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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教案96121
围城教案(6课时)
民族教育学院二分院向沁
教学要求
⒈作品的多层意蕴及讽刺特征。
⒉《围城》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作家介绍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书香世家。
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
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
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学位。
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
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
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1998年12月19日,逝世于北京。
二、作品分析
《围城》是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
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
“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全书共九章。
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
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
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
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作品对抗战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进行了刻意的描绘。
男主人公方鸿渐,与他发生瓜葛的四位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以及战时大学界的知识投机家李梅亭、顾尔谦等,组成一个人物系列。
方鸿渐的性格和顺,有天赋的想象力,看穿恶劣环境而不能自拔,嘴上机敏而内心懦弱无能,是一个弱质知识分子形象。
其他人物如孙柔嘉于柔顺之下深藏心机,苏文纨的矜持与女才子的矫情,学术骗子李梅亭的庸俗、贪财,都写得可见其人。
三闾大学内部人事上的明争暗斗,道出中国知识社会某种官场化的内幕。
《围城》表现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无主、空虚和爱情发酵,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乱世中一代清醒的文人的宿命感。
三、《围城》的多重意蕴
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
《围城》也有这种值得被不断解读丰富深刻的意蕴。
⒈社会反映的层面
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批评,即反映论的方式来看,《围城》有深入写实的一面,即反映生活的一面。
它的生活描写,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
比如抗战时期教育界的情况,城市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
钱钟书的序言说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也就是表明自己要在作品中展现世态人情。
从这个角度看,《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
这是《围城》揭露性的一面。
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生活描写的层面,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揭示,自有深刻的认识作用。
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
⒉文化批判的层面
《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
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
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
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甚至刻薄。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揭露的是科举制度的丑恶现象。
钱钟书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写新的“儒林”。
“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者,知识分子地位很高。
但是《围城》的知识分子则处在被讽刺、被批判的位置。
钱钟书的批判对象大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
他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弱点,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新”,通过对人物的文化心态剖析,来看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东西。
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
方鸿渐是个不好也不坏的人。
他善良,可也骗人,但是好像是有限度的;他老实,不切实际,聪明而没有勇气,没有什么用处,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
他博闻识浅,知道的东西太多,能侃,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识;能言善道,没有自己主意,碰到什么事都优柔寡断。
苏文纨说他大地方玩世不恭,小地方挺认真。
赵辛楣是他的好朋友,所谓“同情兄”则说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刘东方的批评他说,本质太坏,人还算伶俐。
孙柔嘉说他喜欢自做聪明,但是最终弄巧成拙。
总之,方鸿渐是善良而没有用处,聪明但优柔寡断。
在生活面前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怯懦,碰到事拿不定主意,喜欢乱说,所以不断地失去机会。
方鸿渐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新式恋爱他很羡慕,但是老父亲一吓他,就缩回去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他对苏文纨的态度也这样:
不喜欢苏文纨,那就明说好了,但是他非常怯懦,明明自己不愿做的事还迫于情势做下去,结果自己落到那个套里边了。
小说里边写一个情节,说方鸿渐虽然并不喜欢老姑娘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在花前月下,不能自持啊,就吻了苏文纨。
吻的面积非常小,轻轻地一点,就像清朝场面上喝大盖碗的大碗茶,轻轻地拿嘴在茶杯的边上这样碰一下,表示意思了。
最终苏文纨知道了真相,就在方鸿渐真心爱恋的唐晓芙跟前中伤方鸿渐,致使两人关系破裂。
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它看做一般的三角恋爱就浅了,这里面有一种文化批判。
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
在钱钟书的心目中,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结晶了这样的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
另外对方鸿渐的一些描写,很显然钱钟书是批判的。
比如说方鸿渐非常懒,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有点像阿Q,这恰是一种文化的惰性。
这也显示出钱钟书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再加上西洋文明,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慵懒的性格,名份上很新,也喝牛奶喝咖啡吃面包,跳舞,但骨子里很旧,或者说是新旧杂拌。
方鸿渐对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的,但又很留恋,他的心态实际上是中外文化冲突所产生的矛盾心态,无所依持,没有主心骨。
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现在的社会生活里也有很多人具有这种精神状态,无所依持,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即便定下一个目标,在目标达成后,仍旧无所依持,而目标本身却幻化为一个“围城”,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嘲讽。
钱锺书写方鸿渐,实际写出了他对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批判。
这种批判是个别的,尖刻的。
他不再追捧“五四”,像当时一般作家,认为“五四”所带出来的一切都好,个性解放是好的,民主是好的,西方来的也是好的。
钱锺书有批判,写方鸿渐实际上就是写一种文化现象。
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
钱钟书用一个比喻,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西方。
钱钟书在小说中对此也有辛辣的讽刺批判。
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
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
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
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
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
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
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是孙柔嘉。
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
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在钱钟书笔下,这个小女孩显得特别老练,城府颇深。
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
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柔弱,天真,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
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
结婚以前,孙温顺而柔弱;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
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连跟男人交往也不行。
从心理学来分析,也许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
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很旧,她也不是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
但是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呢?
