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工场寻找灯泡的过程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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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场寻找灯泡的过程汇总
创新工场：
寻找灯泡的过程
创新工场好像丢失了自己的灯泡。
但寻找灯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冒险。
也许在整个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都找不到一个人，拥有比吴卓浩更奇怪的工作状态了。
吴读书时曾在微软研究院实习，后来成为前谷歌中国的用户体验团队创建人，现在是创新工场的用户体验总监，但他从2010年3月进入公司直到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装修新办公室。
这家成立于2009年9月，致力于中国互联网早期项目创投的公司，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这从办公室面积的增加就看得出来：
2010年9月公司搬进位于第三极大厦的1700平方米办公室时，办公面积是原来的3倍;公司现在要搬进的新办公室，7000平方米的面积又是在第三极时的4倍。
而这还不算上海那个刚刚完工的9000平方米新办公室。
所以，吴卓浩的工作非常必需，他负责为新办公室设计所有的水电、网络以及家具和装修风格。
据说仅仅设计费一项，他就为公司省下了数百万元。
现在，吴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个曾经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
昨天晚上，他在工地忙到半夜，今天一早又毫无怨言地早早爬起来，去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区办去开会。
领导在会上指出，创新工场和清华科技园同时入驻位于中关村核心的鼎好大厦，大牌子挂在外面，代表着园区的形象，所以要统一成蓝色的，“不能搞得花花绿绿”。
创新工场的LOGO是一个白底上有橙色的开放灯泡，周围有很多小点，代表“创新”，底下有绿色的螺纹，代表创业必须经历的“螺旋式上升”，虽然这个标志配色已经用了好几年，但领导认为“还是统一为蓝色好”。
在几天前的搬家仪式上，海淀区领导发言说，创新工场搬家和清华科技园（西区）开园是“海淀新型孵化机构成长的又一里程碑”，这对于创业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均占全国1/3左右的中关村地区，意义非凡。
所以，吴卓浩不觉得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举个例子，创新工场门口放着一窝标志性的鸟巢，里面放着手工制作的会发光的“蛋”，都被领导拿走三四窝了。
蛋可以拿，灯泡有什么不能拿呢?
“光杆司令”
在创新工场的高管名单里，吴卓浩属于比较靠后的一个。
在他前面还有两个法务官，两个分别负责人力和市场的副总裁，5个负责指导创业的合伙人，以及一个新闻发言人，还有CEO李开复;在他后面是一个首席布道师和一个财务总监。
除了这些人之外，创新工场还拥有30多名雇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拥有不逊于吴的光彩履历。
即便如此，为了装修吴卓浩还是征用了几名重要人物给自己打杂：
财务总监刘秀苹负责总体进度的把握，李开复的秘书、行政主管黄晶晶负责跟物业沟通，首席布道师蔡学镛负责架设网络，联合创始人、新闻发言人王肇辉则负责“跑”各种部门。
没办法，实在没人可用了。
吴卓浩手下一个人都没有，手边可以用的只有两个临时招来的实习生，一个学工业设计，一个学室内设计。
创新工场技术部门的另一位高管蔡学镛也和他一样，无论是装修还是审批项目，都只有几个实习生可用。
这与2010年夏天创新工场从孵化器向风投转型前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吴卓浩手下曾有多达200人的用户体验团队，蔡学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随着创新工场旗下的点心、豌豆荚、应用汇等项目“毕业”搬走，吴和蔡的手下团队也被瓜分一空。
虽然名义上他们仍然可以给予指导，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大家已经属于不同的公司了。
这并不算什么。
创新工场孵化出来的项目“安全宝”CEO马杰说，工场鼓励这种挖角，每个项目的“毕业故事”里都有创新工场员工“跳槽”的身影，这里面甚至还有相当多比例的高管，比如跳到“布丁”的原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徐磊，跳到“豌豆荚”的原市场总监崔瑾，“知乎”的COO黄继新原来是创新工场的投资经理，马杰自己创建安全宝之前则是创新工场的技术总监。
创新工场人力资源副总裁许红梅对此感到很无奈。
“很多有经验的人都是在成熟公司的体系里，很少有冒险精神，我谈了很多都不成功。
”她抱怨说，现在只能降低标准，比如不局限于从IT行业里找，比如找经验可能不是那么丰富但是人特别聪明、学得快，本身素质很好的。
创新工场招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除了2009年初创时，受李开复校园巡回演讲的影响，工场一下子来了近30位很不错的应届生外，此后工场招人一直都是让许红梅感觉很头大的事。
比如，创新工场最需要的安卓工程师，本身就是市场上的热门职位，与腾讯、XX这些大公司的薪水相比，创新工场能够提供的，恐怕只有梦想。
“我们前年去了29所学校，每个腾讯都有60人的团队在那儿，他们每天都跟学校耗着，跟老师关系特好，还有奖学金。
而我们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
”许说。
实在找不到人，原来的位置怎么办?
