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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生存状况和价值观念
□X柠
80后的生存状况、价值取向和想象方式
一、“80后”的命名与代际关系
对于“80后”这个概念，我原本并不感兴趣，因为它不符合文学对每一个体独特性的期待。
如果“80后”成立的话，那么“60后”、“70后”、“90后”都成立。
这是一种偷懒的、粗暴的命名。
它既不构成一个文学上的命名，也不是严格的社会学命名，最多不过是一个“媒体命名”。
在大众媒体的传播强势之中，这个新词汇犹如一只无主流浪犬一样四处乱窜。
它因此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暧昧的、似乎可以忽略又不得不面对的概念。
历史上对新一代命名的先例，往往是先有文学艺术的经典，然后再出现命名。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来自人们对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帕索斯（《曼哈顿中转站》）等作家的作品中人物群体的总结，反映了整整一代人在战争创伤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典型精神状况：
痛苦、迷惘而又充满渴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垮掉的一代”，是对克鲁亚克（《在路上》，逃避资产阶级制度的流浪姿态）、金斯伯格（《嚎叫》，用噪音瓦解传统的“声音”体制）、巴勒斯（《赤裸的午餐》，噩梦乍醒后的觉悟和自暴自弃，以“毒品”对抗资产阶级的“营养”，以性自由对抗中产阶级的家庭）、“披头士”乐队等人的作品中群体精神的总结，并标志着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的诞生。
与上述对年轻一代的文化命名相反，我们是先产生简单代际关系命名（70后、80后），而相应的代表性作品至今不见踪影，以至于人们将那些垃圾作品与“80后”一代强行挂钩，或者将少数成功人士作为“80后”的代表。
年龄（18岁到28岁）的确是他们自然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但不能代表他们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上的共同之处。
比如就文学创作而言，“80后”作家的差别就很大，有的写得不错，与文学性关系更密切，有的写得很差，基本上是一种文字买卖，不能将他们一概而论。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今没有出现一部能够全面深刻表现新一代人的作品，也没有出现新一代人的象征性“社会角色”。
就社会分层而言，他们的差别就更大了，少数已经是成功人士，很多人还在底层挣扎，更多的人正在成功的半路上狂奔，没有人有权简单地将少数成功人士选举为他们的代表。
有人从X健的一首歌名中获得灵感来对80后一代进行命名。
X健称自己那一代人为“红旗下的蛋”，指的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具有自我意识的一代。
他们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革命理想教育，但并没有孵化成型，还是一个“蛋”。
据此，80后被称为“市场下的蛋”，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睁开眼睛所见到的就是商品和市场。
他们接受的是商品经济、大众文化、网络媒介的洗礼。
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在成型的过程，但也尚未孵化成型，依然是一个“蛋”。
能不能就此称之为“市场蛋一代”呢？
可以讨论。
假如这一命名成立的话，那么他们的父辈就是生下这个“市场蛋”的“市场老母鸡”。
有意思的是，这一批“市场蛋”并不愿像父辈那样去孵化小鸡，而是直接将蛋（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就代际关系而言，80后一代与父辈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
比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与父辈文化之间关系紧X。
他们的文化具有“弑父”色彩。
他们的话语方式中充满反叛和火药味。
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挑起事端、划清界线，表明自己文化身份和话语方式的特殊性，通过文化创造主动表明自己与父辈文化的差别，并自豪地显示自己的进步性。
80后不是这样，他们是“被命名”的一代。
