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GDP与CPI的完美组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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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GDP与CPI的完美组合
寻求GDP与CPI的完美组合
--当前物价上涨的特点及对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一、当前物价上涨的特征已经脱离了短缺经济时代的特点
总体来讲，这一轮的价格上涨，既有它的特殊性，也有一般性。
所谓一般性。
1978年到2007年这三十年的物价上涨平均水平是5.68%，同期经济增长9.88%，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长期均衡组合。
这里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二十年，1978年到1997年，CPI平均是8%。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快结束的时候，到去年这十年，平均大概是1.26%（这十年有几年CPI负增长），阶段性判断的理由是，前一阶段最大特点是短缺，几乎是全面短缺。
CPI的平均值很重要，不仅要看月度，看季度，看年度，还要看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也就是说短缺经济我们大概需要8%的CPI上涨来推动9%左右的经济增长。
而后面1.26%CPI的上涨推动10%的经济增长，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就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当然在前20年阶段，有三次高通胀，第一次是1985年，最高CPI的上涨是9.3%，第二次是1988、1989年，最高CPI上涨是18.8%，18%，第三次1993，1994，1995年，分别是14.7%，24.1%和17.1%。
得出的判断是，超过两位数的年度CPI增长率，都发生在短缺时期。
没有发生在短缺以后的现在这种相对结构需求不足时期。
那么这个时期更多的还是工业品大量出口，这意味着国内的总供求，国内市场消化不够。
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可以推算今后中长期趋势是怎么样的。
二、短期压力较大长期比较乐观
从短期趋势来看，提出“未来是高成本推动的高通胀时代”的这种声音比较多，有一下几个原因。
第一，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近十年时间，资源品的价税改革不足。
因此，当我们要推动资源品价税改革的时候，必然会带来CPI的上涨。
第二，我们的工资，人力成本等一定会提高，而且必须提高。
工资成本，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工资水平，整体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会加快。
这无疑从成本角度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需求角度会增加购买力。
第三，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要求我们增加企业的外部性支出。
外部性的开支增加，这一定会计价到成本里面。
第四，不动产一定是上升的，这会带来企业的固定费用增加，比如说租金。
第五，国际上的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农产品。
所以这样会带动CPI长期的上涨。
但我们也看到，长期也有制约CPI快速上涨的因素：
第一，总供给会快速增长，因为我们的工业生产力、制造能力非常强。
在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这三大收入中，相对来说政府收入的比重较大，而居民收入相对不足。
所以如果收入结构不改变，三大收入，更多的是流向企业和政府，而政府又是用税收的形式从企业获得收入的条件下，总需求里会受到约束。
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的储蓄非常大。
40多万亿的储蓄，无论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从国民储蓄和国民投资的关系，还是从三大收入带动的三大需求，即企业需求，政府需求，个人需求来看，中长期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高通货膨胀趋势。
在笔者看来，全球的GDP包括中国的GDP都在去年已经见顶，这一轮将近8年的上涨，在11.9%的年率以及12.2%季度值已经见顶，现在开始回落，一季度10.6%，二季度10.1%，上半年10.4%，预计下半年10%或10%以下，全年9.9%到10.2%之间，而且明年或后年，GDP应当也必然还会有所回落，因为我们的经济能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都有压力。
预计今年CPI年率6.8%左右，一季度8.1%，二季度7.8%，上半年7.9%，6月开始回落到7.1%，五月份7.7%。
估计7月份，8月份会大幅回落，有可能回落到6%左右。
后3个月有可能回落到5.2%-5.5%之间，全年6.8%左右。
这样来看，年度值今年6.8%，去年4%左右，上升2个点。
三、对策上要以稳为主
对于当前物价上涨的对策，基本的方针还是要坚持稳定物价，增长和物价两个都要稳定，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问题，而是要实现稳定的政策操作。
在笔者看来，货币政策要从紧对外，不要宣布放松，对外还是要保持从紧，但是对内来讲，要适当的趋稳甚至不排除在某些领域的放松。
笔者担心的不是现在上半年的CPI，不是一季度二季度的CPI，担心的是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的一、二、三季度甚至明年下半年的CPI。
货币政策的调整要为我们宏观调控的下一步做准备，而不是只考虑眼前。
要想办法增加供给，增加供给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平抑当前的物价，二是它会提供下一步的收入。
因此，为下一步的需求增加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增加中小企业的活力，给它投资，给它更多的融资信贷，给它减税。
此外，要打击粮食的投机，特别是走私。
最后，在笔者看来，还要稳定需求。
现在我们的外需下降，从去年看，顺差非常大，我们的内外失衡非常严重。
这种情况下放慢出口增长速度是对的，但是并不等于越低越好，不是顺差越少越好或者进出口出现反向失衡更好。
从目前情况来看，还是要有一些促进适当的出口增加从而保证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措施，这样来稳定外需。
内需非常重要，现在的货币政策笔者主张两稳，第一是利率要稳定，现在中美逆差非常大，如果调利率的话，反而增加成本，带动长期通货膨胀。
第二是汇率要稳定。
最近汇率增速太快，这样下去会造成非常大的被动，.我们的企业一旦被动起来不投资，政府再去促进投资就很难，而我们今后更多的是靠私人资本带动总需求、总投资的增长。
对策措施要以稳为主，但是要有前瞻性，要注意防止需求过快收缩带来的今后一段时间的被动。
笔者认为，GDP这一轮调整到8-9%，CPI降落在1-3%，这样就维持一个比较好的CPI和GDP组合，实现我们的经济在宏观总量动态下的又好又快发展。
让消费这架“马车”跑在最前面
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副司长郭兰峰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已连续四年增速保持在10％或略高一点。
而且年度之间波幅很小，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的隐患之一，就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不强。
这也是近几年来各方面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一、消费问题是涉及经济发展目的和动力的根本性问题
所谓“目的”指的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所谓“动力”指的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中间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而进出口从本质上讲则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满足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手段与途径；因而，在“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增长具有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
如果消费不足，不仅会削弱消费自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使得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迫使产品转向出口，在出口持续快于进口、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会形成经济结构的明显失衡。
