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视角下的徐志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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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视角下的徐志摩
【四种视角下的徐志摩】
【四种视角下的徐志摩】 天上的一轮月亮有阴晴圆缺之分，月相的圆是相对于缺而言的，由圆即可判断缺，这是客观的事实。
徐志摩不是月亮，不是自然现象，他是人，显然评价徐志摩不能采用非此即彼的方式。
徐志摩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如果依照我们早已界定了的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的这一正面标准来评价，那么徐志摩就是一个反面角色，反动作家、国民党御用文人、资产阶级的帮闲文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评判思维，建国以后徐志摩的作品被冷拒于中学语文教科书之外，直至近十年才被选入全国统编的中学语文教材。
反之，选入中学高中语文课本，同样也不能证明徐志摩就是革命家。
如果本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又会从一个泥坑掉入另一个泥坑。
徐志摩作品入选中学教材，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兼容意识更强了，只能说明教材编选人既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也没有忽视其艺术性。
评述一个人是困难的，尤其是徐志摩这一类人。
当代作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韩石山说：
“评价不是施舍，不是拿你的东西给别人，是把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你仍可以不给，那是你的无知和霸道。
但你不能说这就是对的。
”同时，韩石山又认为“把徐志摩定位为一个浪漫文人是一种偏差。
把他的成就局限在文艺创作上，也是一种明显的亏欠”。
他进而一语中的地指出：
“在当今的中国，不能说没有宽容，只是没有统一的尺度。
” “没有统一的尺度”是客观事实。
不过，我想评价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尺度，更不用说施之于徐志摩的尺度了。
既然如此，我不妨尝试这样一种方式，还原历史的现场，列出与徐志摩相关的四类人，借你四个视角去解读徐志摩，你看怎样？
一、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 常说“知子莫如父”，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的眼中，徐志摩是怎样的一个儿子呢?
1931年11月19日早上八点，徐志摩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飞机从南京机场飞往北京。
飞至济南附近党家庄上空时遇上大雾，飞机失控误触开山坠毁，诗人惨死。
徐申如悲不自胜，撰有一副挽联：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沉湘”的典故与屈原相关，李贺《相和歌辞·箜篌引》即有“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诚为愚”的诗句；“捉月”典自李白，《唐才子传》称“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
徐申如认为古代诗人非正常死亡各自都是因为抑郁不得志而死，自己的儿子徐志摩性情那么超然豁达，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意外地遭遇这样的劫难，死得如此惨不忍睹。
史册上横死的文人不胜枚举，徐申如却独独选择了屈原、李白与自己的儿子对比，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他自信儿子足可以与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比肩而立，故以此来肯定徐志摩的文学才华。
“尔本超然”四字更是高度概括了徐志摩性情率真、襟怀坦荡的品质。
下联写出了一位六十岁老人悲伤欲绝的心境。
老妻四月份刚刚亡故，家门又祸不单行，继丧独生儿子，人生无常如此，能不凄凉？
徐志摩的文学才情能否与屈李争胜，不能由徐申如说了算。
不过，这位老父亲评价儿子“尔本超然”四字，并非虚言，“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也是事实。
徐申如是浙江海宁硖石镇的实业家。
海宁县的第一座火力发电厂是他出资修建的，第一家电灯公司是他独资创办的，第一家电话公司是他创办的，使沪杭铁路改线经过硖石也是他争取的，硖石商会会长也是由他出任的。
徐申如是富甲一方的大实业家，既精明而又有远见，当时就有人称他为“浙江的张謇”。
徐申如对独生儿子的期望是很高的，他让徐志摩进杭州中学，入北大。
在徐志摩身上他是有他的规划的，其中最得意的恐怕要数这二笔：
一是为徐志摩定下了与张幼仪的婚配，这等于结交了张君劢、张公权这样的社会权贵；二是以大洋一千元为见面礼让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使徐志摩一步入社会就因为有梁启超的提携而一路坦途。
梁启超是何许人，用不着费笔墨，张君劢、张公权则需介绍一番。
张君劢是张幼仪的二兄，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毕业，宪法学家，《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曾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
1913年徐志摩与张幼仪订婚时，张君劢已迎接梁启超回国，正创办《少年中国》杂志，痛数袁世凯的十大罪状，是政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张公权为张幼仪的四兄，著名的金融家，后官至国民党政府中国银行总经理。
1913年的张公权经梁启超举荐，就已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总经理，那时候的张公权才24岁啊。
