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辞格系统构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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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辞格系统构拟

认知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辞格分类系统构拟

第一章、绪论

1.1理论依据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语言研究在观察充分、描写充分的基础上要力求解释充分，才能使人知其所以然，因此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释，探究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规律性及理据性，解释语言的合理性及不合理性等等。

认知科学是探究人脑或心智工作机制的新兴科学，认知语言学以认知科学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认为语言的形式和意义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认知、心理在语言世界形成的映射，语言形式能反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内在的认知机制，语言形式相对于人们的经验结构、认知方式、概念框架、客观世界来说是有理可据的，试图在描写的基础上，结合认知心理对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做出统一的解释，探究语言形式和意义背后的规律性和理据性。

我国的辞格研究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背景下产生的，辞格分类系统大多采用结构主义方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仅经验式地描写总结归纳很难有所突破。

正如郑文贞所言：

在积极修辞的领域内，如果停留在“语言的习性”和“体裁形式的遗产”上面，是不可能充分了解修辞方式的，只有说明构成这种方式、产生这种功能、形成这种特征的根本的客观原因，才能真正了解修辞方式。

辞格研究需升至解释高度才能大有所为，“究其所以然是修辞学深入发展的必然，是修辞学向高层次攀登的标志”[1]，辞格是表达者为积极追求特定表达效果在言语交际中动态形成的，它的使用与表达者和接受者的认知心理、客观世界、经验结构等密切相关，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去探究辞格产生的心理机制，探究辞格结构的规律性，并建立解释性的辞格分类系统具有可行性。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我国的辞格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比喻等古老辞格的研究在先秦就有，古代文论中有所记录的辞格已有几十种，现代辞格辞典收录的辞条一般有上百条，多的则有几百条。

辞格虽是零星拈出但并非一盘散沙，而是有系统性的。

一般认为其系统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辞格有其内在规定性。

郑远汉认为辞格是对语言加工而形成的修辞方法，有一定的‘格式、特殊之点’[1]，袁晖认为辞格“在表达效果上应具有生动性，在组织结构上具有规律性，在使用成分上具有变异性”[2]，吴士文、刘焕辉等对辞格本质也有精辟的概括，辞格以其本质规定性使其成员类聚成一个整体，同时与其他修辞现象相区别。

其次，辞格内部成员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

以比喻、比拟、移就为例，它们都采用隐喻思维方式，用与此事物具有心理相似性的彼事物来描述此事物。

同时，它们各有自己的特征，比喻是以一事物比他事物，比拟是以一事物拟他事物，移就是用描写人的情感状态的词来修饰物，辞格成员就这样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形成一个个类聚系统；再次，具有层级性，如比喻下分明喻、暗喻、借喻等，比喻是一级辞格，明喻等是二级辞格。

夸张分夸大、缩小、超前、窜后，夸张是一级辞格，夸大等为二级辞格；最后，辞格现象有生有灭。

有的现象随着语言的发展生命力减弱了，如回文、互文等辞格，另一方面新辞格不断被拈出，如陈望道提出飞白、析字等辞格，谭永祥提出列锦、返射、别解等辞格。

有的辞格言语由于长期使用修辞效果被消解成为一般语言现象，同时新的辞格言语不断被创造，这样辞格始终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辞格内部成员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形成辞格层级系统，不断与外部交换能量，不断发展。

1.2.1研究目的

我国现代最早构拟辞格分类系统的是1923年唐钺的《修辞格》，他借鉴英国纳斯菲尔德《高级英文作文法》的分类体系建立框架，至今已有八九十年了，在此期间，随着辞格研究的深入，新辞格的涌现，不断有学者构建新的辞格系统，然而始终没有一个分类系统得到大家公认并得以确立，有学者对辞格系统的分类系统构拟持消极态度，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奠基人陈望道也认为“至于分类，除非真有必要，不必条分缕析乱人耳目的，因为辞格的大分类极难也就最不一定。

”[3]认识要素只是研究的起点，发现系统才是终点，对个体辞格的研究只是认识辞格的起点，当我们揭示了个体辞格的相互关系，探明辞格的内在系统性，对辞格的认识才能算具有完整性和宏观性。

