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和语言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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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语言的关系
<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
长期以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被语言学界所关注,二者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一种圆满、充足
的解释,因而成为不同语言学流派所关注的一个要点（杨永林,2004:
14-17）。
究竟是语言先于思维,还是
思维先于语言;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迄今为止,学界尚无定论。
本文拟从回顾语言与思
维的争论入手,通过对语言功能的反思及语言起源假说的再探讨来阐述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一、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论
语言学界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论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四类:
语言先于思维,思维先于语言,语
言决定思维和思维决定语言。
以下是我们对这四种观点的简要概括。
1.语言先于思维
以法国哲学家E.B.deCondillac为代表的学者持语言先于思维的观点。
Condillac曾充分阐释过人类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才能主动控制思维的主张。
他认为不使用语言,人们便无法自觉控制思考功能及其它思维行为。
前语言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制于生理机能及环境刺激。
没有语言,人们不能自觉地记住过去,比较两种感觉或指导思考的方向。
语言使人类主动运用自然赋予的思考能力。
他因此得出结论:
野人没有记忆,他们有的只是他们不能自由支配的想象（Harris,1997:
143）。
2.思维先于语言
思维先于语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J.Piaget。
他把儿童认知发展分为四个基本阶段（Piaget,
1969）:
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
他认为对正常儿童而言,有音节的语言发生在其感知运动阶段的终端,这期间儿童仰仗动作与感知的协调来组织经验,探索、适应外部环境。
这个阶段是婴幼儿语言准备期,其准备包括发音准备和理解准备两方面。
幼儿出生9个月后,虽然还没有语言,但已有动作思维（马福全,2005:
5-7）,这表现为其能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协调,从最初的图式中选取已知的方法用于新的情景,比如这期间的婴儿会抓住成人的手,向自己想取又取不到的物体方向拉动,或是要成人的手揭开被遮盖住的物体等。
他通过对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认为,这时候儿童还没有语言,但已有了思维,也就是说思维先于语言（肖少北,张文香,2000:
106-110）。
此外,伍铁平先生（1986:
5-11）也曾经从个体发生学（ontogeny）及系统发生学（phylogeny）等视角
证明思维先于语言产生。
他认为根据科学观察的结果,儿童总是先学会手势、身势、面部表情,然后才学会语言。
经验告诉我们,幼儿通常在两岁左右才开始有语言,但其五个月时不仅能根据颜色、形状来区别物品,并对其进行归类,而且还能识别周围人的面孔,区分食物、玩具等。
这表明这时的儿童已有抽象、概括的思维过程。
同时,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已将人类的历史推早至几百万到一千四百万年,而语言学家对语言历史的推断至多到几百万年。
二者的时间无法等同。
另外一条证据是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语言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而旧石器时代的人没有舌骨。
此外,伍先生还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先有生产活动然后才给事物命名。
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通过思维才能达到预想的劳动成果。
他根据以上种种证据得出结论:
思维先于语言。
3.语言决定思维
此种观点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为代表。
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提出的这一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是当今最具争议,但又对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一系列人文科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包含两部分内容:
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determinism）,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和态度等。
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是该假说的强式表述。
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relativity）,语言结构有无限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即语言反映思维、信念和态度等。
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这是该假说的弱式表述（Bussmann,2000）。
无论是强式还是弱式表述,该理论的核心就是语言对思维起决定作用。
4.思维决定语言
