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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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
第十八章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
作者:
夏东元
第十八章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一、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写到上一章为止，组成洋务运动这架大机器的零部件可以说是基本上阐述清楚了。
现在应该带综合性地叙述它与各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谈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一谈起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到，它是作为太平天国对立面发生的。
不错，促使洋务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为主流的农民革命运动，但远不止于这一种关系。
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还有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关系。
洋务运动就清政府的目的说，是“资取洋人长技”以拯救清朝封建统治的运动。
要拯救清朝统治，它一定内之镇压人民革命，外之抵御列强侵略。
当力量不足以镇压人民革命，则联外以制内，当力量不足以御外时，则又会用妥协求和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统治。
不管怎么表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近代工业的结果，都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至少有如下面点密切的关系。
一个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了商品经济。
由于太平军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多数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增加了产品的商品率；同时，天国的“商旅出入，征税甚微”②的利商政策，也使市场贸易出现了繁荣，有的地方甚至做到“百货云屯，盛于未乱时倍蓰”①。
太平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呈现出来，同时也表现在国际贸易中。
以丝、茶出口为例：
1849—1850年，茶出口约为5400万磅，丝为1.6万余包，1855—1856年增为茶9200万磅，丝5万余包，到太平军基本占领茶、丝产地的江苏、浙江以后的1862—1863年，茶出口为12000万磅，丝为8.3万余包了。
比之战前的输出量，茶增加一倍多，丝则为五倍以上。
尽管有的学者说，丝的出口之所以增加如此之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因战争使丝绸主要消费者地主士绅逃亡和人民穷困缺乏购买力所造成，因此，丝的国内市场大大缩小，出口增加“五倍以上”，不等于产量和商品也增加五倍。
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但这不能否认在太平天国统治地区无论国内市场和出口贸易，在商品量上大大发展的事实。
当然，这些商品量主要是小生产者所提供，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商品的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
这对作为促使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洋务运动，不能不起到有利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另一后果，是封建关系松懈前提下的小农经济大发展。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较多，其中丁、口减少招客民开垦是其一端。
在战争中，苏、浙、皖、赣等省一些地方丁、口大量减少，例如嘉兴府，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30余年间，户数从541，386户，减为253，447户；丁从1，665，948，减为546，160，口从202，864，减为73，756。
②户数减去一半有零，丁数和口数减掉三分之二以上。
这就使无主荒地随处皆是。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后，各地方政府采取招客民开垦的办法以恢复生产，那些开垦的可耕地，有全归开垦者的，有半归开垦者半归公的，但多数是谁垦谁种，并轻其赋税。
因此，客民“始则利其免科，继则利其租轻，争先占垦”②。
客民往往因“开垦荒莱，前往营田，多得上腴之利，移家置宅，为富人居”③。
也就是说客民因垦荒而致富了。
地权的转移与更易，在太平军占领区是比较普遍的。
浙江有些地方的土地，“辗转易主，遂至境内之田，尽非原户”①。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封建关系大大地松懈了。
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
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前者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小民“得上腴之利”，除自给外，有着更多的商品出售，扩大了商品市场，加速他们向两极分化，这对资本主义必然起着催生婆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不管是第一个后果还是第二个后果，都对资本主义有利，而洋务运动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揿动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绿灯的电钮。
它之所以能揿动电钮就使资本主义“车流”通过，是因为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发生的前提条件。
这个“前提条件”，不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太平天国革命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后者作用的性质虽然不同于前者，却殊途同归地为洋务运动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它如果成功的话，其前途必然是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从这一意义上说，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殊途而同归”。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从实际情况看，太平天国的活动有不少事情同洋务运动中的实践活动是相通的，或者说是有某些相近之处的。