“80后”这个概念，是他们的父辈或者兄长赠与他们的一件小小的礼物，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他们这个“独生子女”的一代，一出生就孤单一人，一出生就将“玩具”当作“兄弟”，一出生就习惯于接受礼物、收藏礼物、与礼物为伴。
他们从来也不试图通过主动为自己命名，来表明与父辈的差别和断裂，也没有对别人赠与的命名进行反驳的冲动。
他们仿佛是“父名”的一个延长了的符号。
于是，他们把这个赠与的命名，当作父亲或兄长赠与的一个巴比娃娃或者神奇宝贝收藏起来。
有人甚至还喜欢将这件礼物挂在脖子上到处招摇。
因此，在“代际关系”上，他们是被动的一代、顺从的一代。
他们不但处于“被命名”的状态，而且被这一命名左右着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念。
二、疲惫的身躯和自我表白中的“矛盾修辞”
2008年3月，《记者观察·民声》杂志以《80后，市场经济下的蛋》为总题，刊登了8篇关于80后“京漂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状况的报道。
随后，网络上以《我们无力思考未来——80后访谈录》为题予以，在网上风靡一时。
这8篇文章，从衣（“动批”，即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廉价时装和换季服装）、食（暴食暴饮和饥肠辘辘相伴，有钱时上酒店，没钱时吃方便面）、住（合住的出租屋）、行（城铁、地铁、公交）、工作状况（长期加班、频繁跳槽、学用分离）、情感方式（没有时间恋爱，也不屑于网恋，原有的情感年久失修而面临枯萎）、业余生活（睡觉、打电子游戏）等角度，对“80后”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勾勒，尽管粗糙，但大致形状还是出来了。
要补充的是，这里没有包括“啃老族”；也很难涵盖所有的个案，它不过是一种综合性的描述。
所谓“啃老族”，尚在父母的卵翼之下，还没有变成独立的“蛋”，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细胞”。
下面我将对这一组访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80后——市场经济下的蛋》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
作者比较熟悉“80后”的生存和思想状况，且有自己的想法和语言，口气很像是80后代言人。
下面引述这篇文章的一些陈述性观点：
1、他们离经叛道，但遵守游戏规则；他们崇尚自由，但不排除合作；他们追逐财富，但讲究取之有道。
2、以前为理想，现在为梦想。
理想可望而不可求，梦想则可随时变成现实。
他们比父辈更注重实际。
3、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不是荣誉、崇高、理想，而是财富、积累、成功，他们已经蜕化为彻头彻尾的市场化的“经济动物”。
4、力求稳定，又不甘于寂寞；义无反顾追求冒险，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既儿女情长小资情调，又寻找刺激的江湖豪气。
对上面4条陈述的解读和点评：
第一条，“道”其实就是规则，不过是一个大规则、大原则，它通过人的德性（行为）呈现出来，且具有适用于更多人的普泛性。
而“游戏规则”是小规则，仅属于正在游戏者之间的事情，比如同事、同行。
没有小规则，大规则就会落空，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但是，没有大规则，小规则迟早会破产，这是他们正在面对的现实。
“合作”必须遵守规则，也就是遵守契约关系，是对个人自由的部分转让，转让的原则是什么？
有没有底线？
是不是两个人商量一个游戏规则就行呢？
这些都涉与对“道”的理解。
从前对“道”扯得太多，今天关注太少。
或者说，80后对“小规则”还是很讲究的，却反感“大规则”。
第二条，毫无疑问，理想就是希望的同义词，梦想就是欲望的同义词。
理想或希望，是一种虚拟的想象状态，指的是一种可能无法实现的、带有幻想色彩的事物，比如，“我希望变成一只小鸟”这个虚拟句式。
因此，这是一种“审美理想”的表达形式，它的最终指向可能是“社会理想”。
从辨证的角度（而不是从自然的角度）看，在这两种理想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转换关系。
如果连想象都不存在，这种转换关系就根本不存在。
也就是说，没有审美理想就不可能有社会理想，人，只能变成现世利益（也就是一种被操纵的个人欲望）的奴隶。
梦想或者欲望，是被现实所压抑的那一部分愿望的想象性替代，只要战胜了压抑，它就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它与肉体与其行为相关。
但是，肉体愿望或者潜意识的梦想，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力量。
它能够满足身体的快乐原则，不能够满足自我的超越原则。
我们从一代人的时间焦虑症中可以发现，某些终极价值焦虑症是存在的。
