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为何会被边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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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为何会被边缘化

马克思经济学为何会被边缘化

当前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前社会各界的地位是截然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已经完全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了；即使青年学子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主流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潜在的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的意识形态倾向，但还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真正了解马克思经济学。

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体现了底层群众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它必然会被官方或控制学术话语权的强势者边缘化；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在现实中已经蜕化成为统治者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也越来越失去一般群众的信任。

此外，长期以来，被“正统”派包装、控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丧失了包容性和开放性，也无法提出多少解决贫困化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具体政策，因而在青年学子中间也被边缘化。

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究其理。

马克思经济学为何会被边缘化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七）

前面的文章指出，马克思经济学根本目的是要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并主张回归事物的本质；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具有浓厚的规范性，而对“科学性”客观理论的追求则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

而且，正因为是对本质的揭示，马克思经济学要求回归到没有异化的状态；因此，它根本上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反映弱势者对社会正义的要求。

同时，由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都离开了本质而成为强势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为此，马克思理论根本上又必然是批判性的，它希望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以及现状的批判来引导和预测社会的发展。

正因为马克思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因而真正的马克思经济学不可能为任何类型的政权服务；[1]究其原因在于，只要存在政权，就意味着存在强势者，这些强势者就可能扭曲事物的本质来为其目的服务。

也正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努力向社会披露已被异化了的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也就成为底层百姓实质上的代言者，反映他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和渴望，从而也就必然不会被任何类型当权者所喜欢；因此，在任何存在尖锐利益冲突的社会中，以及政权为强势者所把持的社会中，真正的马克思经济学都必然会被边缘化。

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基于功能分析来阐述事物的存在现状以及数字之间的联系，并用供求关系为这种现状提供合理性解释，而基于供求关系所决定的结果根本上体现了强势者的利益；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必然是为当权者服务，为当权者的行为解释。

显然，正是由于这两种经济学在特质上的差异，预示了两者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截然不同的命运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日益衰落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蒸蒸日上。

一方面，以前重视和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是当时的弱势者，而如今当年的弱势者已经取得了政权，从而转变为强势者；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经济学对他们的现在行为就不再起支持和辩护作用，相反产生了明显的制约性。

另一方面，原先为弱势者批判为庸俗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永远是为强者服务，而在以前的弱势者转变为强势者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然可以为新主人服务，从而庸俗性变成了实用性。

究其原因在于，任何理论和科学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决定其主流地位的往往又是社会利益（包括宏观的国家政治利益或者特定团体的特殊利益）；例如，罗斯就指出，“决定哪一个科学理论将普遍流行的考虑因素，包括以来含量任何这样的理论被认为好于其他理论的标准，是同哪一理论能够使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的利益最佳的合理化的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布卢尔指出，“相关的社会因素可能是那些来源于专业团体经过仔细构想的利益、传统或管理的因素……在科学中进行的大部分工作能够被合理地看做是这样一种愿望的结果：

保持获最佳属于一个团体的特殊财产的方法和技巧的重要性、地位和范围”。

正因为如此，尽管由于当前中国政权的还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而也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马克思经济学；但是，这种维护往往停留在政治口号或意识形态层面上，或者维护的是经过他们修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实际采取的经济政策则基本上都是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张。

譬如，在未取得政权之前，那些马克思主义先驱们为理想社会而奋斗，认为人们的应得权利与国民财富的创造应该同向发展，至少应得权利应该与其贡献相一致；因此，信守“同等数量应该换取同等的数量”的理念，而批判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仅仅是在表面上呈现出平等形式，是在“自愿”交换的形式下掩盖了其违背基本伦理的不平等。

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之后，这种对现实制度的批判声音就逐渐衰弱了，而将批判的矛头依旧指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依旧在重复马克思本人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记录，却不敢对当前社会中发生同样的事实稍加微词；更为甚者，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还转而采用西方主流社会的实用主义，开始用市场经济来为当前的一切社会问题进行辩护：

当前这种极端低下的工资以及急速拉大的收入分配都是市场机制允许的必然结果，这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以致即使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明显不义的行为现在似乎也有了合理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尽管经济学者两大分支都必然会提出某些政策从而与政权发生某种联系，但两类联系的性质是不同的：