女孩有时候撒娇,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
但钱钟书不能容许,原因在于他是为了作文化批判,就是一种文化反思。
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
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而在钱锺书、老舍等人笔下,这些人物都“非英雄”化了。
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人,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
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冲突之下的一群人物。
我们当然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批判钱锺书,认为他在创作中没有性别平等意识,但作为文化批判和反思脉络中的人物,孙被塑造得相当成功。
在写作视点上,钱钟书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
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
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他的批判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
钱钟书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写作角度,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描摹,写出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出自己对中外文化交汇中知识分子的思考。
⒊哲理思考的层面
第一层用社会学批评,第二层用文化心理的批评。
如果用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的方法,我们将会看到哲理思考的层面。
我们所用的结构主义方法,不考虑具体描写的细节,它是把一部作品非常粗略的、宏观的进行分析,看它里边有几个组成部分,化繁为简,充分地简化,非常简练地把一部作品最基本的元素给抽离出来,然后看作家要写什么?
他的盲点是什么?
这是结构主义的大致的方法。
结构主义有时候跟西方符号学也有关系,只关注作品里边的基本元素,不太考虑艺术性怎么样,或者思想是不是深刻。
我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本原的结构主义,只是取其一点,可以说是仿结构主义,或者仿符号学,来尝试挖掘《围城》第三个层面。
如果把《围城》的故事展开来读,会感觉很平淡,很琐碎,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的刀光剑影和传奇的东西,只有很平凡的一些人,吃饭、婚姻、结婚、离婚啊;而且所有人都“失败”了,都败得无可奈何。
如果把它充分的简化,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进城”,一个动作是“出城”。
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
所以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进城+出城+进城+出城……。
小说一开头那条船实际上就是围城。
四周围都是大海,就剩下一个船在海上,坐船的人希望下船啊,坐累了以后都希望早点靠岸,从船上下来,就是出城。
到了上海又进城了。
再说方鸿渐在上海待不住了,他又到湖南,到内地乡下去——出城。
到了三闾大学一看,比上海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那又进城了。
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动作、经历,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
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这样。
方鸿渐没有结婚的时候想结婚,当然孙柔嘉不太理想,苏小姐也不太理想,唐小姐理想但是没成,最终还是与孙结合了。
没有结婚想结婚,结了婚又后又想离婚。
婚姻在小说里面也变成一个围城。
在外边的人想进去,进去以后想出来。
西方有一个批评家说《围城》就是写了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人性弱点,人都是这样的。
当然很多婚姻也很美满。
不过,不美满的婚姻的确也很多,所以结婚以后就想离婚,或者虽然没有离婚,总是想着城外的事,这大概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整个《围城》就是这样,进城、出城、进城,好像这种进和出,不断重复的动作,都是盲目的,受一种本能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神差鬼使的,进来又想出,出去又要进,就是在做“无用功”。
好像人生,往往就是这样:
无用功。
整个小说给人的一种感觉,如果你往深里分析,整个人生处处都是围城,但是每个人都是本能的驱使,要去寻找,要去寻梦,每个人都在寻梦,到哪一天你完全没有梦了,什么梦都没有了,特别清醒了,清醒得简直是那个境界一般人达不到,也就没意思了。
如果把《围城》抽象、高度地概括化,结构化,那就会发现写的实际上就是“围城”。
小说的秘密,就是书名。
透过这样的层面再来思考,会发现钱钟书的确是一个智者,他有对人生的独特而深入的思考。
事实上钱钟书在该书一个情节描写中已点明了这个小说的含义。
有一天,方鸿渐跟朋友们一块喝酒,方鸿渐这个没有酒量的人,喝一点就先醉了。
他就渐渐觉得好像灵魂离开自己的身子在说话,他同时也听到别人说话。