第三条，改良世界（理想）还是适应世界（成功），与其说是一种“道德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
然而，将“应然世界”（理应如此）替换为“实然世界”（只好如此）的个人欲望，其结果只能让我们变成“经济动物”。
一种合理的选择，其实并不必然会成为抽象的宏大叙事，它同样也贯穿着我们日常的行为之中。
但由于日常生活被一种工具化、数字化的功利主义全面占领，以至于行动的身体成为一种无主体感的、符号化和商品化的身体，任由市场宰割。
第四条，是对80后的性格评价，也最为典型地反映出其表白上的“矛盾修辞”，与之相对应的是性格上的“矛盾人格”，以与价值观念上的含混不明状态。
这一条是对上面第3条的一个反驳。
正是这种矛盾状态，使得他们不至于彻底成为“经济动物”，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可能性，乃至怀疑和质询，尽管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
他们质疑传统“信仰”，却把“爱好”当作“信仰”。
他们冷静理智，却被各类“发烧友文化”迷住，把“着迷”当“偶像”。
他们的“主体意识”似乎很强，但却没有支持这种主体意识的完整的身心，而是被商品市场、媒体叙事、数字逻辑肢解了的身心。
导致这种“矛盾修辞”的根源，不仅仅是社会价值本身紊乱，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身心分裂，价值观念中的幸福感与行为方式上的快乐感分裂。
看看他们隐藏在内心、偶尔披露出来的感受：
“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午餐的三五同事，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
”“每月要交出工资的三分之二：
按揭、物业、水电、煤气。
”“股市、房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
”“青春生命的能量和激情全部耗尽。
”“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就像一场年久失修的爱情，还没怎么开始，主人公就已面如死灰、油尽灯灭。
”
三、焦虑的心灵、时空关系和价值数字化
毫无疑问，80后也有自己深刻的苦恼和焦虑：
不成功的苦恼和焦虑，不能进入市场的苦恼和焦虑，还有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生命被“物化”为商品、时间被剥夺被耗尽、随时可能被市场空间排挤出局的苦恼和焦虑。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父辈们将他们视为“债务人”，而自己扮演着“债权人”的角色，成功了就夸他们是“英雄”，失败了就说他们是“80后”。
他们的生命和心灵，没有遭受强权的打压，却被某种具有诱惑力的、令人着迷的东西锁住了！
这种东西要摧毁的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是他们物质形态上的身心，乃至潜意识，然后微笑着送给他们一个又一个“梦想”，或者说“梦幻”，像肥皂泡一样。
如果说，“50后”、“60后”一代与父辈之间的文化逻辑关系，是一种“断裂关系”（其中隐含着批判的激情和因对抗而激发的文化创造力），那么，“80后”与父辈之间的文化逻辑关系则是一种“连续关系”。
这种“连续关系”，以成功经验为参照，构成了一个权力链条，导致了他们只能创造一种“父权文化”阴影下的“游戏文化”。
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时尚文化的形式，表演着一出由父辈们撰写或导演的陈旧戏剧，这个“戏剧”中包含着一种衰老的“成人逻辑”——成功逻辑、商品逻辑、市场逻辑。
父辈们仿佛是“成功逻辑”的XX犯，而他们自己则变成了实践这一成功逻辑的“雾都孤儿”。
这种精神上的“连续关系”，一方面显现出了一种稳定性，但另一方面，代价也是巨大的：
整整一代人的文化个性、精神特征将烟消云散。
或者说，他们的精神印记，不断被时时都在更新的网络灌水所覆盖，朝生暮死，宛若蜉蝣。
这一点实际上是一种潜伏着的病根，导致他们的“时间焦虑症”。
同一期杂志中第二篇较有代表性的访谈文章是《80后的时间》，其中披露了多位80后的自述。
而我宁愿将这篇文章看作是一篇以“时间”和“空间”为主题的特写。
“80后”的奋斗、积累、成功的主题，在这里首先具体化为“空间”主题，然后再具体化为“时间”主题。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以商品贸易原则结构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将我们原有的永恒时间主题（来源于对自然时间的模拟）和时间停滞主题（在一国内部自行制定一种发展的时间表，与外界的总体时间标准脱节，特别是建国后的30年间，因此被视为“停滞”），还有相应的空间上对峙和凝视主题，改写为时间上的滞后（西方发达对应于东方欠发达）和空间上的向心力（西方为中心和东方为边缘）关系。
