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品贸易中环境标志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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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贸易中环境标志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纺织品贸易中环境标志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摘要]为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标志制度作为一种手段正在被普遍运用。

作为高污染产业的纺织业，在国际纺织品贸易中，环境标志制度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应用。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纺织品贸易中环境标志制度的正、负效应用模型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有利于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短期内对纺织品出口国也有不利影响。

　　[关键词]纺织品贸易；环境标志制度；效应

　　[中图分类号]F7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2-0110-03

　　[作者简介]刘晓琴，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金融。

（陕西西安710068）

　　一、纺织品贸易中环境标志制度含义界定

　　“环境标志”是指依据有关环境标准、指标和规定，由国家政府部门或某个具有权威性的认证机构确认并颁发的一种标志。

“环境标志制度”，也称绿色标志制度或生态标志制度，是指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按照一定标准和程序在其认定的环境友好产品，即在生产、使用等过程都不会对环境产生负担的产品上加盖特定标记的规则。

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就是这种规则在纺织品上的应用。

例如，德国蓝色天使标志中就包含了纺织品。

　　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纺织品生命周期标志制度和单方面环境标志制度。

纺织品生命周期标志制度也称纺织品生态标志制度，指纺织品从研制、开发、生产、运输、使用、循环利用到回收处置的全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无损害，并符合环保要求时才颁发环境标志。

单方面环境标志制度反映的是纺织品的某个特殊方面对环境的影响，如“对人体皮肤无害产品”等，而不提供纺织品其他方面和环境的关系。

它不需要象生态标志那样经过复杂严格的分析程序，生产商取得这种认证的成本较低，因此，它常被一些生产商用来误导消费者相信他们购买的是完全环保的生态纺织品。

　　在此讨论的环境标志制度所指的是纺织品生命周期标志制度即纺织品生态标志制度，它分官方颁发和第三方颁发两种。

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实行环境标志制度的国家对那些经过申请并获得环境标志的纺织品才准许进口。

　　二、环境标志制度实现的目标是获得良好的环境效果

　　对环境污染最大、对生态破坏最严重的社会活动奠过于企业的生产活动了。

因此，对污染密集的纺织业实施环境标志制度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

首先，纺织品国际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对在国际市场上符合环境标准的纺织品生产商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遏制了生产污染品厂商的生产，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污染品通过国际贸易在全球的传播，有利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善。

其次，环境标志制度的推行引导一些要进入国际市场的生产商更新观念，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要，生产商必须要进行绿色产品设计与开发；为了创造一流的新产品，必须改变耗能高、粗放经营型的传统生产模式，改进原来的生产工艺，实行清洁生产，从而获得良好的环境效果，间接地起到推进环境的作用。

　　三、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在经济效率方面具有双重性

　　由于实施环境标志制度，生产和使用生态纺织品的过程就不会产生或很少产生污染环境的物质，这就减轻了社会治理环境污染的负担，因此，生产生态纺织品具有正外部性。

由于这种正外部性，生产生态产品的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

　　从另一方面看，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又会增加纺织品出口企业的经济成本，因为目前国际市场上纺织品出口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他们的纺织生产技术水平距发达国家的标准有一定差距，因此，要进人发达国家市场必须要调整产品工艺以使其符合相关环境标志要求，调整产品工艺必然要增加投入。

此外，参加环境标志制度的注册、维持也需要支出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小纺织企业而言将使其成本上升，削弱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此，要实现环境效果最优，既要考虑社会成本与收益，又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成本与收益，才能达到预期的环境目标。

　　四、环境标志制度实施的社会公平性评价

　　各国所实施的环境标志制度尽管其产生的背景相似，性质相同，但是，每个国家制定和实施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考虑自身的利益，因此，不同国家的环境标志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表现为制定标志制度的参与方不同、管理机构不同及对外国利益方的待遇不同等。

对纺织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不同国家所执行的环境技术标准的不同。

例如：

禁止有氯漂的处理；禁止使用可分解为有毒芳香胺的偶氮染料、可致癌的染料和可能引起过敏的染料；甲醛、重金属含量、PH值、色牢度及杀虫剂残留量应符合OK0100标准等。

而欧盟对于生态纺织品的要求更为严格，除了对加工过程的要求外，还针对各种纤维原料的内在质量制定相应的有害物质限量标准；针对纺织品服装生产、运输和贮藏过程制定禁用原料清单和有害物质限量标准；针对产品的尺寸稳定性、褪色等耐用性情况制定相应标准等。

　　由于上述不同，国际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对纺织品进口国和出口国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就有不同的影响，因而对它的社会公平性就产生了争议。

更确切地说，这种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因为大多数纺织品出口国为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污染密集度高的纺织、印染加工，纺织业还处于高增长、高污染的发展阶段，而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处于高增长、低污染的生产阶段，他们早已把这些污染密集的纺织生产部分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沿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在此阶段，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考虑发展经济，其次是环境治理。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改变环境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尽快抵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对环境改善有利的发展阶段。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环境发展阶段，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势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果对两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产品实施同一标准，显然有失社会公平性。

　　但是，无论是什么国家，其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制定一定是基于本国消费者的需求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环境标准只约束在其国内市场消费的纺织品，如果他的产品出口，就应该满足进口国的标准，他不能要求进口国的消费者一定要接受他的标准而降低需求水平才是公平。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这种差异有失社会公平，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环境标准，与国际惯例接轨才是最好的选择。