这样的社会背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徐志摩的前途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路！
纵然才华横溢，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与社会背景，徐志摩要想名满天下，恐怕是不可能的。
徐志摩终能成就大名，功劳簿上不得不首先记上徐申如的名字。
遗憾的是徐志摩并没有完全按照徐申如给他规划的人生轨迹行走，这也正是徐申如“尔本超然”四字中的应有之义。
1918年8月，徐志摩乘南京号轮船从上海赴美留学，同行赴美求学的有汪精卫、朱家骅等人。
徐申如是希望徐志摩学习经济，归国后和他一样投身经济界成为一流的实业家或金融大亨。
徐志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是《猛虎集》（1931年出版），他于序言中这样写道：
“在24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为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汉密尔顿是谁？
他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1787年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国父级的人物。
怀抱这样的雄心，徐志摩入克拉克大学并没有学习金融系，而是进了历史系，学习异常刻苦，一年半就取得了学士学位，半年时间后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硕士学位，时为1920年。
不能成为富商，如能成为一位政治家，倒也不会让徐申如失望。
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之后，徐志摩因仰慕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家、思想家罗素的大名，竟离开了美国，横渡大西洋投入了剑桥的怀抱。
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徐申如的家门是否一定能产生一位名垂青史的金融家，我们不敢断言，但剑桥大学那康河的柔波却让一度醉心于“政治家梦”的徐志摩，从此又与缪斯女神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志摩于人生志向上所表现出的不执着一物，随时而变，又何尝不是他父亲的四字评语“尔本超然”的一解呢？
二、你仍要保存那真！
爱一个人是幸福的，被人爱着也是幸福的，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情感故事是一段现代文学史的佳话。
徐志摩的猝死对林徽因的打击是巨大的，她先后写下了《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等散文寄托悲情。
文章不但肯定了徐志摩诗歌上的成就，而且极力为徐志摩的人格辩护。
除了这些散文外，另有一篇诗歌也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别丢掉》：
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
一样的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是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有那回音！
《别丢掉》写于徐志摩遇难后的次年夏天，请允许我揣摩林徽因的内心世界做一番解读。
“别丢掉”的潜台词是什么？
那就是“想丢掉”！
为什么想丢掉？
因为那“一把过往的热情”，时时萦绕我心，怀念的悲伤成了生活的重压！
多想丢掉那“一段过往的热情”啊，但又无法丢掉，这与苏轼《江城子》中所传达的“不思量，自难忘”的诗境何其相似啊。
往事虽然并不如烟，但现实呢？
那为我倾注了热情的人呢？
已是与我阴阳相隔，他已长眠于清幽凄冷的黄泉之下。
黑夜吞噬了一切，陪伴那一颗诗魂的惟有一坡短松冈和不绝的松涛。
这怎能不让人联想到苏轼的“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面对人生的祸福无常，怎能不叹息？
可又只能剩下一声叹息！
人已逝，连背影也消逝了，我的叹息你听得见吗？
当然听不见，于是我的叹息又显得多么的渺茫。
不，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你诉说：
在那个世界你一定要保存那一份真，那一份纯！
我的世界，月亮依然升起，依然皎洁。
人间依然万家灯火，一位诗人的逝去，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生活节奏，生活依然在继续。
星星依然眨着她的不眠的眼睛，为仰望她的人引路，为信仰她的人送去温暖与希冀。
不过，风景依旧人非昨，物是人非事事休啊。
往事真的仍如昨，但前尘又的确如梦。
既然如此，我的叹息、我的倾诉、我的忧伤，又何尝不全都是枉然？
那就让我向主宰那冥府的死神追讨回我刚刚说的那句话——“你仍要保存那真”吧！
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新的徒劳？
毕竟“如此良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终宵”呢？
除非，那长眠于山谷中的亡魂能听得见我的倾诉与叹息。
否则，即使死神答应，那已经付出的情与爱又怎能追讨得回来？
既然山谷中的诗魂没有回响，我的思念也就注定是永远的。
我总觉得林徽因的《别丢掉》，是对徐志摩写于1931年4月1日的诗歌《山中》的回应。
1931年2月20日，徐志摩离开上海，离开夫人陆小曼，只身赴北京大学任教，寄住在胡适家中。
此时，林徽因也因肺病辞去了东北大学的教职，在北平西山养病。
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去看望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而且过往十分频繁。
从徐志摩1931年3月7日给上海陆小曼的回信可以看出，连陆小曼对徐志摩过分频繁地探访林徽因都产生了戒备心理。
对妻子徐志摩是这样解释的：
此次相见与上次迥不相同，半亦因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