因此，本文在分析、研究、借鉴前人分类系统的基础上，试图从认知角度构拟现代汉语辞格的层级分类系统，深化对辞格认识，并指导辞格应用。

1.2.2研究意义

辞格研究经历过被重视、宠爱、被忽略、否定，虽然至今终究没被遗忘，但在许多语言研究者眼里不过是“炒冷饭”，前人关于辞格研究著述已经相当丰硕，但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剪刀加浆糊”模式，理论突破较少。

笔者在反思辞格研究的基础上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在认知视角下试图建立解释性的辞格系统，在系统中发现辞格的本质，为辞格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在系统观照下，辞格个案研究将更深入，有利于辞格辨析。

翻阅修辞学教材会发现它们大多采用“定义+例子+效果”模式，有部分辞格再附带一些辨析，谭学纯、濮侃《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多饰格与相关语言现象的辨析有9条，无论对于辞典编纂学者学习无疑是一种负担（否定性论断一定要言之有据，评价中肯，让人信服），如果我们以辞格层级系统为参照，个体辞格的独特价值在系统内有了清晰的定位，较之以前的描写方法简洁明了，容易掌握。

（1）辞格的辨析作用

辞格的辨析。

因此辞格的系统是辞格辨析的基础。

辞格是各种要素按照各种不同的模式组合起来的，辨析辞格时，我们常常两个辞格为一组进行辨析，容易造成辨析了一组一组的辞格，三个、四个有相似点的辞格放在一起我们还是无从把握，比如：

分析了“撇语”与“补正”、“撇语”与“否定”、“撇语”与“迂喻”等，“补正”、“否定”、“迂喻”三者之间关系如何，怎么分辨，倒不如把四种辞格放在一个系统内，或归为一大组或根据某一核心要素把它们归到一个语义场然后对其范围进行划分、特征相互区别，这样不仅逻辑清晰，而且经济有效。

（2）有利于辞格教学的开展

辞格在小学、中学语文教学中都有涉及，教师大多根据定义来辨析辞格，因此一句话的辞格归属问题大家的讨论没有停止过，“圆规忿忿地说：

‘……’”一例到底是“借代”还是“借喻”？

抑或是为了解决“借代”、“借喻”之争而立的新格“喻代”？

中小学辞格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明显是辞格研究的问题，理解不深入，说理就不清晰，理解不透彻，就没有办法深入浅出，没有办法提高中小学辞格教学水平，从而也就没有办法提高中小学生运用辞格表达的能动性。

（3）为辞格教材编写提供参考

1.3研究对象

正如生物分类学研究的第一步是采集标本，辞格分类系统研究的第一步需确定辞格对象。

我们的思路是先分析辞格的特点，确定选取办法，再选择并进行加工，最终确定研究对象——现代汉语辞格集。

1.3.1研究对象的特点分析

1.3.1.1辞格种类差异很大

因对辞格本质的认识不一，选取辞格的标准不同、原则不同，辞典或论著中涉及到的辞条多少差异很大，从以下几本辞典和著作的收录情况比较表可见一斑。

汪国胜《汉语修辞格大全》

唐松波《汉语修辞格辞典》

谭学纯《汉语修辞格大辞典》

刘焕辉《修辞学纲要》

一级

215个（副条121个）

118个

221个

63个

二级

203个（副条107个）

120个

34个

三级

22个（副条7个）

——

——

待考或不宜立格的[26]

16个

38个

32个

——

总数

691个

276个

287个

63个

黄艳青（2013）对《汉语修辞格大辞典》和《汉语辞格大全》中的一级辞格的统计显示，两部辞典中的同名辞格共有165个，而独有的辞格分别有73个，66个，可见差异之大。

1.3.1.2同实异名现象较多

同实异名现象主要指两种：

一是指同辞格有不同的名称，如合说又叫合叙、并提、并展、并列分承，夸张又叫夸饰、扬厉、铺张、增语，此类现象辞典中比比皆是；一是指同一用例归入不同辞格。

同实异名有时发生在不同的著作中，名称有的多至四五种，如以下例

（1）、例

（2），有时发生在同一本著作中，如例（3）、例（4）。

（1）几十个年头过去了。

施宏乐变成了秃顶的老人，眉间深深地印着“川”字纹，额头深深地印着“三”字纹，眉毛、胡子像一根根银丝。

（叶永烈《生死未卜》）

例

（1）唐松波、黄建霖《汉语修辞格大辞典》确认为摹形格，汪国胜《汉语辞格大全》归为图示格，刘焕辉则认为这是临时以图代字的一种修辞方式，因此命名为拟字，与摹状格同级。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把此类现象分为图示和形示两种，王希杰则认为图示是用图形符号来代替文字，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借代。

