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因应社会治理需要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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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因应社会治理需要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因应社会治理需要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
李军
2013-04-1810:
49:
34 来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京）2012年5期
【内容提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因应社会发展和治理的需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理论纲领、内部团结和组织建设方面加强调整与改革，为其长期执政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为西班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社会治理/党的建设
现代政党要在多党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以至执掌政权，就必须学会一样本领：
不断推动自身的变革与创新，以适应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
结合政党自身建设来看，就是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及时在意识形态、纲领政策和活动方式等理念、组织和行为方面作出积极调整。
工人社会党（以下简称“工社党”）是西班牙的主要政党之一，自1977年取得合法地位以来，多次赢得大选，成为西班牙民主化以来执政时间最久的政党。
工社党之所以有如此的地位，与它始终注重因应社会治理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工人社会党执政前的西班牙社会
西班牙是年轻的民主国家，其民主化进程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是独裁者佛朗哥1975年去世以后的事。
此前，西班牙社会深受军阀独裁、封建专制之苦，民主力量发育缓慢，社会矛盾复杂尖锐。
西班牙地处欧洲西南端，属欧洲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群落。
历史上有所谓“比利牛斯以南是非洲”的说法。
古代历史上，西班牙地处的伊比利亚半岛曾长期遭受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占领统治，以及来自欧陆如法、德等强国的军政侵扰，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
一个小小的半岛上就有十数个小国钩心斗角，各地区宗教、地域和文化等差异明显，长期纷争不断。
15世纪后期，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联姻，促成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合并成为西班牙国家主体。
后来，他们又进一步整合其他王国，将阿拉伯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从形式上开始趋向于一个统一的国家。
尽管统一使西班牙能大体上一致对外并很快发展成世界性的殖民强国，但它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西班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政治矛盾。
不仅如此，由于殖民地财富源源不断地运来且强有力地支撑了国内封建统治秩序，西班牙没有和欧陆其他国家一样同期出现内生的近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因而长期缺乏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治理问题所必需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由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资产阶级民主派柔弱无力，西班牙虽较早出现了自由共和理念和制度设计蓝图，但在政治实践上却一再蹉跎。
20世纪前期，西班牙民主的尝试又一次被佛朗哥军事独裁打断。
恐怖和压制虽在形式上掩盖了社会矛盾，但在内里上却是火上浇油。
及至1975年，当所有矛盾都能放到台面上理论时，人们蓦地发现，西班牙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空前突出，表现为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贫富矛盾十分尖锐，地区分离主义卷土重来，社会团结、国家统一面临严峻挑战。