主流经济学因其伦理实证主义的特质而与政权具有内在和自然的亲和力，因为它合理化了基于供求力量决定的制度均衡，这种博弈均衡制度必然是有利于强者的，而在任何社会，政府都是一个强者，除非真正实现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主权政府，或者重新回归到作为协调系统的本质；相反，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是批判现有强权政府的，主要体现了底层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但它一旦与政权结合就开始出现扭曲，从而致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化。

D.米勒就指出，“社会正义常常是而且必须常常是一个批判性的观念，一个向我们提出以更大程度的公平为名义变革我们的制度和实践的挑战的观念，……（但）当代政治的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尽管许多民主国家现在是由左翼或中左翼的政党统治的，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政策的信奉削减到快要消失的程度，即使他们仍然修饰性地使用这个术语。

存在着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观念，即每个国家在其所作所为上都受到全球经济理论的严格限制，这种经济力量会对人和偏离正统市场经济的改革政策立刻实施惩罚”；但是，尽管如此，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明在经济轮廓总体上镶金的国家之间是执行不平等中的主要变化。

我们还必须注意那些已经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不平等的国家内部的制度、实践和社会规范的变迁。

如果瑞典在今天是一个比十年前更少平等的社会，这不只是由于熟练的瑞典个人面临着更强劲的外来竞争，也不只是因为瑞典的超级明星像每个地方的超级明星一样发现他们能够得到过高的收入，而且是因为在瑞典的工会和雇主之间达成的限制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崩溃了，而且瑞典的观众已经变得更容易承认实质性的收入差距是正当的”。

其实，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权的关系也就如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儒家和法家与政府的关系：

体现力量控制的法家学说可以自然地为维护政权服务，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政策工具；而儒家学说则具有深厚的人本思想，但是它一旦依附于政治就发展出政治化儒学，开始成为当政者维护其政权的舆论工具。

可见，也正如儒家社会中的中国古代政府实际上实行的是“名儒实法”，当前那些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权实际上奉行的也是“名马（经）实西（经）”的治术；正因如此，尽管社会中会周期性的出现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的声音（尽管其中绝大多数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但却终因得不到政权的实际支持而无法真正获得持久、有效地发展。

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克思理论根本上是批判性的，而且，马克思的批判性主要是现实批判性；譬如，尽管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对于封建主义的进步，但却几乎将所有的批判都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上。

而且，马克思希望通过对现世社会中不合理现象和制度的解释和批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他在当时所能进行批判的现实的合理对象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按照这种基本的批判态度和人本主义的关怀精神，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现在，也一定会对当前这种更为异化的社会制度作更有力的批判。

然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与现实政权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结果，那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被政治化了，绝对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被御用化了；正因如此，他们不敢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异化倾向作根本性批判，而仅仅或主要是把精力放在宣扬马克思曾经的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观点上。

殊不知时移世易，由于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与马克思所认知的当时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旧在重复当年的马克思所作的批判；结果，这种一味地对以前制度或者与己“不相关”的批判往往会引起世人的极度反感，把它视为上百年前的陈词滥调。

例如，笔者曾在博客上挂了篇《不要轻易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文章，结果就遭到众多始料未及的辱骂性攻击：

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骗人的！

无论是从历史上的各种社会主义的试行，还是到后来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都预示着——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是不现实的。

……实力上的差距不是吹吹牛搞搞这个思想，那个主义就可以弥补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比比，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连资本主义都不如！

还别看不起人家资本主义！

同样的,我相信资本主义那么重视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定比半吊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好的多，先进的多”，有的说，“100多年前的东西，只看看也就罢了，要向前看，向未来看。

要分析新事物，新现象，写出新东西”。

更为甚者，竟然有人把笔者视为是顽固的马克思主义保皇派，“时至今日，还抱住那些陈词滥调骗人”；但实际上，笔者却一直在追求“为己之学”，笔者所从事的一切探索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借助其他手段来推行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学术”。

当然，作为一个学者，他有责任且应该把自己的认知告知社会的大众，促使社会更好地认清时弊而完善之，也正是抱着这种理念，笔者长期以来不计任何报酬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认知向社会公开；其实，任何与笔者稍有接触的人，无论对笔者的学术观点是赞同还是不赞同的，都不会怀疑乃至否认笔者的学术操守。

而且，持有上述认识的远不止是我们的青年学子，更主要的源自那些不求甚解的教师和学术官员；例如，笔者曾经向本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谈及马克思经济学中谈及值得发展之处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根本缺陷，他的回答是，“照你这么说，西方如此多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是白做了”。