前苏联学者L.Vygotsky的观点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相左,他认为思维决定语言。
Vygotsky通
过对类人猿和人类婴幼儿的思维与有声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两者都存在“前语言阶段”和“前思维阶段”,即语言和思维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思维先于有声语言。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Vygotsky作出是思维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思维的论断（Vygotsky,1986）。
此外,国内也有学者从新词构造及形象思维等角度来支持思维决定语言的观点。
齐秀冲,周桂兰（2002:
136-137）认为brunch,motel,informercial,edutainment和cafetorium这类合成新词能够在主流英语中出现就说明思维影响语言。
齐荣军（2005:
55-56）发现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还表现在有时候纯粹是为了交流的需要人们才用语言把思维表达出来。
比如说,当我们构思一幅画时,用的是形象思维,根本不需要语言,但当有人让我们解释一下构思过程时,我们不得不借助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二、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对于以上学术界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诸多见解,作者不敢苟同。
我们认为语言与思维之间很难确定孰先孰后或谁决定谁。
语言与思维之间一直保持着同存共进关系。
下面我们将从对语言功能及语言起源假说的反思入手,来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新主张。
1.语言功能的反思
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审视可以首先从对语言功能的反思入手。
赵元任（1980）指出,人们每每论及语言,总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交际功能视为互通信息的手段。
有关语言的功能,语言学界也有诸多其它论述。
Malinowski（1923）曾经从人类学角度明确区分过语言的三大功能:
活动（active）功能、叙述（narative）功能和巫术（magical）功能。
语言学家Halliday（1985/1994）区分过语言的三大元功能:
概念（ideational）功能、语篇（textual）功能和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
RomanJakobson（1964:
350-377）则归纳出言语的六种功能:
指称（referential）功能、诗学（poetic）功能、感情性（emotive）功能、意动（cona-tive）功能、寒暄（phatic）功能及元语（metalingual）功能。
以上诸功能仅体现语言用于交际、传递信息的潜势。
其实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语言还有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
桂诗春（2000）认为,语言直接作用于人的各种语言感官,使人脑产生对语言现象个别属性的反映。
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在多种神经机能基础上形成的,在长时期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完善。
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语言除具有上述所列的交际功能外,还有保存、传授、学习前人积累的社会历史经验的潜势。
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和分享人类科学文化知识,更能充当人类智力活动的工具,是人类进行思维的武器,有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
这种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可使思维变得更加成熟、复杂。
也正是在思维日益成熟、复杂的过程中,语言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才得以形成和完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语言与思维正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并发展成为发达的思维和完善的语言。
2.语言起源假说的再探讨
上文通过对语言功能的再思考,阐述了语言与思维同存共进关系的合理性。
我们接下来拟从语言起源假说入手进一步阐明这一主张。
在论及语言与思维关系时,人们多以现代成熟语言和发达思维为对象,忽略了两者定型前所必经的前语言和前思维阶段。
在这个漫长阶段里两者应保持相互交织、同存共进关系。
我们认为现代语言形成前要经历一个漫长、延续的前语言时期。
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祖先当年处在前语言阶段的情景:
他们在协作狩猎、集体劳动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需要齐心协力、互相配合,自然就需要借助某种信号来协调和统一大家的行动。
劳作之余的情感交流、冲突平息等更需要借助某种信号。
此时,劳动号子、自然声籁和肢体语言等都能被我们的先人派上交流的用场。
在他们漫长的、由简入繁的原始交流过程中,上述诸手段逐步演变成现代语言的前语言,再由前语言发展成为今天成熟的语言。
人类思维发展与语言的进化几乎踩着同一个鼓点,也是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
由于声音被公认为现代语言的第一属性,人们在探索语言起源时,多从语言的有声性入手,比如常见的“拟声说”、“劳动号子说”等语言起源假说多关注语言的声源问题。
这有其合理性,但还不够完整。
人们在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关注的也是思维与成熟的有声语言的关系,却忽略或轻视了无声的肢体语言在语言起源乃至反映和促进人类思维过程中的作用。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下文对副语言的描述会帮助人们理解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提起前语言的构成元素,我们对劳动号子和自然声籁等不存异议,甚至将其视为语言的起源,但对手势等副语言可能还会觉得有些牵强。