　　五、消费者和生产商的选择决定了纺织品环境制度的可接受性

　　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可接受取决于它实施后消费者获得的效用和生产者的收益。

实施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可以有效防止“逆向选择”的发生，刺激厂商生产环保纺织品。

如图所示：

　　上图描述了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实施前后生态纺织品的市场需求变化情况。

L1代表标志制度实施前的市场需求情况，假定同一种纺织品内在环境质量可能不大相同，由于规模不经济等原因，生态纺织品的价格比普遍纺织品价格要高，并且环保质量越高，价格越高。

在没有环保标志制度的情况下，普通消费者无法识别哪些是环保技术生产的产品，哪些是普通技术生产的产品。

他们就没有动力支付较高的价格去购买所谓的生态产品，可能只愿意支付环境质量属于市场水平EQ所对应的价格EP，这样那些价格高于EP的环保产品的需求量随价格提高而大大的减少，环保质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厂商自然逐渐从市场退出，这时市场上主要是环境质量水平在EQ和比它更低的产品。

同样，消费者不会向厂商支付高于平均环境质量的价格，平均环境质量水平会进一步下降，这样恶性循环持续下去，最终导致环保纺织品市场萎缩。

　　当实行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以后，情况刚好相反。

环保纺织品有了被消费者认可的环境质量担保，消费者对环保纺织品的需求增加，需求量由A点上升到B点，需求曲线发生变化。

这时，消费者对环保纺织品的需求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L2所示，一些消费者对环保产品认识水平高，即使高质量的产品对应的价格提高，消费者仍然能够接受，需求不会随P提高而大幅下降，尤其是对那些与人体直接接触的纺织品，比如内衣、婴儿服装等。

第二种情况，如L3所示，可能有部分消费者，环境标志制度实行以后，尽管接受不了环保产品，但他们认为购买生态纺织品的效用价格比与非生态纺织品是一样的，所以其需求曲线L3平行于L1。

但总体上环境标志制度实行后，避免了“逆向选择”的发生，消费者对环保产品需求增加，说明消费者接受了这种标识制度。

随着全球绿色消费浪潮的高涨，消费者对环境标志制度的接受性会越来越强，尤其在发达国家，环境标志制度更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

　　对于厂商而言，一方面受到市场需求扩大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刺激，就会扩大环保产品的生产规模并不断提高其环保质量；另一方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只有在设计一项规则即产权的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导致产权的出现。

如果把环境标志标准当作企业的一项产权，那么厂商如果实施环境标志制度的纺织品通过贸易带来的收益比实施这个制度花费的费用大，企业就愿意接受这种制度，反之则放弃。

　　由上述分析可知，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可接受性，取决于消费者和纺织品生产商。

在全球绿色消费主义潮流下，消费者对环境标志制度的可接受性较强，而生产者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其预期收益与实施成本的大小。

　　六、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具有良好的制度结构协调性

　　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构成有不同的分类。

诺思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制度）、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机制所构成。

这三个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非正式约束是软制度，受习惯的影响，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经济规则等。

依据诺思的观点，无论是从表现形式还是从实现机制或实施成本来看，目前的国际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都具有正式制度的属性，如果一国的纺织品要出口到实施环境标志制度的国家，就必须受其制度的约束。

同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实施需要成本，如果实施一项制度的成本越低，就会带来制度实施的“规模经济”，制度才具有协调性。

就纺织品而言，在“ATC”一体化协议实施以后，为国际纺织品贸易创造了良好的自由化环境，促进了国际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国际环境标志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普遍使用，实施的边际成本也随之下降，从而产生“规模经济”的优势。

同时，对实施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生产或出口商来说，由于其高质量的生态产品的高价格，会获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因此，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体现出较好的结构协调性。

此外，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良好的制度结构协调性还体现在制度的延续性上，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可能性。

其延续性主要是基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原始支撑力量，在于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趋势的形成和逐渐强化，随着这种趋势的逐渐加强，制度也将在不断的创新中趋于完善。

因此，环境标志制度一旦形成了，就不会因为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而消失，进口国的政府也将频繁伸缩制度的弹性空间，从而使自身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由此也赋予了环境标志制度良好的结构协调性。

　　七、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对贸易的不利影响

　　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对贸易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会增加纺织品出口国出口厂商的成本。

由于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认证过程复杂、手续繁琐、标准严格，增加了出口国生产厂商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纺织生产处于技术的低端或污染密集型程度高的加工部分，本来可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获得比较优势，由于上述成本的增加，削弱了其原有的比较优势，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出口造成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实施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纺织品进口国，其环境标志制度的制定是从本国的环境标准来考虑的，如果他们的标准高于多数纺织品出口国，这时，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短期内无疑形成了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纺织品出口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纺织品的出口。

　　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作为新一代的环境标准，在世界各国相继推广实施，已是不可逆转的国际化趋势，这对广大的纺织品出口国提出了挑战。

尤其是进人后配额时代，它可能成为影响国际纺织品贸易的一大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知，纺织品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有利于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在短期内对一些纺织品出口国也有不利的影响。

如何消除不利因素，推动贸易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从纺织品出口国来看，首先，建立和完善本国的环境管理体系，充分考虑环境成本，实现贸易和环境的均衡发展；其次，提高纺织品的技术含量，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第三，要充分利用WTO多边贸易谈判机制抵制一些国家利用环境标志制度变相地实施绿色保护，并积极参与和改进环境标志制度以及国际标准互认制度，从制度上消除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