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开场白最新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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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开场白最新资料
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开场白
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是指近现代回族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内忧外患，为振兴国家、民族、宗教而掀起的一场以兴办教育、创办报刊、组建团体、出版译著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
该运动始自清末，在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于1930年代达到高潮。
这场运动被顾颉刚称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是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创办报刊是回族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回族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兴办了数量和质量均相当可观的报纸刊物，对回族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据马博忠统计，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报刊共有270种，包括中文期刊249种（其中解放区期刊5种），阿文期刊4种，日伪期刊17种。
白贵和金强认为，近现代回族报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回族报刊仅指内容和形式具有回族特色的报刊，而广义的回族报刊还包括回族人创办的其他社会报刊（如丁宝臣创办的《正宗爱国报》以及刘清扬主持的《妇女日报》）。
本文从狭义之说，并综合前人成果，将“近现代回族报刊”定义为：
清末至民国期间，主要面向回族发行，内容和形式具有回族特色的报纸与刊物。
近现代回族报刊的发轫之作，为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团体“留东清真教育会”创办的《醒回篇》，而较有影响的则有
云南的《清真铎报》，北平的《震宗报》、《月华》，天津的《伊光》，南京的《突崛》，开封的《伊斯兰》，重庆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回教文化》，广州的《天方学理月刊》、《穆民》等等，其中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创办于1929年11月的《月华》，刊行时间长、发行量大，最具影响。
按照惯例，报刊创办时，会在创刊号上刊登发刊词，以表明创办缘由、意图、报刊性质和宗旨等。
有些报刊并无明确的“发刊词”字样，而是在创刊号上以章程、启事、宣言、卷首语、告读者等形式出现。
另外，某些报刊因时局、资金、人员等原因，中途停办，后又复刊，一般也会刊载“复刊词”，其作用与发刊词类似。
本文所分析的发刊词共计四十余篇，随发刊词登载的章程、启事、征稿规约等近百篇，最早一篇为《醒回篇》（1908年）的《发刊序》，最晚一篇刊于1947年的《古尔邦》。
一、回族报刊创办原因分析
作为一种新兴大众传媒形式，回族报刊的创办与时代息息相关，正可谓回族知识分子“因时而动”之举。
回族报刊创办的大背景，是近现代中国特别是回族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现象，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回族知识分子审时度势，希望通过现代报刊的创办，发其声、表其意，对下述各类问题作出积极回应。
国势衰败。
第一份回族报刊《醒回篇》在其《发刊序》中，
世纪中叶以后，凡逆旅过客，秉烛夜游，辉光接天，吾人方酣睡，何殊聋聩？
岂知他洲探险者，突飞天堑，阻我庑，排我闼，直窥我堂奥，若屏气蹑足，乘人于梦寐间。
”同期的《回文白话报》也意识到民国初建、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进行”、“英俄等国窥伺”。
除西方列强外，近邻日本也日渐威胁中国，“年来国威不强，强邻虎视，侮吾教而侵吾国者层见叠出，而靡有穷期。
”对于外强的侵扰，边疆地区的回族报刊感受最为深刻。
