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六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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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六篇

篇一

圣人有言，民以食为天。

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曾经说过：

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一代楷模雷锋曾经在日记里写道：

人活着不完全是为着吃饭。

却又有名家放言：

人活着必须吃饭。

一日三餐，最基本的常识是，吃饭就必须吃菜。

平常人家，普通百姓，餐餐须有白菜萝卜辣椒茄子做菜。

有钱人家，所谓的菜则是鸡鸭鱼肉烹炖，蛇兔龟鳖的煎熬。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宴私宴追求的都是认真备菜做菜，认真说，请人吃饭实际上是请人吃菜，没有谁做客是去吃你的米饭面食的。

由此看来，菜肴的位置很重要。

普通百姓，寻常人家，一日三餐，青菜萝卜南瓜之类不可一日或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初，有些城市出现了书记、市长重点抓手的工作——事关国计民生的菜篮子工程。

可见吃饭配菜的重要，吃饭无菜的痛苦，可想吃饭菜肴丰富的欢喜，菜肴精良的高兴。

我现在是年届古稀之人，比共和国迟到人间两年，说到日常三餐配菜，真正经历过两次提起来就伤心落泪的艰辛。

第一宗是1969年至1970年，参加家乡小镇街道民兵连，来到十堰白浪马路坎驻扎，参与成渝铁路建设，那是声震一时的三线建设项目，天天卖力进行夯筑路基，一日三餐的配菜就是家乡贫下中农支援的干盐菜，吃得人再饿都不愿意端起饭碗。

硬是凭着毛泽东思想激励鼓舞的革命热情，度过两个年头干盐菜佐餐的时光。

再一宗是1973年，处于文革尾声之际，家乡小镇与时代同步，兴起赶社会主义大集。

所谓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只允许在每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做生意买卖，小镇附近周边农村的菜蔬，也只允许在月初一和十五进镇销售，种菜人眼看着错过最佳采摘日期菜蔬变老变坏，谁敢在另外的日子进镇上街变卖菜蔬等物品，由四人帮之一王洪文主抓的民兵队伍，时刻在认真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砸了菜篓子，踏了菜篮子，扯了菜筐子，还要捆绑当事人戴纸糊高帽打锣游街。

拳打脚踢后的村民不得不认罪伏法，去指定的砖瓦厂从事重体力来改造思想。

小镇周边村民不卖菜，带来的是买油盐缺少零花钱的不便，苦的是镇街居民平常日子，错过一天不买菜，就得一日三餐吃饭端白碗，再等半个月大集日期的到来。

说来我的妻子于1973年7月26日生产了我的大儿子，不挨边大集日期的一与五，可怜一个月子期间佐餐的就是辣子焖酱豆，日日吃，天天吃，一日三餐不变的吃，弄得妻子没有奶水喂婴儿，看见酱豆就恶心，就反酸，就作烧肠胃，一弯腰一低头就作呕秽物，形成了严重的胃麋烂和食管反流炎疾病。

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解放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改革开放了，大的不说，远的不讲，首要的是普通百姓的饭桌上，一日三餐的菜蔬得到了有效解决。

那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农贸市场和菜市场的着力建设。

街头巷尾，适当的地方，都有了集中的菜蔬销售场地，有了固定的销售摊位，有了物种的明显划分，有了品名的细致分类，有了科学的细化监管，有了污染净化的防卫，有了价格的公平公示，有了分量足数良心秤的核对。

一天到晚都有水淋淋的四季，春夏秋冬都有跨岁跨月鲜活的美味。

方便了拄着拐杖携着竹篮的老妪老叟，活跃了挎着无纺布兜的帅哥靓妹……

我于2019年从家乡文化部门编剧岗位上退休，举家迁居十堰市浙江路居住，老来赋闲，把去菜市场当成了理想的闲转悠场所，把买菜蔬当成了消闲项目，不买门票不收费，便宜观看、倾听菜市场里面嘈杂热闹的高分贝，讨价还价一幕幕鲜活的剧情有趣味，不由得喉咙就荡漾起是谁原唱的那首“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

篇二

我是一个爱车如命的人。

三年前的国庆节，我拥有了自己的爱车。

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都无法忘却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我圓了自己做了一生的汽车梦。

我几乎是颤抖着双手接过了车钥匙。

因为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将更加精彩，生命将更加炫丽，人生将更加奔放。

说实话，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关于车的记忆。

只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上有一幅画着汽车的图画，老师一遍遍地用汉语拼音教会了我们这个单词。

