲淹並未到過岳陽，只憑著一幅《洞庭晚秋圖》及對遷客騷人的瞭解，取得了足夠的有關資訊，從而進行了“遠端診斷”。

不論是科技作品，還是文藝作品，或其他作品，終歸有它採用的形式，所表達的內容，以及由此形式與內容所包涵的理念、觀念、哲理、思想等的認識，微型作品如此，巨大作品也如此。

一則科技實驗報告，形式是報告，內容是實驗現象、資料、推論等事實，思想呢？

就是進一步的“是什麽”、“爲什麽”、“如何做”了，應該講，就是進一步的求源了。

一本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形式是科學巨著，內容是關於平面幾何圖形及其元素的特性及其關係。

思想呢？

實際上提供典型的形式邏輯思維，樹立了一個爲後世科學家效法的科學體系典型。

一首《詩經·周南·關睢》短詩，內容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地描敘了男女間的愛情，思想呢？

孔子將此列於詩三百篇之首，實際上是提出了愛情與勞動是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兩大要素這一卓越的思想。

而曹雪芹的《紅樓夢》這部撼人心弦的巨著，內容是描敘了以賈府爲中心的四大家族的興衰，思想呢？

實際上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內部的尖銳矛盾及由此必然導致的死亡這一無可抗拒的客觀規律：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遠遠不是指王熙鳳一人，而是指一切即將死亡的階級與社會。

一切作品一定是以形式、內容及所包涵的思想三者作爲一個統一體而存在的，而其基礎均在於實踐，無一例外。

“閉門造車”，胡編濫造，也是一種實踐，就是“閉門造車”、胡編濫造的本身，這類作品歷史將無情斷定爲垃圾。

相反，例如，一個形式、內容與思想高度統一的完美的藝術作品，一般就反映了自然界某種和諧的規律或某種嚴密的數學關係，流芳萬代。

李政道教授不就進行了這方面極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嗎？

他的研究及其成果如同爲他所研究的那些傑出作品一樣，澤被千秋！

三、相異互補

科學與人文共生互動，相同互通。

然而，科學畢竟是科學，人文畢竟是人文，既彼此密切相關，又相互明顯區別，即“和而不同”。

相關，表明可以互通，可以互補；區別，相異，表明應該互動，應該互補，以求共同和諧的發展，以求有利於高素質高級人才的培養。

人文文化、人文知識是重要的。

人文之所以如此重要，因爲人文是“爲人之本”。

人而無本，何以爲人？

人文之所以如此重要，因爲關係到7個方面：

第一，關係到民族的存亡：

民族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概念，而非取決於“基因”，民族的人文文化亡，民族亦亡。

第二，關係到國家的強弱：

國家強弱取決於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有三要素，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民族凝聚力；核心是民族凝聚力，而民族凝聚力主要取決於對人文文化的認同。

第三，關係到社會的進退：

社會的進步既取決於物質文明、科學文化的進步，又取決於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進步；無前者，則無知、落後、野蠻；無後者，則無恥、卑鄙、下流；越有前者越無後者，則比無知更無知，比無恥更無恥，災難將至，自取滅亡。

第四，關係到人格的高低：

人的思想品質分3層：

基層是人格，中層是遵紀守法，頂層是政治方向。

頂層是根本，方向一錯，全盤皆錯。

然而人格是基礎，人無人格，其遵紀守法與政治方向不是假的，就是錯的，專用以掩護自己、打擊別人。

人格直接取決於人文的陶冶。

第五，關係到涵養的深淺：

這也直接取決於人文的陶冶，涵養直接反映爲言行的文野、度量的大小、處置的寬嚴等。

第六，關係到思維的智愚：

左、右兩半腦有所分工，直覺、頓悟、靈感主要在右腦，右腦的記憶量爲左腦的百萬倍以上，開發右腦極爲迫切，而這正同人文文化活動密切有關。

第七，關係到事業的成敗：

由上6點，自然有此結論，個人如此，集體如此，社會、國家、民族如此。

但是，這絕不是說科學技術不重要，科學文化、科學教育之所以重要，因爲科技是“立世之基”。

人的一切活動必須立足於合乎客觀實際，順乎客觀規律基礎之上，否則必遭失敗。

《四書·大學》早已指明：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8者間的關係，前者爲後者奠基，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而“格物”是研究客觀世界，“致知”是認識客觀世界，“格致”就是科學。

