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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
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
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
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
司马迁《货殖列传》载：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①洛阳：
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
据《货殖列传》载：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②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③
临淄：
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
据苏秦对齐王说：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
据《货殖列传》载：
“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其中具五民。
”④《史记·三王世家》载：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
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
‘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
’王夫人曰：
‘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
’帝曰：
‘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
‘愿置之雒阳。
’武帝曰：
‘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
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
去雒阳，余尽可。
’王夫人不应。
武帝曰：
‘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
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
’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
‘幸甚’。
”⑤
宛：
宛即南阳，是汉、江、淮之间的交通孔道，又是铁的产地，冶铁工业非常发达，是工商业荟萃的中心。
《货殖列传》载：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
宛，亦一都会也。
俗杂好事，业多贾。
”⑥据《高祖本纪》载：
沛公连夜领兵，把宛城紧紧围住，围了好几圈。
南阳郡守想要自刎，其舍人陈恢越过城墙去见沛公说：
“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
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
……”⑦。
陶、睢阳：
两县原都是僻居内地的小县，后邗沟与淮泗菏济沟通后，两城都位于运河之滨，于是便随着商货云集，而变成了重要的商业都会。
《货殖列传》载：
“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⑧又载：
“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⑨《汉书音义》曰：
逐时而居货。
韦昭云：
随时逐利也。
”
邯郸：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赵为大国，而邯郸又适“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故在战国时即已为“天下名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西汉时，其盛不减：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
北通燕、涿，南有郑、卫。
”⑩
燕、蓟：
两地皆地连辽东，东北边胡，东接秽貉、朝鲜、真番，是沟通中外的重镇，又盛产鱼盐枣栗，故也是商货聚散的重要都会：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
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
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11
江陵：
江陵是楚国的故都，为江南经济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由于具有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故商业的发达亦比较早。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12
寿春、合肥：
战国时楚徙都寿春，为淮河流域的重镇，合肥受南北潮，为南北商货交流聚散之处。
“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13
番禺：
番禺即今之广州，自古为对外交通之门户，又为“奇怪”和“珍异”之所聚，所有中国商货之出口与南海诸国商货之入口，均径由此门户，故自古即为中外商贾所麇集。
当江南广大地区还处于尚未开发的榛莽状态时，番禺即已一枝独秀，成为一个人烟稠密、交易繁忙的大都会。
《货殖列传》记：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14韦昭曰：
果谓龙眼、离支之属。
布，葛布。
二、司马迁的重商观念
司马迁认为，在各种行业中，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15他指出：
经商之所以容易致富，并且还容易获致巨大的财富，这是由商业的性质决定的，其主要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１）商业营运，实际上是资本运动，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
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年间，社会上就流传着“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谚语，据《韩非子》解释说：
“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这是说商人手中资本的作用，它是在不停的周转中——即流通中来不停地使自己增殖的，所以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就是商业资本额的增多。
（２）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
古代商业主要是买贱鬻贵的贩运性商品，这样性质的商业说明生产与流通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直到汉代，这种商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基本上还没有越出《国语》所下的定义的范围：
“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知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
贵贱的差额愈大，则商业的利润愈高。
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差额主要为两种原因所造成：
其一，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使许多物产的有无多寡之间出现很大差异，成为《盐铁论》所说的多者独衍、少者独馑，即在盛产该物品的地方，价格奇廉，而不产或少产的地方，则价格昂贵；其二，是意外灾害如战争、饥馑、疾疫等和荒歉造成的物价波动。
总之，只要供需之间不协调，便是商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商人常常于不旋踵之间即已腰缠万贯。
（３）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
这也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
一是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二是受市场条件的限制。
司马迁所列举当时四大经济区的特殊物产，虽然都已是“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故皆待“商而通之”，但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民”并不是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而是具有充分购买力的财富所有者。
同时，商人为赚取大的利润量和高的利润率，其所贩运的物品，不但都是产自外地的罕见之物，而且都是产自远地的特殊之物，地理的差距愈遥远，价格的差额也愈巨大，于是陇蜀的丹沙毛羽，荆扬的皮革骨象，江南的楠梓竹箭，燕齐的鱼盐旃裘，兖豫的漆丝絺纻等等，便都成了商业贩运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性质的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之中，至西汉，商业的发展又远远超过了战国，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史称：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16司马迁以具体事例，描述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富商大贾的具体情况。
很显然，司马迁不是为那些暴发的资本家写个人的发家史，而是要通过那些暴发户来说明贯串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
这些富商大贾都是兼营工商业或兼营农牧业，如，“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
