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生产对审美客体的观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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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生产对审美客体的观照

论艺术生产对审美客体的观照

论艺术生产对审美客体的观照

——以粤西澳内海湾渔民创作为例

陈肯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本文为广东省2015年“创新强校”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642657

摘要:

艺术生产和艺术创作与审美客体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关系,几者在审美活动中是一系列相互依从相互牵引的动态关系。

以粤西澳内海湾渔民题材油画创作为例,结合创作者田野艺术考察的创作手记及创作的油画作品《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进一步从创作实践和审美活动来探究各自的特殊性,梳理其相互依从和相互观照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

艺术生产审美客体观照

1、艺术生产与创作的关联

身上时,其物化或对象化的渔民形象便寄托了创作者对社会的思考和关注,当然,这种思想和关注必须要由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作品来承载。

在一系列的艺术生产活动过程中,其审美客体的首指便是被对象化了客观事物(渔民),而不是凝结了创作者的艺术作品。

只有主体也就是创作者在艺术生产活动过程中,经过对审美对象化了的事物达到从感性到理性的一系列认知和研究之后,借用一定的媒介材料和技法才能物化成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客体——艺术作品。

“……随着艺术考察的不断深入,与渔民同吃同住,促膝长谈。

我曾半夜跟随他们出海打渔,也曾与他们一起满载而归,在他们与鱼贩的讨价还价中,享受到劳动成果被人认可和欣赏的乐趣。

但是,经过与他们无距离的接触,发现了海洋环境的优劣对渔业生产的重要性,随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海所面临的环境保护的缺失或不足,澳内海湾环境污染日益恶化,近海渔类资源几近枯竭,当地渔民甚至用‘守株待鱼’来形容生存的艰难。

尤其是当代渔业所用的将大小鱼一网打尽,没有给鱼一定的生长繁殖期的时间,且‘掠夺式’捕捞导致捕捞效益下滑。

渔业便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继续增加捕捞力量和技术强度,大小通吃,这样的结果是对渔业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创作手记)因此,从艺术生产到艺术创作这一过程中,审美主体已经将最初被对象化的审美客体(渔民)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一种理性的或者具有社会文化价值在内的审美范畴,也就是由关注初级的审美客体上升到最终的高级审美客体(艺术作品)上,通过艺术作品来承载一系列艺术生产和创作中所诉求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情愫。

“艺术劳动主体的这种自觉的、能够创造出新的审美现实的对象世界的生产活动,与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一样,始终是受意识自觉支配、有明确目的的指向、面向社会对象的活动。

”[]因而,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作为最终的审美客体都能如愿以偿去承载创作主体在艺术生产活动和创作中所诉求的那样,个中缘由与创作者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完全可通过历史沉积下来的优秀作品中找到阐释,当然,一些个人小情调的,主观情感浓烈的作品或被社会历史淘汰的艺术作品绝非在此行列。

“如果创作不是出于满足社会精神需要的目的,而是完全出于创作主体的自我心理需要,艺术产品也不提供给社会,那么,这种创作劳动不具有社会生产的性质,而是以满足自我心理需要为依归的个人愉悦行为。

”[]

2、审美客体所承载的艺术审美价值

客观物象一旦被审美主体(创作者)对象化或艺象,其审美价值已经被凸显了出来,但此时的审美价值并非等同于其艺术价值或艺术审美价值。

象优美动人的山川草木一样,渔民海滩劳作的形象等都具有触动心弦审美价值,但却不具备艺术价值或艺术审美价值。

因为没有通过艺术家主体自觉的艺术劳动创造的艺术审美价值。

所以,只有艺术家经过自觉的对那些物象进行素材处理,按照个人艺术修养或艺术法则等的提炼概况下,关注主体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价值之后,这种艺术典型才被彰显出来,其艺术价值或艺术审美价值才被昭示。

《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的油画作品,是创作者在众多渔民和海滩场景中筛选出的生活原型,将其艺象化后的艺术典型。

由于在艺术考察过程中对渔民的生活有了深入的体验,对渔民生存现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渔民‘失海’问题日益严峻。

在几年时间里600多艘渔船,数量下降到已不足400艘,加上渔船无港口停靠,每当台风到来时,渔民普遍最担忧的就是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

‘渔三代’‘渔四代’的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和法纪观念低下。

大多年轻人不愿操持父业,多数渔民子弟初中未毕业或者刚刚毕业便常年外出务工,渔民劳动力老龄化在不断增长,海滩从业人员基本年龄在50岁左右。

”(《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创作手记)故而衣衫褴褛的老渔民形象和充斥海滩的现代废弃物被列为画面所承载的艺术典型,让种种静态的物象来诉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当然随着城市化建设的逐渐扩大,现代人对原生态生存环境的向往,对湛蓝的大海和蔚蓝的天空都有着无穷的想象。

可那些饱经风雨,满脸沧桑又若有所思的老渔夫,他们的生存环境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而这一群体的生存并没因社会发展有所改观,反而带来了生存的压力,致使他们的意识憧憬到几十年前的儿时那种湛蓝的大海和鱼资丰厚的海滩生活。