其实,手势等副语言堪称人类原始交际手段的活化石。
它存在于现代语言诞生以前,又伴随着现代语言渗透于现代言语交际的时时刻刻。
广义的副语言指与话语同时使用或单独使用的手势、体态、面部表情、对话时的位置和距离等无声而有形的现象。
这些现象伴随话语而发生又对话语产生影响,有某种意义,但这种意义又不为一般的词汇、语法或语音所承载。
在系统的有声语言形成前,副语言起着和语言相类似的交际作用。
人类早期的思维内容,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手势等副语言反映的。
人们借助手势等动作进行交流,表达意图,传递信息。
眼神、手势、体形变化等身体动作还可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促进沟通,增强表达色彩。
虽然语言产生的确切时间尚无法考证,但无论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无法否认,在最初的前语言时期手势等副语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只是由于后来手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变得越发重要,加之肢体语言无法克服交际中的时空障碍,手势等肢体语言的交际优势才逐渐被声音器官所取代。
在语言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手势语等交际方式渐渐退化为次要的交流手段,成为辅助性的副语言。
手语等副语言对于现代语言的形成是有一定作用的。
就是在现代语言中,副语言也有其举足轻重的交际作用。
现代戏剧脚本就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一点。
众所周知,作为剧本存在形式的语言只有两种,即人物语言和必须用括号括起来的舞台指示语。
本中,放在括号里的舞台指示语虽然也可以是描述性的,但它不能被看成是小说中的叙述人语言,因为它不承担故事的叙述,而只是戏剧演出时关于舞台场景或戏剧人物动作的一种提示和说明,且一般来说,它们也必须是展示性的,而不能成为一种讲述。
剧本中这些不要求在演出时说出的文字说明部分不仅包括对剧情发生时间、地点的提示,对布景、灯光、音响效果等艺术处理的要求,同时也有对人物形体动作、心理活动和场景气氛的描述等。
戏剧脚本对人物形体动作等所做的这种说明在舞台上就是通过演员的副语言展现的。
透过剧本脚本中的指示语不难看出,副语言与语言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主张副语言就是语言的一部分。
有些学者把语言定义为有声的符号系统,不把手势、身势、面部表情等副语言纳入语言系统,更不考虑无声肢体语言在前语言时期对促进人类祖先的思维发展和满足他们的交际需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肢体语言对现代有声语言交际功能的补充和丰富,自然就会主张思维先于或决定语言。
但透过上述分析,人们不难看出这种主张的局限性。
语言是一个延续体,从系统发生学来看,肢体语言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前语言时期的原始语言算不算语言?
如果不算,那么究竟从哪一天起本文所指的前语言才可算作与思维有关的语言?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交际工具究竟从哪一天起可以被看成语言的问题就如同要求生物学家界定胚胎何时可以称为胎儿一样,是从精子、卵子结合形成胚胎算起,还是从胎儿器官形成并开始有听觉、视觉算起?
是从胎儿生出毛发、四肢运动灵活算起,还是从其脑细胞迅速发育接近成人脑重算起?
这漫长的十月怀胎过程究竟从哪一天起胚胎算是真正成为了婴儿?
以上问题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也很难界定。
同理,我们在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也不能按照现代语言学的结论入手,因为语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语言时期的语言也是语言,正如人类思维产生前的
前思维也是思维一样。
以上从语言、副语言的关系可以看出,如果副语言是语言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有声语言产生前的思维也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了,它是与语言的另一种形态———副语言共存的。
关于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割性,德国哲学家G.Herder及瑞士语言学家F.deSaussure也早有论述。
Herder在其论文《论语言的起源》中也论述到: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内容和形式。
语言与思维起源相同,发展一样,它们共同经历了不断成熟的阶段,二者相互依存（刘润清,1995:
35）。
Saussure（2001）则将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性描述为:
语言像一张纸:
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
不能切开正面的同时不切开反面,因而声音离不开思想,思想也离不开声音。
否则,就只能陷入纯心理学或纯音位学范畴,而并非语言学范畴。
综上所述,语言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遵循着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规律。
思维是心理活动,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它的发展同样遵循着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规律。
语言的发展促进思维的发展,思维的发展同样对语言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正如GeorgeYule（2000:
4-5）在探询语言起源时所称:
人类祖先由直立行走开始而改变其前肢的作用;声道结构发生的变化以及牙、唇、舌、喉出现的生理进化使得人类逐渐获取了发声的能力;人脑单侧化,左脑负责工具及语言的使用。
