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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笔记

第一讲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特点

一、立足现实的态度

二、非实体性的思维

三、内圣外王的追求

四、不拘一格的表达

一、立足现实的态度

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自己哲学史的开端,也曾出现过天命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状况。

但与其他民族不同之点,就在于早在殷周之际,天命神权思想即开始动摇,发生了“天的人文化”过程;而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中国人文精神（包括儒家的入世的人文精神和道家的超越的人文精神）,自身又具有消解宗教因素的作用,这就使得春秋末期以来的中国哲学家发展,都立足于现实世界,很少有彼岸世界的成份。

即使在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中,最终所追求的也往往不是彼岸世界。

土生土长的道教讲长生久视,希望人们永远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中国化的禅宗讲顿悟成佛,反对追求辽远的天国。

道教讲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禅宗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反映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

正是这样,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普遍存在着把本体界与现象界割裂开来、对置起来的情况。

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重视“百姓日用”,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认为理想的追求、精神的超越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和内在的超越。

即便是主张超越的人文精神的道家,也是如此。

如庄子认为,人的精神上的自由追求,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

而在西方哲学中，自巴门尼德以来就明确地将世界二分，认为只有本体界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现象界则不是真实的存在；至于“上帝”的概念，更是在从中世纪至近代的西方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直到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才真正使西方哲学出现大转向。

二、非实体性的思维

中国哲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不是从分析对象世界入手,而是从考察对象世界的联系入手;不是追求决定这种关系的最终实体,而是探讨这种关系的各因素的联结及其功能。

这一特点,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联系的。

中国古代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是悠久而不衰的农业文明。

中华民族所处的亚洲东部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先人没有像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希腊人那样走向蓝色的海洋,也没有像一些游牧民族那样长久地骑在马背上,而是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广阔土地上发展起农业经济。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兴起与繁荣,促成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与农业生产联系最密切的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

这些自然科学学科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从整体中各元素的分析入手,而是从整体中各元素的联系入手,来把握对象世界。

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古代中国比古代希腊更早进入文明时代,产生了最初的奴隶制国家政权。

与农业经济相适应,中国奴隶制保持了氏族公社的血缘纽带,并由此建立了一整套金字塔式的世袭等级特权制度。

这一历史文化特点,促使我们的先人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这样一种重联系的思维方式,经过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提炼、升华、反复加工,就形成了从考察人与对象世界的联系入手来解决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中国哲学智慧。

中国古代的五行思想、阴阳思想、天地人相统一思想,都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哲学智慧。

孔子讲的“爱人”,墨子讲的“兼爱”,孟子讲的“恻隐之心”,荀子讲的“明分使群”,也都体现了这种哲学智慧。

加之中国哲学的立足现实的态度,反对把本体界与现象界明确二分,因而中国哲学家并不关心决定这种联系的最终实体,而关注的是这种联系的各因素的联结及其功能。

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非实体性的辩证思维传统。

这与古代希腊哲学家的重分析的原子论式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内圣外王的追求

中国哲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更重视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进行探讨。

这一点,从中国哲学发生时起就开始显示出来。

中国哲学的开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

西方哲学起自哲人们对于自然的惊讶与思考,而中国哲学则起自哲人们对于人生的忧患与求索。

在古老的五行思想和阴阳思想中,就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就表现了强烈的对于人的生存智慧的探索。

古代希腊哲学,直到苏格拉底才开始转向对人生的思考,而中国哲学则从一开始起就立足于这种思考。

在以后的中国哲学发展中,一直保持了这种最初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纯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兴趣者可以说很难找到。

他们的兴奋点,总是放在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上,总是放在对人自身的思考上。

即使是思考自然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也总是要最后归结到社会人生问题上。

荀子就说过: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荀子· 性恶》）,认为对“天”、对自然界的的思考,必然要最终回到对人的思考上来。

这种对于人的思考、探讨,又总是与伦理、与政治、与历史、与文化相联系,表现出一种巨大的现实感和强烈的历史感。

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对智慧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兴趣、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学问,而包含了一种对民族、对国家、对天下的崇高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体现出来。

