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标准范文新华社瞭望周刊时评1至5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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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标准范文新华社瞭望周刊时评1至5期
申论标准范文
新华社瞭望周刊时评2013年1-5期
目录
弥足珍贵的新年反腐大礼3
异地高考门槛如何过渡4
“闯黄灯扣6分”的尴尬6
力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8
拓宽反腐案件来源渠道10
城镇化要过“水”难关11
构筑中印安全新模式13
信息公开最忌“躲”与“慢”15
“打车难”病根在垄断16
工资清欠要靠制度18
冷静看待科技一等奖空缺20
弥足珍贵的新年反腐大礼
龙在宇
岁末年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项研究部署反腐工作，提出把监督执行“八项规定”作为经常性工作，制定监督检查办法和纪律处分规定，强化日常监督，做到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
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部署反腐任务，这既是2012年收官之笔，也是2013年开篇之笔，让人们既看到了新年呈现的新气象，也期待着新年能有新作为。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央政治局对于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系列部署，则是落实十八大精神的有力举措。
应该看到，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少数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依然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仍有发生。
镜鉴历史，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关系民心向背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因此，对于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
从此次政治局新部署的内容来看，其间透露出的真抓实打的信息，着实令人振奋。
“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再一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腐败的零容忍态度。
事实上，“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已经在过去几个月的反腐败斗争中得到有力呈现。
对一些腐败案件的查处，高效有力，大快人心。
在大力查处案件的同时，更需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彰显反腐决心，祭出雷霆手段的同时，还必须依靠科学的机制和完善的制度。
对于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明确部署，既明确重点、狠抓落实，又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用制度来监督与制约权力。
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捍卫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果实，才能构筑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
因此，中央关于“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可谓切中要害。
唯如此，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机，正是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的时节。
在2013年到来之际吹响的反腐号角，声声入耳，直抵人心。
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新年大礼，预示着人民群众对廉洁政治的渴望，有了更加切实的回应和更为执著的坚守。
异地高考门槛如何过渡
屈一平
2012年末最后一天，京沪广不约而同发布异地高考实施方案。
这走出破冰的第一步，却引发争议。
异地高考迈出第一步，过渡和渐进是必然的。
“门槛”如何设置，是异地高考改革最难把握的度——与之前各省份具体的“学籍、社保、固定住所”等条件相比，京沪广的异地高考方案门槛被外界普遍认为偏高。
北京方案，尽管向外地户籍学生开放了2013年中等职业院校及2014年高等职业院校录取考试机会，然而由于“大学本科部分还没有放开的计划”，被诟病为“最高”门槛。
而在广州，这一过渡时间指向2016年。
安徽则设置了只须“高中阶段完整学籍”，即可异地参加高考的“最低”门槛。
一高一低背后，是京沪广在外来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现实趋势之下，户籍居民和外来人口间教育资源的博弈。
异地高考方案的门槛设定，是“小步快走”的连续低门槛，还是“大步跨越”的单一高门槛?
