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经济危机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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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金融经济危机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西方金融经济危机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0年6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等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林炎志、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王景川、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等有关领导和著名学者出席论坛，来自全国30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讨。

会议就今后“中国如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旨在确立一种新的科学开放观。

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发展要求。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和深远的，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只有适应这种深刻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内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与会学者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国际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调整趋势、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安全问题、我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等方面。

　　成思危指出，金融危机的起因是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而受冲击最大的还是低端产业和实体经济。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由低端产业发展推动的净出口增长，过去一直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投资、消费和外贸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别占39％、38％、23％，但是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8.7％，投资的贡献是8％，消费是4.3％，外贸贡献成了-3.6％，外贸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拉后腿的作用。

尽管2009年我国外贸总量占世界第一位。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外贸下降了13.9％，其中出口下降16％，进口下降11.2％。

从整体来看，形势是严峻的。

我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结构问题，而是外贸战略需要调整的问题。

　　刘国光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既要考虑国内因素，又要考虑到国际经济的大格局。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已经对国内经济发展形成制约。

这次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我国对外出口急剧下降，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摩擦增多，沿海地区出现了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等现象。

在国际上也面临着石油、原材料等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以及汇率问题的压力等等，使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受到了挑战。

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同时考虑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程恩富、侯为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国际经济发生深层次变革，新型实体经济的地位将会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将发生新的变革，各国政府的调控干预政策将深刻地影响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国际经济竞争将开辟新的领域，即从传统的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逐步转向国际分工和生产规则、贸易政策的制定等国际话语权领域。

而我国目前还处在加快融入全球化的阶段，开放型经济的基础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外贸依存度过高、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对外国产业的依存度过强等问题。

这不仅使我国丧失了开放过程中对国家利益的主导权，更限制了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的政策选择余地。

因此，迫切需要根据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来确立新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

　　王景川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的新挑战显露出一些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大多与知识产权有关。

主要西方国家把知识产权视为重要而精确的战略资源，把维持和发展知识产权优势作为重要战略，既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来维护自身原有优势，又在发展绿色技术、低碳经济和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进行战略性布局，抢占新的知识产权制高点。

因而，我国面临的难题将是多重的：

在战略层面上，发达国家通过把持制定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封杀我国的生存空间；在贸易层面，有意炒作知识产权问题，以限制我国商品的对外出口，要求我国扩大市场准人；在企业层面，西方国家的企业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滥用知识产权，对我国企业施压。

　　夏小林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迫使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中各类企业的互动关系更为复杂、利益冲突更尖锐化。

目前我国企业兼并重组中，基本上是以强势的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外资企业与弱势的新企业互相竞争，而我国的国有企业却出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在忙于“瘦身”，袖手旁观，无所作为。

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外资和一些外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力和操控力。

　　贾根良分析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存在的误区。

他认为，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性影响，人们并不了解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原理及其推进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

我国以外部需求、外国直接投资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到空前危机，主要体现在：

我国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恶化，我国外汇赢余反而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控制我国产业提供了融资，国际大循环战略使我国锁定于低端的依附地位，遭受到国际资本的残酷掠夺。

这是一种自杀性的发展模式，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

　　赵光瑞认为，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并不高。

体现为国内人均收入不高、产业结构严重落后、增长低效率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从依附论角度分析，中国国际竞争力不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存在着对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依附。

其消极后果就是我国对产品的国际定价权缺乏话语权，技术创新滞后，国内主要行业被外资控制，对于国际规则的影响力式微。

　　黄茂兴等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外需低迷，国际贸易环境在恶化。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信用状况恶化和外贸结构性矛盾突出，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强的弊端开始体现，这是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李德伟、郭琳依认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经济在规模上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而且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大，直接导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降低，必须改变一味追求进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思维。

在外贸战略中不转向“以质取胜”，很难有出路。

　　朱安东认为，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现有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外资拿大头、内资拿小头、工人没奔头”的分配格局。

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和稳定发展。

　　杨斌认为，未来较长时期内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和冲突将会加剧，目前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施压只是一个开端。

汇率武器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关税武器，这不仅仅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商品贸易，更会导致我国国内股市、楼市、期货等资产泡沫膨胀。

如果屈服于国际压力，我国将陷入全面金融战和贸易战。

因此，迫切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国外的出口依赖。

　　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找准目前对外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明确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工作重点。

此次论坛，主要还围绕对外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对外开放的国家利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和实现途径等多个方面，对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涉及到对外开放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也涉及到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问题，更涉及到对外经济发展的立场和利益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当前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在对外开放上统筹国际国内发展，确立国家整体利益观；在对外战略层面树立科学的开放观，走独立自主的内源型发展为主的道路，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新格局。

要立足于解决自身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分配等问题，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要调整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外贸战略和招商引资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新领域；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来消除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对我国的消极影响。

　　成思危认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注意外贸战略的调整和外贸地区的调整。

外贸包括卖原料、卖成品、卖金融产品、卖知识产品四个层次，发达国家处在后两层，我国目前还处于前两个层次，没有重视金融在实体经济贸易中的作用。

如果不发展我们自己的金融市场、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我们就不可能在国际上去跟他们竞争。

我国作为一个大出口国和大进口国，在一些重大商品的国际市场上，要有我们的话语权。

未来我国应推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提高金融的竞争力。

在贸易地区的调整上，我们以前的主要贸易伙伴欧美日等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需求量锐减，今后要开辟与拉美、美洲和东盟间的贸易。