哲学家褚慎明就说,关于你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她谈过,我想引用一句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是一个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子里边的鸟想飞出来,结果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也描上一句话,她说法国也有这样一句话,不过说的不是鸟笼,是困境,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方鸿渐这时已经喝醉了,不知道,对这些谈话糊里糊涂的。
其实这里就点明了整本书的秘密,所谓密码藏在这里,不仔细阅读可能发现不了,这是更深一层哲理性意蕴的挖掘。
主人公方鸿渐的基本经历是不断渴求冲出“围城”,而每一次的走出“围城”又等于是落入另一座人生的“围城”。
这个笼罩全书的象征性结构所要道出的,正是现代人对自己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
这部小说写出了人所共有的弱点,就有一种苦涩感。
人活着干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做无用功,就是进城出城,人是不是就必受这个本能的支配,老是要做些什么事?
钱钟书进行了比较深层的思考。
他不是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讨论一般的做人哲学问题,他在更深地思考人类的某些弱点,人类的盲目性。
有人说《围城》是中年人的小说,它确实需要有一些人生的历炼以后,才能有体会。
除了以上三个层面,三种批评方法,当然还可能有其他解读方式,比如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小说当成人生哲学来看,比如说方鸿渐,或者是钱钟书对方鸿渐的描写对人生有一种非常深的看法,觉得人生甚至是没有意思,人生就是进城出城,就是盲目的无用功。
这只是一种认识,一种感受性的或诗性的哲学,但是这样的哲学呢,不一定用来干预、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毕竟是小说。
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
我们读小说,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一定阅读之前就抱着一个受教育的姿态。
所以,批评方法往往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阅读角度,让我们享受到不同的思维乐趣,并不一定非得存在是非正误。
四、《围城》的讽刺特征
《围城》既有喜剧风格,又是一部学者小说。
但钱锺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暴露人们的缺点来表现他们的生活。
然而,钱锺书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用讽刺。
《围城》深层的意蕴在于这里没有一个英雄,所有的人物均是盲目的寻梦者,是为命运所玩弄的失败者。
《围城》的这个象征性的哲理层面,是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的感受与精神的孤独感相联系的,整个是一种反讽。
作者的反讽技巧高超,大到主题意蕴的暗示,小到对人物隐秘心理和心理转折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都堪称独步。
他的描写,无一不聪敏睿智,俏皮流动,在说天道地中掺入讽喻的机趣,在热辣的喜剧高潮之中仍能酿成足够的悲凉气氛。
他有旁支斜出的叙述风格,诡奇,尖刻,焕发机智,富有知识容量的书面讽刺语言,特别是编制新奇、犀利、多样的比喻句和警句,顺手拈来,即成妙语。
只是有时显得枝蔓过多,不免有炫耀知识之嫌。
钱锺书的讽喻小说,与左翼的政治暴露性讽刺不同,他熔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并大大增加了它的现代性质。
无论是从讽刺主题的现代性上,或者是讽刺小说体式与世界文学当下的联结上,《围城》都是一步讽刺小说杰作。
在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之后,钱锺书成为现代文学又一位优秀的讽刺小说家。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
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
《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
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手法别具一格。
⒈以理节情的俯察式讽刺
作为智者,钱钟书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生弱质,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幽默,但钱钟书作品中缺乏冷峻之后的热情,常有“情理相厄”的窘势。
对理智的过份追求使钱钟书形成了一种俯视的审美观照,在人生边上执卷欣然独笑而冷眼旁观。
他游离于时代的漩涡之外,逸出了文学主潮——这正可解释他的作品何以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显得异类,却在三十年后一个文人焦虑的时代里突然重新开放,但正因此,也可以说他的作品是有一个环境性,在平和敛抑的环境中以理节情才会显得从容不迫。
作为讽刺作品,《围城》以喜剧的形式展现了悲剧的内容。
从深层来说,《围城》也是在笑声的背后包蕴着残酷的人生悲剧,作品愈到后来愈沉重,作者自身愈写愈悲,而几声强笑又是显得力不从心,勉强而滑稽。
从叙述视角与叙述话语论,《围城》采用了全知的叙述视角。
作家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讽刺是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的;讽刺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笑中带刺,是鞭挞与指责的升华。
讽刺的对象是丑,最无价值的需要否定的东西。