太平军“师夷长技”地使用洋枪洋炮甚至早于清军，在这一点上本书已有叙述②，这里不赘。
这里主要谈一下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对资本主义看法的某些一致性。
这主要表现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
此文撰写于1859年，一向被学者们视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文中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资本主义模式的论述。
除强调“公举”“立法以为准”的民主法治，和举办新闻事业“以泄奸谋”、通上下之情等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与洋务运动无共同点外，在“师夷长技”发展近代工商业方面的言论，与洋务派如出一辙。
洪仁玕称赞“外国人技艺精巧”：
轮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千里镜、连环枪……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中国必须向他们学习，应允许外国“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
大力鼓励对技艺的创新：
“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者，准自专其利”；“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
”①等等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思想，是可贵的，但天国未能，也不可能实行，而洋务派却在洋务活动的实践中逐步加以实现。
这种“实现”，既是太平天国的思想，也是洋务派所达到的认识水平的反映。
因此，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在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提高科技水平这一点上，是有共同性的。
尽管二者的领袖们并没意识到这点，但这却是客观的事实。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在太平军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员中，首先是地主分子，这些地主分子在太平军被镇压后，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重理旧业；有的地主家族将逃亡时携带出去的金银细软，投于城市工商业；有的人虽仍在农村经营土地，但对城布工商业的投资兴趣增大，逐步成为地主兼资本家。
常州的盛康、盛宣怀父子，镇江的戴恒，无锡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不都是江苏地主官绅家族最早投资于近代工商业的一批人吗？
而这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客观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既是作为太平天国对立面而兴起，却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太平天国规划实行而未能实行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从本书全书看，已比较明确地表现出：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对资本主义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但促进作用是主要的方面。
为了正确理解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进步作用，得先对中国资本主义性质作一正确的认识。
在过去多年来，学术界习惯地把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应予否定，其起源是清政府所办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后者则是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产生和发展的，具有进步性，应予以肯定。
我认为，这种分法是不科学的。
我在前几年即曾说过：
“不管是官僚、买办、商人乃至清政府投资的官办企业，……都是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出现和存在的，因此它具有民族性。
”②依据这个论点，洋务派所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与一般所讲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样，都具有民族的性格。
先从洋务军用工业谈起。
其一，洋务军用工业的创办，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但也有御外侮的意图，到19世纪70年初期以后人民革命被镇压下去，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个“意图”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即军用产品主要用来抵御外侮。
其二，农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关于这个问题，已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公认。
因为它有着商品价值、自由劳动力和必然产生剩余价值的规律性，兹不赘述。
①这里只强调谈一下它与外国军火的竞争性及其导致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问题。
资本主义有着与一切对手竞争的性格。
洋务派办军火工厂的动机除便于使用外，就是要做到产品比之向外洋购买便宜些，故在生产中，除如左宗棠为代表的要想全面学习西洋技术“虽费有所不辞”之外，一般军用企业都必须“就动拨之款，核制成之数”，使产品价廉物美。
这就意味着它与外国资本主义是相对立的。
要做到军火的价廉，单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经济核算，诸如高效率、低消耗，还远不能达到目的，而必须在投产之前取得廉价的原料、燃料才行。
如果军火不买外洋昂贵的成品，却去购买外国钢、铁、铅、铜等昂贵的金属原料和煤炭等燃料，以及支付这些产品高昂的运输费用，也是达不到“敌洋产”的目的的。
因此，洋务派考虑到自己创办和发展轮船航运和煤、铁、铅、铜等矿的开采和冶炼。
于是，1872年筹建轮船招商局，1875年掀起开采和冶炼煤、铁、铜、铅等矿的高潮，筹建铁路也开始议论，以便逐渐得到所需廉价原料、燃料和较为低廉的运输费用。
这表明近代军用工业与洋务民用工业企业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而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明显的是为了致富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
这样，洋务派举办的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构成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整体。