《边疆》杂志曾痛心疾首指出“时代变迁而至清末，边疆领土，已非昔比。
良以国势衰落，内政不修，外教失利，军事败绩，属土因而丧失，边境日削，边防日危⋯⋯英之于康藏，法之于滇缅，俄之于外蒙新疆，盖已公认为其势力范围，而含有不许主人过问之态度。
”国家不仅外辱频仍，而且“内乱纷纭，迄无宁日，内地封建军阀官僚，悛削膏脂，丧权辱国”、“内外情势，与新旧因缘，互相激荡”，使得“国力断丧，民生凋零，严重危机之潜伏，盖非一朝一夕矣。
”
宗教衰微。
在国家多灾多难之时，回族及伊斯兰教也难独善其身，同样面临种种困境。
作为千年古教，伊斯兰教曾有辉煌的历史。
回族及其先辈西来时，将“穆圣之道流传于中国也、远在千余年以前。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屡屡有功于国家，“唐资其力，以削内讧，元结其族，以奠邦基，明籍其材，以图光复”。
在内外原因交困下，致使“斯道之不明也久矣，淫辞邪说，充塞天地，而有传教之责者，复囿于方言闻见，每不能穷期究竟，于是天经乃成为奥秘不可思议之学，教义既晦，真理何明，而欲正人心，息邪说，挽颓风，明正道，使国家社会并确立于道德基石之上，亦已难矣。
”教内情况尚且如此，教外情况可想而知，“溯我教传人中国，业有悠久历史，徒以闭关自守，不尚宣传，教外人难明奥义，咸以神秘目我，传闻悬揣，误会滋多。
”造成此种情况，实为教内知识分子所痛惜。
宗教即如此，则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亦不在少数。
“中国有五千万回民的大众，仍在不生不死的命运里虚渡，我们的宗教衰微，我们的民族没落，我们的一切地位不能提高，怎能和人家并驾齐驱，共谋发展呢？
”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这种经济、政治、文化落后，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远不止回族一家，可谓中华各民族皆如此，只是回族因历史、地域等原因，其程度更甚，正如孙中山所云“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
”
文教不兴。
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种种问题，回族知识分子充满警惕，“姑无论就回教本身言，就中国现状言，就世界趋势言，在在均值得我们警惕和觉醒！
”同时，他们也时时谋求解决之法，认为无论于国于教，则教育不兴、宣传不昌都是导致各类问题的主要原因。
《醒回篇》认为“厥有二因：
一因专制之国，束缚太严，一二明达，关于国政是非，靡不箝口而结舌；而他因率皆井底观天，隙中窥斗，梦梦者大抵然也。
”守愚也认为“回教在中国千余年来所以不能放异彩者、非其教理之不善、实人谋之不藏也。
”面对文教不兴的现状，回族知识分子充满了时代紧迫感。
张子文在《清真学理译著》中提到“处此宗教竞争学理待兴时代，若不将吾济世福国之清真教理阐扬天下，殊非真主差圣降经设道之本旨。
”《清真教刊》也声称“人生斯世，不能缄默不言，为道而设之教堂，理宜宣扬圣化，普救世人之宗教，不能闭关自守，若卒守陈章，不事振展，匪特有亏穆民之天职，尤恐坐受天然之淘汰，前途隐忧，诚无穷期。
”为了改变国家、民族和宗教的落后面貌，必须通过办报办刊教育民众、开启民智。
因此，才有留日回族青年首先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以“谋内地之宗教改良及教育普及两事。
”《成达文荟》也提出“欲兴目前萎靡的宗教，当以教育舆论为前提。
”《清真周刊》更强调教育的紧迫性，“国势危急于千钧一发之秋。
而其几希之希望。
乃在于教育之一途。
”这里的“教育”，并非仅指狭义的学校教育，而应作广义的理解，取“教化民众、培育国民”之义。
“窃维启迪民智，端资乎言论机关。
”报纸刊物实为达到上述目的的重要手段。
《穆士林》认识到“报纸者人民之喉舌，施教之木铎也。
”而《云南清真铎报》更对此有形象的描述：
“世变离奇，日胜一日，而吾人坐斗室中，上下千古，神游万里。
闻其事，聆异言，与名下士相晤语，知识不为乡井所囿者，悉恃一纸报章，始能臻此。
”“报纸魄力之伟大既如此，吾人不求进化则已，苟求之，则舍报其谁与归此？
”
在回顾创办缘由时，回族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上中国及回族曾有的辉煌，都有充分的认识。
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近年来，由于内外原因交相作用，中国国势日衰，而伊斯兰教及回族也面临重重困境。
处此积贫积弱之时，作为国民及教民的回族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担负起兴教建国的重担，而欲达此目的，则办报办刊进行宣传教育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二、回族报刊创办宗旨因创办者、创办地点、创办时间等不同，回族报刊创办宗旨存在差异。