这既牵涉到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控制与城市矛盾的融合，又牵涉到教育公平的公众担忧。
现实的压力是，京沪广的公共服务资源能否承载随迁子女的增长?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
2011年北京市常住总人口为2018.6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到1/3。
在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随迁子女近50万人，占学生总数近半。
从发达国家特大城市的发展进程来看，人口高速增长一般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北京、广州、上海的人口短时间内的急剧增长，使本来应该在长时段内解决的矛盾被浓缩、集中并放大。
在这一城镇化推进过程背景下的异地高考政策制定，门槛不应是“高而堵”，应该为“低而疏”。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调研指出，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要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不能继续利用行政的优越性使自己成为改革的孤岛，降低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
异地高考最大门槛是公平。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超过1200万人，确保他们享有和城市学生一样的入学机会，正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教育公平而言，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
以推进高考改革的精神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而不是仅仅根据流动人口的多少、高考指标的平衡、本地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等“不能碰的问题”来设置高门槛，是异地高考方案思路公平的关键。
“闯黄灯扣6分”的尴尬
李松
被舆论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于2013年1月1日零点起正式施行。
其中，“闯黄灯扣6分”的规定引来无数网友吐槽。
针对质疑，公安部回应称，“新规显现积极效果，因违反交通信号导致的交通事故大幅下降。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闯黄灯扣6分”的威慑下，各地追尾事故频发。
很多司机反映，看见黄灯亮起就能够及时把车停在停止线是一件很难控制的事情，根本刹不住车。
此规定引发的反弹，已给相关部门上了教训深刻的一课。
首先，立规要充分吸纳民意。
之前，尽管相关部门也把修改条文下发基层征集意见，但真正有多少民意被采纳，公众存疑。
因为新规定出台前，虽然就“闯红灯扣6分”征求过民意，而“闯黄灯扣6分”却是在新规出台后才赫然在列。
一项新规出台，不同利益主体，必然会有各自的看法和立场。
但如果能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反复论证标准、方案的可行性，让规定更多地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唤起普遍的执行自觉，相信将会最大限度地吸纳民智，最大限度地减少争议。
其次，立法要具有科学精神。
“闯黄灯扣6分”的最大争议，还在于如网友所言，违背了牛顿第一定律。
因为行车有惯性，很多时候根本无法看到黄灯就能刹住车。
同时，很多地方绿灯并无倒计时，黄灯时紧急刹车易引发追尾。
之所以要设置黄灯，初衷就是为了给驾驶者提醒，或准备减速停车，或准备起步。
当黄灯变红灯的时候，以便尽快实现相交车道的“净空”与人行道的通畅。
而从黄灯变绿灯时，也可以加快车流的通行效率。
但是，“闯黄灯扣6分”必然导致黄灯形同虚设，很多人因担心“闯黄灯扣6分”，便会提前减速等黄灯，无形中加剧了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城市拥堵。
作为法规制定者，必须要具备科学精神。
交规关系人的生命安全，公众支持严苛，但如果法规本身就不科学，那么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必将会导致更多更大的问题出现。
第三，立规建制要有法治思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
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
”可见，黄灯仅起警示或缓冲作用，并不禁止通行。
而公安部规章规定闯“黄灯”给予罚款及记6分处罚，实质上是等同于闯“红灯”。
这显然抵触了上位法，是无效的。
舆论对“闯黄灯扣6分”的如潮批评，考验着相关部门的公共精神和大众情怀。
力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荆棘
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
2012年1--11月，地方本级财政收入55302亿元，同比增长16.3%，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为十年来首次增速大幅回落。
这个背景下，有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的抬头之势强烈，如违规采用集资、回购（BT）等方式举债建设公益性项目，违规向融资平台公司注资或提供担保，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等，严重威胁财政、金融运行健康。
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平台等多种方式融资，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但一些地方政府平台债务存在扩张过快、管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和偿还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埋下了风险隐患。
一旦出现大面积违约，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地方财政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这不仅对实体经济不利，也可能影响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性，造成“两败俱伤”。
尽管目前风险总体可控，但当前仍存在几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近期还款压力较大。
未来两年多到期的平台贷款占1/3，这其中又有1/3已经到期，已进入第一个还款高峰;二是还款来源依赖土地。
据统计，以土地为唯一还款来源的平台贷款占比约1/4，以土地抵押或以土地收益权质押的平台贷款占比约1/3;三是已退出平台潜藏风险。
据统计，在已退出的平台贷款中，约有6%的贷款，算上所有的现金流仍然无法覆盖贷款余额;四是不规范操作增加。
少数地方投资冲动不减，通过各种方式变相向银行借款，加大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和项目营运风险。