如今徽因偕母挈子，远在香山，音信隔绝，至多等天好时与老金、奚若等去看她一次。
（她每天有两个钟头可见客）我不会伺候病，无此能干，亦无此心思：
你是知道的，何必再来说笑。
” 但事实上，向陆小曼解释归解释，徐志摩仍然深爱着林徽因，他1931年4月1日（至北京已一个多月）的诗作《山中》就是明证：
庭院是一片静/听市谣围抱/织成一片松影——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是何等光景/想也有月，有松/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化一阵清风/吹醒群松春醉/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掉在你窗前/轻柔如同叹息——不惊你安眠！
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难道还没有发现林徽因《别丢掉》的主要意象“松林”、“月明”、“叹息”全出自徐志摩的《山中》吗？
《山中》暗示的事、抒写的情与当时徐林两人的境遇又是多么的契合！
因此，说徐志摩如落花，那是事实；林徽因是流水，则背离了历史。
徐志摩对林徽因是付出了真心与真爱的，林徽因也并非冰冷无情的流水。
他们尽管最终没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徐志摩的真纯，及给林徽因留下了终生值得收藏的美好回忆则是无须否定的。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追述徐志摩与林徽因是怎样结下的一段尘缘：
1920年，24岁的徐志摩为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来到了伦敦。
此刻，16岁的林徽因随父赴英并游历欧洲大陆。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年为中华民国众议院秘书长，1917年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
1919年3月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林长民被推为理事，1920年携爱女林徽因赴英。
徐志摩于英国结识林长民之后，就与林长民成了忘年交。
不久，徐志摩即为林徽因的才学品貌所倾倒，于是向林徽因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林长民知道此事后，曾致信徐志摩，信中这样写道：
“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
”由林长民回信的措词可以看出，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的狂热不禁让十六岁的少女林徽因感到惶恐，令林长民也感到害怕。
惶恐的原因当然很多，一个世俗的问题也在其中，要知道此时的徐志摩已经与张幼仪完婚，张幼仪也准备前往英国与徐志摩共同生活。
但故事仍在戏剧性地发展下去，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了，林徽因回国后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了。
1922年12月，徐志摩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仍热烈地追求着林徽因。
此刻的林徽因却已是徐志摩的恩师——梁启超的未过门的儿媳妇。
当梁启超得知徐志摩抛弃了张幼仪，现在又在苦恋着他的儿媳妇时，他写了一封信忠告徐志摩。
一是认为徐志摩抛妻弃子将“终身受良心上之重罚无以自宁”；二是劝告徐志摩虽然“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最乐道”，但恋爱并非“唯一之神圣”之事，“天下神圣之事亦多矣”；三是警告徐志摩“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徐志摩据理力争，回信针锋相对。
他认为自己的离婚是“甘冒世之不韪”，是追求“良心之安顿”，是“求人格之确立”，是“求灵魂之救度”，是不畏难险的“突围而出”。
他认为真正的爱人的确是可遇而不可求，正因为她可遇而不可求，所以他“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全程翻译，林徽因协助徐志摩做泰戈尔北京访问期间的翻译。
5月20日，泰戈尔离开北京去太原，林徽因为了准备下一个月与梁思成赴美留学的事情，没有去太原。
泰戈尔离开太原时，到车站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
车快开动了，徐志摩仍在车上给林徽因写信，准备交给车下的林徽因。
想到林徽因下个月就将赴美，徐志摩百感交集。
他的信中这样写道：
“离别！
怎么的能叫人相信？
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
我的眼前又黑了！
” 林徽因还是去了美国，并于美国与梁思成举行了婚礼，学成归国之后任教于辽宁的东北大学。
林徽因赴美之后，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彻底失望，转而追求陆小曼，并于1926年成婚。
当然，这又是一个变奏。
还是重新回归对徐志摩与林徽因情感的评述吧。
徐志摩用情就是那样真、那样纯、那样烈！
读到这里，你总该明白林徽因的那一句“你仍要保存那真”中所包含的情蕴吧？
如若不信，就再读一读林徽因的《悼志摩》中一段文字吧：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
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
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
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
“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
”他真的是个怪人么？
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林徽因将徐志摩的“真”作了泛化的解读，这没有错。