许多报刊以“提倡教育”、“开启民智”、“阐扬教理”、“改良宗教”为宗旨，表明回族知识分子意识到，国家的建设、民族的改造、社会的进步，除一般的需要通过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即开启民智）来实现外，对于回族及回族民众而言，宗教教育以及宗教复兴更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回族报刊也提倡实业改造、宣扬爱国主义、抵抗外辱，以及开拓边疆等。
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具体开办过程中，多数报刊对上述宗旨多会综合涵盖。
普及教育，改良宗教。
近代第一份回族报刊《醒回篇》开宗明义提出其办刊宗旨为“普及教育、改良宗教”，即“即此宗教与教育为之起点，推之社会由是开明，国家由是强盛，天下由是义安。
”而创办于1936年的《清真教刊》也以“宣传教义，俾教胞得以明了真理，不致茫然”作为刊物宗旨之一。
至民国后期，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分为筹办《回协》时，亦称其宗旨为“阐扬回教教义，发展回教文化”等。
表明回族报刊一以贯之的重视“普及教育”、“阐扬教理”等工作。
广州的《天方学理月刊》提出“使正学昌明，圣道发皇，是所期望于诸君也。
”而同属广州的《塔光》也针对伊斯兰教教义不明，不为教外人士明了的情况，于是“创组是刊，定名《塔光》⋯⋯，纯以阐扬我教真理为宗旨，以期稍尽教徒天职。
”创办于云南的《云南清真铎报》在其发刊词中，详细叙述“当设立”报刊的五项原因，即“是不得不阐明宗旨，以崇正道，而清来源”、“是不得不述人群工作程序，以明大道，而认归宿”、“是不得不研求改良教授，普及教育，以正恶习，而明真理”、“故介绍学说，以复兴伊斯兰文化；宣扬正宗，以辟谬论、邪说为当务之急”、“是不得不述其来源，以正人心而止邪说”，概而论之，即为“宣正道谈教育却恶习，正人心之主旨。
”随创办者王静斋阿訇辗转于天津、武汉、河南各地的《伊光》杂志，鉴于“我国的同人，对于国外本教的消息；茫然无知”，“本报愿作国人耳目，按期将本教各国近闻，介绍给大家”，“作各方穆民同胞研讨学问，互换智识的小机关。
”对宗教与教育的关注，成为各地回族报刊的共识。
除关注教理外，回族知识分子也重视一般知识的传播。
《清真导报》提出“以阐扬教理灌输学术革新风化改进社会为宗旨，并发行清真导报以宣传之。
”《正道》也提出“除了浅明的谈些教义以外，我们在相当的范围之内，只要能力可及，还预备谈那些有益于人生的知识。
”
某些报刊则关注宗教及教育具体层面的工作。
如早期刊物
《清真学理译著》力求通过翻译文献来阐发教理，“将经典中之各学理，捡有功于社会进益者，择要译著，使教法日渐灿烂于天下，且可供研究学理之一助也。
”而作为以文集形式发行的刊物，《成达文荟》认识到“欲为正当的舆论，朝气的教育⋯⋯当以丰富的资料，舆论的宣传；宗教始有发展之望。
”表明该刊致力于汇集宗教宣传资料。
还有专门针对回族妇女而创办的《回教妇女》，也肩负联络妇女，复兴宗教的职责，“现在我们发刊这一个小刊物，目的就是在联络各地女教胞，唤起各地女教胞，起来参加这一个艰巨的复兴宗教的工作。
”
倡导实业，改善民生。
除了提倡教育、阐发教义外，回族知识分子对回族社会问题也较为关注，强调通过兴办实业、发展生产等改善回民状况，提高回民地位。
《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会报》称“学会创立之宗旨，是以纯宗教的态度，研究发扬回教学识，进而谋求增进回民之福利，提高回民在社会上之地位。
”北平清真书报社所刊《本社启事》第一条即表明“本社之组织纯以表扬教理剖析疑问提倡教育实业而谋生活改造为宗旨。
”该社通过创办《清真周刊》来实现此宗旨。
《穆士林》认为“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在其续刊词中提到“本刊之两大目的⋯⋯其二则振兴实业也。
”认为“保国保教，此良图也。
”并提议建立各种实业团体加以提倡。
宣扬爱国，协助建国。
民国时期，随着回族社会地位的改善，以及列强的侵略，回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回族知识分子通过报刊，自觉宣扬爱国建国等理念。
《伊理月刊》的五项宗旨中既有“增强回教同胞对三民主义之认识”、“完成兴教建国之使命”。
《清真汇刊》所载《云南清真报社重刊简章》第一章“宗旨”部分也包含“启发爱国精神，协赞统一共和”等内容。
而《晨熹》所论四项宗旨中，有三项与国家建设有关，即“使中华回教同胞切实明了三民主义，并对党国，民族，宗教有澈底的认识”、“介绍中国文化及三民主义以及国民革命的过程，史实，给世界上弱小民族，尤其是各回教国家”、“介绍土耳其及其他新兴国家的革命过程，与理论史实，作我们的借镜。
”皆表明回族知识分子对“有国然后有教”、“兴教不忘救国”有深刻认识。
共赴国难，抵御外辱。
