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明鉴 纵论益智读陆南泉教授新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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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明鉴纵论益智读陆南泉教授新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

知史明鉴纵论益智——读陆南泉教授新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

程伟

　　在1981年召开的一次关于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学术会议上,我认识了陆南泉教授,他的主旨发言深深地吸引了我。

从此,他的文章和著作我都必读。

在我的心目中,他早就是我国研究苏联、俄罗斯经济问题的顶级专家之一。

他对年轻学者一向谦和,我对他历来有亲切感和崇敬感。

我去苏联留学的学校的选择,正是征求了他的建议之后最终确定的。

1960年年底,他从莫斯科财政金融学院（现名为“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毕业回国。

　　我于1990年年底回国,时间上比陆南泉教授整整晚了30年,但在苏联毕业的却是同一所学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南泉教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

他是我国最早在总结了苏联改革实践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应按照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思路来进行的学者之一。

1979年正当我国进行改革试点时,陆南泉教授就提出,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就必须解决企业计划权、正确认识指令性计划、明确企业法律地位和职工拥有管理权等重要问题。

在当时来说,提出这种观点是不容易的。

同时,他又着力研究苏联改革遇到的种种阻力,目的是为了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

1979年他撰写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为何迈不开大步?

》一文,由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批示,在《理论动态》上发表（1979年第171期）。

后来,他根据国内改革的需要,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有关苏联改革的论著。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1]（以下简称《史论》）这部新著,可以说是他在几十年积累资料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苏联、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总结,反映了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与主要观点。

我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我们深入系统地了解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促进这一领域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苏联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地,它实施这一体制的时间也最长。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也继承了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

　　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是怎样形成的?

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存在的弊端是什么?

历次改革为何不仅未能取得成功,反而这一体制日益凝固化与阵营化?

它与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的剧变是怎样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为何又出现极其复杂的局面?

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前景如何?

这些问题备受人们关注,也存在疑惑。

　　《史论》的作者历经长期的思考,作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

　　《史论》共29章,分为三部分:

第1~4章为第一部分,论述斯大林———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形成、发展、凝固化与阵营化的过程;第5~22章为第二部分,研究这一体制的改革过程、主要政策与措施以及分析历次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第23~29章为第三部分,集中探讨苏联剧变后俄罗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是如何实行经济体制转轨的。

　　一　《史论》的主要特点

　　纵观全书,它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本书有十分明确的写作思路,即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理论观点,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与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选择的体制模式以及能否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选择的模式进行正确与及时的改革。

经济体制是整个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在《史论》的字里行间都可以发现,作者在分析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总是紧紧与苏联社会的兴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因此,本书从经济体制这一角度总结苏联经济发展问题时,也是为了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更好地根据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判断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是非,从中汲取教训,并根据中国的实践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作者研究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看法是,苏联剧变表明斯大林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未获得成功,但绝不是“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更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

《史论》引用胡绳同志的话说,“苏联社会主义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摆脱斯大林模式,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这也揭示出,只能从体制与制度层面去分析问题,才能正确认识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从而避免把苏联剧变完全归罪于某些领袖人物的偏见。

（二）本书对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仅就体制论体制,而是从理论、路线与基本政策三个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面考察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改革失败的种种原因。

作者特别重视阻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理论因素,指出苏联长期以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持教条理解的错误态度,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不断地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产品经济观等,使得经济改革不可能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导致历次改革只能在旧体制框架内进行修修补补,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与此同时,本书作者指出,在俄罗斯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不顾具体条件而盲目地搬用,是造成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转轨产生严重危机、转轨出现一系列严重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说明,即使是俄罗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时亦要结合本国国情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不能生搬硬套。

苏联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持教条态度,一味排斥市场经济是错误的;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根本排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把国家必要的调控看成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干预,同样也是错误的。

从本书分析苏联时期的经济改革与俄罗斯时期的经济转轨实践表明,中国要深化改革,使改革顺利发展,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又要反对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

　　（三）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历史跨度长达90年的关于苏联、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的论著,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中苏联、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梳理与分析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

陆南泉教授独自完成这部多达70万字且难度相当大的《史论》,直观地展示出作者雄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科研驾驭能力。

不仅如此,我作为同行读者,还深深地体味到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追求和为此付出的巨大的辛苦和劳动。

　　（四）本书体现了史论结合的原则。

《史论》是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的,但作者并没有只是堆积大量史料与描述改革过程,局限于写一本历史书,而是在占有充分、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做到史论结合。

从全书内容可以看到,作者对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各个历史时期改革的特征及成因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评价。

作为一部史论结合的学术著作,不仅有利于读者对苏联、俄罗斯改革和转轨进程的全貌获得整体性把握,也有利于推动改革与转轨理论讨论的深入。

　　二　《史论》的学术观点

　　《史论》的作者对苏联、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体制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学术观点,很有见地。

这里,我仅简要指出几点。

（一）《史论》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最后确立与日益巩固的原因,除了当时苏联面临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外,主要是以下8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列宁虽然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与认识,但以后的领导人却往往把它视为一种有效的政策;