这种现代性的时空关系当然并不仅仅针对“80后”，但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
具体到“80后”走上社会舞台时的国内状况，则显示为城乡对立的进一步扩大化。
这种对立不是传统社会行政意义上的强行规定，而是当代市场社会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矛盾。
其中留下了一个允许自由流动的行动空挡。
于是，“成功”首先变成空间上的位移，由乡村移向城镇，由城镇移向中心城市，导致中心城市资源吃紧，最终不得不抬高门槛，将大部分人从这个“黄金空间”挤出去。
在没有更多的来自父辈的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支持的情况下，为了免遭空间上的淘汰，也就是为了实现他们所谓“成功”的梦想，惟一的办法就是在“时间”上做文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竞争！
每天三四个小时用于挤公交、地铁和城铁，然后是打卡上班，然后是加班，再托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
毫无疑问，他们因为空间关系的重新设定而被“时间股”套牢。
这种将他们套牢的时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物理时间”，是一种可以计算的“钟表时间”，是一种可以买卖、交换的“商品时间”。
它与涉与生死问题的“生命时间”和“自然时间”无关，更于超越生死问题的“不朽”时间和“解放”时间无关，而是一种死亡（时间的消费殆尽）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此，这一代人普遍患上了一种特殊的疾病：
由空间的时间化导致的“时间焦虑症”。
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
其他年龄层次的人群当然也不同程度地患有这种疾病，但“80后”的症候更为典型，因为他们身上有双重病菌，家族遗传病态基因和现实生活感染的病菌。
因此，除了压缩时间（少睡、少玩、少交流，一天当作两天用）之外，还有一种缓解时间焦虑症的方式，就是想象自己成功了、解放了、得救了。
支持这种想象的，是一种“财富积累游戏”，实际上也是一种“数字积累游戏”。
这种“数字游戏”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年轻一代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数字所湮没：
银行卡号数据，密码数据，点击量数据，起印量数据，股市、基金、利率数据，等等。
成功与否，最终变成了一种小学三年级的加减法。
数字积累游戏，导致了一种反向价值的思维方式：
个体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变成了以积累的数据为准则而重新定位，也就是以数字上的“零”为价值思维的原点，向外无限扩X（这是一种典型的欲望化思维方式），逐步累加，也就是落实到银行卡上的数据的累加。
只有在这种加减法之中才能积累“解放”或“自由”的感受。
与此同时，“解放”或“自由”的主题也就被数据化了；“解放”或“自由”的梦想，就变成了一种数字积累的梦想。
四、价值选择去道德化和偶像人物的功能
80后的矛盾性格，以与他们在自我表白语言中的“矛盾修辞”，同样表现在对偶像人物的认可与否上。
在面对面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有偶像，并且力图维护自己的自我和个性。
在背靠背的虚拟世界里，他们却有自己公认的偶像。
同时，他们往往逃避对偶像选择标准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讨论，而用用一种私人化的任性的表述，比如“我喜欢”、“我做主”。
也就是说，他们内心深处并没有让自己的“评价标准”完全合法化、合理化，显得并不理直气壮，同时还拒绝另觅它途。
他们在选择偶像人物的时候，遵循着一条共同的准则，就是“去道德化”，把“道德”评价转换为“超道德”评价。
因此，价值判断（对好、坏、善、恶的分析）被搁置，或者说被一种新的“功能化”的东西所取代。
比如，他们将什么行为是“好”与“坏”的评价，与对行为的“善”与“恶”评价分开来。
于是，看一种行为是否能够使人的潜能（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成了评价的标准。
换句话说，他们强调的是一种人格的“功能化”：
什么样的人通过个人奋斗而使得个体最大的功能得以呈现，什么人就可以成为偶像。
也就是说，他们崇拜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完整的“人”，而是一个人的某些“功能”。
这种“功能”正是他们自己梦想而不能实现的要素，如，速度、高度、力度、协调能力、应酬能力，等等。
历史地看，这种选择或标准，首先可以视为一种道德评判上的“拨乱反正”。