有鉴于此，佛朗哥之后西班牙民主化的第一步，是打着“社会和解”的招牌迈出去的。
先是卡洛斯国王与苏亚雷斯首相密切配合，主导制定了政治改革法。
然后，改革者们又在该法框架内召开制宪会议制定新宪、准备议会普选，正式承认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各政党、工会的合法地位，主张实行各民族、地区自治体制，切实开启了西班牙民主进程。
此时，西班牙各派政治力量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谁有先进的理念和富有活力的组织，谁能更好地建设民主政治和增进西班牙社会团结，谁就能够赢得选民信任、获得执政机会。
从此，顺应民意和政治市场的要求，竭力维护西班牙的政治统一和社会团结，成为工人社会党一贯专注的政治目标。
在它看来，民主化以后本党竞争力特别是执政能力的强弱，关键在于能否把组织行为和自身建设同西班牙社会团结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二、明智的选择：
不断加强理论和纲领的适应性
工社党是温和的社会主义党派，在西班牙政治光谱中处于中偏左的位置。
该党成立于1879年，有悠久的历史。
1936年，曾与西班牙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组成共和政府。
同年7月，西班牙出现武装叛乱。
最终，平叛努力宣告失败，工社党和共产党一起被宣布为非法，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
民主化之初，工社党在理论上还是延续了传统的路数。
1976年，该党27大决议还宣称党是“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党，因而也是群众性的党”，还强调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重要性，主张“对西班牙社会实施激进的改造，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的”。
工社党把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当成自己的社会基础，迎合了当时西班牙人对民主的渴求、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容易获取支持和共鸣。
1977年、1978年，它都取得了较好的选战成绩（得票率仅低于民主中心联盟，位居第二）。
但要战胜对手、取得执政权，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其中包括：
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理念的同时，在策略上作出灵活变化，以因应时势变幻。
20世纪70年代末，西班牙民主根基不稳。
“左”的方面，工人罢工、恐怖暴力、派别斗争等破坏性压力在短时间内释放，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右”的方面，保守派不甘失势，积极准备反扑，甚至发动过未遂军事政变。
西班牙人对30年代内战的痛苦记忆犹新，非常不希望再出现左右对峙、大打出手的事态。
西班牙不需要混乱、分裂和争权夺利，而要各方协商合作、共渡难关。
这就给西班牙各政党提出了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怎样才能保证过渡期平稳，不至于造成大的灾难？
怎样整合各阶层的利益，使其矛盾不至于尖锐化？
面对复杂形势，执政的民主中心联盟无力有效应对。
相形之下，此时的工社党朝气蓬勃，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年轻的党首冈萨雷斯领导下，该党先是以合作姿态对待苏亚雷斯主导的政治改革法案，积极参与缔结西班牙各派政治力量合作完成的旨在实现社会和解、政治和解的蒙克罗阿盟约，后又参与新宪制定和立法选举，在短短的几年间就走完了一个体制外政党的内造化进程，为其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西班牙社会治理的主角奠定了基础。
转变的关键在于，必须彻底完成理论纲领上的调整与改革，以扩大党的社会基础，适应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需要。
第一，在意识形态上淡化苏式马克思主义色彩。
冈萨雷斯认为，社会主义者不能受教条束缚，而应履行符合自己时代的任务，工社党要为成为执政党作思想和路线准备。
在他积极的说服下，最终在后来的非常代表大会上，工社党界定自己为“阶级的、群众性的、民主的联邦党”。
第二，放弃全面国有化主张。
1979年非常代表大会党纲强调，工社党的目标是要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尊重市场经济，不搞全面国有化。
1981年29大，工社党提出要推行与企业主和工会共同商定的计划经济。
在1982年大选之前，冈萨雷斯又承诺10年内不实行银行国有化政策。
第三，在斗争手段上也有所变化。
在28大上，工社党还将动员群众斗争作为重要的政治手段，但几个月后的非常代表大会上便不再有这一提法，转而强调议会合法斗争。
在29大上，该党进一步声称它的纲领是“消除现存政治生活中的弊病，而不是阶级斗争”。
第四，党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