不僅宏觀如此，還可以講：

第一，科技知識是生産力發展的源泉：

生産力的發展直接依賴於科技知識的發展，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先進生産力不斷取代落後生産力的歷史進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

第二，科學思想是正確思維的基礎：

科學思想主要是嚴密的邏輯思維，保持前後的一致性，連續性，無矛盾，無謬誤；亞裏斯多德的巨大歷史功勳就在於提出了作爲正確思維基礎的形式邏輯。

第三，科技方法是事業成功的前提：

科學方法是科學知識按照科學思想而付諸實施的行爲，這可能保證行爲是正確的，實施是成功的。

第四，科學精神是求真的精神，這是科學的精髓；這正是我們國家所最急需的，不搞“數位化”遊戲，不搞“水”貨，不欺上瞞下，不自欺欺人，而是實事求是，向人民負責。

凡精神都是人文的，科學精神也是一種精神，就是求真的人文精神。

顯然，無“立世之基”，人就無法生存、生活、生産、生生不息；無“爲人之本”，就似人非人，社會豈成社會？

兩者不可缺一！

科學與人文正因爲相異，就還需彼此互動互補，以大有利於創新人才的培養與成長，這主要表現爲：

第一，有利於形成正確的人生追求：

人生的追求，就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科學是求真，人文是求善；但求真需求善爲其導向，求善需求真爲其奠基。

求真是負責，求善是負責，求真與求善的結合，即求得“是什麽”與“應該是什麽”的“交集”，才是真正的全面的對社會負責。

人之所以爲人，不僅人有個社會，而且更爲本質的是，作爲社會成員的人應自覺地對社會負責。

毛澤東同志讚頌白求恩大夫，因爲白求恩對人民極端熱忱，從而對工作極端負責任。

我國有著極爲優秀的負責任的傳統。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任重道遠”。

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負責任更成爲世界的急需與主流。

1998年10月在巴黎召開了世界第一次高等教育大會，大會《宣言》明確指出：

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高素質的畢業生與負責任的公民。

作爲學生，應有高素質；進入社會，作爲公民，擔負工作，這一高素質就應表現爲負責任。

何況，古今中外，無數事例可以證明：

只有有了高度的責任感，才能有巨大的動力，才能有無比的激情，才能有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如醉如癡而入迷，才可能在這一昇華的精神境界中迸發出神奇的潛力，創造出不可思議的奇迹，由此即達到一個嶄新的無比美好的結果。

顯然，求真、務善、完美、創新，這正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統一。

第二，有利於形成完備的知識基礎：

科學知識是關於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知識，人文知識是關於同精神世界密切相聯的知識。

人作爲人，當其處世，既同客觀世界有關，又同精神世界有關，對於知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識就不完備，人就成爲基於這種不完備的知識基礎的人，梁思成先生稱之爲“半個人”，對於高級人才更不能不如此來認識。

知識是創新的基礎，“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基礎不完備，就難於有創新，更難於有原始性創新。

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相異互補。

古今中外大家，不論是科技大家，還是文藝大家，還是政治、軍事大家，他們所具有的知識一般都是較爲完備的。

第三，有利於形成優秀的思維品質：

優秀的思維應包含兩個基本點，一是正確，一是能有原始性創新能力。

科學思維主要是嚴密的邏輯思維，這是正確思維的基礎；而同人文文化有關的思維主要是開放的形象思維，直覺、頓悟、靈感，這是原始性創新思維的主要源泉。

兩者不可缺一。

愛因斯坦的切身感受就是如此，他講，物理給我知識，藝術給我想象力，知識是有限的，而藝術開拓的想象力是無限的；他還講，科學研究中真正可貴的因素是直覺。

彭加勒講，邏輯是證明的工具，直覺是發現的工具。

邏輯是封閉的，實質上，結論就在前提之中。

此即，前提經過嚴格無誤的演繹而得到結論。

前提不變，結論不可能超越前提，打破原有思維定勢而有發現、有原始性創新。

商鞅講得對：

“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

”路甬祥同志2000年在一次國際會議上總結出要有原始性創新的8條經驗，第一條就是要敢向原有習慣與傳統觀念挑戰，這就是要打破原來的思維定勢，不安于故習，不溺于所聞，不拘于原來邏輯的一格。

