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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读后感1000字
资治通鉴读后感1000字,唯有多读书才能明事理,下面是小编带来的资治通鉴读后感,欢迎阅读!
资治通鉴读后感【1】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
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
《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读书笔记)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
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
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
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
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
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
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
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
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
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
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
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
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
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
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
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
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
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
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
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
《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
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
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
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
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
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
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
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
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
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
“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
”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
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
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
“正闰之际,非所敢知。
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
”(《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
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
“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
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
下面才说:
“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
”(《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
又如蜀中韩秀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
“何故反?
”秀升曰:
“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升?
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
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
如记武则天之事:
“太后好祥瑞。
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
‘以其赤心’。
(李)昭德怒曰:
‘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
’左右皆笑。
”又:
“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
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
太后甚惭。
”(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
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
《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
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
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
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愍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
《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
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
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
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
《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
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
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
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
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
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
司马光自己说过:
“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
”(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
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
“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
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
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
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
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
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
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
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
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
《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
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
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
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资治通鉴读后感【2】
这几天,我利用寒假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这本书,其中王朝的更迭以及气势的盛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
司马光编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
这本书通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告诉大家,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等,这些古人所具有的品质。
这是品质,在今天仍然可贵,是我们人生路上所不可缺少的。
下面我就来说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
战国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辈出,然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反间计。
反间计有很多的表现形式,然而其无一例外的针对了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多疑)。
何人不疑,何况国君,寡人寡人,说的就是无倾腹相交之人啊。
因为敌人和小人的反间,最令人惋惜的还是魏,魏据中原之地,富庶傲视诸侯,如果能留住吴起和孙膑这两位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又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最惨重的还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略中山,治胡地,使赵成为战国末期唯一能够和秦抗衡的国家。
然而长平一役,赵为范雎反间,以赵括代廉颇,以至四十万大军为秦坑杀。
有太多的史实和反间计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它将继续挑战人类最脆弱的部分。
因为信息永远不可能是完备的,人性永远是多疑的。
还有一点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商鞅变法。
以刑名之学变法,手段太残酷,积怨太深。
他在渭水旁边处决囚犯,染红了整片渭水。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得到太子虔和贵族的支持。
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车裂灭门。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今日中国要推行各项改革,亦应徐图缓进,毋操之过急。
再来说说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知且有远见的皇帝。
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
光知吃饭,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稼穑之艰难,就不会珍惜粮食,就会大吃大喝,就会忘记劳动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则
饭不常也。
你只知骑马,加鞭快马,不知道喂马,不知道让马休息,不知疼马,则不能久乘之。
不错,你一时比那些让马休息的人快了一些,可是你忘了,你的坐下骑已经气喘吁吁,快渴死了,饿死了,累死了,它不会把你驮到目的地的。
君犹舟,民犹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当权者不知爱护百姓,当头头的,不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
这也就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
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资治通鉴》里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比较的典型,望大家有时间都来读一遍,从中了解我国的历史,从历史中学到做人乃至治国的道理。
资治通鉴读后感【3】
《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史书,说的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通过对这本的阅读,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历史朝代更替的故事。
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思考,个人得出一些关于历史朝代更替,制度更替的结论。
我认为,分析历史,不应该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决定的,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发展具有其必然性,从各件事情的根本去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必然发生。
当然,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是由各种必然和偶然拼凑起来的。
必然的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以及随着生产力经济发展而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
这些事情是必定发生的。
好像,为什么远中国会由原始母系社会的公天下变成夏朝的家天下呢?
答案不是大禹多么强悍,多么能干,就算没有大禹,家天下一样会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发展,因为此时的生产技术已远远超过三皇五帝的时代,因为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性追求,生产力急需发展,急需提高,那就必须成立一个政权,结束各自为政,自给自足的年代,利用这个政权的强制性,组织人们一起合作劳动,一起建设社会各个方面,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
可以说,那时的人们需要一个家天下的政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家族政权去通知他们,组织他们一起创造价值,发展社会。
所以,家天下在此时是必然发生的,谁也阻止不了,包括大禹本人。
那么为什么这个王朝是姓夏的了,那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
假如当年大禹夭折了,就是说没有大禹这个人了,就肯定会有另外一个人,做着跟大禹一样的事,最后建立家天下政权,而这个政权有可能就不姓夏。
这就是偶然性。
我们再拿大家熟悉的秦始皇分析一下。
我们说,为什么秦始皇能一三六合,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呢?