只能空着。
实际上，一年多过去了，这些被挖角的职位，几乎无一例外都仍然“空着”。
“服务入股”
许红梅原本是创新工场的8号员工，从北电网络跳过来，薪水一下子降了六七成，而且也是“光杆司令”。
这是没办法的事。
创新工场筹集的资金虽然已经有数亿美元，但大部分必须投资在孵化项目上，指定用于创新工场本身的，很少很少。
“给我们花的依然很紧张。
我们作为基金来说只能收取管理费，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别的基金收同样的管理费人家就养十几个投资的人，我们得养四十多个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许很疑惑，但没法解决。
加入工场不久，许红梅辞职了，不是因为薪水，而是因为这个死结。
但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很大程度上是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
“iPad刚出来，我请我美国的朋友给我带一个，结果一半的人问这是什么?
”
再回来的时候，COO陶宁说了两句话，一是工场现在工资调了，虽然还不够高，但是没那么少了，人力部门有6个人了;二是创新工场是一个独特的模式，也要做一些“独特的、不同于大公司的事情”。
这个“独特”的模式在上班之后终于搞清楚了，“你们HR在这里同时也是Marketing啊，也应该能挣钱!
为什么你们只能花钱?
”
这确乎是真的。
创新工场正在酝酿将原本不计成本的人力、法务、商业咨询等服务货币化，让它们成为营运部门，甚至“在创业公司里占1%，或者2%的股份”，吴卓浩、蔡学镛的部门都即将独立成为可以“对外接活”的实体。
许红梅也开始尝试“独特”，人员是不能增加的，她给旗下已经毕业的项目做收费培训，“一小时12块钱”，还有校园招聘，也象征性地收一点钱。
来参加的孵化项目不少，但是大家都宁愿出钱，也不愿意让这种随处可得的服务占据自己公司宝贵的股份。
许对此很无奈，“这个非常非常难，但也不能放弃，所以我们一点点做吧。
”
“毕业”与“辍学”
崔瑾自己也没想到，她会成为第一个跳出来对这种模式说“不”的人。
崔瑾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她第一次在创新工场见到李开复的情景。
“办公室门外挤满了要找投资的人。
他就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不开灯，一半脸隐在黑暗里。
我问他怎么不开灯，他说，别的人都去吃饭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办公室里还有人。
”
就在那一刻，已经准备出国留学的崔瑾决定加入创新工场，尽管听到薪水时她觉得“一下子回到了7年前”。
她是李开复的老部下，李在微软时她是微软公关公司的公关经理，李在谷歌时她是谷歌的市场经理，每次李开复出去演讲，都是她陪同。
但几个月之后，身为市场总监的她，成为第一个被旗下孵化项目“挖走”的创新工场管理人员，变成“豌豆荚”的一位创始人。
“工场太像一所学校了，每个工作人员就像学校里的老师。
我从出校门就过着打打杀杀的生活，实在不习惯这样的氛围。
”崔说。
变成“学生”的她，反而感到如鱼得水。
“我们在创新工场一直不是个好学生。
我们搬过好几次家。
一开始我们的座位挨着工场平台，我觉得他们比较懒散，就软磨硬泡换到比较勤奋的应用汇旁边，后来点点进来更勤奋，我们又搬到点点旁边，再后来我们又是最早偷偷自己出去找办公室，搬离工场的。
”说这话时的她很得意。
与外界的想象不同，创新工场的“毕业”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仪式，而是一个越来越多项目成立公司，自己出去找办公室而慢慢分崩离析的过程。