一個傑出的科技大家或文藝大家，不管自覺或不自覺，莫不具備這兩種思維；也只有左、右兩腦同時發展，才能促進各自更好地發展，促進大腦全面地發展。

第四，有利於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人作爲人，首先是動物，必須有物質生活；而且還是人，必須有精神生活。

一個健康的生活應包括：

一是物質生活主要應合乎生理健康，一是精神生活主要應合乎心理健康。

前者主要取決於科學，後者主要取決於人文，而且，這兩者還是互動的，而且往往心理健康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更重要的作用，心理健康的本質就是腦健康，可以說，腦健康是一切健康的前提。

馬克思講得很清楚：

“一種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藥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憊和痛苦”。

這是衆所周知的事了。

沒有健康的生理與心理作爲基礎，正如陸九淵所講：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既愚且病，一般很難談得上有大的創新。

第五，有利於形成和諧的個人同外界的關係。

科學承認外界，人文關懷外界，只有既承認外界，又關懷外界，才能同外界和諧，即同他人、同集體、同社會、同自然界和諧，乃至達到“天人合一”。

只有有了這種和諧關係，才能憑藉外界條件充分發揮個人作用，荀子講得對：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我所在的集體一貫有3條不成文的規定：

一，真心尊重別人勞動；二，公開承認別人勞動；三，時刻爲別人著想。

第二條是科學，第一、三條是人文，這三條就是科學與人文的緊密結合。

所以，我所在的集體同心同德，團隊精神好，一直發展很好，人才輩出，出得來，留得住，幹得好，不乏創新，教學、科研雙豐收。

四、和而創新

從某一角度上看，科學是在講“天道”，人文是在講“人道”；固然，“天人合一”，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是指“天道人道合一”；但從某一角度上看，也可指科學與人文的互動、互補、交融、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華民族文化一大精華，特別在今天更爲國內外一切有識者所公認。

老子講的“天道”是“自然”，“人道”是“無爲”。

我贊成這一講法，“自然”是謂結構，“自”是客觀存在這一主體，“然”是依其本身規律而行而動；“無爲”是不違背客觀存在的規律而爲，不破客觀存在的和諧而爲。

孔子講的“天道”是“天命”，“人道”是“仁”。

“天命”就是“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就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矩”，也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仁”就是正確的、和諧的、推已及人的人際關係，乃至推已及物的同外界的關係，核心當然就是現代所講的“終極關懷”。

“天人合一”，就是張岱年先生所闡發的天道與人道的“和合”，即“和諧融合”。

任何一個偉大成功者，都不能不立足於“和合”關係這一大舞臺上，來演出威武雄壯的劇目來。

我國面對著世界科技的高度發達與急速發展，面對著國際上激烈的國力競爭，而我國的科技相對工業發達國家的又有相當大的差距，在高科技領域中嚴重缺乏原始性創新，縱觀歷史，橫看世界，無疑我國應高度重視作爲第一生産力的科學技術及其發展。

但是，歷史表明：

人是世間上第一個可貴的因素，“人是生産力中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只看到科技，看到物，而沒看到研究、開發、發展與運用科技的人，沒看到人文，丟失了人，就丟失根本，就丟失一切，當然也丟失科技。

李嵐清同志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一次會議上明確告誡我國高校師生，應該說，也是告誡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不能只“精於科學，荒于人文”。

其實，這也是國內外一切有見識的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企業家、政治家、戰略家的共識。

既精於科學，又精于人文，這點可說是世界發展中正在形成的不可抗拒的主導潮流。

所以，我一再強調：

沒有科學的人文是殘缺的人文，人文有科學的基礎與科學的精髓；沒有人文的科學是殘缺的科學，科學有人文的精神與人文的內涵。

我還一再強調：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現代科學，沒有先進技術，就是落後，一打就垮，痛苦受人宰割；而沒有民族傳統，沒有人文文化，就會異化，不打自垮，甘願受人奴役。

我深信，特別是在今天，學習人文文化，加強人文陶冶，提高人文素養，對於一個科技工作者而言，是不同而和，至少有兩大作用：

第一，陶冶與純潔思想感情，昇華精神境界，樹立對國家、對民族的高度責任感，此曰“鍾情于愛國”，這就是大德；第二，活躍與完善思維能力，開啓人作爲萬物之靈的人的固有靈性，發揮人類進化500萬年來所形成的巨大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