（2）苏联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能达成共识,从而过早地被斯大林“抛弃”;（3）超高速工业化大大加速了经济集中,催化了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与巩固;（4）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的统制经济之中;（5）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的理论,固守产品经济观,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牢固的理论基础;（6）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以及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了重要影响;（7）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这一政治体制又促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巩固与发展;（8）斯大林个人品性的特点,对于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关于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失败原因的看法。

《史论》认为,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其改革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因为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的一步。

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赫鲁晓夫只想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却不同这种制度分手。

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却崇拜由这位创造者所创造的苏联。

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过程中虽也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即将到来,但他却无力自觉地把握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也就不能深刻地变革斯大林留下的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

赫鲁晓夫的这种局限性,使其在改革过程中无法解决上述种种矛盾,因此,改革虽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这一时期的改革从来就没有能够离开斯大林的体制模式。

加之经济改革本身又存在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改革以失败告终。

　　（三）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

《史论》用了很大的篇幅梳理和分析这一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及其主要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一开始就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加之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政治体制上的倒退,严重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体制改革的停滞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甚至停滞;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未得到改观;粗放型的投资成为导致经济效率低和浪费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

由于这些原因,《史论》作者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停滞和积累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

作者认为,如果以主要领导人来划分苏联历史发展阶段的话,可以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执政的时期忽略不计,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事实上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

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政界和学术界是较为一致认可的总体评价。

如阿尔巴托夫指出:

“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

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18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

”当然,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间长达18年,其间有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各个阶段也有所区别。

对此,阿尔巴托夫接着指出:

“考虑到历史遗产的重负和斯大林专制年代形成的社会特点,而采用较为具体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18年就可能不是那么单一,不是那么全然灰暗无光。

　　其中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期,开始在工业中实施某些改革,在农村贯彻某些重要决定,这是国民经济相当顺利发展的时期。

”作者认为,阿尔巴托夫上述两段话并不矛盾。

如果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如果把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的角度去分析,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僵化的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

就是说,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讲,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

《史论》作者认为,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停滞,是在走近衰亡,就是抓住了这一时期问题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当然,从军事实力的发展来看,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它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开始大大膨胀起来的。

　　这期间苏联战略核武器迅速发展,争得了与美国大体相等的超级军事大国地位。

这就是被一些人称之为苏联“鼎盛”时期的主要标志。

　　《史论》指出,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个时期在“稳定”这个表象掩盖下,苏联社会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矛盾,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停滞的社会,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各种潜力,从而使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对苏联走向衰亡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又一重要特征。

苏联经济改革的停滞和政治体制的倒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

这是作者借用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基本符合实情的提法。

“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

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

”作者分析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

一是正如我们在分析赫鲁晓夫改革失败原因时已谈到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

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是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且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

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就很难工作,更会失去特权与利益。

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

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

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

”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

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令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

”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的:

“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

　　最后,《史论》作者指出,说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体制的基本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

另外,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绝不意味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

　　（四）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因与苏联剧变关系的看法。

《史论》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背景、改革进程、基本构想、宏观体制改革思路等方面,用了七章的篇幅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作者对这一时期改革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剖析。

　　客观因素是阻碍机制与阻力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作者认为,阻碍机制对改革的影响决不是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

这一阻碍机制,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中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

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

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

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改革刚开始时认为,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

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随之,对改革的抵制也就加强了。

　　《史论》作者引用苏联学者的以下论述,指出在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主要是: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殖,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的地位。

　　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做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

在这种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财产的分配、有效的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

　　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对阻碍机制的基础作了以上的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

”阻碍机制的存在,产生了对改革的种种阻力。

　　主观因素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出现以下严重失误:

在经济体制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既加重了农业、轻工业产品供求关系失衡的矛盾,也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的顺利推进;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即经济发展与改革相结合,人民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以及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相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其对经济改革不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战略运用到经济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史论》在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后指出,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同时还指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在整体上已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五）《史论》对叶利钦时期出现严重经济转轨危机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据我所知,陆南泉教授一直不赞成把叶利钦时期产生严重的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仅仅归咎于“休克疗法”的观点。

他在1993年2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提出,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危机的因素中,不少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就是说,旧体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惯性作用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

　　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矛盾与冲突等,比任何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要尖锐得多。

另外,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失误也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在分析政策失误时,特别指出以下问题:

俄罗斯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过度的、无区别的紧缩政策恶化了客观经济环境、危及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弱无力的行政控制手段;国企改革的负面作用;对西方经济援助期望过高和分配领域中政策失当等。

　　任何一部著作,都会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陆南泉教授对苏联、俄罗斯经济体制演进的梳理是细致的,对来自于国内层面的制约因素的分析是透彻的。

在我看来,作为曾是两霸之一的苏联也好,作为当下转轨大国的俄罗斯也好,其经济体制从形成到局部改革,再到根本性变革,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来自国际层面因素的严重制约。

如果作者在这个方面的分析多些笔墨,或许会使《史论》更加完善。

　　总之,这是一部专门研究苏联、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这部著作所研究的问题时间跨度长,占有的研究资料丰富翔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观点鲜明,极具针对性和启发性。

对于大众读者,这本书值得一读;对于同行读者,这本书不仅值得一读,还有长期保存的价值。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