中国哲学家的哲学精神,不只是通过他的言论、他的文字、他的著作体现出来,而且通过他的行为、他的人格、他的德性、他的人生体现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者比前者甚至更为重要。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了一句孔子的话：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这句话可以说典型地标明了中国哲学的特点。

徐复观对这句话作过解释，他说：

“‘空言’，是理论的、抽象的概念语言。

‘见之于行事’，是在行事中发现它所含酝的意义及其因果关系。

‘载之空言’，是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表达方式。

‘见之于行事’，是孔子思想的主要表达方式。

”（《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金岳霖也对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作过说明。

他在《中国哲学》一文中写道: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

”“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的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在历史上形成了对“内圣”与“外王”的追求。

所谓“内圣”,就是讲对人格的修养、自我的完善;所谓“外王”,就是讲以这种人格、自我去成治事功,实现治国平天下。

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创造,总是体现了他们对“对圣外王”的理解和追求。

张载的一段名言很能概括这种理解和追求。

他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元学案》所引）

与此相联系,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考,往往不表现为纯粹思辨的学理,而表现为具有实践品格的学理。

他们总是立足于现实的实践活动,来作哲学的思考。

正是这样,中国哲学的智慧,在军事著作中,在农学著作中,在医学著作中,在史学著作中,在政论著作中,往往得到相当精采的体现。

兵书如《孙子兵法》,农书如《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等四篇,医书如《黄帝内经》,史书如《史记》,政论如汉初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都是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和重要价值的著作,都可以作为哲学书来读。

四、不拘一格的表达

中国哲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由于中国哲学总是立足于现实,中国哲学家更为关注学问与人格的一致,因此在表达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作的理解时,中国哲学家不像西方哲学家重视运用逻辑方法建立明晰的体系,而是认为运用逻辑方式难以表达这种人生的智慧。

老子就说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一章）就是说,“道”,如果说得出来的话,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如果叫得出来的话,就不是永恒的名。

哲学上的“道”与“名”,哲学所追求的智慧,不是用普通的逻辑方式与日常语言所能表达的。

哲学智慧的表达方式,在中国哲学史上实际是不拘一格的,或采用语录的形式,或采用寓言的形式,或采用诗的形式,或采用注释前人著作的形式,或采用逻辑论证的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一部《论语》,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都是以语录的形式记录下来,用语极为精练,没有一套一套的逻辑推理,多半都是结论式的,但却表现出很深刻的思想,活生生地勾画出孔子其人其学。

这种语录体的著作,成为以后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重要形式。

后期禅宗的《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程颢、程颐的《河南程氏遗书》,朱熹的《朱子语类》,熊十力的《十力语要》,都是采用这种语录体的形式。

又如,一部《庄子》,其中就有许多哲学寓言。

正是通过这些生动有趣的寓言,于谈笑之间,讲出了宇宙人生的深刻哲理。

在《韩非子》、《吕氏春秋》中,也载有许多生动有趣的哲学寓言,为人们千百年来长久传诵。

如“守株待兔”的故事,就出自《韩非子》;“刻舟求剑”的故事,就出自《吕氏春秋》。

前者嘲讽了那些不能与时俱进的人们,后者批评了那些不懂得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人们,都阐发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

再如,一部《老子》,就是一首极优美的哲理诗,以诗的形式,以诗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表达了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看法。

屈原的《天问》,以诗的形式提出了有关宇宙人生的一百多个问题;而一千年后,柳宗元作《天对》,也以诗的形式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这一问一对,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名篇。

中国哲学家还常常通过解释前人的哲学文本,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

特别是儒家,由此形成了经学传统。

一个显明的例子,就是对《周易》的解释工作。

《易》之为书,最初只有卦画图像,并无文字说明。

在殷周之际,出现了一套对于卦画作解释的文字系统,包括卦名、卦辞及爻辞,这就是《易经》。

而到了战国中后期,又产生了一批对《易经》作解释的系统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传世的《易传》。

