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都江堰渠首外江新出土汉碑的初步考察.docx

1、关于都江堰渠首外江新出土汉碑的初步考察关于都江堰渠首外江新出土汉碑的初步考察论文关键词 都江堰；汉碑论文摘要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鱼嘴外江河床出土东汉石像2尊，石碑1通。石碑碑文约400余字，涉及东汉都江堰“监北江堋”的堰官姓名、上下级官吏姓名、职务、堰功活动，以及汉代经学、郡县建置、乡党孝悌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鱼嘴外江河床新出土文物78件，内有东汉石像2尊、东汉碑刻1通。其中的汉碑标明立碑于“建安四年”。“建安”为东汉第13代献帝刘协年号，“建安四年”的干支纪年为“己卯”，为199年。这是一通完整的汉隶碑刻，是一篇从未见着录的、最新发现的、距今1808年

2、前的、长约400余字原装汉代文献，实在难得。汉碑包涵丰富的历史信息，尤其对研究都江堰的历史文化，有划时代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考古、历史、水文、宗教、艺术等各学科的协同研究，才能尽其所用。2007年4月2日的“都江堰渠首石刻与水文化研讨会”上，向学术各界正式公布这批资料，是迈开多学科协作研讨的第一步，笔者愿先就汉碑的碑目等做一点肤浅的考察，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共同切磋。此碑现仅见到碑首、穿眼、碑身三部分。碑身字体为规整的隶书，波磔分明、蚕头燕尾、方正流利。首行22字，碑文14行，行2729字，应有400余字(4147)，但因破损渤灭，可识别者约354字，此碑既是为郭择、赵汜两人“勒石纪行，刊示后

3、贤，以劝为善”的，依例可定名为郭择赵汜碑。我国汉代的石刻文字存世不多。西汉的石刻文字有拓本可见者约十余种，如曲阜孔庙所藏的五凤二年鲁孝王刻石等。东汉时石刻文字有所增加，可分为4类：(a)摩崖较着名的约十余种，多数是通道记，如石门颂、西狭颂等。(b)碑刻包括残石在内，已发现300余通。可分为墓碑、祠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歌颂怀念前人一直是碑文主流，故初学记称：“碑，所以悲往事也。”(c)石经的镌刻始见于东汉，如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d)画像题刻。东汉时崇尚厚葬，墓内多刻画像，有的有石刻文字，着名的如山东孝堂山与武梁祠画像石，河南南阳画像石等。准此，都江堰郭择赵汜碑应属第(b)类，属于歌颂怀念前

4、人“德行”的纪念碑，或纪事碑。四川的汉代石刻碑志，据四川文物志着录有30通，加上2000年芦山新出土的赵仪碑，加上都江堰新出土的这通郭择赵汜碑，应共计32通。都江堰的汉代石刻文字，已着录的计有蚕崖碑、三处阁石刻、李冰石像铭刻、怀君石刻，加上这通郭择赵汜碑共计5通。其它4通的情况蚕崖碑原石在紫坪铺岷江岸边，隶书29字：“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石工叀殳徒要本长什五丈贾二万五千。”这是西汉哀帝时(公元前2年)的通道石刻，可惜原石、拓本均已佚。宋隶续、舆地碑记目有着录，明古刻丛抄认为是摩崖石刻。三处阁石刻原石在紫坪铺西50里，文日“攻此石省三处阁直钱万二千永元六年”，这是东汉和帝时(94年)的摩崖

5、通道石刻，可惜也已佚，明古刻丛抄着录(林向按：此石刻拟作省三处阁石刻为宜)。李冰石像铭刻，1974年也是在都江堰渠首河床发现园雕李冰石像，胸前隶书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右袖刻“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左袖刻“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建宁东汉灵帝年号，其元年为168年，镌刻的时间比新出的郭择赵汜碑早30年。怀君石刻，清咸丰年间在青城山发现的残石2块，仅存字8行，行7字，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曾据拓片双钩着录。新编青城山志释文：“为怀君皆下要公进而口作自古以口固去而立冷风。”仍不能通读。可见，都江堰地区是汉代石刻文字的富集之地，内容都有关乎成都平原的水利与通道。故把都江堰看成是天

6、府之国的命脉和交通的管钥，恐不为过。此郭择赵汜碑的首行据会议提供的文本隶定为：“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场太守守史郭择赵汜碑。”其中“场”与“汜”两字，我以为可以商榷。先说“汜”字，明显是从“水”、从“巳”而不从“巳”，故不能释为“汜”字，只能释为“汜”字。而且它的字形与汉孔彪碑及北魏司马显姿墓志的“汜”字的字形相同，即可证其不谬。故而是“赵汜”而非“赵汜”明矣!郭择赵汜碑“场”字，从“土”、从“山”、从“匆(朋)”；汉代桐柏庙碑与北魏解伯达造像的“场”，却从“土”、从“易”，与今隶楷书同(图三)。可见两者的字形显然不同，故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是不能释“场”的。我们再来看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左偏

