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都江堰渠首外江新出土汉碑的初步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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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都江堰渠首外江新出土汉碑的初步考察
关于都江堰渠首外江新出土汉碑的初步考察
[论文关键词]都江堰;汉碑
[论文摘要]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鱼嘴外江河床出土东汉石像2尊,石碑1通。
石碑碑文约400余字,涉及东汉都江堰“监北江堋”的堰官姓名、上下级官吏姓名、职务、堰功活动,以及汉代经学、郡县建置、乡党孝悌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鱼嘴外江河床新出土文物78件,内有东汉石像2尊、东汉碑刻1通。
其中的汉碑标明立碑于“建安四年”。
“建安”为东汉第13代献帝刘协年号,“建安四年”的干支纪年为“己卯”,为199年。
这是一通完整的汉隶碑刻,是一篇从未见着录的、最新发现的、距今1808年前的、长约400余字原装汉代文献,实在难得。
汉碑包涵丰富的历史信息,尤其对研究都江堰的历史文化,有划时代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考古、历史、水文、宗教、艺术等各学科的协同研究,才能尽其所用。
2007年4月2日的“都江堰渠首石刻与水文化研讨会”上,向学术各界正式公布这批资料,是迈开多学科协作研讨的第一步,笔者愿先就汉碑的碑目等做一点肤浅的考察,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共同切磋。
此碑现仅见到碑首、穿眼、碑身三部分。
碑身字体为规整的隶书,波磔分明、蚕头燕尾、方正流利。
首行22字,碑文14行,行27—29字,应有400余字(4147),但因破损渤灭,可识别者约354字,此碑既是为郭择、赵汜两人“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的,依例可定名为《郭择赵汜碑》。
我国汉代的石刻文字存世不多。
西汉的石刻文字有拓本可见者约十余种,如曲阜孔庙所藏的五凤二年《鲁孝王刻石》等。
东汉时石刻文字有所增加,可分为4类:
(a)摩崖较着名的约十余种,多数是通道记,如《石门颂》、《西狭颂》等。
(b)碑刻包括残石在内,已发现300余通。
可分为墓碑、祠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歌颂怀念前人一直是碑文主流,故《初学记》称:
“碑,所以悲往事也。
”(c)石经的镌刻始见于东汉,如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
(d)画像题刻。
东汉时崇尚厚葬,墓内多刻画像,有的有石刻文字,着名的如山东孝堂山与武梁祠画像石,河南南阳画像石等。
准此,都江堰《郭择赵汜碑》应属第(b)类,属于歌颂怀念前人“德行”的纪念碑,或纪事碑。
四川的汉代石刻碑志,据《四川文物志》着录有30通,加上2000年芦山新出土的《赵仪碑》,加上都江堰新出土的这通《郭择赵汜碑》,应共计32通。
都江堰的汉代石刻文字,已着录的计有《蚕崖碑》、《三处阁石刻》、《李冰石像铭刻》、《怀君石刻》,加上这通《郭择赵汜碑》共计5通。
其它4通的情况
《蚕崖碑》原石在紫坪铺岷江岸边,隶书29字:
“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石工叀殳徒要本长什五丈贾二万五千。
”这是西汉哀帝时(公元前2年)的通道石刻,可惜原石、拓本均已佚。
宋《隶续》、《舆地碑记目》有着录,明《古刻丛抄》认为是摩崖石刻。
《三处阁石刻》原石在紫坪铺西50里,文日“攻此石省三处阁直钱万二千永元六年”,这是东汉和帝时(94年)的摩崖通道石刻,可惜也已佚,明《古刻丛抄》着录(林向按:
此石刻拟作《省三处阁石刻》为宜)。
《李冰石像铭刻》,1974年也是在都江堰渠首河床发现园雕李冰石像,胸前隶书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右袖刻“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左袖刻“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
建宁东汉灵帝年号,其元年为168年,镌刻的时间比新出的《郭择赵汜碑》早30年。
《怀君石刻》,清咸丰年间在青城山发现的残石2块,仅存字8行,行7字,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曾据拓片双钩着录。
新编《青城山志》释文:
“为怀君皆下要公进而口作自古以口固去而立……冷风。
”仍不能通读。
可见,都江堰地区是汉代石刻文字的富集之地,内容都有关乎成都平原的水利与通道。
故把都江堰看成是天府之国的命脉和交通的管钥,恐不为过。
此《郭择赵汜碑》的首行据会议提供的文本隶定为:
“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场太守守史郭择赵汜碑。
”其中“场”与“汜”两字,我以为可以商榷。
先说“汜”字,明显是从“水”、从“巳”而不从“巳”,故不能释为“汜”字,只能释为“汜”字。
而且它的字形与汉《孔彪碑》及北魏《司马显姿墓志》的“汜”字的字形相同,即可证其不谬。
故而是“赵汜”而非“赵汜”明矣!