还有一些解释《易经》的著作未能流传于世,如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二三子问》等帛书篇章就是这类著作。

以后,历代哲学家都重视通过注释《周易》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不断赋予原来的文本以新的内容,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易》学传统。

这一工作直到现在也没有完结。

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著作,都是以这种解释前人哲学文本的形式出现的。

如战国时韩非的《解老》、《喻老》,魏晋时王弼的《周易注》和郭象的《庄子注》,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

这种解释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创造。

中国哲学家也有运用逻辑方法建立体系的例子。

如孟子、荀子的著述,都有很强的逻辑性,论证得相当清晰。

王充的《论衡》,逻辑性相当强,全书各篇在安排上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在论证上总是首先提出论点,然后再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证。

但总的来说,这种运用逻辑方式建立体系的著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并不是主流。

这种不拘一格的表达,并不是说中国哲学思想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而是说这种系统不是单靠逻辑体系所能呈现的。

正如冯友兰所说:

“所谓系统有二:

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

”“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

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页、第14页）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

这些特点当然也是相对的,不能把它们绝对化。

在西方哲学中,也可以发现与中国哲学类似的例子,但只是并不成为主要的哲学文化现象。

而且,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又与现代西方哲学呈现出一些相似相通之处。

如现代西方哲学,也反对把本体界与现象界作一种截然二分的对立,而主张在现象界中来把握本体界,强调生活世界的意义,强调非实体性的思维。

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十分注意从中国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

在我们反思和研究中国哲学历史时,应当对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持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到这些特点展示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智慧,其中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例如,我们说中国哲学有着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的传统,但同时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缺乏重视分析的传统。

不重视分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就会流于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不能作准确的把握、细致的了解,甚至陷入似是而非之中。

又如,我们说中国哲学家善于作富有诗意的表达,但同时又可以说中国哲学家缺乏重视逻辑方法的训练,这就使得中国哲学在抽象思维程度上多少受到限制,在思辨的深度与力度上感到不及西方哲学。

总之,我们主张用平等的心态看待、研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

我们反对用西方哲学来贬抑中国哲学,反对用胡适当年的“万事不如人”的全盘西化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哲学文化,同时,我们也不赞成用中国哲学来贬抑西方哲学,不赞成把中国哲学说得只有优点,没有缺陷。

第一讲第4节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本课程把中国哲学历史发展划分为五个大历史时期；

一，先秦时期的哲学发展

二，汉唐时期的哲学发展

三，宋明时期的哲学发展

四，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哲学

五，近代中国的哲学发展

1，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最初开展时期，商周之际的王朝更替，使人们由对天的信仰转向对人自身的重视，促成了中国哲学的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造成了处士横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新格局，推动了中国哲学的首都繁荣，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不同哲学派别，形成了这些不同哲学派别间的相互争鸣、相互吸取、深刻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的开展，成为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活水源头

2，汉唐时期是中国大一统封建社会由形成而解构而重建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开展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格局：

既有儒家哲学的一时独尊，又有道家哲学的再度兴起：

既有本土哲学的演变，又有外来哲学的融入：

既有神秘主义的浪潮，又有理性主义的批判。

这一时期的不同时段，往往有一种哲学思潮成为这一时段的主潮：

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主潮也发生新的转化。

大体说，汉唐时期相继出现的汉代儒学、魏晋玄学、南北朝佛学的开展，至唐代出现了中国化的佛学和儒学的复兴

3，宋明时期是中国大一统封建社会的成熟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形上儒学发展的成熟期。

作为新儒学的宋明道学，综合了汉唐时期各种哲学的思想资源，创造了不同路向、不同形态的形上儒学体系，在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佛，道思想从此失去优势。

这一格局影响了以后近千年中国哲学的发展

4，明清之际指从明代中叶隆庆、万历年间至鸦片战争前约二百七十年时间。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成熟而渐趋衰落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及其所造成的天崩地解的时代大变局，导致了一代思想家、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我批判，孕育和发展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形成了早期启蒙哲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转向近代形态的一个特殊的转换阶段。

