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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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变化

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变化

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化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工程2010级1班郭伟萌学号201001130107青岛266510

摘　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文章讨论了两个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

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关键词：

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

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

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

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

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

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

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

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

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

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

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

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

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

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

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

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

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

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

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

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

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二、经济体制演化的渐进式

　　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变，转型的路径存在着差别，结果也是不同。

不同国家经济转型的路径是由各自国家的转型目标及约束条件决定的。

雅诺什·科尔奈经过研究认为，“政治变革之后，市场化趋势加速发展到一种很激进的程度并且显得势不可挡。

命令经济不断收缩，一些国家一次性结束了命令经济，另一些国家则分步骤结束了命令经济。

或早或晚，或快或慢，迄今为止由国家制定的价格将放开”。

经济体制转型的本质是公有产权市场化改革。

从各国转型的实践看，公有产权市场化改革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激进方式，政府在短时期内迅速把公有产权私有化；另一种为渐进方式，是在保持公有产权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产权制度的多元化。

　　激进式改革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否定公有产权制度的相对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

激进式制度变迁也被称为“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是一种大爆炸式的跳跃性的制度变迁方式。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设置是由正式的法规、非正式的约定及不同的执行方式构成的，正式的法规可在一夜之间被改变，改变非正式的约定则相当缓慢。

激进式改革是西方国家货币学派推崇的一种治理通胀、稳定经济的方法和措施，被移植到东欧国家后，又有了新的内涵，承担起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

激进式改革的特点：

一是在政治利益结构的重构上选择自由化策略；二是在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构上选择私有化策略；三是在经济政策的重构上选择控制货币、放开价格。

从各国经济转轨的实践看，激进模式的国家中有渐进的措施，渐进模式的国家中有激进的方式。

前者如波兰的渐进式私有化，后者如匈牙利的“激进补课”。

科勒德克认为，经济转型中制度建设具有客观的渐进性。

他认为，即使是正式的法规，也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夜之间的改变必然会陷入“制度缺位”的境地。

　　中国选择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摒弃了大规模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所谓震荡疗法。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已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绩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取渐进方式所取得的。

渐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演进式的分步走的制度变迁方式，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

其实，只要承认人的理性有限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那么改革的方案也就无法预先设计，这意味着初始改革方案都是不完全的。

也就是说，改革只能逐步展开，即渐进式的。

渐进方式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调整产权结构，充分发挥各种产权安排的相对优势。

实践表明，渐进方式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渐进改革方式的运行机制就是两权分离。

传统公有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与所有权是同一的。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与所有权是有差别的，产权包含某人对某物的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一系列权能。

由于产权可与实施权利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使法律上规定的每一种权能都能成为独立的可交易的权利。

当然，各种权能分离形式都不改变产权的终极所有权。

因此，可通过在保留国家对公有财产的所有权的基础上，把相应的其他权利进行合理分解并推向市场，通过其他权利的市场化实现盘活公有财产并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

实践表明，这种产权安排的变革极好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公有产权制度改革有两条主线；一是公有产权制度

本身也要理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关系。

这样才能形成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并充分调动经济利益主体的积极性。

在渐进方式的制度变迁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

当自发的市场力量导致利益目标分散时，政府能有效地聚合各种价值取向，平衡利益冲突，减少改革的成本，进而顺利推进市场化进程。

“中国实行的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

“双轨制”是新旧利益格局平衡的典型形态，其基本逻辑就是允许新制度安排在不对旧的利益格局构成本质性影响的前提下合法地获取制度外的收益。

因此，“双轨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体制改革成功的典范之作，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旧体制对新制度的激烈排斥而有可能造成改革失误的问题。

不过，在“双轨制”下，新制度并不能完全脱离旧体制而独立运行，必然要与旧体制发生各种交易行为，但旧体制对新制度具有拖曳效应，降低了新制度运行的效率。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实际上，渐进改革的最根本的优势在于它满足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定。

中国改革采取边际性的增量改革的方式，整体改革过程不是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和预定的时间表来进行，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机制不是同时在所有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是在率先进行改革的部门和改革后新成长的部门首先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这种增量改革模式的典型表现，早期的承包制在不触动国有企业根本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利用利润留成产生了新的增量使用，取得了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特定时期改善激励机制和提高效率的成果。

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增量改革的另一个典型案例，乡镇企业在未触动传统经济部门和不对原有资产存量进行再配置的前提下，创造了国民经济中新的市场作用的领域，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中逐渐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从而大大增加了经济的活力。

　　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主体知识更新、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法律建构与法律转型等方面的制度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表现出某些渐进式转型的特征。

因为这几个方面的转型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培育和成长才能奏效。

中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之路。

这正在世界产生效应。

中国的转型改革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肯定，也使主流的转型观从主张休克疗法的“华盛顿共识”转向“北京共识”。

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

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

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

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

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

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

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

而更有可能的是：

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

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

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

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

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

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

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启示的威力是巨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和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

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

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经济改革预示着一场更深刻、更艰巨的改革即将展开。

它们就像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

它们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历史的写照。

参考文献

[1]郑谦：

《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2]郑有贵：

《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率先进行首获成功》，《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关海庭、吴群芳：

《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9期。

[3]周业安：

《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4期。

[4]彭柱年：

《中俄经济改革再比较》，《计划与市场》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