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禄，……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
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
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
”17以上这些人都是“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
”18汉代这样的富商大贾非常多，说明汉代商业资本积累得非常大。
三、司马迁的财富观念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
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
《平准书》载：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
齐桓公称霸，魏国的强大，都是由于重用谋臣，实行发展经济措施的结果。
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司马迁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
商鞅变法之后，“秦人富强”。
秦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9。
秦的灭亡也与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
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其结果使：
“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20。
在如此衰败的经济情况下，人民无法生活，只好奋而反抗，推翻当朝统治。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
因此，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
在《货殖列传》中，他对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
他写道：
“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
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
……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
”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
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
所以，他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这是应当肯定的。
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
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
《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
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子贡从商致富，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可见势力之大。
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
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
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货殖列传》中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思想。
在《货殖列传》中，他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
经济财富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只能是“附焉”。
能够排除道德天赋的影响，提出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这是司马迁的贡献。
当然，司马迁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义附焉”，那就是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
所谓“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则是没有道理的指责。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强调了经济生活的重要，并以齐国为例，指出发展生产是国富民强的根本途径。
他认为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现象，只能因势利导，予以适当满足，而不应该用空洞的说教去禁止这种追求，或者与老百姓争夺利益。
他从社会发展的观点分析，认为农、虞、工、商都不可缺少，轻视货殖是毫无道理的，这在当时可说是非常卓越的见识。
他指出当时社会只要有钱，则名誉有了，地位也有了，犯了法还可用钱去赎，所以“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就难怪人们拼命追求钱财了。
王公大臣无不如此，何况编户齐民呢？
他还带有讽刺意味地说：
要不是子贡很富有，能够聘享诸侯，孔子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声。
早在孔子时代，钱财已有这样大的作用，到了汉代，其作用更是深入到各个领域。
司马迁敢于正视现实，揭露这一种社会现象，这与那些以讲功利为羞耻的儒者当然是大相径庭的。
四、司马迁的流通观念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国民经济已在前代基础上达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其主要特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１）全国各个经济区和各个生产部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个整体之中，彼此成为互相依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不论它是什么地方的一个生产物，也不管它是农产品、手工业品、天然矿产品、林牧副渔等采集猎获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能成为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或为人们喜好的奢侈品，都成为生产贩运的经营对象，而被纳入国民经济的整体之中。
司马迁在指出这一重大的经济发展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楮、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
此其大较也。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21。
意即四大经济区所有的各种地方物产，原来不但不是商品，而且有很多还不是供使用的用品，现在都为全中国人民所喜好，并成为全国人民“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等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因而自然也都成了农、虞、工、商各个经济部门从事经营的专门业务。
（２）商品的自身运动形成商业，产品由商业而变为商品。
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商业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
“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22商人出现后即商业发达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把原来当作直接生活资料来生产的物品，或者未经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品，现在经商人之手而转化为商品。
这样的变化在战国年间已经开始，到了秦汉时代就更为显著了，司马迁曾指出这种变化：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23以上这些东西，原本都不是商品，只是由于商人来收购贩运，才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富给之资”。
这些东西的主人之所以能“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是因为到了这些东西的成熟收获季节，自有商人从四面八方来收购。
这都充分说明：
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而变为商品的。
但是这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运动的方向就倒转过来了，这时不再是商业把生产物变为商品，而是商品的自身运动形成商业，过去是商业支配产业，现在正相反，是产业支配商业了。
这样一种细微难见的隐约变化，司马迁也敏锐地观察到，他在《货殖列传》中说：
通邑大都，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瓶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24所有这些东西的生产者，根本都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不管从事其中的哪一种生产，都可以发财致富，“比千乘之家”。
说明上述的任何一种产品，对于它的所有者，都是以变换价值的形态存在的，亦即都是把它当作单纯的交换价值来进入流通领域的。
五、司马迁的经营理论
从事商品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大都是作坊手工业，特别是那些产量巨大的采矿、炼铜、铸钱、冶铁、铸造、煮盐等等，都不可能以个体方式进行小量的生产，而必须是大规模经营，这是由手工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应有的组织形式。