民主转型以后，工社党逐渐淡化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色彩，努力扩大选民基础。
该党29大纲领强调自己不仅是劳苦大众的党，还是“一个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广大集团，它既包括中小商人，也包括知识分子和科技专家”。
此外，它的竞选纲领更是充分照顾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和需要。
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工社党变得更加温和，更易于被各阶层人士所接受。
为了获得广泛的支持和理解，工社党还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包括冈萨雷斯在大选前多次会晤金融界头面人物；同中小企业主讨论本党政策；为安抚右翼，冈萨雷斯反复声明上台后不与共产党联合执政，也不组织清一色的左翼政府。
这对于加强社会各阶层协商、谈判和互动，消除猜忌和戒备，增进共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工社党理论纲领和政策措施的调整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其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原本支持其他政党的选民都把票转投该党，使之在198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在350个席位的众议院中占有201席，组成了西班牙内战后第一届社会党政府。
20世纪90年代后，形势急转直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欧洲社会党执政环境恶化，民主社会主义深受冲击，工社党的执政理念和纲领政策也遭到质疑。
西班牙国内形势也很严峻。
1992年下半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袭来，经济衰退明显，人民不满增加，社会矛盾凸显。
雪上加霜的是，工社党严重腐败，党的形象一落千丈。
尽管1993年该党勉强继续执政，但在议会中已失去绝对多数。
1996年，因为在政治、经济治理方面没有明显起色，该党一度下野，经八年反思与调整后始得重返执政。
在野期间，该党进一步充实调整了党纲，尽管没有能在90年代中期挽回失败局面，但却为以后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
调整有两个方面：
一是转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工社党副总书记阿方索•格拉在一篇比较新旧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指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观点进行梳理和革新，社会主义更应突出民主的原则精神。
1990年，该党32大通过的《2000年纲领》提出：
“社会主义是争取解放的政治方案，其目的是要人人自由、平等，人人达到最高限度的个人独立，以便在社会中实现各自的生活方式。
”2001年7月，党的政治会议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观：
平等、自由、多元主义、社会正义和团结，其中尤为强调自由，重申了工社党早在流亡海外时就曾提出过的主张和口号：
“社会主义就是自由”。
2004年36大，工社党又提出建立“公民社会主义”的理论，放弃从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谈论社会主义，转而从“民本主义”角度来定义社会主义，认为公民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必须建立一种“透明、对话和尊重他人”的氛围，减少政治上操纵，关注弱势群体，帮助困难地区，而工社党的责任就是“服务于公民总体利益”，维护社会团结、增强社会互助、保持与公民的密切关系则是党的重要任务。
二是改变了对党的性质、目标的阐述。
关于党的性质，1990年32大党章强调：
“党是劳动阶级和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的人们的一个政治组织。
”2000年，35大决议强调，要力争将党改造成为“公民党”。
2012年38大章程指出：
工社党是劳动人民反对剥削，致力于建设自由、平等、团结与和平社会的政治组织。
在党的目标上，因应1990年代初西班牙经济持续低迷，社会团结问题特别是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和民族分离情绪有所抬头的形势，该党强调：
党的目标是要改造社会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和互助的社会，以争取各族人民的进步。
到了35大，鉴于腐败问题导致下台及在选举中连遭败绩的现实，也出于对执政的人民党相关问题的批评，工社党更加强调责任政治、责任政府，宣示党的新领导人将努力推动在西班牙建立起负责任的民主政府。
从1979年开始，工社党总是以执政、连续执政为目标，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和革新党的理论和纲领。