这种被艺象化或对象化的画面人物存在的思想意识与现实的矛盾,同画外观众也就是审美主体的理想与现实矛盾出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而这种共同的也是我们所期盼的或理想中的——保护海洋环境。

画面的艺术思维也就是艺术内容的体现也许到此,但作为艺术审美客体,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是一种有机的统一,而艺术形式要更有效的去体现和反映艺术内容。

《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采用最常用的艺术对比手法:

将画面前后环境采用超现实的手法做了时空的对比和转换处理,围绕主题和画面需要,以字母“Z”型的构图,达到画面的均衡和谐和构图的变化,很明显,现实主义写实手法的表现同为主题(画面内容)服务,其构成的艺术形象便成为艺术审美价值的基础,同时也将最初单纯的老渔夫的审美价值上升到了艺术价值或艺术审美价值,而作品的题目“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中“那”是寄予对主题的某种进一步阐释。

3、艺术审美价值蕴含的社会价值

艺术生产和艺术创造的起源来自创作者个人对社会和大自然以及个人思想情感的一种诉说或宣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绝非就是一开始为了某种政治色彩或社会功能而创作的,就像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

他说:

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

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说明多年后的作者思想的不断成熟,对艺术本体认识的不断提高,才有了从绘画、艺术本体和审美主体出发来进一步思考观念。

无论如何,即使创作者对《父亲》的艺术性心存遗憾,但它的社会价值或社会性已经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体现的淋漓精致。

类似于此类的作品国内外举不胜举,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最后晚餐》,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以及中国现当代画家徐悲鸿的《奔马图》,齐白石的《虾》等等,它们均有一个显著特点:

创作者都是极力从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去探究,而作品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属性,是不同时代不同批评家和观众所冠以的头衔,至于合理不合理自有分说。

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优秀的作品其艺术审美价值中必然包含了社会价值。

这种社会价值也体现出艺术家的个人综合素养上,艺术家不但要有深刻的、积极的潜意识活动,而且在作品中要渗透艺术家的崇高理想,对生活不能采取消极的旁观态度。

犹如我们体察到农民的苦一样,只要深入走近农民的生活,任何人都能体验和观察到他们生活的艰涩,但如何通过艺术的手法反映和表达他们的苦,这将是一个新的命题。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决定艺术,这是现代美学和审美话语中的常用范式。

但我们还要明白,生活不等于艺术,艺术也不等于生活。

可在我们所见到的美术作品中这种关系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

“……渔民收入低下、传统的渔业捕捞让没有土地的渔民转产转业困难。

更重要的是管理滞后,执法不严,鱼市缺乏统一管理和保护,(鱼贩和’老板’垄断现象严重)得不到真正的市场宏观调控,致使劳动和收入不平衡,渔民贫富差距拉大。

”(《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创作手记)如此,创作者并不是盲目地通过艺术的手法进行生活的复制或对渔民困境的诉说,而是在画面中通过时空对比和人物与场景直接的叙述表达,将渔民现有的生活状况委婉地折射在作品中,而非追求所谓的“乡土艺术”,即便有人说老渔夫“哭丧着脸”,画面“调子阴沉”,毕竟“红、光、亮”的时代已经过了,这里只有的是创作者(主体)在艺术生产和艺术创造中对审美客体的真诚,一种审美姿态。

不像有人说罗中立先生的《父亲》那样能代表几亿中国人的“父亲”,那样显得矫情和狂妄,毕竟艺术不是政治,艺术的功能也没强大到如此地步。

澳内海湾渔民系列的油画作品,如《平衡·鱼》、《渔歌》和《那年那月那日·人与海》等等,如果说它们的社会价值,便是建立在创作者自觉的艺术实践活动基础上真诚的抒写后,审美主体的一种心理感知或社会性的暗示,其实真正蕴含的是艺术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对审美客体的感性认知、体验和理性研究后的极力观照。

审美主体对客体按照一定的合规律性(即真和善)和合目的性(即美)来达到最高的精神化,具有强烈的抽象意味。

不论能从艺术作品中看到或找到什么,都同艺术创作者在艺术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审美客体的观照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有人能从艺术中看到明显的伦理价值、有人能从艺术中看到突出的审美价值……有人也能给你从艺术中找到其独特的经济价值……”[]当然也不外乎社会价值。

简而言之,传统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并不能即刻改变渔民目前的困境和现状,但以直观的艺术作品,去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可以做出微薄的呼吁:

望有关部门以诱导性的、鼓励性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渔民上岸转产就业谋生时,也希望作品能够唤醒当局者的自觉意识:

转变观念,放弃“增产促进增收”的落后观念,由传统的数量型渔业向质量效益型渔业转变。

既要坚持以养为主、以安为先,在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水平的同时,努力拓展增殖渔业和休闲渔业等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又要坚持“多予少取”的方针,深化渔业体制改革,加大渔业投入,建立健全渔业服务体系,维护海洋良好生态环境。

让海洋和渔民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相互依存而不是单方面索取的良性循环中。

审美主体的这种单纯的美好的期望在艺术家看来也许只能算是无意识的表露而已,至于真正意义上能否产生社会价值,所涉及到的因素是创作主体无法左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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