呜呼，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它的贡献，但新古典经济学就没有问题吗？

甚至，新古典经济学就一定优于古典经济学吗？

这显然是单线发展的进步观，它视后来者一定比以前更为进步。

人类社会的发展都遵从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况学术乎？

要知道，人类历史中所积累的思想有多少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忽视或抹杀之后才重新得到挖掘的？

远的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经过了一千多年才经经院学派重新挖掘而成为支配后基督-中世纪时期的主导思想，即使是凯恩斯经济学也是经过漫长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期而向重商主义复归。

而至于有网友把当前欧美国家的物质水平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高视为新古典经济学更为优秀的证据，这完全搞错了学术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性的事实，甚至也不了解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往往出现二律背反的道理（这可参见第10章的分析）。

事实上，你可曾想过：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快的时期正是在古典主义时期（马克思所描述的时期），而自从进入新古典以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已经大大下降了，目前则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尽管如此，当前社会大众根本不愿稍微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不同经济学的真正价值所在，相反，由于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化取向，马克思经济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已经被世人遗弃了，以至社会中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非但但没有对马克思经济学做什么真正的发展，反而因不敢对现实中的丑恶现象作深刻的揭露而逐渐扭曲了马克思经济学。

正因如此，尽管主流经济学的僵化性、形式性已经日益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和青年学子也认识到了主流经济学内含的为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和服务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年轻学子也依然产生不了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因为他们也根本不理解真正的马克思经济学。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经济学连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也有不奇怪了，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原因：

一、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体现了底层群众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代表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因而必然会被官方或控制学术话语权的强势者边缘化；二、马克思经济学在现实中已经蜕化为为统治者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即现实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已经政治化了，成为位当权者行为进行辩护以及巩固官僚地位的理论工具，因而也越来越失去一般群众的信任；三、长期以来，马克思经济学被“正统”派包装、控制而逐渐丧失了包容性和开放性，思辨性也受到极大的抑制，也无法提出多少解决贫困化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具体政策，因而在青年学子中间也被边缘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尽管马克思基于阶级分析法把社会大众划分为两大阶级：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并立足于冲突理论而认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之间的不断斗争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轴线，从而认为最终处于底层的被统治者将取代统治者而取得政权，从而可以实现反映底层应得权利的社会正义；但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中，底层大众往往并不能实际取得政权，从而真正获取自身的利益，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关怀必然无法得到充分的贯彻。

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都仅仅是少数，德鲁克指出的，“决定社会结构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它的领导人，社会的典型行为也不会是大多数人的行为，最接近社会理想的行为只可能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如）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绅士’得到的这种认可和他们作为他人标准的实际地位，而不是他们在数量上占有的比重，使他们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性阶层；……换言之重要的不是普遍的现象，而是代表性事物”。

正因如此，即使存在大多数的底层对抗少数的上层，也不是底层取代上层，而必然会产生新的少数阶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也曾指出，“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波普尔则指出，“社会生活不仅仅是对立集团之间的优势的一种较量——一种在多少富有弹性或易受损的机制和传统的框架之中进行的行动——撇开一切自觉的反对行动不论，它在这个框架中创造了许多未曾预见的反作用，有些这类反作用甚至是预见不到的”。

究其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并不是在争吵和打斗中能够发展的，在由矛盾引起的冲突激化时，需要平息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协调，这也正是笔者在《有效劳动价值论》中强调的，协调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显然，协调意味着互惠合作，也即需要在利益上进行妥协，需要“克己”，正如阿克顿指出的，“历史不是任意炮制，而是需要积极的整合；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说不是其全部的话”。

显然，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表明，社会发展并非由最底层推动的，也不是一个由底层取代上层的过程，如在取代奴隶主不是奴隶而是由当时中间层的商人、平民转化而来的地主阶级；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往往是社会中间阶层推动和完成的，究其原因就在于，中间阶层最具有妥协性，而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即相互妥协的过程。

所以，古德纳指出，“《宣言》认为现存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自由人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会师傅与雇工，然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但在这个系列中，有一条未曾说明的规律：

奴隶并没有继承奴隶主的财产，平民并未战胜贵族，农奴没有推翻地主，雇工也没有打败行会师傅。

地位最低的阶级从来没有获得过政权。

今天看来，依旧如此”。

而且，需要指出，只要如今的当政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取得政权的，并且还自称其政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是其政权的法理基础；那么，那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能利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对当政者的言行和政策进行制约，这也是当政者不敢、不能公开宣称支持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学说的原因。