该党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观，也一直坚持对资本主义体制与发展模式的改革。
在具体政策上，该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化”路线，努力寻求中产阶级、温和选民的支持，这就对解决西班牙社会在民主转型与深化过程中遇到的治理和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工社党执政期间，西班牙在政治稳定、经济腾飞、社会和谐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与此不无关系。
三、正确的决断：
消除派系斗争，加强党内团结
一个后院频频起火、自顾不暇的党，肯定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解决外部矛盾。
只有在解决、协调好内部关系的条件下，政党才能有效集中全党力量去面对社会治理问题。
因此，搞好内部团结、凝聚党的力量，对政党来说至关重要。
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很平常的事，对于一个大党来说，尤其如此。
但若党内斗争过度分散了党的力量，则是不幸的事情。
工社党在派系斗争上有惨痛的历史教训。
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党内就因路线上严重分歧而分裂成三派，以卡瓦列罗为代表的一派坚持开展工人运动，维护工人利益，反对与共和派联合；以普列托和里奥斯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走议会民主道路，支持共和政府；以巴斯特罗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反对以任何形式参加共和政府。
错综复杂的纷争严重削弱了共和力量，助长了叛军气焰，直接导致第二共和的失败。
佛朗哥时期，工社党转入地下，领导人流亡国外。
即便如此，党内仍然派系林立、纷争不断，革新派（国内派）和历史派（国外派）龃龉不止。
在70年代国内反独裁力量逐渐壮大、呼吁社会改革的时候，工社党还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搞内斗和分裂上，仅1972年就因此流失了30%～35%的党员。
一直到70年代中期，革新派才顺应国内反专制、要民主的潮流，倡导所有反独裁力量联合争取民主改革，因而最终战胜了守旧的历史派。
1974年，革新派冈萨雷斯当选总书记，与副书记阿方索•格拉（冈萨雷斯的同学、朋友）密切合作，终于实现了领导层的团结。
尽管冈萨雷斯和格拉当时年轻且羽翼未丰，但是，却带来了工社党一贯稀缺的团结一致的氛围。
在其带领下，工社党逐渐发展壮大，终于在1982年夺得执政权。
此后的1982年到1988年，高度团结统一的工社党力量进一步壮大。
之所以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在于如下几方面原因：
党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和纪律；群众的反感抑制了激进派活动；冈萨雷斯的个人魅力及格拉的密切配合；党内普遍存在的对30年代党内斗争的余悸；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党在全国和地方选举中的骄人成绩等等。
这都极大地遏制了党内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
由于拥有健全的领导机构、良好的外部形象，许多政见相似的小党如加泰罗尼亚社会党、民主行动党、人民社会党等纷纷加入工社党，党的力量空前壮大。
与此同时，工社党的执政成绩也非常突出。
由于党内空前团结，加之副书记、副首相格拉尽心辅佐，冈萨雷斯全无后顾之忧，放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维护了社会稳定，打击了分离主义，推动了西班牙经济持续增长。
1986年，西班牙成功加入欧共体。
在社会领域，工社党也实施改革，减少工作时间、扶助弱势群体、推动教育民主化，在较短时间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西班牙奇迹”。
但在1988年到1996年间，党内又出现了“激进派”与“温和派”斗争。
原因有三：
第一，1988年爆发工人总同盟罢工后，党内有小团体要求实现党内民主、改变政府政策。
第二，受欧洲经济增长缓慢影响，西班牙经济开始滑坡，人民的不满在党内有所反应。
第三，在如何对待工人运动等问题上，党内分化成主张温和改良的冈萨雷斯派和带有激进色彩的格拉派。
两派后来又因权力分配不均、反腐败态度相左等原因反目成仇。
1991年，格拉因其弟涉嫌经济丑闻被迫辞去副首相职务，二人矛盾更趋表面化，不仅党内团结遭到破坏，政府工作也深受掣肘。
1990年，除预算法案外，议会只通过了一项完整的法案。
党内出现严重问题，治国理政自然力不从心，政党威望当然“跌跌不休”。
1996年大选前，该党已深陷各种丑闻，最终是选民用选票发泄了自己对它的极度不满。
要重新上台，工社党必须迅即解决领导层危机、加强党内团结。
1997年34大成为党内权力调整的良好契机。
此次会议上，连任24年总书记和14年首相、年仅53岁的冈萨雷斯突然宣布辞去总书记，他辞职后党不再设置副总书记职位，格拉因此也退出了领导层。
新任总书记阿尔穆尼亚是冈萨雷斯一手提拔的。