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同伴合作,经过漫长的进化便出现了人类交际;人类由此开始使用语言传授知识和技能。
Yule的上述观点同样可以证明语言与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
二者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也相互制约。
三、结 语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作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倍受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的关注。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客观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不应该被人为地绝对化。
科学研究的真谛是发现真理,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描述其存在的客观形态。
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把科学研究引入极端。
正如索绪尔关于方法论的论述:
对于所研究的事物,不能指望得到一种绝对的或权威的看法,而是要选择一种观察角度。
同时,科学探讨过程的意义大于其结果本身（卡勒,1989:
3）。
通过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再思考与讨论,可以不断加深我们对语言、思维及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科学认识,培养我们树立一种健康、客观的语言观和学术视角。
本文作者不揣浅陋,抛此拙见,愿专家、长者多加批评指正。
试论语言与思维的几个有关问题
康伯春
摘要:
关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语言的产生远远落后于思维的产生，语言与思维是可以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
同时作者承认语言与思维是相互依存的。
思维和语言是紧密相联的社会现象，研究语言要涉及思维，研究思维也要涉及语言。
思维与语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历来是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逻辑学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然而对诸如语言和思维谁先产生，语言与思维是否可分，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斯大林所说的:
语言和思维同时产生，语言离不开思维，思维也同样离不开语言的观点。
七十年代以后，有人陆续对此提出商榷，但大部分失之偏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是只考虑内部言语的作用，认为语言和思维不能分离，就是只考虑外部言语的作用，认为语言和思维可以完全分离。
所以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令人信服的说法。
笔者不仅认为语言的产生要远远落后于思维的产生，语言与思维可以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
也同样承认语言和思维是相依为命不可分割的。
然而这决不是折衷主义，中庸之道。
在阐述愚见之前，我们先明确一下思维和语言的定义。
减对于思维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很大。
朗曼（英语词典》把思维定义为:
“利用头脑产生思想的行为。
”杨百顺在《思维是世间是美丽的花朵）一文中把思维定义为:
“是人类特有的，是人有意识的，熊控制的认识活动。
’，（辞海）的定义是:
“亦作‘思惟’。
哲学上通常指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和概括的反映，是认识的理性阶段”。
我国，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思维是人借助语言实现的对客观事物概括、间接的反映.是反映对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过程。
以上这些定义的最大缺点是失之过窄。
这些定义主要是以间接反映论为基础，它所遵循的世界观是物质与意识对立的二元论世界观，它所遵循的心理观是抽象地肯定能动而具体地否定能动的机械反映论，它所体现的思维方法是形式的思维方法。
这些思维定义的根本弱点是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能主动自觉地进行思维，是什么原因规定了人有那么多丰富多样的思维，不能科学的说明反应性直觉思维这一思维形式。
我们认为思维是脑对所获信息的认识和加工过程。
语言的定义也是俯拾皆是。
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
“语言是‘符号”’。
萨王尔把语言定义为:
“人类本能地通过自觉产生的象征性符号交流思想，情感和愿望的手段。
”与萨王尔成鲜明对比，布劳什和特拉杰在《语言分析概要）中提出:
“语言是社会集团赖以合作的任意声音符号系统。
”霍尔则将语言定义为:
“人类通过习惯使用的听说任意符号系统进行交流的东西。
”乔姆斯基与他们都不相同，他另辟蹊径，提出:
“语言是句子的集合（有限或无限），每个句子都是有限长且由有限个元素组成的。
”这些定义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语言的特点，但都失之过宽，尚不能满足我们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的讨论。
笔者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可分为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
所谓内部言语就是只有发音动作而不发出声来的言语。
所谓外部言语就是说出来的话。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不是词语。
也就是说，孤立的词语不能叫语言，语言还包括句法、
语气等。
明确了思维和语言的定义，我们来讨论一下语言和思维的起源。
l、思维的起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是没有思维的。