这几年我国“三过”矛盾突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不足。
而当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国际需求减弱等情况出现时，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将难以实现，并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
有鉴于此，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确保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想方设法使消费“这驾马车”跑起来，与投资、出口一起跑得更快更好。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逐步下降，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运行格局逐步形成并强化。
在1981年至2007年的26年中，我国消费率从67.1%下降为490,累计大幅度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从52.5%下降为35.At共下降17.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66个百分点。
而与此同时，投资率邮2.5%上升到42.1%，上升9.6个百分点；净出口由0.4%上升到8.9%，上升8.5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消费率下滑态势有所加剧，2001-2007的7年间，消费率下降13.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9个百分点，同期居民消费率下降11.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6个百分点。
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造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逐步减弱，需求结构失衡。
在2001-2007的7年间，除2005,2007两个年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38.2%,39.7%）略高于投资（37.7%,38.8%）外，其他5个年份的投资贡献率均已超过消费贡献率。
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货物贸易进出口额/GDP）已经超过66.5%l不仅大大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世界各国平均水平，形成一了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经济发展极易受到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不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则明显偏低。
从国际统计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2004年世界各国平均消费率为78.8%,比我国2007年消费率高出29．8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和人均GDP2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消费率分别为80%和72.6%，分别比我国高出31个和23.6个百分点。
而产生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
此外，还需要一提的是，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已高于日本、韩国等国经济起飞时期的年度最高投资率，而消费率则明显低于日本、韩国经济起飞时期的最低消费率。
这种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发展模式的不断强化，造成了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不仅影响当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严重制约了中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强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其深刻背景就是要改变增长动力严重失衡状况，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
二、扩大消费有赖于深层体制机制改革的根本性突破
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也是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
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赖于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有赖于相关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
解决当前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关键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扭转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持续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从收入法GDP核算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97-2006（最新资料到2006年）的10年间，劳动者报酬占比从53.4%降至40.6%,大幅下降了12.8个百分点；而同期政府生产税收入和企业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加企业盈余）占比，则分别提高了1.6个和11.2个百分点。
从1997-2004（最新资料到2004年）8年间国民经济核算资金流量也表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住户部门收入（居民收入）占比由67.2%降至57.7%，下降了9.5个百分点；而同期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则分别上升了7.3个和2.3个百分点。
从初次分配格局看，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强烈的“强资本、弱劳动”变动态势。
从再分配格局看，对企业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明显乏力，再分配调节力度已从1996年的3.6个百分点降至2.9个百分点；再分配调节中向住户倾斜力度也明显减弱，1996年住户收入占比通过再分配提高了2.1个百分点，而到2004年住户收入占比经再分配调节仅提高了0.1个百分点。
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城乡居民收入也出现了持续较快增长的局面，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由2003年的7.70%逐年提高到2007年的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4年超过6%，2007年达到9.5％，达22年来的新高；但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持续下滑的态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此外，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内需不畅，也与民生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
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居民住房、教育、医疗负担过重，及水、电、气等资源性价格的上涨等，加大了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迫使居民“积谷防饥”、审慎消费。
一些地方特别农村地区，消费基础设施薄弱，市场条件和市场设施缺乏，符合当地条件和居民消费习惯的适销对路产品不多，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以及缺乏强有力的鼓励消费政策支持等，这些因素也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
三、中国在增强消费拉动力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和政策导向