由于格拉派抵制，新执委会几乎全是改良派的人，冈萨雷斯取得完胜。
但34大不过是工社党惩治腐败、消除党内斗争的开端。
表面上看，党的领导层是回归了团结，但由于资历经验不足，阿尔穆尼亚始终走不出冈萨雷斯的荫蔽，权力交接也没有真正实现，最高领导层仍需进一步稳固。
2000年大选，由于在候选人和行动纲领上存有严重分歧，该党遭遇1979年以来最严重的选举失败，仅获34.2%的选票，阿尔穆尼亚随即辞去总书记职务。
2000年，35大成为工社党推举新领导人、进行党内调整与革新的又一次重要转折点。
经过角逐，39岁的萨帕特罗获任党首。
这一结果虽出人预料，却又有其必然性。
首先，工社党1997年以后即遭遇领导危机，因而希望尽快结束群龙无首的混乱，全党对选举新的总书记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高效率地作出了明智选择。
其次，在连遭败绩后，该党决心告别历史，将最高权力转交到年富力强的新人手中，真正实现领导层的世代更替。
萨帕特罗是典型的少壮派、新生代，他的竞选主张获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
在失败的低潮中，党员群众要求变革的愿望十分迫切。
萨帕特罗顺应了这一要求。
他力主改革，呼吁青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得到青年人的认同；他肯定工社党的过去，高度评价冈萨雷斯时期的功绩，得到了党内元老的支持。
此外，他在党内从未任过要职，树敌较少，因此，在关键时刻又得到了问鼎无望的党内左翼的支持。
萨帕特罗当选后，党的领导班子实现了年轻化，平均年龄只有40岁，他们大幅度调整了党的组织结构和执政纲领，带领全党开展了“使工人社会党恢复信誉和市民信任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
2000年后，工社党的选况开始好转，年轻干练的萨帕特罗很快在党内树立起威望，领导地位不断巩固，党内团结不断强化，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为最终战胜人民党奠定了基础。
四、权利的平衡：
加强组织建设，提升执政能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工社党组织的强大战斗力倚赖三大支柱：
冈萨雷斯的领导、权力高度集中、党内高度团结。
对于刚刚恢复合法地位不久的这个党来说，这三个支柱保证了它在多党竞争中能集中力量战胜对手。
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机制也带来很多问题，如缺乏党内民主、体制僵化、缺乏活力、容易滋生腐败并导致执政能力下降等。
很难想象，一个党内民主水平不高的政党会有较高的社会治理绩效。
为了解决制约社会治理能力这一瓶颈问题，1996年大选失败后，工社党开始酝酿组织体制改革，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扩大党内民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一）改革党组织中央与地方关系
西班牙历史上就有地方自治的传统。
佛朗哥独裁一度破坏了这一传统。
1978年，新宪重新恢复并承认各地的高度自治权利。
西班牙在国家结构上呈现出浓厚的联邦制色彩。
工社党赞同联邦制，对放权地方持积极态度。
为了适应国家结构的变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该党在自身组织结构上也开始推行联邦化。
党章规定，党的地区组织可以经联邦委员会批准后自定组织名称（但必须辅以工社党缩写“PSOE”的后缀）、活动范围和具体纲领。
由于历史惯性，冈萨雷斯时期党的联邦化滞后于国家联邦化进程。
萨帕特罗出任党首后，党的联邦化进程明显加快。
主要表现在：
第一，赋予地区政党更多自主权。
党内实施初选制，使地区政党获得了重新分配党内权力的机会。
萨帕特罗2000年当选总书记，就是加泰罗尼亚和安得卢西亚等地方政党领导人妥协的结果，他们也因此从萨帕特罗那里得到支持修改地方自治章程的承诺。
第二，加强与地区政党领导人的协商。
萨帕特罗当选首相后，定期与安得卢西亚、加泰罗尼亚、卡斯蒂利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这四个最重要地区党的领导人就政策和地区自治事宜谈判、磋商，并使之演化成为一项制度。
工社党组织的联邦化，使地方党组织能在中央组织出现混乱或弱势时保持正常运作，有利于全党的健康发展和党的执政能力提高。
但利弊相随，联邦化导致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力量增强、联邦委员会中地方党的领导人数量不断增加。
在政策过程中，地区党领导人权重增加容易导致决策向特定地区倾斜，从而可能失去对全国利益整体平衡的考量。
工社党就曾遭到人民党领袖阿斯纳尔的质疑，后者认为工社党不是一个党，而是17个不同的党。
工社党当然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党的中央并没有失去对地方政党的控制。
为了平衡地方与中央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防止联邦化对中央权威的过度侵蚀，工社党在组织制度方面进行了变革。
一个明显的举措就是，34大上成立了党的区域理事会（consejoterritorial）。