整个民国时期，内忧外患贯穿始终，而日本全面侵华后，形式更为严峻，故这一时期前后创办的回族报刊，多将宣传抗战救国、抵御外辱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如1930年创刊于广州的《穆士林》杂志，在其发行第二年的《续刊词》中表明“本刊续办有重大之责任。
其一对于教则阐扬真理也。
⋯⋯其二则对于外而不受侵侮也。
”而成立于1937年，以“抗战救国”为宗旨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也在其会刊简章第二条“宗旨”部分提出：
“本刊以提高教胞国家与民族意识，集中抗战建国力量，阐扬教义，推行教务为宗旨。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陕西分会还专门以“1.提高回民救国途径。
2.发动回民抗战力量。
3.完成回民救国任务”为宗旨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发行《西北回民政论》，显然是将“抗日救国”作为其最主要的目的。
此外，1938年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也言明“处此日寇毒焰方张，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岂肯后人”，倡导“唤起教胞，参加抗战工作，以保我回教固有应用光荣。
”
传达边情，开拓边疆。
回族居于甘宁青新等边疆地区的不在少数。
西部各省因交通不便、生产落后、文教不兴，再加上英俄等列强恣意侵扰，导致内外交困，边疆回族生产生活条件较内地更差。
回族知识分子有感于此，专门开办有多种边疆报刊。
最早由蒙藏事务局于1913年开办的《回文白话报》宣称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心，以杜外人凯觎之渐”为宗旨。
民间开办的《边铎》也称其开办目的有五，“一、宣达中央德意；二、发扬本党之主义；三、领导反帝运动；四、揭示边民痛苦；五、记载边疆实况”，而《边疆》也言明其宗旨为“一、阐明民族整一性之重要；二、唤起国人注意边疆之开发；三、纪载边疆最近消息与实况；四、介绍国外人士研究我边疆问题之材料。
”其目的即为宣传中央政府政策，促进边疆各族团结，并对边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内进行开发，对外抵御侵略。
对于回族刊物所负宗旨，以《月华》最为全面。
在其1929年创刊号上，《月华》直接刊登其宗旨为“一，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二，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三，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四，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六，提倡中国回民之教育及生计。
”涉及发扬教理、沟通消息、增强回民地位、开启民智、消弭教争、培育国家观念、提倡教育以及改进回民生计等方方面面。
而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该刊复刊时，重新阐明其“八大宗旨”，即“一、阐明回教教义；二、发扬回教文化；三、提倡回民教育；四、促进回民生产；五、提高回民生活；六、改善回民社会风气；七、加强回民政治意识；八、报道回教世界消息。
”基本宗旨未变，但表达更为简洁。
三、回族报刊创办原则不违天经，谨遵教义。
伊斯兰教为回族文化的核心，回族知识分子所办刊物，无论侧重点如何，则“不违教义教法教理”一条，都是必须遵守的，许多发刊词或启事中，对此都有明文规定，如“本刊为大众喉舌，举凡不背教理⋯⋯皆可发表言论”、“（投稿）但以不违天经与圣训抵触为限”、“本译著之论断，纯依经典圣训意见以昭公允而免纷争”、文字“但与天经及圣训等不相抵触者⋯⋯本刊一律欢迎”、“各地赐稿以不背经训为限肆攻讦涉游移虽美弗载。
”
此外，对于教内纷争，知识分子也较为警惕。
在《穆民》创刊号上，陈焕文曾详述因教内纷扰而导致前期所办《天方学理月刊》停刊之事，甚为痛惜。
为避免教争影响伊斯兰教整体发展，某些刊物声明拒载有争议作品，“本社于我教不存新旧之畛域关乎教理之投稿凡以片面之见排击异己者一概不录”。
遵守法律，不涉政治。
政论性报刊，难免会涉及政治，如《边疆》在征稿启事中，就以“如何提高新疆人民脱离政治上的压迫”为目的征求稿件。
但是以纯学术或宗教为目的的报刊，则仅以探讨学术或宗教为限，对政治较为谨慎，以免失之偏颇。
“本刊为大众喉舌，举凡不背⋯⋯政治者，皆可发表言论”、“本译著纯系宗教性质，绝不涉及政治，以明政教界限”、“本刊为大众喉舌，举凡⋯⋯不抵触法律⋯⋯皆可发表言论”、“旁及言论时评及逸闻，不涉政治”，此类声明，表明回族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对法律的认可，也表明他们力求将宗教和学术讨论限定在特定范畴内，防止民国时期动荡的政治形势以及层出不穷的政治观念带来不良影响。