我们知道，人类是类人猿发展进化而来的，类人猿是由低等动物逐渐进化而来的。
所以研究思维的起源首先要研究动物是否有思维。
下面我们把动物分为两类进行分析:
一类是与人类祖先在进化水平上相差较远的低等动物。
一类是与人类祖先进化水平切近的高等哺乳动物。
蜜蜂、蚂蚁、鸟类、蜘蛛可以算第一类动物。
这些动物虽然有时具有令人吃惊的社会组织特点，但它们只是限制在生物范畴内。
动物的本能活动具有纯粹的生物学性质，它没有创造性，蜘蛛织网的能力是因为它生来就有“配线神经系统”，它的“作品”尽管十分令人赞叹，但却不是蜘蛛智力活动的产物。
鸟类的迁徒毅力和“记忆”是惊人的，它们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有时要飞越几干公里，但是它们凭借的主要是一种遗传本能，它们迁徒之前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预定方案。
在这些动物行为里，主要是围绕肉体需要和种属繁衍展开的。
因此，这些低等动物不具有思维能力。
鼠、狗、现代猿类可以属于第二类动物。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斯洛博奇科夫用了几年的时间听懂了一种草原犬鼠的叫声，它们能把信息与叫声结合在一起，形容每个敌人的情况。
访友时遇到狗，你可以仔细观寮狗的行为。
它首先吠叫，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同时直瞪双眼盯着来人，然后在汪汪地吠叫中瞬间掉头转睛，观察逃路。
当你猛一弯腰时，它则立即掉头逃跑。
狗的行为中贯穿着这样一种心理操作。
陌生人作为一种危险的信号出现时诱发狗的逞威行为。
逞威是进攻与防御的统一。
狗一方面控制自身，同时观察作为对立
面的人。
当来人弯腰时，过去的人弯腰，取石，投掷和自己挨打的经验即被唤起。
危险的信号和自我保护的心向相综合，使它作出逃跑的决策与反应。
现代猿类是人类的近亲。
它们的心理和行为是旁证人类动物祖先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依据。
黑猩猩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如表示亲切的有相互抨毛，把手搭在其他个体背上，抓住其他个体的手，接吻，拥抱等。
逗乐时则彼此搔痒，哈哈大笑。
同时也有相互的攻击，逞威，殴打，撕咬，相互间的关系不平衡，不同的黑猩猩在群体有不同的等级。
等级低的见到等级高的，要表现出驯顺的样云礴级高的则在进食等方面有优先权。
鼠、狗、黑猩猩这些行为，都须凭借自己的直感来进行决策和反应。
它贫翔脑已经能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了。
由此可见，这一类动物已具有了思维能力，但不过是直觉思维。
直觉思雄是高等哺乳动物，人类祖先和现代猿类共有的思维方式，也是现代人类具有的思维方式之一。
直觉思维是人类智慧与动物智慧连续性的表现;它表明，现代人类高度发展的智慧不是突兀而至的，而是从史前状态发展来的。
明确了这一点对我们历史地理解人类思维也是大有必要的。
根据考古资料，人类社会的发展大约有三百万年以上的历史了。
恩格斯用“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三个概念，概括了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
前两个阶段以原上猿，腊玛古猿，南方古猿为代表，它们的思维仍是直觉思维。
“完全形成的人”是在三百万年前后出现的，它代表着人类历史的起点。
在这一阶段，人已经能够制造石器。
现在发现最早的石器是在北非哈达尔地区250万年前的地层中找到的。
能够制造石器，标志着人类祖先的直觉思维质变为了人类意识。
制造石器的活动所以能够进行，一个重要的内在条件就是有内隐的心理操作，有想象这种形象思维。
石器不是人直接的生理需要物，人的直接生理需要物是猎物果实等食物。
石器是获取果实、猎物的工具。
以猎物而论，在打制石器时，并不直接针对猎物。
但工具又是为获取猎物而打制的，如何打，打成什么样子等操作活动，都应和猎物及狩猎活动联系起来。
打制石器的现场没有狩猎对象，也没有狩猎活动，但这种对象的表象却存在于人的观念中，人可以通过想象把自己打制的石器在观念中同猎物联系起来。
因而，石器存在的事实就是开始想象或形象思维的一个确证。
这种思维方式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类思维的开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思维是怎样一步一步产生的，开始没有思维，头脑浑沌一片。
后来出现直觉思维，在这种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
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后来出现了人类思维。
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
美国当代脑科学家麦克林给我们提供了依据。
他对大脑不同层次的结构进行了专门研究，把脑解剖方面的成果同大脑进化的历史结合起来，从而揭示了大脑及其思维的辩证发展过程。
麦克林研究结果表明，大脑共分三个层次:
由里向外分为爬行动物脑，缘脑和新皮层。
这三个层次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结构性质和功能。
最外层的新皮层是尼人（尼安德特人）到智人阶段进化的产物，它的功能主要管辖着计算力，抽象力，智力等;新皮层下边是缘脑，这是由哺乳动物遗传下来的，它控制着情绪;缘脑里边是爬行动物脑，人的一些本能皆发源于此。
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人脑是自然历史发展的结果，思维是人脑不断进化的产物，是从动物思维逐渐发展进化而来的。
2、语言的起源
人类何时开始说话，这是极重要的问题，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古希腊哲人EP卜c~（341一271BC），他认为语言和人的视觉一样，都是一种生物功能。
两千多年来，很多专家就语言起源问题提出了种种假想，但多属思辨性的，故巴黎的语言学会只好于1866年明令拒绝接受关于语言起源的论文。
但这是一个使人心情激荡的问题，现代科学日新月异，人类已能遨游太空，但对自己须臾不离的语言是怎样进化的却不得根底，岂不遗憾!
近些年来，人们又根据考古发现和神经生理学的进展来讨论语言的起源和进化。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和人类同时产生。
笔者对此提出商榷。
面已经说过，人类是在三百万年前后产生的。
从三百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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