这个“整体”固有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面，也是与封建主义统治相对立的。
后者的“对立”，洋务官僚们是没有意识到的，他们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却不自觉地走向自己预期目的反面。
而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立，洋务官僚们却是自觉的，本书有关各章叙述的无数事实表明，其锋芒所指，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现在着重阐述洋务民用企业与洋商竞争的成效。
创办轮船航运是为了“使我内河外海为利，不致力洋人占尽”①。
轮船招商局办成之后，首先挤垮并收买了旗昌轮船公司，接着又多次粉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削价竞争的阴谋，迫使其坐在谈判桌上签订几次齐价合同，达到分洋商之利的目的。
架设电线办电报局，是在外国大北、大东电报公司侵入沿海并向内地发展情况下开始的。
其目的是要改变“反客为主”的局面，“以遏其机而社其渐”。
稍事经营，果然奏效，通过竞争和谈判，大北、大东不得不拆除吴淞和福厦旱线，其海线也不能上岸而不得不置于趸船之上。
煤炭的开采是为了“采中土之煤，利自我兴”，不使“利自外流”，除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因官款官办等原因以失败告终外，基隆、开平等煤矿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铁路的筹建，几乎与洋商侵权是同步进行的，70—80年代的台湾基隆矿区铁路，开平唐胥、津沽等铁路的建成，90年代以号称“中权干路”的卢汉铁路为始点，向东西南北延伸，比较有效地防止了英路北趋、俄路南引。
银行的创办也早已酝酿，主要竞争对象是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1897年办成营业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集举国之财”以支持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经济枢纽的作用，使外国在中国的银行多一劲敌。
至于纺织等轻工业均是如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此可见，洋务军用工业企业及在相当程度上由其所导致产生的民用工业企业，其资本主义性质与一般民间投资所办企业是一致的：
追逐剩余价值和尽可能高地攫取利润相同；引进和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以期做到高效率的生产相同；与外商竞争相同；作为封建主义对立面相同；体现中国前进的方向亦相同。
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并把前者划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一边呢？
如果因为投资者的成份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话，那就成问题了。
从来不是投资者的成份决定企业的性质，而恰恰是企业的性质逐渐改变投资者的成份；如果是因为企业与政权挂钩不是或相当程度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加以区分的话，那也有问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难道就不是经济实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洋务运动初期，不是官为倡导和维持，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会那样顺利办成和发展呢！
不能因为后来“官督商办”日益严重地成为经济前进的桎梏，而说前期也是桎梏；如果说所谓“官僚买办”资本与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多而加以区别，难道所谓“民族资本”就没有联系吗？
只不过是联系较少而已！
这个“较多”和“较少”，究竟怎么划分，我看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界限。
据上所述，我认为洋务运动时的洋务军用工业企业、民用工业企业和民间投资所办的企业，可统名之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而没有必要作“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之分。
叙述到这里，需要对我过去一种说法作一澄清。
我曾将洋务军用、民用工业企业构成的资本主义整体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胚胎”。
我对此作过如下解释：
“所谓‘官僚’，在军用工业方面，是由国家投资、由官来直接管理和控制；民用工业企业虽主要是商本商办，但是由官督理的。
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工业，官必然是企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经营企业的，这就有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洋务工业是有强烈的民族性格的，……因此，如果说洋务工业企业是‘官僚资本主义胚胎’的话，至少也应承认它是民族资本主义胚胎。
”①这种解释至今看来也没有错。
“胚胎”本来是未成型的东西，将来发展为什么样是一个未知数。
这里实际有着不必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含义。
就很自然地发展为我后来的“近代中国资本王义”的定名。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
有的学者将洋务工业企业名为国家资本主义，洋务工业企业以外的企业名为民间资本主义。
将洋务运动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国家”与“民间”，这是有见地的，因为打破了“官僚”与“民族”之分，冲淡了“官僚”与“民族”之间似乎存在“敌我”的界线。
然而，这种分法有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1）军用工业和部分民用工业企业为清政府所投资和经营，但多数民用工业企业是商本商办，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商办处于企业的主导地位，难以划入国家资本主义范畴。
（2）“国家”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政府，“资本主义”冠以“国家”二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
我看很难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含义。
实际与冠以“官僚”二字没有多少区别，很不容易显出其民族性。
（3）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规模稍大一些的私人企业，几乎没有不是洋务企业中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创办的，例如小型煤矿、铜矿、铅矿和一些纺纱、缫丝、印刷业等，它们俨然成为洋务企业的支派。
