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内外的活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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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内外的活动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内外的活动

——以唐代吐鲁番、宋代白沙墓葬的发掘资料为例

从事社会性别史研究，特别是关注中国古代妇女历史的研究者们，一方面由于跨学科的理论建设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而感到困扰。

大家都意识到，要突破一种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献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之外的档案、地方志、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文字资料），又包括实物资料（物质的、身体的，等等）、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

本文希望通过个人在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点滴经历，讨论考古资料对于我们认识问题的重要意义。

我这里所说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就资料来源而言，指通过发掘得到的资料，包括文字的与非文字的实物资料；具体地讲，主要是出自墓葬遗址的资料。

考古学文化本身反映的是一种复杂的时空综合系统；我们在利用考古资料时，不能仅止将注意力置于一个个单独器物、图像之上，而必须注意“遗物群”构成的社会意义，注意同一背景下不同类型的遗物所共同传达的综合性文化讯息，也要注意遗物与遗址的整体关系。

显然，考古发掘资料的内容及其特质颇不相同。

仅就出土于墓葬之中的资料而言，其表达载体有文字与非文字资料之别。

女性墓志、功德疏等文字资料，由于其特殊性质，一方面可能较为直接地反映女性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又会竭力向主流话语靠拢，以理念的框架来“规范”当时的现实。

这类材料润饰溢美的成份相当突出，清晰地体现出时人心目中对于完美女性形像的理念[１]。

出土的各类上下公文、户籍、诉讼状及判辞之类官方档案，自然也有不同程度的虚饰成份，但受其用途制约，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可资比对，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整体背景。

帐簿、契约、转帖之类民间世俗文书，尽管同样受到“正统”规范，但其重实用、易操作之性质决定其内容比较接近于社会实际。

非文字的随葬物品，其形制、数量、款式、工艺等等所传递的信息，都会有助于我们对于文献以及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

一、从吐鲁番唐代墓葬出土资料看女性在门户之外的活动

20世纪初期以来，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古墓群以及雅尔湖一带，出土了数万件珍贵的文物文书。

其时间跨度上自公元三世纪的西晋时期，下至公元八世纪后半叶的唐代后期。

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汉文文书，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作为随葬品的纸帽、纸鞋、纸褥、纸棺等物上拆揭出来的，只有少量是作为正式文书完整地入葬的。

尽管多数文书残缺不全，但它们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原始史料，对于研究当时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切依据。

在这批资料之中，不乏有关中古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状况的内容。

我曾经主要根据这些材料，讨论过公元六至八世纪吐鲁番地区的妇女，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妇女介入经济、法律以及宗教活动的情形[２]。

我在研究中所采用的资料大致分为两种类别，即墓志碑铭与出土文书。

1、吐鲁番出土墓志与“理想化”的妇女形像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各类墓志——包括墓志铭、墓表、墓记乃至柩铭——有数百方。

这些墓志，对于研究该地区中古时期的居民状况、风俗习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乃至政治事件、制度设置等方面的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笔者所查阅过的六至八世纪的291份墓志资料中，纪年最早的为高昌章和七年（537年），最晚的是唐代永泰二年（766年），其中90件传主为女性，另有7件为夫妻合一的墓志[３]。

从其内容、形制来看，大致可见自简略而繁复的趋势。

文字较为详尽的墓志出现于七世纪前期[４]。

这些墓志中的大多数，循守着固定一概的行文模式，遣词造句及表达方式极其相似[５]，很少提供有关墓主人生活状况的真实信息。

公元650年以后，自上层社会女性开始，吐鲁番墓志的内容逐渐显露出丰富化、特性化的端倪。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男女两性的墓志有许多共同特点，例如早期墓志内容的简略、格式的拘泥，其后比较详尽的墓志中溢美的倾向、用语的类似，等等。

而两性墓志最为鲜明的对比，即是所有已婚女性的墓志，无论如何简单，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她们的丈夫，包括他们的姓名、籍贯以及仕宦履历（如果有的话）；而在194份男性墓志中，却只有5份提到了他们妻子的姓氏及郡望[６]。