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我们一直在强调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尺度很高，脱离了个人功能发挥（感官层面上的自我实现）这一基础，使人觉得高不可攀。
从小就让他们学习“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
现在，年轻一代从另一个极端（去道德化，强调功能的超道德特性）做出了选择。
因此，传统价值判断中被认为“恶”的、“坏”的人物，经过“去道德化”之后，其“功能化”的成分得以凸现，就有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甚至有些年轻人崇拜希特勒的强力）；在传统价值判断中并不值得关注的对象，有可能成为追逐的对象。
对一些小明星的崇拜更是五花八门，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偶像，仿佛一派多神教的气象。
个人身体“能量”的完美呈现，成了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这与神话时代或诗史时代的价值观念接近，因而隐含着一种“道德返祖”的趋向。
代表这种能量化、功能化的角色，其“原型”，就是美国的“超人”，或者日本的超人“奥特曼”。
这些虚拟偶像，在能量一旦耗尽之后，用不着像植物生长时那样的缓慢过程，而是借用现代电力快速补充能量，比如穿上一件有能量的服装、举起一支奇怪的发光棒、或者吃一种神奇药片，就能快速恢复功能，就像手机充电一样。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影响，主要来自动画片和漫画书。
这种影响在长大之后一直在持续。
因此，80后的“偶像”，也主要是一些功能化的人物。
“速度超人”X翔，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偶像！
“高度超人”姚明也是没有争议的。
现了一个更快的罗伯斯，或者出现了一个更高的小姚明，作为功能偶像的偶像功能变宣告终结。
还有韩寒，也是公认的80后的偶像，他有什么超人的“功能”呢？
他身体的速度、力度无疑并不出色；在赛车行内的车速上，也是业绩平平。
韩寒的主要特点在于“思维速度”惊人，就是小学生中流行的“脑筋急转弯”很厉害。
这一点足以征服他的同龄人。
这种思维速度、脑筋急转弯，首先是表现在语言组合能力、词语生成的速度上。
比如，当你面对“文化圈”、“演义圈”等各种“圈子”而羡慕不已的时候，韩寒说，无论什么“圈”，最终都是“花圈”。
当一些人面对“文坛”、“商坛”、“政坛”争论不休的时候，韩寒说，无论什么“坛”，最终都是“祭坛”。
在两个“圈”和“坛”之间迅速完成转换。
这种“末日审判”式的句式，瓦解了现实功利主义所依赖的历史时间，体现了思维速度和词语生成的速度，也产生了传播效果很好的批判性。
这是韩寒与同龄人相比的过人之处。
韩寒之所以会成为同龄人的“偶像”，是因为他跟同龄人不一样。
他反对自己一代人与父辈之间文化上的“连续逻辑”，成了文化“断裂逻辑”的代表。
他早期的小说，尽管叙事和语言形式还很粗糙，但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教育状况的批评，表达了他们一代人的心声。
但是，他在自身能量积累和成长中也主X“断裂”，中途辍学，拒绝耗费时间的传统教育模式。
他希望自己能像“超人”一样，夜晚插上电源，白天能量依旧。
因此，他的“思维速度”很快这一功能，最终可能只会产生“脑筋急转弯”的效果。
而“脑筋急转弯”是有年龄限制的。
那些在偶像崇拜“多神教”思维支配下的一代，会迅速找到新的归宿。
五、他们一代人想象性文化的总体特征
以千年为单位研究文明史，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石头和石头上的刻痕。
以百年为单位研究文化史，我们面对的就是记录在文献中的想象性文化遗产。
想象性文化，是一个时代最能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文化形态，它最浓缩的呈现形式就是文学艺术。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符号。
进入20世纪之后，我们的文学艺术史越写越厚，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却很少，总体上不如人意。
电影不成熟，白话小说和诗歌也不成熟，只能说刚刚开了个头，但也留下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在扫除现代人表达上的“语言路障”和“思维路障”方面，他们功不可没。
1949年至1979年高度“一体化”时期，整整一代作家被耽误了，好的变差了，差的更差了。
像已经98岁高龄的杨绛先生那样，75岁时才开始写小说且出手不凡的毕竟少见（其代表作为《洗澡》、《将饮茶》、《我们仨》。