坦白说，这不像是毕业，更像是“辍学”。
“豌豆荚”正式注册公司之前，工场的管理合伙人汪华，与崔瑾和豌豆荚的另一位创始人王俊煜，在楼前的酒吧里有过一次谈话，谈话的主题是界定创新工场在豌豆荚的股份比例。
“他一直是我的上司，在我们心中本来就是创业导师。
他一开口就谈工场对我们的情深意重，把工场定位于我们的创始人之一，结果最后谈完我们发现，创新工场占据的不是一般天使投资的10%之类，而是2倍、3倍甚至4倍。
”
崔瑾说，在公司注册的最初一段时间，豌豆荚人经历过一段“严重的心理不平衡阶段”，“在产品方向，重大的运营商合作上，我们解决不了，我们是认可汪华、开复的价值的。
但招人啊，处理工商税务这些事，我自己也能处理，我不觉得它值这么多钱。
”
这也是创新工场“转型”的开始。
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与豌豆荚同时期“毕业”的点心、友盟、应用汇，遭遇大概也都大致相同。
情理之间
“豌豆荚”的师弟，仍在创新工场某项目“孵化”的李文道（化名）说，创新工场本身作为一个创业公司，融一笔钱进来，只能10%用于自身，90%投放。
但摊子太大，都是早期项目，远远没有到变现的时候。
大摊子怎么把成本降下来?
一是缩减开支，一是创收。
但早早明晰股权的“同学们”对此的态度很鲜明，要钱可以，要股不行。
但有时候看到李开复微笑少了，日渐憔悴，也在办公室里端着饭碗跟所有人一起吃盒饭，李文道也觉得心里难过，“我们也为开复着急，他一直是多么斯文和温和的人啊。
”
崔瑾有时也觉得心里酸酸的。
豌豆荚刚刚搬家的时候，李开复去新办公室坐了一会儿，看到狭小的办公室，并没说什么，但临走时还是忍不住说，“给你们的钱够租一个大办公室啊。
”
“后来大家也都想开了，没有开复，我们也许一辈子不会走在现在的道路上，愿赌服输吧。
”崔瑾停顿了好一会儿，“虽然我们都已经告别了工场，但如果开复需要我回去，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
在李文道看来，“工场即便失败，也引领了一个时代”，“这么多年，中国互联网从没有一个时期，这么集中地涌现了这么多创业者，真的没有。
创新工厂才两年，2000人，即便只留下30%创业，也有600人，在中关村这么大点的地方，是个奇迹。
”
吴卓浩并没有这么多忧愁和烦恼。
等装修完了，他将展开新的宏图。
“未来设计师将主导公司和产品，我们将开创不同的商业模式。
”他对工场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现在平台上有四十多个人，但预留了九十多个位子。
我们的业务还会再翻倍。
”
以下内容为繁体版創新工場好像丟失瞭自己的燈泡。
但尋找燈泡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值得贊美的冒險。
也許在整個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都找不到一個人，擁有比吳卓浩更奇怪的工作狀態瞭。
吳讀書時曾在微軟研究院實習，後來成為前谷歌中國的用戶體驗團隊創建人，現在是創新工場的用戶體驗總監，但他從2010年3月進入公司直到現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裝修新辦公室。
這傢成立於2009年9月，致力於中國互聯網早期項目創投的公司，一直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張。
這從辦公室面積的增加就看得出來：
2010年9月公司搬進位於第三極大廈的1700平方米辦公室時，辦公面積是原來的3倍;公司現在要搬進的新辦公室，7000平方米的面積又是在第三極時的4倍。
而這還不算上海那個剛剛完工的9000平方米新辦公室。