（2）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鲁迅《故乡》）

唐松波等认为例

（2）使用潜喻格，骆小所认为用的是拟人格，吴士文认为是比拟，袁晖认为是隐去比喻物的借喻。

（3）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他的官还可以做下去——不，做上去。

（钱钟书《围城》）

例（3）谭学纯等《汉语修辞格大辞典》第18页将此例归入“补正”，认为“做上去”和“做下去”意义相反但本质相同，用“做上去”纠正补充，表达更准确周密，跌宕多姿。

但第98页又认为是“否定”，先肯定后否定，意义进一步深化，还颇具幽默感。

（4）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倒愈喜欢玩笑他。

一见面，他们便假装吃惊地说：

“哙，亮起来了。

阿Q照例地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

”他们并不怕。

（鲁迅《阿Q正传》）

例（4）《修辞方式例解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页说是曲喻，第188页又说是巧缀。

1.3.1.3同名异实现象较多

同名异实现象涉及两种情况：

一是辞格名称相同，但定义的内涵或外延不同，致使归属的修辞现象有所差异，以歧义格为例，《汉语修辞格大全》中歧义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有意识地造成歧义，以取得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而《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歧义是在对话中由于词语的语音要素或语义要素所造成的临时性误解的一种修辞方式。

若立“有意为之”为辞格确立的标准之一，则前者为辞格，后者为非辞格，相应的语言现象也将被拒之门外了。

二是指相同的辞格名称指称不同的修辞现象。

在《汉语修辞格大辞典》和《汉语辞格大全》共有的165种辞格中，只有42种定义完全相同，其他辞格的定义都有所差异（黄艳青，2013），相关著作中也有此类现象，以析词为例，王希杰（2004：

318）认为析词是在分析词语之后，用同它相同或相等的说法来代替它，例如，用“眼睛里流出来的那种液体”来代替“眼泪”一词，而汪国胜、刘焕辉等认为“析词”就是“拆词”，是将一个复音词或固定词拆开使用，如“无非风餐露宿，不久就到了登州，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蜃楼的幻相。

”

1.3.1.4辞格层级混乱

辞格层级混乱我们举例说明，张弓、刘焕辉认为较物是一级辞格，和比喻、比拟等并列，吴士文、袁晖认为较物是比喻的下级辞格，称之为较喻，是较喻的别名。

王希杰认为移就格包括大多数修辞著作中的四种辞格：

降用、易色、移时、移情，而谭永祥仅将“降用”归入“易色”中的语体风格易色，移时、移情仍为一级。

反语、旋造、排偶等在《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是一级辞格，在《汉语修辞格大全》中则为二级辞格，这层次越往下越混乱，所以很少人讨论。

1.3.1.5辞格与非辞格界限不明

由于辞格界定不清，没有统一标准，因此有些心理现象如通感、移情、凝神等，一般语言现象如特称、异义、省略等，属于表达效果范畴的讽刺、委婉、敬谦等，这些非辞格现象被命名为辞格，使辞格系统成员混乱，影响了辞格的纯净。

1.3.2研究对象的选择及初加工

“无论如何渊博的修辞学家必不能把古今中外一切的模式尽行搜集了来，也无论如何详尽的修辞学书必不能把古今中外一切的模式尽行罗列在一书之中，辞格数目，可依著者简介，自行去取，”[27]因此笔者选择三本大部头辞典和修辞学教材作为选取辞条库[28]，具体来源是：

三本辞典：

“唐松波、黄建霖的《汉语修辞格辞典》、汪国胜等的《汉语辞格大全》、谭学纯等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29]。

修辞学专著：

唐钺《修辞格》（商务印书馆，192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商务印书馆，2004）、刘焕辉《修辞学纲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谭永祥《修辞精品六十格》（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曾毅平《华语修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骆小所《现代修辞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