是不是真的就因为秦始皇这个人雄才大略,或者说是因为秦国有像李斯,白起,蒙恬这样能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呢?
通过分析,很容易就得出了否定的答案。
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了,就是,当时,秦与关东六国不同,它的变法比较彻底,政治上已基本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废除了领主制的农奴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奖励耕织,促进了生产。
就是说,秦国当时的生产技术要比六国高,生产力要比六国强,经济实力远超六国,秦国百姓的生活质量要比六国百姓高。
之前已经说过,追求高质量生活,追求更好的享受,那时人类的本能,当时的人们也不例外,他们渴望能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渴望生活在能带给他们这种好生活的制度下,这样的社会下,这样的统治下,所以他们那时更愿意接受秦国的统治,所以秦国的统一是必然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民群众决定社会历史。
至于秦国暴政,那是秦统一后的事情,由于秦的强制过头了,在他们统一全国后,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制度,很快就变得不太合适当时的人民群众了,所以秦也很快灭了。
可以说,没有秦始皇,没有李斯等人,秦扫六和的事情一样发生。
拿秦赵长平之战为例,人们习惯把责任归到赵括的纸上谈兵上,归到赵王选将不当上,把功劳归到白起用兵如神上。
其实,就算赵王不以赵括为将,秦国也没有白起这号人物,战争的胜利一样属于秦国,因为战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就算两军不交战,晾在那,那么需要消耗粮草啊,那么秦国生产力这么高,粮食储备远远高于赵国,那么就晾在那,最后赢的还是秦国。
所以说,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至于,赵国以这样的方式输掉战争,秦国领军的叫白起,赵国领军的叫赵括,这些等等,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
我们还可以拿大家最感兴趣的三国,来分析一下。
那为什么会有三国呢?
《三国演义》序就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就是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时候要经过士族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士族他是一半象贵族,一半象庶族,为什么说他象庶族呢?
因为他归根结底是平民,他不是贵族,这个象庶族。
为什么说象贵族呢?
因为他实际上世袭和垄断了仕途,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何况到了东汉末年,士族地主阶级已经垄断了仕途,这就是占领了上层建筑,已经控制了舆论,这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豪强,这就是把握了经济基础,这个阶级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三国插进来了,三国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了,魏、蜀、吴三家建立的都是非士族政权,这我们前面已经交待过了,所以三国是插曲中的插曲。
至于,那些什么诸葛亮,关云长,曹孟德,孙仲谋,司马仲达的风云人物的出现,和他们的某些故事,就是偶然性了。
如果没有关云长,那么就或者会有一个长云关,干着跟关云长差不多的事。
但是由于他毕竟不是关云长,两人或者性格不同,那么换成长云关,可能就在华容道口砍死了曹操。
那么曹操那时死了,代不代表刘备或者孙权就能马上灭魏了,那肯定是不能的。
因为当时的社会就应该这么分着,还没到合的时候。
具体来说就是,魏国那时的实力是客观实在的,这种客观实在不受曹操个人是否存在而影响,曹操他死了,曹丕就提前登上舞台,拿着魏国已有的客观实在,跟孙刘继续抗衡,其它以后的故事,也会类似地发生,只不过主角换成曹丕而已。
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就是这种结合,构成了中国五千多年来这么精彩斑斓的故事。
所以,通过读历史,我们除了增加了个人历史知识的储备,我们还要学会思考,学会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得出关于社会如何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发展的结论。
所以,读历史,提高了我们对社会事件的分析能力,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社会发展的形势与方向,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获得巨大的成功。
这就是唐太宗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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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撩开窗的刹那,当推开门楣的倥偬,当抬头仰望天空时刻,秋阳光芒,总是令你防不胜防,把它光和热,幻化成清晰影子,将你打得,招架难熬,只有默默承受,从早到晚,变为它之囚徒,渴望于之脱逃。
但它还是温情脉脉,一早一晚,总会搅起微凉,让一丝丝风儿,轻轻吹拂,漫过肌肤,沁入骨髓,透进心灵,将凉之感觉和寓趣,成为相伴你欣慰舒朗。
在艳阳的秋高气爽,正以闲情逸致放飞畅想,思绪飘零,以平生芳华,一颦一笑,走出蜗居,到大自然里,旅游行走,穿街过巷,沟过河,感受秋的五彩缤纷,树木,植被,丛林,蒿草,河流,山川,田园,……一切只要人能寻觅处所,均可潇洒而去,而非徒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