所以，吳卓浩的工作非常必需，他負責為新辦公室設計所有的水電、網絡以及傢具和裝修風格。
據說僅僅設計費一項，他就為公司省下瞭數百萬元。
現在，吳似乎已經習慣瞭這個曾經與他風馬牛不相及的工作。
昨天晚上，他在工地忙到半夜，今天一早又毫無怨言地早早爬起來，去中關村科技園區西區辦去開會。
領導在會上指出，創新工場和清華科技園同時入駐位於中關村核心的鼎好大廈，大牌子掛在外面，代表著園區的形象，所以要統一成藍色的，“不能搞得花花綠綠”。
創新工場的LOGO是一個白底上有橙色的開放燈泡，周圍有很多小點，代表“創新”，底下有綠色的螺紋，代表創業必須經歷的“螺旋式上升”，雖然這個標志配色已經用瞭好幾年，但領導認為“還是統一為藍色好”。
在幾天前的搬傢儀式上，海淀區領導發言說，創新工場搬傢和清華科技園（西區）開園是“海淀新型孵化機構成長的又一裡程碑”，這對於創業投資案例和投資金額均占全國1/3左右的中關村地區，意義非凡。
所以，吳卓浩不覺得這是什麼過分的要求。
舉個例子，創新工場門口放著一窩標志性的鳥巢，裡面放著手工制作的會發光的“蛋”，都被領導拿走三四窩瞭。
蛋可以拿，燈泡有什麼不能拿呢?
“光桿司令”
在創新工場的高管名單裡，吳卓浩屬於比較靠後的一個。
在他前面還有兩個法務官，兩個分別負責人力和市場的副總裁，5個負責指導創業的合夥人，以及一個新聞發言人，還有CEO李開復;在他後面是一個首席佈道師和一個財務總監。
除瞭這些人之外，創新工場還擁有30多名雇員，他們無一例外都擁有不遜於吳的光彩履歷。
即便如此，為瞭裝修吳卓浩還是征用瞭幾名重要人物給自己打雜：
財務總監劉秀蘋負責總體進度的把握，李開復的秘書、行政主管黃晶晶負責跟物業溝通，首席佈道師蔡學鏞負責架設網絡，聯合創始人、新聞發言人王肇輝則負責“跑”各種部門。
沒辦法，實在沒人可用瞭。
吳卓浩手下一個人都沒有，手邊可以用的隻有兩個臨時招來的實習生，一個學工業設計，一個學室內設計。
創新工場技術部門的另一位高管蔡學鏞也和他一樣，無論是裝修還是審批項目，都隻有幾個實習生可用。
這與2010年夏天創新工場從孵化器向風投轉型前相比，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那時吳卓浩手下曾有多達200人的用戶體驗團隊，蔡學鏞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隨著創新工場旗下的點心、豌豆莢、應用匯等項目“畢業”搬走，吳和蔡的手下團隊也被瓜分一空。
雖然名義上他們仍然可以給予指導，但每個人心裡都明白，大傢已經屬於不同的公司瞭。
這並不算什麼。
創新工場孵化出來的項目“安全寶”CEO馬傑說，工場鼓勵這種挖角，每個項目的“畢業故事”裡都有創新工場員工“跳槽”的身影，這裡面甚至還有相當多比例的高管，比如跳到“佈丁”的原戰略發展部總經理徐磊，跳到“豌豆莢”的原市場總監崔瑾，“知乎”的COO黃繼新原來是創新工場的投資經理，馬傑自己創建安全寶之前則是創新工場的技術總監。
創新工場人力資源副總裁許紅梅對此感到很無奈。
“很多有經驗的人都是在成熟公司的體系裡，很少有冒險精神，我談瞭很多都不成功。
”她抱怨說，現在隻能降低標準，比如不局限於從IT行業裡找，比如找經驗可能不是那麼豐富但是人特別聰明、學得快，本身素質很好的。
創新工場招人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
除瞭2009年初創時，受李開復校園巡回演講的影響，工場一下子來瞭近30位很不錯的應屆生外，此後工場招人一直都是讓許紅梅感覺很頭大的事。
比如，創新工場最需要的安卓工程師，本身就是市場上的熱門職位，與騰訊、XX這些大公司的薪水相比，創新工場能夠提供的，恐怕隻有夢想。
“我們前年去瞭29所學校，每個騰訊都有60人的團隊在那兒，他們每天都跟學校耗著，跟老師關系特好，還有獎學金。
而我們隻有孤零零的幾個人。
”許說。
實在找不到人，原來的位置怎麼辦?