现代汉语教材：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北大《现代汉语》（）、

考虑到上节所述现代辞格的特点，我们选取辞条时主要针对一级辞格，分两个步骤：

1、初加工，选取对象；2、再加工，从选择结果中剔除非辞格现象，确定研究对象，本小节我们进行第一步——初加工。

初加工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同名异实、同实异名、层级混乱现象，同时尽可能多地选择辞格条目，具体的操作程序是：

1、从名称入手选取至少在两本辞典中出现的辞条，某本辞典中独有的辞条以及编者认为待考或不宜立格的辞条我们暂不考虑；2、在同名异实的辞条中，定义的外延和内涵有所差异的，为避免内部纠缠不清，我们以谭氏辞典的界定为准，因为它不像汪氏辞典那样为求全面见格就收，而是带有研究性的，辞条的数量适中，且是最新的一本辞典。

名称相同但内容完全不同的，我们会进行一次查补。

3、以谭氏辞典中的正条副条为参考标准，去掉异名同实的辞条，形成集合，作为再加工的基础。

1.2.2.1单本辞典有效辞格的选择

从单本辞典中选择有效辞条是指除去辞典中编者明确提出不是辞格、不能立格或可归入他格的辞条。

汪氏辞典中不能立格的辞条共16个，分别是：

重间、形容、押韵、负辞、异类、移接、希冀、谐谑、影射、隐语、异义、幽默、增动、增益、自释。

汪氏辞典中异名同实需合并的辞条共26对：

补正与否定、模拟与仿拟、存真与飞白、拟误与飞白、列叙与排比、点化与仿拟、引用、对顶与矛盾、反跳与矛盾、反饰与警策、反言与警策、分剖与分说、移嫁与暗转、隔写与示现、故复与联用、涌列与类聚、含蓄与婉曲、继踵与顶真和层递、离合与镶嵌、迁德与移就、情化与移情、诠名与顾名、设误与歧疑、特选与舛互、图示与摹形，衍名与顾名、谐转与转换。

这些辞条之间用“相当于、归入”连接，可以推断后面的辞条是更为大众接受的或范围更大，因此，两者合并后取后者之名。

去掉不能立格的16个辞条和26个可以归并的辞条，汪氏辞典的有效一级辞格共173个。

唐氏辞典不成立的辞条共38个：

喻代、易字、反用、扩义、借用、套用、炼字、易代、避实、夹杂、简称、折抵、反饰、矛盾、同饰、繁复、双齐、复语、增饰、共用、拈比、连锁、诱问、否定、省略、承转、离合、颠倒、割裂、拟误、借用、隐语、设难、设誓、略补、歧义、设误、稽新。

谭氏辞典不能成立的辞条有32个：

避复、重间、错觉、淡抹、对顶、反拟、惯撞、稽新、计白、简缩、紧缩、绝语、类字、冷语、列叙、挪用、旁敲、潜词、情化、摄外、省略、双齐、叹问、体变、同尾、谐谑、移接、异类、异算、易字、折抵、折绕

这样，单本辞典有效辞条的数目分别为：

汪氏辞典，173个；唐氏辞典，118个；谭氏辞典，221个。

1.2.2.2辞条选取

辞条选取程序主要是从单本辞典的有效辞条中选取至少在两本辞典中出现的辞条，具体步骤和条目分布如下：

汪氏辞典、唐氏辞典与谭氏辞典共有辞条78个，分别为：

比喻、比拟、借代、夸张、仿拟、降用、断取、别解、婉曲、避讳、伸缩、闪避、变文、拈连、转类、敬谦、引用、异语、精警、换算、精细、呼告、感叹、对偶、同语、排比、联用、反复、合叙、分述、同字、同异、顶真、顶释、回文、回环、序换、错综、倒装、设问、反问、奇问、疑离、撇语、顿跌、跳脱、析字、析词、析数、镶嵌、联边、藏词、换义、双关、飞白、提顿、起兴、映衬、抑扬、移就、移觉、移情、升华、示现、旁逸、物候、释语、异称、诡谐、偏语、谲辞、巧缀、歧疑、返射、易色、舛互、衬跌、列锦。