该理事会成员目前包括工社党总书记、区域总书记、工社党执政的自治共同体的主席、议会党团成员、西班牙城市联盟的主席（必须是该党党员）、党的青年组织总书记、党的联邦组织秘书和负责处理自治共同体政治事务的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等。
通过这一机构，地区党组织领导人可以谈判协商处理自治区的政治事务，党中央也可以对区域党的领导人在中央不断增长的影响加以限制。
当工社党处于反对党位置时，理事会主要发挥政党论坛的作用；而当该党执政时，地区政党联盟仍然努力向联邦委员会派出代表，毕竟后者才是党内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所以，区域理事会的作用、权力范围和法律地位还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
尽管理事会的活动受到限制，但它在地方自治改革过程中，对于加强地区政党地位、在全国范围内捍卫工社党执政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党员制度建设
西班牙各政党的成员资格和政党认同水平都比较低，这是在西班牙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
1982年赢得大选胜利后，工社党拥有了影响西班牙社会的巨大资源，一度感到没有动力或没有必要向党的组织发展投入更多资源。
1996年选举失败后，特别是2004年萨帕特罗任总书记后，为恢复和扩大党的组织影响，实现现代化、恢复党组织活力重新成为党的工作目标。
具体措施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入党变得容易。
若想加入工社党，只要通过网络注册就可以了，入党门槛大大降低。
这意味着，工社党对公民透过政党参与政治的权利持积极的拥抱姿态。
第二，加强党员统计和管理。
萨帕特罗成立了联邦党员注册办公室，负责统计和登记党员。
该办公室与全部党员直接联系，询问是否愿意保持党员身份，并且要求提供银行账号、通过银行交纳党费。
此前，由于在党的年会、代表会议上，地方组织的影响和党员数量有关，很多地方组织会通过多缴党费、制造“人头党员”的方式争权夺利。
实施新办法后，党员数目弄虚作假的现象被杜绝，既有利于公平地协调党内不同地区间分享中央决策权力的权重问题，又有利于理顺党员和组织之间、不同党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第三，扩大党员权利。
90年代后期，工社党探索实行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公职候选人的初选制。
1997年，工社党第一次初选，允许党员参与选择竞争市长职位的候选人。
1998年，初选又被用来选择党在2000年大选中的首相候选人。
党的同情者权利也有所增加，他们与正式党员的区别不再那么明显，同样能得到党的一些信息和培训。
尤其是在选举日，他们会作为的党的代表在投票站执行任务。
他们会参加一些主题性的支部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间接地出现在党组织中。
扩大党员权利的做法调动了党员参与的积极性。
第四，对党员义务的规定。
工社党2004年修订后的章程规定：
“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向别人宣传自己的思想是每个党员个人和党员集体的权利”，要“尊重每个党员在党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保证党内讨论问题完全自由”，但自由应以《最高纲领》、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为思想基础，服从党的各级权力机构作出的决定。
有不同想法的党员可以按规定加入联邦执委会提议组建的“意见小组”，并向党的有关部门表达不同意见或建议，不许搞帮派主义，不许对外公开发表有悖于代表大会决议或组织决定的言论。
这些规定对于正确看待和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维护党内团结也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加强对党员制度的改革，党内民主和党员积极性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这也成为工社党在2004年3月的大选中重新执政的组织资本。
但是，这并不是获选的唯一资本，大选胜利也许仅仅意味着西班牙选民心目中经济学法则的又一次奏效：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工社党自身建设成效显著，但同其他政党一样，它还是存在着种种的局限性。
加强党的建设，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在西班牙经济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上。
2011年底，由于西班牙经济危机持续恶化，工社党又一次丢掉了执政权。
由此可见，工社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上，同实现西班牙现代化和民主化一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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