为治理这些潜在风险，2012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及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但从目前的实情看，这将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工作。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一届地方政府班子相继履新，加大发展力度的意愿和行动正在积累强大的驱动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继续上演“换届经济”的投资冲动。
对此，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缓释风险”的原则，平稳解决平台贷款风险问题：
一是妥善化解存量风险，避免局部风险引发全局性、系统性风险;二是科学控制新增贷款，严把新增平台贷款的投向和流向关口;三是严格规范退出管理，也即从大局出发，找准工作切入点，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拓宽反腐案件来源渠道
龙在宇
2013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2012年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情况。
据介绍，过去一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强化来信、来访、来电和网络举报等渠道。
不仅建立了信访举报网站，设立了12388举报电话，还密切关注新闻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先后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回应了社会关切。
反腐案件来源渠道的不断拓宽，不仅彰显出党和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也与十八大报告中“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说法相呼应。
随着案件来源渠道的拓宽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那些藏身党内的腐败分子将感受到排山倒海的压力。
有一个数据可作印证——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的案件中，案件线索来源于信访举报的占比最高，达到41.8%。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始终如一的光荣传统。
腐败从本质上说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蚀，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
作为腐败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有切肤之痛，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反腐倡廉的巨大力量。
民众既会对身边的违纪违法行为监督举报，也会对党和政府把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寄予期待。
每查处一起，就会增信心一分。
反之，当那些身边明摆着的腐败现象没有及时得到查处，民众难免会心灰意冷。
应该看到，案件来源渠道得以拓宽，正因为民众对反腐工作的信心不断高涨。
中纪委负责人表示，欢迎广大群众通过各种渠道检举、控告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工作。
提倡实名举报，凡是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拒腐防变机制。
要让群众监督，首先就要让群众知情，这是依靠群众监督的基础和前提。
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都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
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民群众知情权的不断扩大，反腐败工作将会向纵深推进。
随着技术的进步，反腐案件的来源渠道也更加多元。
近年来，网络监督成为公众反腐倡廉、监督政府的有效形式。
2012年，由网络率先曝光的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案等案件均得到严肃查处。
可以想见，在未来一段时间，网络监督的威力，还会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而与日俱增。
城镇化要过“水”难关
李绍飞
近来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再次升温。
高层明确提出，未来几十年，发展最大的潜力在于城镇化，地方亦将此作为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
这一战略势必成为拉动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水资源承载力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关口。
中国追求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其中，实现城与水的和谐是题中应有之义。
令人忧虑的现实是，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其一，随着工业扩张和人口增加，水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供给压力日益增加。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度，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目前全国城市中有约三分之二缺水，约四分之一严重缺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水资源短缺形势将更加严峻。
其二，水污染事件集中而频繁地爆发，凸显城市发展与水环境的矛盾。
从去年的广西龙江河污染、镇江水污染到不久之前山西长治苯污染，一再警示，预防和治理水污染、实现城水和谐已经刻不容缓。
此外，大规模过度开采地下水作为“迫不得已”的举措，由此形成的地下漏斗区，导致地面沉降等问题，也是城镇化的一个重大难题。
因此，新一轮城镇化发展，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节水，要科学地使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并将之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进行推行。
而将这一方针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制度建设，即将之作为评价政府工作的重要项目和依据，使之在推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中，合理利用水资源，避免过度消耗与浪费。
2013年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明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考核，以督促地方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立法工作，依靠法律法规，强化各地对于水资源的保护力度。