汪氏辞典和谭氏辞典共有的辞条有56个，分别是：

暗转、逼语、变语、辩言、病辞、衬垫、错会、点染、反讽、反情、反设、愤语、复叠、归谬、含糊、换述、回避、兼言、节缩、界辞、进退、惊骇、空设、连及、两难、留白、逆挽、凝神、排偶、奇出、强推、曲说、曲指、深言、同辞、同义、偷换、谐音、悬念、延伸、易代、周匝、转换、夹杂、矛盾、同饰、繁复、共用、拈比、连锁、否定、割裂、隐语、设誓、歧义、似不通

唐氏辞典和谭氏辞典共有的辞条25个，分别是：

字代、换义、示姓、特称、数概、对比、对举、层递、重说、互文、正问、反切、绕口、顺口、号代、算式、比兴、象征、摹绘、拈嵌、移时、穷举、频词、呵成、补正

唐氏辞典和汪氏辞典共有辞条有5个，分别是：

倒反、紧缩、迭映、歇后、曲解。

仔细分析5个辞条在两本辞典中的定义，仅紧缩格内涵有所不同，汪氏辞典认为紧缩是将多音节或成语缩成双音节，而唐氏未做此限定，其他四条虽用词不同但表意基本相同，对此我们取唐氏辞典的定义。

异名同实的辞条，我们根据谭氏辞典的同名辞条进行合并，共有6对：

合说与合叙，分说与分述，通感与移觉，断取与连及、否定与补正、歧义与错会。

合并后以每组前者命名，因此去掉合叙、分述、移觉、连及、补正、错会等6个。

经过上述处理后共取辞格158个，这些辞格条目是再加工的基础。

1.2.3研究对象的再加工

再加工是指从初加工形成的辞格集中去掉非辞格辞条，从辞格目前现状来看，突出的问题是辞格与表现手法、心理现象、表达效果以及一般语言现象等纠缠不清，因此本节笔者主要从这些方面澄清。

1.2.3.1辞格与表现手法

辞格和表现手法同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很多人将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表现手法是为了表现文章主旨内容或思想感情而采取的各种表现手段或方式。

”[30]，“它更多地关注内容及内容的展示方式和顺序”[31]。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默认表达对象的不同。

修辞格的默认表达对象是意义，以比喻为例：

“悔恨、羞耻、绝望、孤独……这些折磨人的感情像一群饥饿的老鼠，轮流来咬我的这颗渗着血珠的心”。

表达者用“一群饥饿的老鼠，轮流来咬我的这颗渗着血珠的心”这个具象来比喻，目的在于描述“悔恨、羞耻、绝望、孤独”等情绪折磨人时的绝望情境。

表现手法的默认表达对象是主题、思想、态度等，它总是和作者一定的思想感情联系在一起的，运用某种表现手法，表达者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某句话的意义，而是透过言语意义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

以示现为例：

（5）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时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鲁迅《革命咖啡店》）

鲁迅描述存在于想象中的光怪陆离的“革命咖啡店”，目的不在于让接受者明白想象的具体内容，他透过这段文字形象地讽刺了那些脱离工农大众、贵族化的“无产阶级作家”，诵读这段文字，我们感受到的是鲁迅先生的厌恶和不屑。

翻阅辞典对示现的例释总是用这样的字眼：

“其表现了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语句标记，说到底，示现是通过想象或联想表达思想感情的。

依上面的标准来看，比喻、比拟、对比、映衬、象征等的默认表达对象可以是意义，也可以是主题思想，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升华、示现、点染的默认表达对象是主题思想，因此不属于辞格，界辞是不直接采用直叙、确指的方法，用所言两端的界限来显示事物的种种状态、情态的手法，常用于组段构篇。

进退是表达者为了使情感更加浓厚，有意进一步或退一步说，它们与文章的主题情感等相联系，属于表现手法，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1.2.3.2辞格与表达效果

辞格具有积极的表达效果，但辞格和表达效果不是一回事，积极的表达效果是通过辞格实现的，辞格是手段，表达效果是目的。

同时两者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如运用比喻、夸张、双关、仿拟等手段都能实现幽默的表达效果，运用比喻可以实现形象、生动或幽默等表达效果。