“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当然只是他的“真”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要借林徽因的那一双眼品评徐志摩，也就是要读者读到一位真性情的徐志摩！
一位有真信仰的徐志摩！
一位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真诚到了痴傻颠狂状态的徐志摩！
三、朋友眼中的徐志摩 徐志摩一生交游很广，朋友极多，他对友情也特别珍爱。
他曾创作过一首赞美友情的诗——《难得》，很值得一读：
难得，夜这般的清静/难得，炉火这般的温/更是难得，无言的相对/一双寂寞的灵魂！
也不必筹营，也不必详论/更没有虚骄，猜忌与嫌憎/只静静的坐对着一炉火/只静静的默数远巷的更。
喝一口白水，朋友/滋润你的干裂的口唇/你添上几块煤，朋友/一炉的红焰感念你的殷勤。
在冰冷的冬夜，朋友/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在这冰冷的世界/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
我们常说，你如果还不了解一个人，那就看看他读的是什么书，交的什么友吧。
一个如此珍爱友情的徐志摩，在朋友的心中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让我们读一读徐志摩的朋友张奚若、郁达夫等人评论他的文字吧！
张奚若（1889—197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毕业，政治学家，学者。
徐志摩美国留学时就与张奚若结识，两人又都是学的政治学，都主张中国应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因此他们的感情非同一般。
徐志摩于山东济南罹难，张奚若作为徐志摩的北京朋友的代表，亲临现场处理善后事宜。
张奚若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等职。
徐志摩逝世，张奚若于《大公报》发表《我所认识的志摩》一文，内有这样的文字：
一个真诗人总有他的理想。
雪莱有雪莱的理想，拜伦有拜伦的理想，志摩也有志摩的理想。
倘使志摩没有他的理想,则他那多方面的天才均将减色，均将没有多大的意义。
志摩的理想，和他的人一样，是很广大，很不容易拿一两个字来形容的。
粗浅的说，他的理想是在希望人类品性的改良。
因为他不满意于现在的人，同时又希望他能改良，所以他处处崇尚纯洁，崇尚同情，崇尚勇敢，所以他处处攻击虚伪，攻击仇恨，攻击怯懦，他有一首诗的末尾两行是：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我们读此,可以想见他的理想在他胸中是如何的沸涌了。
归结一句话，因为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死了，我们的损失也就特别大，也就特别无法补偿。
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
张奚若不愧于政治学家，他以一个政治学家的眼光，读到了徐志摩的诗歌中关注现实、诅咒战争的那篇《人变兽（战歌之二）》。
徐志摩的这首诗发表于1926年6月，当时正值北伐战争。
徐志摩从报纸读到“前敌战士，随死随掩，间有未死者，即被活埋”等关于战争使人性泯灭的报道，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喷涌出了这样的诗行。
在此之前，北京还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群众，死伤二百余人。
徐志摩也曾写下了《梅雪争春》发表于自己主编的《诗镌》上，对北洋军阀政府予以讽刺抨击。
但如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实事求事地评说徐志摩，至1927年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已在他的家乡江浙一带展开。
徐家是当地的首富，属于土豪劣绅，自然首当其冲，列在打倒之列，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不得不避居上海。
“四一二”政变后，徐志摩曾找过负责浙江党务的邵元冲，经徐志摩的周旋，徐申如不但由上海返回了家乡，而且还担任了国民党海宁县善后委员会委员，进而参与策划了逮捕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活动。
徐志摩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曾这样表达着对北伐战争的仇恨：
中国全国正在迅速陷入一个可怕的噩梦中，其中所有的只是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
用什么可以挽此狂澜呢？
一切明智的力量已遭蹂躏，而且在这个加速崩溃的过程中，余下的一点点也会很快就全然绝迹了。
今天是什么样的人掌权呢？
无知工人，职业恶棍，加上大部分二十岁以下的少男少女……中国目下的动荡局面实在是一场奇怪而好看的把戏，这是以俄国革命为蓝本的一场拙劣的表演。
知世方能论人，了解了这些史实，我们便会发现张奚若先生对徐志摩的评价且不用说是过誉了，而且是严重的失实了！
徐志摩罹难，朋友追念的悼文中，在我看来，有些未免有为了纪念而纪念的敷衍之嫌，惟有郁达夫的两篇（《志摩在回忆中》《怀四十岁的志摩》）最为深情，最能令人动容。
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他们有中学同窗之谊，杭州府中学他们同学一载；他们是同乡，均籍贯浙江；他们是同龄人，均为1896年生。
除此以外，重要的是他们均为性情中人。
徐志摩曾称郁达夫是“绝对率真的人”，赞叹郁达夫于自己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中能“不留余地地倾倒他自己的灵魂令人惊讶”。
其实徐志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徐志摩曾坦言：
“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他于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开篇就说：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
”他与罗素素昧平生，为了追随罗素，他放弃了在美国攻读博士的机会，远渡重洋赴英国求学。
当他抵达英国时，罗素正在中国访问，当时新闻报道罗素因病死于中国。
徐志摩怎么样呢？