从社会层面而言，节水理念尚未成为公众自觉的行动，居民生活中各种浪费水资源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保护水资源、爱护水环境的观念需要进一步宣传与普及。
要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为城水和谐贡献一份力量。
构筑中印安全新模式
楼春豪
国务委员戴秉国2013年1月10、11日赴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第三次会议，与金砖国家同行共商国际战略与安全事务。
中印关系是安全互信较为缺失的一对关系，一度被认为将困扰金砖国家间的安全合作。
但从2012年以来的发展态势看，从特别代表会晤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机制的建立，从梁光烈防长访印到两国低调处理边境战争50周年事宜，中印在安全领域互动频繁、成效显著。
此次戴秉国访印，系时隔月余再次与印国家安全顾问梅农会晤，进一步促进中印安全新模式的构筑。
中印安全新模式大体包含三点内容：
一是以全新的视角诠释安全观。
中印互信不足，既有边境冲突、第三方（巴基斯坦）等历史因素，更有“同步崛起邻国必将爆发冲突”的旧有安全观作怪。
不过，中印注重和谐的东方文明观，与非黑即白的西方文明有本质区别，当前态势也呼唤中印突破传统的安全困境。
一方面，两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
中印同步崛起并不存在对彼此地位的挑战，相反却催生了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
另一方面，安全的维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高级政治，而是扩展至气候变化、应急救灾、打击海盗等诸多领域。
这些都是中印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需要两国协力合作、相互取经。
二是以更睿智的心态求同存异。
中印关系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经贸合作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久拖不决。
利弊之间，倘若处理不当、夸大分歧而忽视合作，则中印关系必将走向死胡同。
庆幸的是，两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共谋发展，确保中印关系平稳前行。
对于横亘在前的分歧与争端，中印都能理解并照顾对方的安全关切。
如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时，印度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成功阻止少数流亡藏人的破坏活动，与欧美等形成鲜明对比;再比如，对于印度担忧的“珍珠链战略”，中国明确表态“不考虑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
三是以更完善的机制管理矛盾。
1979年重启边界谈判以来，两国不断加强安全互信机制建设，目前中印边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领土争端，数十年未发生交火事件。
即使印度媒体经常炒作中方“侵入”印度领土，印官方也能够及时出面澄清、以正视听。
两国防务领域的合作也日益机制化，有效增强了双方的军事互信。
此外，两国还通过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印俄外长会议等，加强国际安全议题的机制化磋商。
信息公开最忌“躲”与“慢”
李建平辛林霞
14日晚，黑龙江双鸭山市通勤大客车爆炸事件初步调查结果终于公布。
警方查明，11日发生的此次爆炸事件系人为引爆的刑事案件。
这起造成11人死亡40人受伤惨案的调查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但是，舆论并未停止质疑。
在调查处理过程中，相关部门先是对群众及网民的质疑置之不理，始终“只发布，不解答”，对媒体采访回避、推诿、婉拒，甚至企图“封口”，导致信息披露不充分，民间质疑持续发酵，使一个刑事案件发酵成疑似“瞒报事故”。
“瞒报”之说“出炉”后，相关部门才开始被动“灭火”，直至事发第五天，才开始对记者的疑问进行解答，并派出本案调查组的新闻发言人和当地警方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双鸭山市政府部门反思时认为，调查处理过程中存在着抢救、送医、治疗、调查等职能环节信息未及时沟通，以及职能部门与媒体信息通报不及时等原因。
本案新闻发言人车维华也表示，工作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自己在新闻发布、信息披露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公共事件中破除公众疑云的关键点，在于信息的公开透明，而政府部门则应是主导。
如果政府部门在这一过程中遮遮掩掩，就会使公众疑窦丛生，更会质疑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特别是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政府部门从前“躲”和“慢”的处置公共事件的传统思维和手段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党政干部需要增强公共事件中信息公开意识，在加强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础上，尝试使用微博新闻发布等现代手段，提高信息发布的速度、公开的力度与透明的程度，实现公共事件新闻发布的与时俱进。
一方面，各级干部首先应从思想意识方面增强公共事件中信息公开的意识，各级政府应将信息公开意识作为判断干部是否成熟、能否跟上时代发展的一个考量标准。
各级党政机关要加强对工作人员对政务公开的认识、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让官员面对媒体时由“堵”变“疏”。
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和完善已有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将新闻发言人承担的信息公开任务看作一个系统化，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相互配合的工作，全面掌握信息并准确发布。
对于影响新闻发布的个人或单位，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该追究责任。
同时，在微博成为信息发布平台的新媒体时代，政府信息公开不宜仅局限于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尤其在应对网民质疑或网上传言时，可以采取官方微博发布等方式更快捷地澄清事实。
“打车难”病根在垄断
李松
近日不断有媒体报道，在北京、天津、西安等多个城市上下班高峰时段、重点区域，“打车难”现象普遍存在。
部分出租车司机挑客、拒载、不打表高价宰客等情况也时有发生。
“打车难”问题由来已久。
这些年，各地政府再三整顿，可“打车难”问题至今非但没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据报道，在北京上班高峰期，司机们或在车内睡觉、看报纸，或站在路边抽烟、擦车。
因为这个点路上堵，拉活挣不到钱。
在西安，28辆空出租车经过，没有一辆车愿意“打表”载客，索要的价格几倍于正常价格
此前，各地对于出租车拒载、高价宰客的处罚仅停留于罚款层面，而近期北京交管部门却推出“史上最严”处罚措施——出租车司机出现拒载、侃价等行为，将视情况轻重停岗1至3年;列入行业“黑名单”的驾驶员不得再次录用。
那么，“打车难”顽疾缘何久治不愈?