隻能空著。
實際上，一年多過去瞭，這些被挖角的職位，幾乎無一例外都仍然“空著”。
“服務入股”
許紅梅原本是創新工場的8號員工，從北電網絡跳過來，薪水一下子降瞭六七成，而且也是“光桿司令”。
這是沒辦法的事。
創新工場籌集的資金雖然已經有數億美元，但大部分必須投資在孵化項目上，指定用於創新工場本身的，很少很少。
“給我們花的依然很緊張。
我們作為基金來說隻能收取管理費，一定比例的管理費。
別的基金收同樣的管理費人傢就養十幾個投資的人，我們得養四十多個人，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許很疑惑，但沒法解決。
加入工場不久，許紅梅辭職瞭，不是因為薪水，而是因為這個死結。
但沒過多久，她又回來瞭，很大程度上是受不瞭那種死氣沉沉的氛圍。
“iPad剛出來，我請我美國的朋友給我帶一個，結果一半的人問這是什麼?
”
再回來的時候，COO陶寧說瞭兩句話，一是工場現在工資調瞭，雖然還不夠高，但是沒那麼少瞭，人力部門有6個人瞭;二是創新工場是一個獨特的模式，也要做一些“獨特的、不同於大公司的事情”。
這個“獨特”的模式在上班之後終於搞清楚瞭，“你們HR在這裡同時也是Marketing啊，也應該能掙錢!
為什麼你們隻能花錢?
”
這確乎是真的。
創新工場正在醞釀將原本不計成本的人力、法務、商業咨詢等服務貨幣化，讓它們成為營運部門，甚至“在創業公司裡占1%，或者2%的股份”，吳卓浩、蔡學鏞的部門都即將獨立成為可以“對外接活”的實體。
許紅梅也開始嘗試“獨特”，人員是不能增加的，她給旗下已經畢業的項目做收費培訓，“一小時12塊錢”，還有校園招聘，也象征性地收一點錢。
來參加的孵化項目不少，但是大傢都寧願出錢，也不願意讓這種隨處可得的服務占據自己公司寶貴的股份。
許對此很無奈，“這個非常非常難，但也不能放棄，所以我們一點點做吧。
”
“畢業”與“輟學”
崔瑾自己也沒想到，她會成為第一個跳出來對這種模式說“不”的人。
崔瑾到現在還清楚記得，她第一次在創新工場見到李開復的情景。
“辦公室門外擠滿瞭要找投資的人。
他就坐在辦公室的角落裡，不開燈，一半臉隱在黑暗裡。
我問他怎麼不開燈，他說，別的人都去吃飯瞭，我不想讓別人知道辦公室裡還有人。
”
就在那一刻，已經準備出國留學的崔瑾決定加入創新工場，盡管聽到薪水時她覺得“一下子回到瞭7年前”。
她是李開復的老部下，李在微軟時她是微軟公關公司的公關經理，李在谷歌時她是谷歌的市場經理，每次李開復出去演講，都是她陪同。
但幾個月之後，身為市場總監的她，成為第一個被旗下孵化項目“挖走”的創新工場管理人員，變成“豌豆莢”的一位創始人。
“工場太像一所學校瞭，每個工作人員就像學校裡的老師。
我從出校門就過著打打殺殺的生活，實在不習慣這樣的氛圍。
”崔說。
變成“學生”的她，反而感到如魚得水。
“我們在創新工場一直不是個好學生。
我們搬過好幾次傢。
一開始我們的座位挨著工場平臺，我覺得他們比較懶散，就軟磨硬泡換到比較勤奮的應用匯旁邊，後來點點進來更勤奮，我們又搬到點點旁邊，再後來我們又是最早偷偷自己出去找辦公室，搬離工場的。