5，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大变局时代。

在短短百年之间，古老的中国哲学，实现了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既相联系又不相同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这种哲学形态的转变和哲学传统的更新，是近代中国哲学最为显著也最为本质的特征。

近代中国哲学与以往时代中国哲学的区别，不仅在于时间上的不同，更主要地是哲学形态和哲学传统上的不同。

总之，中国哲学在这五大历史时期的开展，既各有特点，又前后贯通，鲜明的显示了中国哲学自古及今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这五大历史时期哲学发展的讲授，我们能够对中国哲学历史的基本线索有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了解和把握。

第三讲第二节1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的生平

公元前554-479

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祖辈是宋国贵族，宋内乱，举家逃到鲁国，到孔子一辈家庭衰落贫困潦倒

3岁父亲过世，母亲一人抚养长大，他的父母非合法婚姻，“野合”

当过管仓库牛羊的小吏，为地主办丧事、葬礼的小儒（后来由此称为儒家）

对于自然事物、农业生产没有兴趣

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与他的个人兴趣爱护，也与他所处鲁国的文化氛围有必要联系

鲁国具有较多西周文化周介于夏商之间，包含夏商二代成果

导致孔子文化具有较多的保守性

孔子的办学纲领：

有教无类

创建中国第一个学派“儒家学派”

政治思想，试图通过“从政”实现政治理想

不仅希望自己是一个教育家，也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政治家

从政之路十分艰苦，公元前501，51岁鲁国任命为中都，晋升大司空再升大司空代理宰相

孔子从齐国收回三座城，齐国送来两个美女，君王三天不理朝政

孔子率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14年，向掌权者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但四处碰壁被嘲讽，然而孔子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坚信不疑，反对随波逐流

无果回鲁

学术上和教育上：

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

被称为“六艺”（“六经”）

作为教材教学生

开启了以六艺为中心的中国人文教育开启了儒学

第三讲第2节2

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西周开始由孔子解放了传统的“天命观念”

孔子的“为仁由己”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哲学命和仁

天命

天：

自然界的运转

不赞成鬼神，但不反对

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认为不存在鬼神，但可以通过信仰鬼神感化人性

改进改良人们的德行

命：

社会生活中制约人可观自然性

人的活动并不随心所欲

外在与人的客观必然性，与“天命”无关

是人不可改变的，制约人的理想和希望，制约人的理想和希望的活动

仁（论语的基本内容）

1.自我意识“为仁由己”（与“命”的最大区别）

由人的精神自觉所产生的强烈主体意识

2.人文情节“孝弟”“爱人”（最基本内涵，儒家学说的显著特点）（有血缘）

尊敬父母长辈，同辈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

“仁”的精神首先在“孝弟”上体现

“仁”之本，生根之本，出法之点

情感性，情理交融，并不局限与此

3.仁道精神“忠恕”“爱众”（无血缘）

推己及人肯定称为“忠”

推己及人否定称为“恕”

忠恕之道，仁之方，仁之本的推广

儒家内胜外亡之道

4.理想人格“志”