《郭择赵汜碑》“场”字,从“土”、从“山”、从“匆(朋)”;汉代《桐柏庙碑》与北魏《解伯达造像》的“场”,却从“土”、从“易”,与今隶楷书同(图三)。
可见两者的字形显然不同,故《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是不能释“场”的。
我们再来看《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
左偏旁从“土”,汉隶习惯在“土”的右侧加点;右偏旁上从“山”,也是清楚的;右偏旁下的字形近“匆”,我以为乃“朋”字由篆变隶的变体。
请看秦、汉时留下的“朋”字字形,特别是与之时间更近的三国时的“朋”字(图四)。
可见,《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确实是从“土”、从“山”、从“朋”的“堋”或“塴”字。
而不是从“土”、从“易”的“场”字。
十分清楚。
这一字之差关系重大,试申其说。
若释为“场”,于史无征。
查东汉并无“场”的建置,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
地方行政建置有州、郡、属国;县、道;乡、亭、里等名目。
而且遍查《汉书》、《后汉书》均不见有“场”这一级的建置。
因此若认为需要由郡守的属官“守史”来“监”守这个“北江场”,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
若释为“堋”,则于史有据。
据《华阳国志·蜀志》载:
“(李)冰乃壅江作堋,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成都)郡下,以行舟船。
”《水经注·江水》更载明“作堋”的史实:
“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塴,塴有左右口,谓之湔塴,江人郫江、捡江以行舟……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日湔堰,又谓之金缇。
左思蜀都赋云:
西逾金陧者也。
”《太平寰宇记》载:
“李冰壅江作堋,蜀人谓堰为堋。
郫江、捡江即下成都二江,谓之北江、南江者也。
”
这个“北江堋”是都江堰渠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岁修任务繁重,故需由蜀郡太守派出其属官“守史”来“监北江堋”。
由此碑可见:
郭择、赵汜实乃两位不见于经传的东汉时期的监守都江堰的堰官,这真是千年以后新暴的一大新闻也。
我们既释为“北江堋”,再来重读碑文,就能通顺达意了。
如碑文日:
“择汜受任监作北江堋,堋在百京之首,冬寒凉傈,争时错作……”京,高岗也,《尔雅·释丘》:
“绝高谓之京。
”北江堋地处高岗之地,故“冬寒凉傈”,不利冬修,所以郭、赵两位堰官才会提出要“争时错作”。
此事还引来蜀郡都尉高靖的亲临督察,事体重大,高还带来“都水郭苟、任南、杜斯”等郡水利官员。
碑文记其事:
“陈留高君下车,闵伤黎庶,民以谷食为本,以堋口作……”这个“陈留高君”正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任蜀郡都尉的陈留高靖,事见《续汉志·百官志》。
另外,汉末高靖之孙高柔曾到蜀郡来迎其丧,事见《三国志·魏志·高柔传》。
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
“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
”又说:
“景帝时更名都尉,有时不置太守,并职于都尉,比二千石。
”所以,当时都江堰渠首江北堋的事务正该蜀郡都尉高靖主管,“监北江堋”的郭择、赵汜乃其责任下属也。
那么为什么碑文会称“太守守史郭择、赵汜”呢?
这是因为,一则《续汉志·百官志》载: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戌者,丞为长史。
”下属为“史”,故可称“太守守史”。
二则,既然都尉比2000石,从西汉开始有时还不设郡守,并职于都尉。
所以,都尉的下属也同样可称“太守守史”。
在都尉督导后,经郭择、赵汜的努力,堋功告成,碑文日:
“择、汜以身帅下,志……作……旬日之顷,堋口竞就备毕。
”于是属下们以为“宜建碑表”。
郭、赵之下属“时堋吏李安、傅阳,作者赵口卿、郑口、口口、彦口、苏子邛、定卿、杨叔财等百余人,报服恩施……出家钱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这就是立碑的缘起。
原来如此,立此碑是为都江堰渠首北江堋的堰功事,以留示继任官员的。
前面碑文所说的:
“择、汜体履仁义,结发修善”,“轻财重义,乡党所称”,“兄弟和雍”等等,无非是表功前的铺垫,犹如后代流行的“德才兼备”之类的褒辞耳。
综上所述,
(1)东汉《郭择赵汜碑》是一件最早直接记述都江堰堰史的珍贵文物。
它的发现是继《李冰造像铭刻》后,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同时,也向人们揭示都江堰地下还会有更多惊人的考古新发现。
(2)此碑的发现,第一次公布了东汉时期“监北江堋”的堰官姓名郭择和赵汜,以及他们的上下级官吏的姓名、职务,记述了他们有关堰功的活动。
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的历史填补了空白。
(3)此碑提供了巴蜀地区东汉末年极珍贵的有关社会历史信息,如有关于汉代经学史、郡县建制、乡党孝悌、刑狱幽厄……等等,有待于进一步的多学科协作发掘。
我们正翘足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