7、旁从“土”，汉隶习惯在“土”的右侧加点；右偏旁上从“山”，也是清楚的；右偏旁下的字形近“匆”，我以为乃“朋”字由篆变隶的变体。请看秦、汉时留下的“朋”字字形，特别是与之时间更近的三国时的“朋”字(图四)。可见，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确实是从“土”、从“山”、从“朋”的“堋”或“塴”字。而不是从“土”、从“易”的“场”字。十分清楚。这一字之差关系重大，试申其说。若释为“场”，于史无征。查东汉并无“场”的建置，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地方行政建置有州、郡、属国；县、道；乡、亭、里等名目。而且遍查汉书、后汉书均不见有“场”这一级的建置。因此若认为需要由郡守的属官“守史”来“监”守这个“北江场”，实在是不知从

8、何说起。若释为“堋”，则于史有据。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乃壅江作堋，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成都)郡下，以行舟船。”水经注江水更载明“作堋”的史实：“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塴，塴有左右口，谓之湔塴，江人郫江、捡江以行舟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日湔堰，又谓之金缇。左思蜀都赋云：西逾金陧者也。”太平寰宇记载：“李冰壅江作堋，蜀人谓堰为堋。郫江、捡江即下成都二江，谓之北江、南江者也。”这个“北江堋”是都江堰渠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岁修任务繁重，故需由蜀郡太守派出其属官“守史”来“监北江堋”。由此碑可见：郭择、赵汜实乃两位不见于经传的东汉时期的监守都江堰的堰官，这真是千年以后新暴的一大新闻也。我们既

9、释为“北江堋”，再来重读碑文，就能通顺达意了。如碑文日：“择汜受任监作北江堋，堋在百京之首，冬寒凉傈，争时错作”京，高岗也，尔雅释丘：“绝高谓之京。”北江堋地处高岗之地，故“冬寒凉傈”，不利冬修，所以郭、赵两位堰官才会提出要“争时错作”。此事还引来蜀郡都尉高靖的亲临督察，事体重大，高还带来“都水郭苟、任南、杜斯”等郡水利官员。碑文记其事：“陈留高君下车，闵伤黎庶，民以谷食为本，以堋口作”这个“陈留高君”正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任蜀郡都尉的陈留高靖，事见续汉志百官志。另外，汉末高靖之孙高柔曾到蜀郡来迎其丧，事见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又说：“景帝时更

10、名都尉，有时不置太守，并职于都尉，比二千石。”所以，当时都江堰渠首江北堋的事务正该蜀郡都尉高靖主管，“监北江堋”的郭择、赵汜乃其责任下属也。那么为什么碑文会称“太守守史郭择、赵汜”呢?这是因为，一则续汉志百官志载：“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戌者，丞为长史。”下属为“史”，故可称“太守守史”。二则，既然都尉比2000石，从西汉开始有时还不设郡守，并职于都尉。所以，都尉的下属也同样可称“太守守史”。在都尉督导后，经郭择、赵汜的努力，堋功告成，碑文日：“择、汜以身帅下，志作旬日之顷，堋口竞就备毕。”于是属下们以为“宜建碑表”。郭、赵之下属“时堋吏李安、傅阳，作者赵口卿、郑口、口口、彦口

11、、苏子邛、定卿、杨叔财等百余人，报服恩施出家钱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这就是立碑的缘起。原来如此，立此碑是为都江堰渠首北江堋的堰功事，以留示继任官员的。前面碑文所说的：“择、汜体履仁义，结发修善”，“轻财重义，乡党所称”，“兄弟和雍”等等，无非是表功前的铺垫，犹如后代流行的“德才兼备”之类的褒辞耳。综上所述，(1)东汉郭择赵汜碑是一件最早直接记述都江堰堰史的珍贵文物。它的发现是继李冰造像铭刻后，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同时，也向人们揭示都江堰地下还会有更多惊人的考古新发现。(2)此碑的发现，第一次公布了东汉时期“监北江堋”的堰官姓名郭择和赵汜，以及他们的上下级官吏的姓名、职务，记述了他们有关堰功的活动。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的历史填补了空白。(3)此碑提供了巴蜀地区东汉末年极珍贵的有关社会历史信息，如有关于汉代经学史、郡县建制、乡党孝悌、刑狱幽厄等等，有待于进一步的多学科协作发掘。我们正翘足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