至于那些未摆脱手工生产方式的半机械化或完全手工生产的工场，与洋务工业企业确无什么关系，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很小的。
由此可见，是否有必要作“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划分，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
三、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和某些洋务人物的关系关于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的关系，顾名思义，谁都明白，洋务运动是洋务派所发动和领导的，它们之间当然有一致性。
但洋务运动一经兴起，它即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往往是不以洋务派的意志为转移的。
例如，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却发展了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主阶级地位，却不自觉地使自己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属性；为了自强，却沦为半殖民地，等等。
这表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不能划等号。
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发展既相一致，也有矛盾。
我曾多次讲过，“洋务”虽由“夷务”演化而来，但含义是不同的。
后者是有上国驾驭“四夷”轻视邻邦之意，前者则有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意思。
当时参加洋务活动的人，不管出发点多么不同，但这种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把“洋务”置于《西学》这一标题下加以论述，他把“洋务”作为“时务”的同义语，说“洋务犹时务也”。
他认为洋务活动犹如为了“君父之有危疾”得救而“百计求医而学医”一样，他讥讽那些“以不谈洋务为高”自命“清流”“正人”者流，是要“蹈海而沉湘”，或“靦颜而苟活”的人。
①可见，洋务运动的“洋务”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内容的。
这种先进的西方学说，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
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应该是：
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清王朝统治开始，从而发展新的生产力，促使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迸而要求在政治上改专制制度为民主立宪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洋务运动应该这样发展，但历史实际并没有完全按此进程发展，这与洋务派主观上没有随着形势需要适应这个发展规律有关。
首先，洋务派为了拯救封建统治却发展了与封建制度对立的资本主义，这是他们根本没有料到的。
洋务派是一个很复杂的集团，在其产生时，其成员由部分顽固官僚、地主阶级改革派和买办倾向较浓的士绅等几种类型的人转化而来。
他们各个人的想法和参与洋务活动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以便把农民革命运动迅速镇压下去，维护清王朝的垂危统治这一点是一致的。
他们在使用和制造新的军事技术军用火炮镇压人民革命来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对抗矛盾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发展了新的生产力。
江南、天津等制造局，既制造军需品，也制造和修理商船，所造机器工具如马达、车床等，除供军工需要外，不少是供给民用的；翻译馆所译图书，大部分是关于数学、电学、化学、光学、声学、农学、矿学等科技书，对新的生产力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大机器生产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洋务派中多数人特别是从顽固官僚转化过来的那部分人，根本没有料想到，这种变化，也没有想到去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与封建主义束缚之间的矛盾。
这就使洋务派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又蕴藏着阻碍潮流前进的因素。
19世纪70年代中期，人民革命起义被镇压，国内阶级矛盾柑对缓和，而由于日本侵台和沙俄侵占伊犁等列强的武装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在此形势变化面前，洋务派仍能正确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调整了政治路线，由多年的制内为主一变而为抵御外敌为主。
这是由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的，即一方面大办海军和新式的练军，以便在战场上角胜；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大力举办轮船航运、电线和煤铁铜铅矿务、纺织等民用工业企业，以便在市场上与洋商较量达到“分洋商之利”以致富的目的。
这说明此时洋务派无论在军事建设还是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反映历史要求的。
在洋务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中，除原有的洋务派成员外，又有大批买办商人和具有维新思想或有这种倾向的人参加进来。
这批人与原来的洋务派人员一起，构成了新的洋务派集团。
这个集团中各个人参加洋务活动的动机目的虽各种各样，他们之间也存在各种矛盾，但绝大多数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对外抵制这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洋务派之所以在70年代能比较正确反映洋务运动发展的要求，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从洋务大官僚说，他们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外敌当前一定要力求抵御，抵御就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于是必然要大力经营海陆军和海防边防；在进一步发展军用工业的同时，必然导致民用工业的筹办，这是为解决军用工业原料、燃料和运输的需要，也是出于“致富”的需要，不富，“强”也是不可靠的。
要办民用工业，非有大量资本不可，而这绝非财源匮乏的清政府所能筹集的，而需要集商资，集商资以办企业就意味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这一逻辑过程，虽非洋务官僚所预期，却是历史的必然。