中外兼顾，回汉并收。
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回族知识分子在办报办刊时，亦继承此良好传统。
在文字方面，“本刊征求下列各稿，无论回文汉文，均所欢迎”、“投寄之稿不论汉文经文务须缮写清楚以免错误”、“除去宣传党义，研究回教及边疆问题之外，广为翻译土耳其，阿拉伯，波斯，埃及，印度⋯⋯等国回教名人之言论”。
甚至对于他国文字，有些报刊还提供翻译，“来稿如为阿文波斯文或英文合用者。
本报担任翻译”、“投稿不拘阿文、波斯文、德文或英文，其合格本刊担任翻译。
”
在文体方面，“凡投寄之稿、概须限于有宣传及阐扬回教性质、勿论自撰或翻译、或介绍外国学说而附加意见、其文体不拘文言白话、均所欢迎。
”、“凡关于教理研究、学术批评专著，及教规劝善等类文字⋯⋯不拘文言白话，本刊一律欢迎”、“惠稿不拘文言白话，均请缮写清楚”、“来稿⋯⋯不限文体。
不拘门类。
凡与本报旨趣相合者。
均所欢迎”，即不论旧式文言文，还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白话文，一并乐于接受。
由此可见，回族报刊在征稿时，语言上不限中文回文阿文西文，文体上不限文言白话，体裁上不限论说描述，来源上不限自撰翻译，只要与报刊宗旨相符，皆受欢迎，表明主办者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的态度。
独立自主，客观公正。
报纸刊物若不持论公允，则有违“天下之公器”的原则。
特别是回族，在清季倍受反动势力政治迫害和文化歧视，教内教外人士多存误解，民国之际若想借助报刊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取得同情，则更需坚持公平公正的办报原则。
《清真教刊社组织大纲》中第三条有明文规定“本刊社乃超然独立性质，不受任何方面之监督与利用”，是以机构的独立来保证报刊言论的公平公正。
还有报刊直接言明“本刊今后的立言方针，是抱定了客观的公正的态度，向前努力”、“立论务要公平。
至理所在。
不可存乎人己”，仍是强调公平的重要性。
对于其他宗教，则报以互相尊重的态度，如《清真学理译著》第一期《凡例》“本译著专表本教之长，绝不言他教之短。
”表明主办者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对于个人隐私，亦提出文字“不攻忏他人私德者均可”，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不涉及个人私人领域，不作人身攻击；而对于不同的言论，甚至质疑的声音，认真答复，以理服人，如“阅者勿论同教与否，如有质问教理或驳斥本刊之言论者，浅近者则由同人等答覆，其较为深奥者，则由本社征求中外诸大阿衡答覆，但无关紧要或迹近游戏者，概置不答。
”
四、结束语
回族在遭受了清代兵燹之后，在清末至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从以往消极“退居寺内，谨守拜功”的状态中逐渐觉醒，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运动，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回族新文化运动。
作为回族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回族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已经逐渐作为具有民族自觉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通过各种活动，将民族自强运动付诸实践。
报刊这种大众媒体所登载的发刊词，正是回族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民族自觉、自强运动的“开场白”和时代宣言。
综观回族近半个世纪的办刊办报历史，通过对各类回族报刊发刊词的分析可知，回族知识分子创办报刊的原因、宗旨及方法，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以历史为鉴，从时代出发，回族知识分子坚持严谨务实的态度；以国家为根，以民族为本，回族知识分子所言所论并非仅是报刊本身，而是借助各类发刊词阐发对国家和民族各类事务的关照。
这些高屋建瓴的言论不仅引领着回族报刊的迅速发展，也引导整个回族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推进了民国时期回族各项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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