这就要求讽刺文学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叙述人的作用。
而作者的叙述视角,作者与叙述者往往合而为一,因而作家的作用体现得十分突出,他仿佛无处不在,无所不知。
作者寓身在任何一个角色中,从每一个角色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其滑稽和荒谬。
在叙述、描写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评论,讽议结合,构成讽刺话语,也便于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心理的现实,达到心理讽刺的深度。
钱钟书的叙述话语机敏、尖锐,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十分乃至过份突出,话语妆上万能的权威性,作者自然、社会、历史、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所以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手段阐发哲思,进行的议论与评价,到处闪动着作者自己的身影。
作者居高临下,他笔下的人物仿佛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可怜巴巴地聆听作者本人的高谈阔论。
⒉妙语叠出的讽刺语言
在文本特色上,《围城》以语言讽刺为特色。
在《围城》有的是机智俏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尽管它比喻连珠,议论警策,八面来风,笑语迭出。
但往往也只体现为一种语句安排,是作者的个人抒发而已。
《围城》中作者的语言大大涵过了人物形象,而人物性格较弱甚至前后不统一。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使小说语言的知识容量大为增加,但有时枝蔓过多,略有炫耀知识之嫌。
那些语言叙述,充满机智与幽默。
我们来看这一段:
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书,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
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
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变了味。
看这样的比喻很新鲜。
方鸿渐与鲍小姐的关系,书中没作半点直白,就四个“肉变了味”的字眼,轻轻点破。
这肉自然保质期不长,“钱”将鲍小姐的恋爱喻成“肉”,这点真是恰当贴切。
这“肉”有两指,一指所谓鲍小姐与方鸿渐的爱情保质期短暂,二是指出了两人纯是皮肉关系。
可谓一语双关,且俗得很彻底,雅的有也功力。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文字要绕着写,跳着写,想必这算是经典例子。
钱似乎总在投机取巧,但你不得不佩服这样的智慧。
同样的事情,他必会东拉西扯,而且无疑另外的,他会找到它们的相似点。
这种相似点的存在,及其两件事物间观念落差,总能让人觉得忍俊不禁。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段: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遮掩起来。
拿文凭与遮羞树叶相提并论,算是极尽了讽刺嘲弄之能事。
好好的文凭拿来竟是遮羞功用,而且这老头儿还说,是要遮掩下身的巨大用处。
我们怎么能不说是“巨大”功用,这的确是巨大的作为。
这树叶子虽是渺小物什,可这人是知羞耻、明事理的。
但这东西重要,却上不得台面,有猥琐的嫌疑,作者却煞有介事拿来,并扯上文凭一事,真是把这文凭的显贵丢到爪哇国去了。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和牵涉众多人物而结构松懈的《儒林外史》有别,《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hero)的喜剧旅程录。
善良但不实际的主人公从外国回来,在战争首年留在上海,长途跋涉跑入内地后再转回上海。
途中他遇上各式各样的傻瓜、骗徒及伪君子,但他不似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样胜利地渡过灾难,作为美德战胜邪恶的证明。
反之,他变成失望及失败的人。
事实上他在书中很早就失去他苏菲亚·华斯顿(SephiaWestern)式的好女子。
后来他和另一女子结合,而她只带给他更形孤立的感觉。
”
方鸿渐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
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
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
《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
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
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
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
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
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勾搭妓女。
这里面也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包括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宣言不问政治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确实达到了作者想要写出某一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