　　李慎明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谋划我国未来的长远发展，要高度重视我国基础性资源可能相对萎缩的挑战。

尤其要高度重视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土地资源、政府型投资资源、物质资源、国际国内市场资源、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外部资源等七大最重要、最基本性资源可能出现相对匮乏的局面。

　　刘国光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但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引进的，是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不是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我国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树立国家利益观。

就是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而不能不顾国内和地区条件，单纯地强调招商引资和出口的规模，鼓吹越开放越好。

不能简单地将“和国际接轨”等同于开放领域和规模的扩大，而是要在国家利益和经济效益上接轨。

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还要看长远利益；不能只看局部利益，还要看整体利益；不能只看资本的利益，更要看劳动者的利益，尤其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程恩富、胡乐明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大，需要提升政府应对各种危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显示了我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要性，需要辩证把握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正确对待资本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因素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主要的手段就是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有效节制资本，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

我国必须在完善金融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监管、货币稳定、汇率和利率机制、信贷体制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

　　卫兴华认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立足于调整我们经济中的需求失衡。

外贸依存度过高本身表现和反映了我们经济中的需求失衡，包括内需和外需的失衡、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失衡。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调整国内外需求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惠及广大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主要依托于加工贸易，既不能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又使我们的利润大部分让外国人拿走。

外资规模过大，既占领了我国的国内市场，挤压了民族工业，同时又造成我国外贸的不平衡。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需要促进加工贸易转型，调整引进外资的模式，对外贸易也应该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

　　高梁认为，当前我国的产业和技术自主进步的能力被压抑，产业升级缺乏根基，国家安全受到外资的威胁，外向型加工业发展道路也已走到极限。

其真正的根源在于过度开放、依赖性开放和无底线开放。

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重点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节制资本，更多关注劳动大众利益，兼顾基本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双重任务。

出路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公有制为主导与多种经济成份竞争、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开放性和自主性几者之间的关系。

　　曹和平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应改变通过贸易协调偏差寻求增长的动力机制，从重商主义的斯密增长模式转向寻求斯密增长与普罗米修斯增长模式的结合，即既重视技术进步基础上的产能规模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也重视通过创新使经济技术水平实现跃迁式升级，重视产业链的延伸，重视就业的优先地位，重视发展信贷、期货、证券和知识产权等定价经济产业。

　　宋宪萍认为，以比较优势为理论依据的技术引进策略，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使我国比较优势不断弱化。

目前我国劳动成本开始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加大，贸易顺差和能源等资源的供给出现紧张，引进外国技术的溢出效应却有限，在实践中导致了粗放外延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首先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梅新育认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确立强化国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

既要确立竞争性的投资生产机制，赢得市场主动；也要摆脱规模效益与竞争机制无法监控的困境，为技术引进和转让创造优越条件。

总之，要鼓励国有企业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赢得国际标准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

　　杨国亮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决定国家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对外经济发展中增强我国产业安全，除了核心技术、品牌等企业控制力，还要重视外资产业控制力、外资产业抑制力、政府规制环境和产业市场环境等因素。

　　李小平、陶小琴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改进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结构不对称、区域集中度高、投资绩效欠佳等问题，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王中保认为，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已从合作经营方式为主，转向外商独资经营方式为主，我国获取的国际投资利益的绝对量不仅趋于下降，而且还加剧了我国地区和产业等发展的不平衡。

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重新重视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方式。

　　三、关于新时期对外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

　　就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对外开放的问题方面，与会学者提出，现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不能解释这次经济危机，而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和应对经济危机政策手段的某些学术阐释，大量使用的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并不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

　　林炎志认为，今后我国对外开放要守住社会主义立场，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凸现劳动者的地位和利益，也兼顾资本在组织劳动方面的作用；既要兼顾国外资本，更要重视国内资本的力量；形成与对外开放新格局相配套、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体系。

　　贾根良提出，为了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对造成我国目前经济困境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批判。

因为这种战略造成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间的循环关系，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

　　夏小林指出，我国经济理论的混乱中潜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使政策调节呈现“逆调节”的特征，成为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

卢映西认为，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抛弃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消费能力具有稀缺性，认识到生产过剩的本质，推动从外需向内需的根本性转化。

　　就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方面，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坚持国家调控和干预的方针，坚持国家整体利益至上，坚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在现有国情和新形势的基础上对开放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程恩富、侯为民认为，要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开放策论”，落实总书记提出的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做到“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即适当控制外国资本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适当降低外国技术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适当降低外国资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适当控制对外贸易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适当降低外国产业依赖度，积极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

　　刘国光指出，分析当前中国被卷进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仅仅将其归于我国过深地陷入外向型经济，关键还是在内部。

由于我们内部的经济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的加深，使资本主义因素大量生长起来，从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也对我们发生了重要影响。

今后的发展方向，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更加要重视社会公平。

不能搞私有化、依附化，而要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和两极分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中“集中国家力量办大事，以计划导向来调控经济”的手段，使国内经济免受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规律的干扰。

　　黄树东认为，推进对外经济发展应当捍卫我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要坚决否定原教旨市场主义。

中国应公开宣布国家直接支持自主创新，而不能让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应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防止国内的高端产业被外资冲击、削弱，不能因解决一时的纷争而牺牲长远利益。

在利率和工资之间，我国应选择调整相对工资增长速度的方式，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内外两种不平衡。

　　责任编辑：

黎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