他说“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虽然最后证实只是谣传，但由此事足见徐志摩属于真性情之人。
其实，还有一点最为重要。
那就是徐志摩与郁达夫为了真爱，都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都曾轰轰烈烈地去爱了一场，并成为世俗与流言的箭靶，这恐怕是他们俩人最为惺惺相惜的原因。
当年徐志摩追求林徽因未果，转而追求军阀孙传芳的参谋长王赓的妻子陆小曼，王陆因而离婚，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有情人终成眷属”。
1928年，郁达夫好事多磨，也终于与结发妻子孙荃分手，与杭州名姝王映霞结为伉俪，时人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因为这个原因，郁达夫坦言他写《怀四十岁的志摩》，就是自悼。
作为一位读者，我是十分欣赏郁达夫的散文的。
他的散文是用情浇铸、用泪凝成的。
《怀四十岁的志摩》的篇尾是那样的一往情深，又是那样的伤感沉郁，怎能不扣动读者的心弦？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悼吊志摩,或者也就是变相的自悼罢!
同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热烈地为徐志摩、陆小曼辩护，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辩诬？
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这热情的。
志摩在死的前几年的那一种穷状,那是一种变迁,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许多男女友人,当然更不在志摩自身。
实在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那一种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缘故,终至于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觉得可惜得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后----他死的时候是三十六岁----正是壮盛到绝顶的黄金年代,他若不死,到现在为止,五六年间,大约我们又可以多读到许多诗样的散文,诗样的小说,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杰作---“诗人的一生”。
郁达夫还曾化用当时流行的影片《三剑客》中的台词说：
“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颂赞他们的什么呢？
就是颂赞徐陆的情事。
“在北平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徐志摩所表现的“纯真”与陆小曼所显示的“勇敢”，即敢于不顾纲常名教与宗法家风的勇敢与决绝。
当然，一味耽于情感而无理性判断，必将不能坚守正义的底线。
郁达夫重情，但也能明义。
即使在如此痛悼徐志摩的散文《怀四十岁的志摩》中，他也没有爱屋及乌，因为喜爱徐志摩而对徐志摩的父亲表达好感。
他于《怀四十岁的志摩》中解释为什么徐志摩辞世五年都没有去诗人的墓前凭吊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志摩落葬之后,我因为不愿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见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去墓前倾一杯酒,献一朵花;但推想起来,墓木纵不可拱,总也已经宿草盈阡了罢?
志摩有灵,当能恕我这故意的疏懒!
“商人父亲”就是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
郁达夫的文学倾向是有强烈的平民立场的，他的笔是时常刺向土豪商绅的，他也是痛恨国民党右派的。
浙江省国民党党部负责人邵元冲，曾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过郁达夫、鲁迅，而徐志摩的父亲正是因为买通了邵元冲才得以于1927年的北伐期间逃过一劫，并倚仗邵元冲的庇护才得以重新回到海宁的。
回到海宁后，徐申如还协助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展开对亲共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缉捕。
这样的人，在郁达夫的眼中怎能不令人心生厌恶之情？
徐志摩是“新月派”人，“新月派”大多为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而“创造社”主要由日本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组成。
两个派别曾因文学主张、政治思想的不同而水火不容。
郁达夫为“创造社”的掌门人之一，徐志摩却是“新月派”的领军人物。
徐志摩与“创造社”的作家如郭沫若等人笔战，杀了个天昏地暗，惟有同郁达夫的私人友谊终生不渝。
由此足可以看出郁达夫是能将私德与公德区分开来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我尤其看重郁达夫对徐志摩的评价。
四、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父亲、精神恋人、朋友眼中的徐志摩都已写了，尽管他们的文字也涉及徐志摩的“公德”，但毕竟笔墨更多地用于肯定徐志摩的“私德”。
鲁迅与徐志摩毫无私人感情而言，而且始终是论敌，借鲁迅的那一双冷眼自然更能见出徐志摩的“公德”。
所谓“公德”，即一个人对社会、对民族、对人民、对国家表现出的品德。
1927年10月25日，鲁迅应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的邀请前去为学生演讲。
易培基曾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运动，北师大复校后曾任北京女师大校长。
鲁迅曾是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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