之后，她就象刀刻斧凿一样留在了我的脑海。

在整个童年的记忆里，汽车就像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天物一样神奇。

第一次真正见到汽车还是在七岁那年，那是奶奶领着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去看黄龙大桥。

那时，二汽建设刚刚起步，黄龙大桥是方圆百里的最大建筑。

许多山里人拖家带口来看大桥。

我着实描述不出第一次看见汽车的感觉，只记得奶奶踮着三寸金莲，一手拉着我，一手提着干粮袋，好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

一听到汽车喇叭响，就远远地躲开来，神怕那庞然大物撞到自己。

站在大桥边，看着偶尔过往的车辆，奶奶告诉我：

最早造车的人是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从那时起，关于车的种种好奇和猜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我和同村的小伙伴努力追寻着与车有关的每一个符合。

我们把家里的水桶或木盆上的铁箍取下来，在竹竿的一头穿一根铁丝，用竹竿和铁丝推着铁箍在弯弯的山路上滚来滚去。

或者在木板下安上四个小轮，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向前走。

穿着开裆裤，吊着两根鼻涕，嘴里不停地喊着“嘣嘣儿、嘣嘣儿”把山涧震得哐哐作响。

那时，小伙伴之中谁若拥有一个车玩具谁就好像拥有了全世界。

有一年，我从城里的亲戚家弄来几个铁滑轮，会木匠活的父亲帮我做了一辆会打方向的小车。

因为“技术先进”，还能坐人，我的车在整个学校独占鳌头。

每天上学放学，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帮我推车，弯弯的山路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

我的童年因车而快乐，也因车而忧伤。

我常常爬上家乡的山顶向远方眺望-----如果家乡能修一条通往城市的公路，如果有一天，我也能象城里人一样坐上真正的汽车该有多么美好啊！

那一年，家乡的公路终于修通了。

父亲从城里推回一辆半旧的老式自行车，从他充满希冀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渴望。

父亲年过半百，在城里的信用社工作，每天起早贪黑行走几十里山路来回奔波、十分辛苦。

整个一个夏天，在学校的草场里，我们姊妹几个扶着左摇右摆的自行车，看着年迈的父亲执着而吃力地蹬着踏板向前爬行。

进入秋天之后，父亲终于可以挣脱开我们扶持的双手。

全家人象过年一样开心。

大山总算没能阻断我走向城市的脚步。

高中毕业那年，我考入了城里的师范学校。

当我用扁担一头挑着棉被一头挑着大木箱登上城里的公共汽车。

从车上人们的眼神里，我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天外来客。

师范毕业以后，学校用一辆大卡车把我和那个大木箱送到了郊区的一所中学。

学校坐落在偏僻的山凹里，进一趟城要先走几里山路，然后再等上个把小时的公交汽车。

那年月是人多车少，只要公交车一到站人们就一拥而上，不等车上的人下来就拼命往车里挤，有人如果实再挤不进去，只好揪着前面人的衣服抱作一团，往往等车开出老远，才能把车门外的人颠簸进车内。

整个一所千把人的学习不说汽车就连自行车也没有几辆。

有一次学校工会搞活动，托人在一家企业请来一辆大卡车，几十个老师挤了满满一车。

大家披星戴月、在清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汽车象老蜗牛一样在通往武当山的悬崖边盘旋，卡车墙板有时被振得咔咔作响。

我的心早被提到了嗓子眼上，外出的兴奋早已荡然无存。

那年冬天，母亲突然得了重病。

我用攒了一年的工资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花四个小时来回奔波在学校与老家之间。

有一天，地上下着尺把厚的雪，我因赶着回学校上课被重重地摔在公路外的田埂上，好不容易爬起来，看见皑皑白雪下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公路大哭了一场。