在汉武帝实行禁榷制度以前，所有这些企业都是在“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的放任政策下，完全听任私人自由经营的。
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资本多、雇工多、产量多、利润多的特点，所以很早就使其经营含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１）所有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或所有者都是资本所有者。
客观的经济规律是围绕着资本这个轴心来旋转运行的。
司马迁早就敏锐地看出，象冶铸煮盐等大型企业的全部生产和营运，都是在资本的命令下进行的，他在《平准书》中指出：
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
”25可见投资于这些企业的都是富商大贾或地方上的豪强大家，他们都是先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于发财致富之后，才具有充分的资力来从事这些经营。
（２）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规模大、产量多、利润高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又是人人所必需，因而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以致经营的人往往大发其财。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以大量例证来阐明了这一问题：
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26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27“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
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28。
鲁地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29。
“［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30。
从上面数例引证可知，在汉初实行放任政策时，于是采矿、冶铁、煮盐、采铜等业遂成为一项最有利的经营，因为它可以直接形成财富。
事实上，在冶铁工业发达之后，其所铸造的铁器主要都是农具，因为农具的需要量最大，有广大的国内市场。
秦时除有众多的私营冶铁业外，还有官营的冶铁业，秦有铁官，如司马迁之先昌，“昌为秦主铁官”31，可知秦时政府也大量地铸造农具。
秦时还没有实行禁榷制度，故秦和汉初的私营冶铁业亦非常发达，例如：
“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秦迁卓氏，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氏”32。
他们所冶之铁，当然都铸造为农具或工具，才能贾椎髻之民或滇蜀之民，亦才能富至巨万。
实行禁榷制度后，盐铁皆收归官营，官营冶铁业亦主要是铸造农具，并于各郡县遍设铁官以推销供应。
有时由于官工场的粗制滥造，单纯地追求数量，不顾质量，致所铸造的农具粗大笨重，不甚适用，而官僚主义的经营方式不善和推销人员的服务态度不佳，亦给农民增加了诸多不便。
六、司马迁的货币理论
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在货币理论方面，可以说是独具一帜的。
（１）货币起源论。
其主要论点：
其一，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
他说：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33。
司马迁认为货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
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货币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不是圣王贤君为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创造发明的。
其二，货币产生的时间。
他认为高辛氏以前已有货币，不过未有文字记载，不可得而详考。
又认为虞夏以前早已有货币，到虞夏之时，其币分为“金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即黄金、白银及铜。
而铜又有钱、布、刀之别，此外还以龟贝为货币。
其三，货币形式的统一。
到了秦代全国货币统一为二，“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純紥矠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货币形式划而为一，币材也集中到金属体上。
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商品交换、货币关系不十分发达，交易额不很大，以镒为单位的价值量太大，不适合小额交易的需要，必须由价值量较小的贱金属铜来充当币材。
（２）货币流通与物价理论。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指出：
从建元（前１４０）以来，政府财用匮乏，往往在产铜多的山地就近铸钱，百姓也时有私铸。
于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越低；货物数量越少，则物价越昂贵。
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仅就货币而言，它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即法定半两钱的重量为四铢，如以一两２４铢计算，半两足值铸币应重１２铢，可法定含铜量仅四铢，已是不足值的铸币。
因而只是价值符号或货币的代表了，不再是足值铸币，不可能再自发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
况且官府巧法铸造或私铸的货币，经过磨取铜屑，会越铸越轻，越铸越薄，远在四铢以下。
这种劣币势将充斥流通领域，币值越低，货币购买力也就越低，物价越高。
当时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在商品数量不变、铸币贬值的情况下，单位铸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商品价格成反比例变化，这是符合商品货币交换规律和当时实际情况的。
基于此，他反对纵民私铸，赞同汉武帝集中铸造新“三官钱”，建立统一的五铢钱制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论及货币流通的作用，认为：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
即货币流通为的是促使农商各业间的贸通有无，交易往来；货币交换关系发达后便出现了贪诈尖巧，兼并倾轧，巧取豪夺，趋利若鹜，弃农经商等社会现象。
这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正是由于货币的积极作用，沟通了农、工、商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推动和刺激了封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
同时他又指出货币的消极作用，激起人们对于货币的崇拜和追逐。
对此他作过客观陈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这是对商品货币关系下人类社会心态行为的生动写照和高度概括，它促成了流通领域的投机取巧，尔虞吾诈，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商业畸形发展，农业面临严重挑战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危机。
司马迁客观反映了这种货币经济的社会现象，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３）货币信用制度和信用学说。
司马迁把高利贷与工商业者并列，并为之立传，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他们的致富活动，流露出他对汉武帝打击商人政策的不满。
《货殖列传》载：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
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
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因此富埒关中。
”高利贷的经营业者可以称家，足见他的普遍存在，已不是某一行业的兼营业务，也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已是一种专门经营货币借贷的高利贷行业。
无盐氏则是其中最有头脑，最善玩巧，孳殖和争于机利的代表人物。
无盐氏是司马迁正面记述，并与范蠡、计然、子贡、白圭、蜀卓氏等一同作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靠“取与以时”，可资后来“智者”借鉴效仿的楷模，可供垂范的典型，而不是作为指斥、反对的对象。
他将货币借贷视为正当的营业，未予否定或歧视，因而他在记述高利贷剥削活动时，描述高利贷资本急骤积累时毫无贬词，他是我国公开承认高利贷合理性的第一人。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了那些没有爵位俸禄封地食邑人的盈利收入能与列侯封君匹敌时，称之为“素封”。
对他们，司马迁采取的是客观态度，并未流露出任何批评或反对之意。
司马迁的贡献还在于，他专门开辟了《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两个篇目。
《货殖列传》专门保存和记述了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富商大贾的业绩及时代背景，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货币信用制度和货币信用学说提供了宝贵史料。
《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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