原因很简单，各地对出租车司机的处罚再严厉，也只是关注了出租车行业的“细枝末节”，这种整顿治标不治本。
对违规出租车司机严格处罚当然很有必要，可要彻底解决“打车难”，关键还在破除垄断。
出租车行业垄断至今没有打破，造成供需失衡，是“打车难”的根本原因。
城市交通拥堵、出租车运营效率不高，出租车行业不规范，拒载行为屡屡发生，也是造成“打车难”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并非不清楚症结所在，但因为与出租车公司有着剪不断的利益纠葛，所以难以做到壮士断腕，导致对出租车行业宏观调控不力和监管不力。
出租车行业目前主要是准入管制、价格管制和公司内部承包合同管制，这使出租车无法应市场需求而增减。
同时，准入管制禁止个人经营（除原有的少量个体出租车外），导致行业整体管理成本较高。
更不合理的是，长期的垄断经营让出租车公司“旱涝保收”，而真正干活的出租车司机“份子钱”居高不下，收入水平偏低，失去基本的积极性;目前的车资标准，也未能体现司机的时间成本、堵车时的汽油耗费，以及异常天气下的出车风险等因素。
因此，政府有必要下决心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把出租车行业的管理重心从控制准入到转向运营管理，管车辆的技术、标准等方面，通过有调控的充分市场竞争带来出租车运营的供需平衡。
具体而言，就是允许个体司机直接开业、纳税、购买保险、直接接受交管部门和消费者的监督。
当然，出租车只是城市交通的补充。
解决出行难根本出路，在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工资清欠要靠制度
郑直
又到岁末年初，农民工工资清欠再次引发社会热议。
在江西，一老板用秘鲁币假扮欧元给农民工发工资，老实的农民工受骗上当;在陕西，一房地产商有钱斥资百万请香港明星出席楼盘庆典，却对几千位农民工欠薪千万元，引得百名农民工“下跪讨薪”。
2012年12月中旬，人社部、住建部、公安部、国资委、工商总局、全总等六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决定从2012年11月26日--2013年1月31日在全国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样的“专项行动”屡屡打响，但仍难遏制每到年末便会袭来的欠薪潮。
“年年清欠年年欠”的现实，说明传统的“专项行动”威力正在减弱，以制度建设治理欠薪才是治本之道。
在一些地方，治理工资拖欠的探索正在成型。
比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即建筑施工企业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按工程总承包合同价的3%缴纳保证金，用于其工程项目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时的先行支付资金。
河北邢台、宁夏中卫则推行了农民工工资“一卡通”制度。
建设主管部门可以通过“一卡通”系统，对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的项目建设、人员流动、持证上岗、农民工工资发放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对工资拖欠进行预警提示。
由于效果明显，人口大省河南也拟推行此举。
有的地方还在试水农民工工资支付三方协议以及欠薪“黑名单”制度。
通过工会讨薪也是制度化清欠的可靠方式。
作为职工利益的权威维护者，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帮助农民工讨薪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自2004年起，全国各级工会在多部委的联合“专项行动”中，共帮助职工和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150多亿元。
如今，工会组织正在完善工资清欠的手段。
比如基层工会可以通过摸底调查，摸清企业欠薪情况，促成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方协调沟通。
对拒不改正的企业，工会组织可以请劳动监察和公安部门以罚款、停业整顿、降低或者取消企业资质、吊销营业执照等方式严厉查处;一旦出现欠薪逃逸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按刑法要求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今年，全国县以上的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还将设立农民工工资清欠窗口，为农民工免费代理法律诉讼。
12351职工维权热线也对举报投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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