回到学校我就向校长递交了调离申请。

几年之后，一个偶然机会，领导让我到区教委当了一名干事。

第一天战战兢兢到政府机关上班，一切感觉都是那么新鲜。

只见偌大一个政府大院，孤零零停放着一辆黄帆布吉普车。

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楼下传来一声大喊：

“有下乡的没？

走了！

”同事告诉我：

喊话的人是区委书记，那意思是有下乡办事的人可以搭乘他的车一同前往。

后来，吉普车变成了白色桑塔纳，前任书记也到了退休年龄。

之后，桑塔纳又变成了红色福特。

我们偶尔在公路上看到那辆福特车疾驰而过，知道那是区委书记又下乡了。

红色福特车成了那时公路上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

城市在不经意间发生着改变。

转眼间，过去空旷的政府大院仿佛一下子变得拥挤而狭小，过去一大块草坪现在全都改成了停车场。

门卫每天手里提着一大把车钥匙，为出出进进的车辆腾挪车位。

我负责的一个部门也开始有了公车。

由一个懵懂无知、拉着小木车的山里娃变成了开着小汽车行走在都市的现代人，那兴奋自不必说。

有一天，一位老人蹒跚着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诉说他不孝的儿子。

说到激动处，突然口鼻歪斜、两眼上翻、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身体倾斜在沙发上。

我和同事赶忙将老人抬上汽车送往医院。

医生告诉我：

如果晚来一会儿，老人就会性命不保。

三年前，全市进行公车改革。

在规定交车的最后日子里，我把小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开往车改办。

当我把小车停放在大院里，恋恋不舍地象在殡仪馆告别亲人一样看着小车。

工作人员用疑惑不解的眼神看我。

他哪里知道我用这辆车挽救过多少生命？

他又那里知道车在我的生命里有多重的份量？

没有车的日子我就像枯木一样凋零。

于是，我依然走进了4s店，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爱车。

从那一天起，我的生命之花开始怒放。

不知多少次，我开车行驶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那浪漫时尚的小区，看那琴声曼曼的广场，看那鳞次栉比的高楼，看那滚滚向前的车流，看那面带笑容的人群，看那闪烁绚烂的霓虹。

不知多少次，我开车走向属于这个城市的山川河流、山间田园，看那郁郁葱葱的山峦，看年湛蓝湛蓝的天空，看那宛若彩帯的山路，看那犹如蛟龙的河流。

我整个生命的血液开始为汽车流淌。

我一次次开着车奔驰在新修的崭新大道上，看着车窗外满目苍翠的城中的山、看着繁华而沸腾的山中的城，嘴里一遍遍重复着那首脍炙人口的《天路》。

我一次次开着车来到城市的中央，站在高大的立交桥上，看着夜幕下山水画一样五彩斑斓的城市，静静倾听着用汽车奏响的属于这个城市的优美乐章。

也许是爱车的人一定更爱造车的城，我生命的所有细胞都在为这个造车的城市燃烧和沸腾。

我要让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一景一物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

有一天，我开车来到黄龙大桥。

站在葱茏的堵河岸边，只见新修的大桥傲然挺立在堵河之上，那座斑驳陆离的老桥象年迈的母亲静静地守候在一旁。

我想起了奶奶站在桥上给我讲述中国人造车的故事。

童年的小木车、父亲老旧的自行车、公交车外拥挤的人群、大卡车上瑟瑟发抖的身影......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热泪早已禁不住滚落下来。

是啊，作为一个爱车如命的山里娃，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造车的城市，我是多么的幸运啊!

是这座城市用厚重的身躯养育了我的生命，是她承载了我关于汽车的奋斗与梦想，接纳了我关于汽车的欢乐与忧伤。

连我呼吸的空气里都无时无刻不包含着她的味道！

如果没有这座城市，哪有我和我关于车的一切？

就象四十年前我无法想象今天一样，我无法想象再过四十年会是什么样子。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那时人们关于车的故事一定会比我的更加精彩和传奇，这个造车的城市也一定会更加炫烂和夺目。

于是，我满怀期待地开车前行。

篇三

改革开放之后，惠民地区设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只有两三名同志承办改革事宜。

为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办公室升格为县处级，单设出来独立开展工作。

在旅社里办公，三进三出，饱尝了“旅客”的滋味

组建起体改委时，行署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早已被各个机构占满了，根本腾不出空间。

幸亏那时的体改委是大委，主任是行署专员，早有的，新设的，先前的，后来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指示给体改委创造最起码的工作条件，以便让其尽快开锣唱戏。

其实，对这件事，行署办公室早已排上议程了，列出了时间表，谋划再三，硬是在办公大楼二楼挤出了两个向阳的单间，在东方红旅社北楼（今银茂大酒店）租了三间客房（租金由行署办公室列支），每间屋配备了一个文件橱，给每个同志配备了一张小写字台、一把椅子，留下了旅社原有的一对小沙发、一个小茶几。

能够达到这个水平，行署办公室的同志尽了最大努力，说心里话，那是高看了。

尽管如此，我们工作起来依然不方便。

当时全委十多个人，分南北两摊，体改办张茂宗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