精警、敬谦等属表达效果，不是辞格。

1.2.3.3辞格与心理现象

人的认知活动总是在一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的，辞格运用也是如此。

有些辞格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心理基础，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杜甫《春望》）”，花因世事而溅泪，鸟因离别而惊心，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作者由于难抑极度伤心的情绪而将其投射到了身边事物上，使花鸟也伤心溅泪，这种外物由于作者感情的溢出而被浸染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移情或情化，在言语表现上则是比拟中的拟人，移情是比拟产生的心理基础或必要因素，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论述过“移情”的问题，他认为“移情作用是外射作用，是把我的知觉或情感外射到物上，使它们变为在物的”[1]。

如“云飞泉跃，山鸣谷应”“天寒犹有傲霜枝”、“云破越来花弄影”等等都是移情的例子，一般的拟人、移就等都是以移情为心理基础的，因此，辞格产生的心理基础不是辞格本身。

辞格是有一定言语形式依托的，辞格的心理基础是人们选择运用辞格时的特定心理活动，本质不同。

和移情一样是辞格产生的心理基础的“辞条”还有通感、凝神。

通感“是大脑皮层各区域之间通过纵横交错的神经通道所形成的内在联系和复杂的对应关系。

凝神是因精神凝聚于另一点而将当下情境或事情都遗忘了，这是一种心理现象，辞典例释大都是一般的心理描写，这些都不是辞格。

1.2.3.4辞格与一般言语现象

辞格是表达者积极运用语言实现交际目的的方法，是言语的特定方式。

因此，选择辞条要注意两方面：

一、辞格是表达者主动积极运用形成的，如果是无意造成的，则不是辞格，歧义是“对话中由于说话人文化水平低下或者不了解词语的意义要素等原因，造成临时误解，从而产生幽默的修辞方式，又名误解”[31]。

从定义可见歧义是无意为之，不是辞格；二、辞条应具有特定结构和超强的表达效果。

摹绘中的“摹声、摹色、摹味”、转类、倒装、感叹等虽有一定的表达效果，但不具有特定的结构，摹绘中的“摹声、摹色、摹味”等是对拟声词、状态词的恰当运用，感叹是对叹词或语气词的贴切运用，转类、倒装则是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语法现象。

特称不具有超强的表达效果，它们是对语言要素的一般运用，不是辞格。

兼言、病辞是古诗文中为了协调音节韵律而采用的一种省略法，这种形式在古代汉语中是一般语言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多已定型为偏义复词。

两难是用一般的言语描写人们两难的心理处境。

愤语、惊骇是在气愤、惊诧等心理状态下的语言，它们具有特定的表达效果但没有特定的结构形式，因此不是辞格。

1.2.4被认定的辞格

经过初加工和再加工之后，我们最终确定138个辞格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具体条目如下：

比喻、比拟、借代、夸张、仿拟、降用、断取、别解、婉曲、避讳、伸缩、闪避、变文、拈连、引用、异语、换算、精细、呼告、对偶、同语、排比、联用、反复、合说、分说、同字、同异、顶真、顶释、回文、回环、序换、错综、设问、反问、奇问、疑离、撇语、顿跌、跳脱、析字、析数、镶嵌、联边、藏词、换义、双关、飞白、提顿、起兴、映衬、移就、旁逸、释语、异称、诡谐、偏语、谲辞、巧缀、歧疑、返射、易色、舛互、衬跌、列锦、暗转、逼语、变语、辩言、衬垫、抑扬、反讽、反情、反设、复叠、归谬、含糊、换述、回避、节缩、空设、留白、逆挽、排偶、奇出、强推、曲说、曲指、深言、同辞、同义、偷换、谐音、悬念、延伸、易代、周匝、转换、夹杂、矛盾、同饰、繁复、共用、拈比、连锁、否定、割裂、设誓、字代、换义、示姓、数概、对比、对举、层递、重说、互文、正问、析词、反切、绕口、顺口、号代、算式、比兴、象征、拈嵌、移时、穷举、频词、呵成、倒反、紧缩、迭映、歇后、曲解、似不通。

1.4研究思路

本研究先从辞典中搜集有效辞格作为研究对象，接着对比分析以往的辞格分类系统的合理成分以及存在的问题，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寻找新的分类依据，构拟新的辞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