尽管促进消费的难度很大，但近年来我们仍积极落实中央的有关精神，围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培育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等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未来我们仍将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政策措施，持续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首先，增强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根本是要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收入增加是消费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有钱才能消费”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为此，一是要继续完善和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
二是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进一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加农民粮和养殖收入；继续改善农民务工环境，增加农民务工收入。
三是提高城镇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增强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关键是完善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要促进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必须织好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等社会安全网，这一方面可以稳定消费预期，免除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敢于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居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负担，让广大老百姓“腾”出钱来用于消费。
目前政府的财力与福利性支出比重不相符，公共产品缺乏，影响消费增加和升级。
为此，要继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加大对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力度。
再次，增强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也要积极培育和拓展消费热点。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出现若干消费热点，引领和带动社会消费的增长和结构升级，目前阶段就是以住、行和服务性消费为代表。
要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继续大力拓展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文化和体育等热点消费。
最后，增强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还要创建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
一个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不仅要有完善便利的市场流通体系和金融支持体系，让广大消费者方便消费，还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让广大消费者放心消费。
近年来，我们在许多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还要加强，比如在质量和技术标准、在农村基础设施、在信用体系等等都需花些力气。
既要反通胀又要促增长
--谈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手段问题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既要防通胀、防过热，又要防下滑的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专家所接受。
是否会出现全球性通胀压力和衰退风险共存的复杂形势；这种形势是否是长期结构性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什么样的宏观政策组合更合理和更有效；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全球性通胀压力与衰退风险短期内不会消失
当前，全球经济很可能进入了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新阶段。
对于全球增长，有两个重大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随美国IT革命和创新浪潮在2000年下半年发生调整之后，支撑美国消费和房地产的金融创新和信用创造在2007年也陷入危机。
二是为世界提供低成本要素和进口需要的中国经济，也进入一个工资、土地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幅上升的调整时期。
这意味着长期抑制全球通胀和促进增长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低成本要素供给等因素进入了一个长期结构调整的时期。
对于全球通胀，也有两个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全球出现的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为世界提供了巨额的低成本的东亚美元和石油美元，致使美国可以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中保持低利率以抵御衰退同时不用担心通胀压力。
这是需求端通胀压力的货币基础。
二是成本推动的作用。
从2003年开始，全球经济复苏带动了对上游资源性产品需求上升，但并没有很快传导到下游产品的价格上。
2006年以来，需求上升、投机盛行、美元贬值等因素与相对宽松货币环境的结合，导致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升，并传导到了下游产品，出现了明显的成本推动下的全球性通胀压力。
需求端和供给端交织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全球通胀环境。
在全球化造成了日益紧密经济联系的情况下，美日欧经济减速，金融形势动荡，投机蜂起，油价粮价资源价轮番上涨，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
由于缺少合理有效的全球化管理机制和宏观政策协调手段，世界各国都难以协同应对当前局面。
这既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经济下滑的风险，也增大了我国产品和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中失业增加的压力，更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
二、国际经验：
应对全球通胀压力与衰退风险的宏观对策
应对当前复杂多边的国际经济形势，美欧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主要是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
他认为市场不能自动创造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干预。
实践中，这套政策组合确实熨平了长期波动，自此再也没有发生过经济大萧条。
但也带来两个副产品，一是经济“滞胀”，二是市场的作用受到政府管制带来的抑制。
1979年，西方宏观调控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为实现充分就业而宽容通胀，转向了严格的反通胀目标。
但欧美的宏观政策组合不同。
欧洲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在反通胀的同时，实现欧洲一体化并启动欧元，因此，其政策组合是“双紧”。
包括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通胀率等实行严格限制。
其结果，在80年代欧洲成功把通胀率控制在3%以下并于1999年启动了欧元，代价是失业率高达10%左右并长期低速增长。
与此不同，美国实行紧货币以反通胀的同时，推动了财政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效率，包括大幅降低企业税费；削减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增加了军费和军事研发的支出；鼓励联合研发和出口，减少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等措施。
在货币政策上，美国保持了高利率政策，既反通胀又吸引资本流入为其赤字融资，导致了长达5年的美元升值（升幅约35%）。