”說這話時的她很得意。
與外界的想象不同，創新工場的“畢業”並沒有一個正式的儀式，而是一個越來越多項目成立公司，自己出去找辦公室而慢慢分崩離析的過程。
坦白說，這不像是畢業，更像是“輟學”。
“豌豆莢”正式註冊公司之前，工場的管理合夥人汪華，與崔瑾和豌豆莢的另一位創始人王俊煜，在樓前的酒吧裡有過一次談話，談話的主題是界定創新工場在豌豆莢的股份比例。
“他一直是我的上司，在我們心中本來就是創業導師。
他一開口就談工場對我們的情深意重，把工場定位於我們的創始人之一，結果最後談完我們發現，創新工場占據的不是一般天使投資的10%之類，而是2倍、3倍甚至4倍。
”
崔瑾說，在公司註冊的最初一段時間，豌豆莢人經歷過一段“嚴重的心理不平衡階段”，“在產品方向，重大的運營商合作上，我們解決不瞭，我們是認可汪華、開復的價值的。
但招人啊，處理工商稅務這些事，我自己也能處理，我不覺得它值這麼多錢。
”
這也是創新工場“轉型”的開始。
知情人士對記者說，與豌豆莢同時期“畢業”的點心、友盟、應用匯，遭遇大概也都大致相同。
情理之間
“豌豆莢”的師弟，仍在創新工場某項目“孵化”的李文道（化名）說，創新工場本身作為一個創業公司，融一筆錢進來，隻能10%用於自身，90%投放。
但攤子太大，都是早期項目，遠遠沒有到變現的時候。
大攤子怎麼把成本降下來?
一是縮減開支，一是創收。
但早早明晰股權的“同學們”對此的態度很鮮明，要錢可以，要股不行。
但有時候看到李開復微笑少瞭，日漸憔悴，也在辦公室裡端著飯碗跟所有人一起吃盒飯，李文道也覺得心裡難過，“我們也為開復著急，他一直是多麼斯文和溫和的人啊。
”
崔瑾有時也覺得心裡酸酸的。
豌豆莢剛剛搬傢的時候，李開復去新辦公室坐瞭一會兒，看到狹小的辦公室，並沒說什麼，但臨走時還是忍不住說，“給你們的錢夠租一個大辦公室啊。
”
“後來大傢也都想開瞭，沒有開復，我們也許一輩子不會走在現在的道路上，願賭服輸吧。
”崔瑾停頓瞭好一會兒，“雖然我們都已經告別瞭工場，但如果開復需要我回去，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回去。
”
在李文道看來，“工場即便失敗，也引領瞭一個時代”，“這麼多年，中國互聯網從沒有一個時期，這麼集中地湧現瞭這麼多創業者，真的沒有。
創新工廠才兩年，2000人，即便隻留下30%創業，也有600人，在中關村這麼大點的地方，是個奇跡。
”
吳卓浩並沒有這麼多憂愁和煩惱。
等裝修完瞭，他將展開新的宏圖。
“未來設計師將主導公司和產品，我們將開創不同的商業模式。
”他對工場的前景充滿信心，“我們現在平臺上有四十多個人，但預留瞭九十多個位子。
我們的業務還會再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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