仁之方和仁之本的基础之上

“仁”的弘扬，追求实现理想

内容：

（1）严肃的生活态度

（2）良好的人格修养

（3）伟大的历史使命感

（4）勇敢的献身精神

儒家与其他的区别强调人情之辨，人与动物不同

君子小人之辨，人人不同

以往的“仁”：

人与天，民与神（人的地位）

孔子：

不通过人的地位，人的自我意识

第三讲第二节3孔子由“仁”而得得文明追求

对于“仁”的追求理想人格的追求

孔子认为，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德”：

基于“仁”的要求，通过自我修养培养好的道德，并把这种好的道德外化为政治行为，治理国家，造福人民。

言与行与实践相结合

与苏格拉底不同苏格拉底强调德行就是知识

孔子认为，行比言重要

行是根本

评价一个人通过行为实践与言行

道德哲学：

1.义务意识：

为“仁”由己自身的要求

2责任意识：

“忠恕”切实可实践

3.自制意识：

自觉克制欲望

哲学思想：

“仁”“德”观念，在生活世界中进一步落实展开，体现儒家实践意识

为政以德统治者以身作则

政治哲学核心内容

要求对象：

政治者，而不是民众

关键在于统治者当权者

子良庸忠：

德的最高表现了认识，中庸之道

生活态度，待人处事上不要过，不要不及

是看待现实，解决矛盾的方法：

承认矛盾，调节矛盾

事物矛盾联系在一起，认识事物解决事物，重视对立着的矛盾双方

“两端”

事物问题存在矛盾，只公乎“异端”会造成危害

结果是“和”

学问上“学与思”

做人上“狂与狷”

人际关系赞成“和”不赞成“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文化问题上“质与文”

政治问题上“宽与猛”

对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讲第一节：

百家争鸣的基本格局

百家争鸣基本格局:

战国中后期主要有六家：

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一、儒家：

孔子的儒家学派按照韩非的说话。

在战国时期分化为八派：

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忠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在这八派儒学之中，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是儒家在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两派

孟子特别重视孔子“仁”的思想，着重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开辟，强调人的内在的心性道德修养，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人学理论。

荀子特别发挥了孔子的“礼”的思想，着重于人的外部世界的开辟，强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阐发了文化世界对人的意义。

二：

墨家

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按照韩非的说法，在墨子死后分为三派：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韩非子·显学》这些墨子后学合称为“后期墨家”。

后期墨家在自然科学研究和逻辑学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对中国古代几何学、力学、光学的发展及古代形式逻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发展了一种非主流的重分析的原子论式的思维方式，成为战国时期明辨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道家

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在战国中期向着三个不同方向发展：

一派以稷下道家为代表，另一派以庄子为代表，再一派发展为黄老之学。

稷下道家是指齐国“稷下学宫”中的一批道家学者。

稷下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明确地把“道”规定为物质性的“精气”，并把人的精神、心智看作是“精气”组成的。

这种观点深化了对世界的物质性与统一性的探讨，成为中国古代气论思想的重要源头。

庄子以“物物者非物”的命题对于“道”作出新的规定，并由此发展出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思想，对现实世界展开批判，以求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从而开辟出一个自由的精神境界。

这就着重精神境界上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黄老之学则改变老子所赋予道家的隐者性格，使道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新型地主阶级的现实政治相结合，重视吸取儒、法思想资源，形成新的道家理论，最终形成指导西汉初期“文景之治”的新道家意识形态。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讲到的道家，主要指的是这一派。

四：

名家

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大变动，名实关系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引起了当时着人们的关注和探讨。

环绕名实关系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不同倾向和不同特点的名学思潮。

一个方面，形成了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正名学说。

这派思想可以溯源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强调一种政治上的正名。

另一个方面，又形成了与现实政治相分离的明辨思潮，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学派使其重要代表，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类似于古希腊原子论式的分析的思维方式。

从广义上说，墨家的科学思想和逻辑思想，也可以归于明辨思潮。

五、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确立和巩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中所产生的重要政治思想派别。

法家自觉地积极地站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前列，为推进新型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变法运动和统一事业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这种血与火的文化氛围中发展起来的法家思想，不可能像孔孟儒学那样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也不可能像老庄道家那样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诗意，而是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法家思想中，处处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清醒、冷静、精密、务实的思考和分析，认真细致地探讨各种现实的社会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法家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历史哲学。

对法家学说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者，有商鞅、申不害、慎倒。

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在秦国进行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深刻的封建化改革，使秦国实现富国强兵，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最初基础。

发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其思想成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指导思想。

六：

阴阳家

阴阳家与先秦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系。

早起阴阳家发展了研究天文、历法、星度、节气为主的阴阳数度之学。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论阴阳家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正是以阴阳数度之学为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

阴阳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邹衍，企图从阴阳数度之学中推衍出概括天道与人事的普遍规律，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