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管理 复习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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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管理复习资料
山西票号详细内容
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
第一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
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清人刘献廷说：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
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
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
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
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
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
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
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
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我们知道，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
这种转化还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
而且，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转化也是不能实现的。
以上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
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
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
（施鸿保《闽杂记》卷九）
第三
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又称帐庄。
帐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
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
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帐局放太原、汾州、张家口、库伦。
乾隆元年（1736）张家口祥发永帐局，即汾阳商人王庭荣经营，资本四万两。
（《山西票号史料》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帐局。
”（李燧《晋游日记》）嘉庆（1796——1820）时，北京永泰公、亨记和大州玉分号帐局皆是晋商所设。
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开设钱铺389家。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载：
“京城……兑换之柄，操之于钱铺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图厚利。
”王安说：
“今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钱票。
”（王鎏《钱币刍言》）上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庆二年（1797）前陆续设钱庄124家，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
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
山西巡抚申启贤说：
“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
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
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
”（清档军机处录副，山西巡抚申启贤复奏《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钞票流通情况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因“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在东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钱而排斥钱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钱业公所，其中资力雄厚钱庄大多与南北洋的船业发生资金关系。
典当业是起源很早的行业。
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是典当铺。
典当铺又称当铺、质库。
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二万多家，其中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4695家。
（参阅孔经纬《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说：
“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
”（李健《晋游日记》）印局，是一种高利贷形式。
清人祁隽藻说：
“窃闻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
”（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杰《津门杂记》称：
“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
每日登门索道，还讫盖以印记，以是得名。
是虽盘剥小民，然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急。
”由上可见，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这就是说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第四
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
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
重在旗标，故名标局。
”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
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
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
“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
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
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
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
（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
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
近人铢庵说：
“时各省贸易往来，皆系现银。
运转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局保送。
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而保镖者遇众寡不敌，亦束手无策，故为各商所深忧。
”（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下面我们举一个商人运现被盗匪骚扰的事例：
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而造成很大损失。
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增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
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并充当官吏的保镖。
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
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惩治其人。
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
史、乔两家便想请故里祁县武林高手戴奎。
如前所述，祁县是戴氏心意拳故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周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
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把握。
后来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
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
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
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
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
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留下千两买路银，否则暴尸荒野。
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地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到不少土匪。
拉上二旦就跑。
不想走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
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下来，对众匪大打出手，转眼就撂倒七、八人，飞骆驼见状便亲自上阵，照戴奎致命处就是一拳，戴奎轻轻闪过，未等敌手回转，已插进敌裆，大喝一声，将飞骆驼打翻在地，爬不起来。
众匪见状，纷纷逃窜。
戴奎也不追赶，轻轻一跃，上房将二旦接下地面，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了句：
“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
”便与二旦扬长而去。
不出五天，“流矢儿”战书传到戴奎手中。
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时，“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
“流矢儿”身高体壮，形如罗汉。
他见戴奎骨瘦如柴，气焰更盛，遂顺手将场外一个三百斤重的圆椎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
戴奎嘿嘿一笑，右脚一踩，将石磙就地转了两圈，猛一抬脚，已将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个“蛰龙登天”，已将石磙送出一丈开外，物落原地。
“流矢儿”所带之人见状大吃一惊，“流矢儿”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动手。
戴奎连破对方致命攻击，而“流矢儿”更加疯狂。
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敌人左臂，呼地一下点住了对方腋下“夹窝穴”。
不可一世的“流矢儿”一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只见他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二目发怔，面无人色。
“流矢儿”对众徒弟艰难地说了声：
“扶我回去。
”“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
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祁县。
（参见曹继植《戴拳师除霸护商贾》，《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恶棍一事，虽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经商之艰，运现之难。
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
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何以由晋商首创
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
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
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
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
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
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
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
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山西票号产生的年代
明末清初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
“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
清初，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
”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
“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
康熙朝说
李华教授认为：
“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
”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
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
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
“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
乾嘉时期说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
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
“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
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
“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道光初年说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
“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
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
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
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
顾炎武《日知录》称：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
”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
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
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
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
“汇票亦名会券。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1068载：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128000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
（《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
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
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
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
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
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
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
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
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
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
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
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
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
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
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
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
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
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
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
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
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
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
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
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可能在道光初年。
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捐银商号名单中，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120两，名列榜首。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颜料行会会馆碑记》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颜料行会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
嘉庆只有25年，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
又据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
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银达数百万两，“俱系会票往来”。
（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
再者，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雷履泰捐银四十两”。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可见，雷氏此时尚健在，但已是74岁了。
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岁，年富力强，阅历深，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编辑本段山西票号的发展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
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
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
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翙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
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
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
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
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
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
“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
”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
“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
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
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
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
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今河南禹州）、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亳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
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
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
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营业活动区域大体上呈分合演进状况，所谓“平帮的营业在正西、西北和长江；祁帮在平津和东北；太帮在广东和长江”之说，反映了初期发展状况，后来随着业务发展，有利益的码头，各号竞设分号，上述活动范围也渐被打破。
在票号汇兑网点发展，汇兑通天下的情况下，票号汇兑明显增加，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的14家分号收交汇兑银32225204两，平均每家达2310800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蔚长厚汉口分号收支汇兑银3385260两。
随着业务的发展，山西票号盈利相当可观。
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1888）资本银一万两，当年盈利24700两，每股分红850两，以十年为一账期，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一账期资本积累达22万两，获利银743000两，每股分红银17000两。
又如锦生润票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资本银32000两，当年盈利银7380两，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资本银增为64000两，当年盈利银51948两。
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
云南人李氏（一说王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
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与范围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情况：
一、同业对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
二、迟票。
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
三、兑条。
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
四、信汇。
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
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
五、汇票。
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
六、电汇。
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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