此外，在97份女性墓志中，只有20份不仅提到了墓主的姓氏，也提到了她们的名字[７]。

对于两性期求标准的迥异，在墓志中反映明显。

男性墓志——不论简略的或是详尽的——着重记述其仕宦履历；而同期的女性墓志内容笼统模糊，几乎见不到个性的踪影，只空泛述及她们在家中的服侍诞育、婉娩顺从。

与墓志中反映的情形类似，墓葬中壁画、绢画、木俑、泥俑中所描绘的，都是女性在家庭中活动的场景，其中有姿态闲适的上层贵妇，也有辛勤劳作的下层婢女。

从这些文字或图画资料来看，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妇女似乎是并不跨出家庭门墙之外的。

这类旨在传播、欣赏的文字、艺术资料，显然更多地反映人们心目中“理想化”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

2、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妇女形像

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克（MarcBloch）所说，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不同资料（“证据”）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

一类是前人有意留下来的，另一类则是无意传布开的[８]。

对于这两类材料的不同性质，我们无疑应该有所警惕。

如果我们不是仅止把目光停留于墓志、绘画一类资料，而是同时关注吐鲁番出土的各类文书、文物，我们会发现，后者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由于大批高昌、唐代户籍文书、赋役文书、契约文书以及其它帐目案卷实际记载着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而不以塑造、昭示女性的“完美形像”为目的，因此较少受到相关理念的影响从而具备更高的可信度。

正是这些文书，为我们展现开一幅与以往想象颇不相同的画面。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百余件户籍、名籍、田亩簿中，屡屡提及“大女”一词。

“大女”是吐鲁番地区特有的称谓。

该用语至迟在汉代即已出现。

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即有这一称谓[９]。

我们注意到这一用语及其含义，主要来自考古资料的启发。

1968年在阿斯塔那发掘出的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木简，上书“大女翟姜女从男子栾奴买棺一口”云云，这是目前吐鲁番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有关“大女”的文物。

1964年自阿斯塔那35号墓（史玄政墓）出土的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更是令学人瞩目的不可多得之史料。

所谓“大女”，通常是指作为户主的寡妇或者单身女性；也有一些是替代外出服役的丈夫或儿子而临时“当户”“为户”的[１０]。

她们承担着一些赋税责任[１１]，同时也有一定的机会与外界进行交往。

其独立地位，为地方官府与社会民众所承认[１２]。

目前所存唐代西州（吐鲁番地区）的手实、户籍文书大约90件左右，笔者曾经查阅过其中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到至德二载（757年）之间的73件。

女性户主的比例因时因地而异，大致在户主总数的16%至30%之间。

吐鲁番出土资料所反映的妇女活动以及她们与外界接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数百件土地、房屋、奴婢买卖契约，粮食、绢帛、钱币借贷契约，土地、果园租赁契约以及劳动力雇佣契约，来自长安的课钱帐历、质库帐历以及出自丹丹乌里克的抵押借贷文书，体现着妇女在这类经济活动中的介入参与程度。

诉状牒辞显示出妇女维护自身与家庭权益的努力。

功德疏、作斋社约等文书，反映出女信徒们的自发组织及其集体活动。

大量的随葬衣物疏，使研究者注意到中古时期吐鲁番民众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以上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六至八世纪妇女活动的另一番景象。

我们看到下层社会中的一些女性作为户主掌管着家庭生计；一些女性为了家庭的利益，为了维持自身生活，也为了彼此间的互助与精神上的慰藉而跨出了家门。

二、从白沙宋墓“妇人启门”画面看女性“不逾中门”形像的塑造

对于中古时期吐鲁番女性墓葬资料的观察及对其生活的考察使我们看到，家族门户内外界限的象征意义，强烈地存在于时人的理念之中。

这种观念的表达，不仅见于唐代西北边陲之地吐鲁番，亦广泛存在于当时乃至其后的中原地区。

成书于宋代的《古今合璧事类（别集）》卷十五《宫室门》“门户”目之总叙中说：

夫门之设，所以限内外，通往来，几出入而时启闭者也。

……惟君子之于是门也，由必以礼，行必以义。

既“限内外”，又“通往来”；既是几察出入的关键，又是依时启闭的枢纽。

家居庭院的“门”，在中国古代具有鲜明的政治社会意义。

在空间结构中，门户具有分界与通贯的双重作用；在人伦关系上，门是重要界线。

家门既是家族与社会的分界，也是二者的接触点与连结枢纽[１３]。

认识“空间”与“家”的关系，认识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活动范围[１[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