施蛰存先生认为《洗澡》兼有《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双重遗风。
我认为她将白话汉语写得像古汉语一样精练、准确，维护了20世纪白话文的尊严。
她的小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直接就是“文学”。
假如倒退几十年，杨绛先生在40岁的1951年就开始正常的文学创作，会是什么样子呢？
）。
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文学主体的“40后”、“50后”、“60后”一代作家，成绩自有公认，但前景也在预料之中了。
“70后”一代作家的可能性还在，我希望他们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们刚刚开始”，这里不展开讨论。
进入了21世纪以来，正是“80后”粉墨登场的时候，目前局势还不明朗。
就已经呈现出来的症候来看，趋势并不乐观。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像玩宠物一样玩文学，像给“芭比娃娃”换上各种服装一样玩词语。
他们拒绝介入真正的公共生活。
他们当然有他们对“公共生活”的理解，那就是数字化建构起来的市场。
可是，市场不是“公共生活”的全部，而是很小的一部分。
他们的创作世界与他们的现实处境分裂的厉害。
他们的词语的产生，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甚至连浪漫主义也不是，直接就是一个“童话”，一个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听一遍的“儿歌”。
就“想象力”而言，他们仿佛很有想象力，能够奇思妙想，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场景和人物，鬼推磨、鬼吹灯、鬼打墙，无奇不有。
但是，真正的想象力必定是生命力之中产生出来的，它必定带着个体生命力遭受压抑、而又再度X扬这一过程的伤痕和欢欣。
它借此而介入了真正的“公共生活”。
没有这些，就只能出现想象的过剩、想象的堆砌。
过剩想象的虚假性，是一剂市场急需的迷幻药，因而很有市场。
就“审美”而言，他们的语言仿佛很美，许多美丽的辞藻像“驴友”一样结伴出行：
悲伤啊、河流啊、青草啊、爱恋啊。
“审美”，是一种极其古老而奢侈的东西。
它的现代品格在于对古典“美学”的扬弃，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
扬弃古典美学的腐朽性、单一性，增加现代人对审美的全新感受和复杂多样性。
这种复杂多样性的内部，自始至终包含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那就是，美到哪里去了，谁毁坏了美，新的美的出现是否可能？
什么样的词汇才能挽救它？
这就是文艺创作上的创造性的前提。
没有这些前提，美就会患上王尔德所说的审美上的“不育症”。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针对这个群体的整体而言。
想象性文化的最终效果，就是超越观念批判的局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能够代表一代人想象方式的综合性文化标本，包括他们用具有时代感的母语所表达的对真正的“审美”形式，以与对死亡和不朽的想象。
然而，要真正整理出一代人的审美想象形式与其特点，必须采取“解剖法”而不是“归纳法”。
因为真正代表一代人审美想象特征的不是公众那种复制式的、看似多样实则单一的想象方式、被强势大众媒体叙述出来的同质化的文化，而是通过他们中最优秀的个体创造性的想象方式体现出来的文本，也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之中。
目前，对80后的文学创作的个案研究还很不够，泛泛之论过多，特别是对他们的特殊文学形态的研究还没有开始。
发现和选取代表作进行解剖，并从独特的形式中发现一代人的精神密码，是一件急需开展的工作。
“80后”的创作已经出现了好的苗头，如韩寒的文化反叛与其表达特征（长篇读物《三重门》），李傻傻特殊的城乡交叉经验与其对一代人精神创伤的描述（长篇读物《红X》）；春树对城市青年叛逆文化的独特表达（长篇读物《娃娃》），桑格格的碎片式写作、与其内在词语形式中包含的记忆整合的努力（长篇读物《小时候》），徐来对古典文化意象的解构和对记忆的复活策略（长篇读物《记忆中的动物》）；还有X悦然、颜歌、蒋峰等一批人叙事中的代际特征，等等（没有列上的请原谅）。
我用了“长篇读物”而没有用“长篇小说”这个概念，是有自己的理由的，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展开讨论。
我将继续采用“长篇读物”这一概念，对能够更综合表现一代人精神状态的文学个案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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