在财政政策上，由于政策重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既避免扩张性财政刺激通胀，又通过鼓励开放竞争，鼓励企业新增投资和创新，鼓励军事研发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鼓励官产学研一体化转化技术，鼓励出口，其结果是，美国从1991年3月开始进入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长达十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新经济”。
其间，作为美国宏观政策调整的一个代价，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陷入十年的经济停滞。
三、中国当前的宏观政策既要反通胀又要促增长
当前，反通胀应是我国首要的政策目标，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宏观政策组合，可以促增长。
尤其当采取“双防”措施的时候，必须同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或内部不稳定波动产生的经济下滑。
一是我们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已经不能再延迟了，由此产生的农民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土地和水的成本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
这意味着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
这将改变我国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要求形成更高技术含量、更高增值水平、更新产品结构的新比较优势。
二是这些改革措施一定会改变上述要素的相对成本，形成成本驱动型的通胀压力。
如果再与国际输入型的价格上涨冲击相结合，如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服务价格全球性上涨相结合，与相对宽松的全球货币环境及国际资本投机相结合，就可能形成总量和结构冲击交织影响。
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组合来解决当前的通胀问题。
首先，反通胀的大局应坚定不移。
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不能变，解决短期资本流入的方向不能变，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一致的方向不能变。
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政策组合在松紧之间要搭配好。
当调整一类要素的相对价格的时候，必须有前后一致的紧缩性政策措施与之匹配，否则很容易影响通胀预期，抵消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
同时，我们的工资政策和财税政策等政策之间的匹配也很重要。
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避免相互攀比的工资上涨造成物价和工资的螺旋性上升，避免奢侈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过快增长，避免总量扩张性财税措施的同时频繁出台。
其次，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就业创造。
由于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应鼓励和扶持企业提升技术、管理和市场综合运作能力，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提前考虑下一个阶段必然出现的机器排斥劳动力、产业转型排斥劳动力，产业转移排斥劳动力所产生的失业问题。
解决这个矛盾和问题的基本出路，是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包括台港澳中小企业加快产品转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管理和市场区的提升和发展。
目前的政策主要是一刀切，缺少从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出发促进中小企业结构调整的配套措施和财力支持。
如中小企业缺少政策调整信息，缺少实现节能减排的技术能力和财力，缺少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结构调整信贷支持，缺少对中西部和周边国家转移的引导和鼓励，等等。
再次，应考虑采用深化改革的方式促开放、促发展。
前30年，主要是通过扩大开放的方式促改革、促发展。
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之一。
下一阶段，从外向型的发展战略转向内需立国型的发展战略，要求激励导向转向培育内生性增长因素。
这就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能力，实现生产、贸易和金融企业协同“走出去”；完善发展企业节能优先和环保优先的能力，实现结构转换、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全球配置节能减排网络；完善发展为制造和生产提供中间增值服务的支撑体系，实现物流和运输、金融和保险、研发和创新、专才和专业服务四大生产服务领域的转型升级。
全球化条件下治理通胀的确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有的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来解决。
比如人民币升值、加工贸易方式调整、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是仅仅靠主管部门就能解决的。
我们制定实施的许多调控措施都是比较合理的，但由于这些措施往往出台的太急、太猛、太集中，最后却没有得出好的效果。
因此，反通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通胀也是我国经济快速转型和发展中必然伴随的问题，既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协调出现了问题，也包括整个发展战略转换发生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反通胀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的。
给农民的实惠应再多些
——如何确保农产品安全与抑制通胀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周应华
农产品价格是百价之基。
保持农业稳定发展，保障农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到物价总水平的稳定。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实现抑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把保持农业的稳定和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切实保障农产品的基本供给。
一、农业投入要超常规一点
1996-2006年，我国经济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农业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
2007年以来，全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多种因素，但农业投入长期不足、增长速度放缓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在水土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农业发展更加依赖科技、设施、装备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越来越趋向于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归根结底体现为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如果农业投入没有大的新突破，农业只能维持目前发展速度，结果将拖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
另一方面，从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出发，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有利于引导社会上过剩资金投入农业，对扩大供给和消化部分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有利于贯彻“有保有压”的方针，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扩张，切实将固定资产投资重点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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