从一般的洋务派成员、特别是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和买办商人出身的人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既是明确要求抵御外侮和与洋商进行商战的主张者，又是明确以追求剩余价值、高额利润为目的者，他们的言行当然会促进洋务运动按正常规律发展。
其二，洋务官僚既然是为拯救清朝垂危的封建统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自然的有格格不入的一面，而时加扼制，但这遭到买办、商人、维新知识分子等参与洋务活动的人的反对。
例如当李鸿章等人企图用官场的办法来干预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时，当时任商总办的唐廷枢、徐润立即禀告：
“按照买卖常规，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①，而断然加以拒绝。
可见，祥务官僚有反映洋务运动发展要求的一面，也有违反的一面，但他们不能违反历史总趋势。
经过洋务派内部的斗争，其结果在70—80年代还是基本上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
然而，洋务官僚是有权力的，因而他们常常处于矛盾斗争的主导方面，这就有可能违反洋务运动发展的要求。
果然，洋务官僚对企业的“官督”逐步加强，对企业“报效”等要求加多，一变前期维持多于控制的方针，而对企业时加摧抑，使企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加上在中法战争中少数洋务官僚的妥协表现，既违反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又违反对外抵御要求，尤其是当运动发展到一定时期需要民主政治制度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时，洋务官僚就再也不前进了。
到这时，洋务派这一集团就趋于破裂而分道扬镳。
他们中有的人更倾向于自己独立经营企业，有的人更注重政治上改革而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是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的，洋务派的主张有正确反映这个规律的一面，但反映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是不一样的。
如前文所说，在其前期，洋务派办近代军用工业及相应的设施，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70—80年代洋务派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违反规律的一面，这“一面”，在各个时期不一样，中法战前正确多于“违反”，中法战争以后，“违反”多于“正确”，逐步导致“正确反映”的一面的消失。
这就使洋务运动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洋务派与洋务运动有一致性，但也有区别，不能把二者划等号地混为一谈。
因此，洋务派的一切行为，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洋务派的某些人例如李鸿章的言行、特别是他的错误言行，更不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
多年来贬低洋务运动，往往是由于他们把洋务派及其中某些个人的错误言行完全放在洋务运动的头上所造成的。
因此，既要看到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一致性，也必须对二者加以区别，才能较为正确地认识洋务运动并做出公允的评价和结论。
下面将从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上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四、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兼论李鸿章办洋务和外交的矛盾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是学术界对洋务运动评价中肯定、否定或肯定与否定参半者们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否定论者为了达到否定洋务运动的目的，把清政府的妥协外交完全划在洋务运动的范围，因而把所有与外国签订的屈辱条约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这样，洋务运动除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而兴起的反动性之外，加上一个妥协投降的买办性，当然就被彻底否定了。
肯定论者为了贯彻他们的论点，则拿出另一条理由，说洋务运动是内政，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在内政范围之内，因而妥协外交应该撇开，所订屈辱条约与洋务运动不相干，这样肯定论就能成立了。
我认为上述二者都有片面性。
首先，否定论者把妥协外交看作是洋务运动的外交路线是不正确的。
清政府的妥协外交不自洋务运动始，1842年的《江宁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以及《瑷珲条约》等屈辱条约条款，都是在洋务运动之前签订的；在洋务运动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签订的卖国条约，所损失的民族权利，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中所订的条约。
怎么可以把妥协外交等同于洋务运动呢？
肯定论者的观点也有问题。
洋务运动就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决策下对外妥协并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取洋人长技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而“起步”的，怎么可以把妥协外交排除在洋务运动范围之外呢？
一般地说，外交总是要为内政服务并服从内政需要的，从没有与内政无关的外交。
因此，把外交与内政割开，于理于史实均说不通。
我的见解是，外交与洋务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问题在于洋务运动有无自己的外交方针？
答复是肯定的。
那就是“守定和议”或“守定和约”。
从中央奕到地方上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无一不强调这个方针。
“守定和约”有着两面性，一是妥协性，即条约规定给予列强的权利一定要遵守，公认的爱国主义者左宗棠也不例外，因为清中央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条约以外的求索，一点不给，洋务派在60—70年代拒绝列强的开矿、陆地架设电线、修建铁路等无理要求，都是依据这一原则。
总的看，民族性与妥协性相比较，民族性是主要的。
可见，对外妥协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线，不能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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