譬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由于名义上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因而社会底层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马克思有关对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关怀精神对社会中的“弱肉强食”现象进行合法地控诉；这一点不像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社会，因为市场基于供求关系决定现状的合理性，因而西方各种喧闹而持久的社会舆论和宣传更注重维护现有秩序。

不过，在学术界，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可以大肆宣扬自由市场的观点，并基于供求关系的逻辑而为现状和强者行为变化。

例如，一些学者就鼓吹社会应该要善待企业家，要善待富人的原因，这就是他们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通过比较中西方的社会现状而得出结论，而不是从社会关怀、事物本质方面看问题；实际上，就很少听到这类经济学家呼吁，企业家和富人应该善待员工和穷人，尽管中国的工人和穷人处于比西方社会悲惨得多的境地。

当然，当前实行“名马实西”政策也使得政府面临着严峻的二难困境：

一方面，尽管宣传上维护弱势者的利益，但由于“口惠而实不至”而得不到一般草根阶层的拥护，反而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尽管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强势者的经济政策，但由于政治权力上的限制也得不到那些得势者的支持。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理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弱肉强食”现象进行批判，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制度还处于一定的扭曲状态，其内在的社会矛盾还没有缓和或解决，东西方社会之间还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峙，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间；这也正如莱文指出的，“只要是在一致团结的和反抗的精神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在一个致力于建设以平等、自我实现和终结折磨人类的压迫为目的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特征仍然仍然有着强烈持久的吸引力”。

因此，尽管在政治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必然趋势，但在民意或学术层面上也许并不总是如此；究其原因在于，民意或学术往往为一些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知识分子所引领，而他们更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长期发展和普遍的社会正义，而不是关注特定政党或群体的利益得失。

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有理念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对纯粹市场、反对掠夺性资本主义的，他们的人类关怀精神是其最深层的原因，而不是如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兰德等所列举的那些被歪曲的理由。

当然，马克思作为一门对社会缺陷进行批判的系统学说，这种批判性不仅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而是对所有被扭曲的社会制度都适用，对当前的社会制度显然也是如此；但是，自从它被政治化而转变成东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后，就逐渐失去了对其所依附的社会制度的批判。

正因为如此，尽管一些社会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而尽施主流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并且已经造成了严峻的社会矛盾；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已经教条化而失去了批判力，从而也得不到一般人们的支持，甚至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能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政治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是否会被边缘化，也要看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变化状况。

一方面，如果在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指导下，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大同社会，或者正在为落实真正“人民主权”而不懈努力，成立的政府也真正地体现了民有、民享和民治；那么，马克思理论所揭示的东西也就会受到重视，因为马克思所努力揭示的事物本质正是体现在这种理想社会之中，尽管马克思并不一定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他尝试去做了。

另一方面，即使政权还是体现为某一阶层的利益而没有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思想，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已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那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经济学往往已经经过了当政者的改造；那么，当政者当然也就不需要完全舍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因为它已经丧失了生命力而常常被当政者在实际决策中漠视而已。

其实，马克思理论的原本特质如何是一回事，而后人理解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一回事，当政者的选择性发展和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另一回事；正因为当政者可以根据其所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性取舍或改造，因而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往往已经被扭曲了，已经蜕变为当权者所利用的工具，成为政治的附庸。

也就是说，既然原先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而取得政权的当政者往往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及稳定政权的需要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意识地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日益政治化；结果，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就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批判性而转变为建构性，从制约当权者行为的思想武器而转变成为之注疏的教条。

当然，学说的政治化现象本身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早期的儒学就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性，因而一直是在野的思想，但自汉武政治化以后就逐渐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开始为当权者服务了；同样，基督教原先也是批判世俗政权的，是反映底层人民的渴望和要求，但自从被尊为国教以后，它也就为世俗政权服务了，并且，两者相互勾结导致了西方社会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

可见，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的政治化取向，使得它逐渐偏离了对事物本质的探讨，或者把马克思所理解的本质就当前事物的绝对本质，把马克思的说教和观念视为惟一合理的，这样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了。

也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都偏重于具体观点的宣扬上，而缺乏引导真正的多角度的剖析和反思，这导致很多学生都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真正的理论学科，而当成是一门政治思想课。

实际上，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由于社会历史所提供材料的局限以及个人认知上的局限，马克思的具体理论往往存在很大缺陷，有的甚至是错误的；结果，片面宣扬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理论就往往成为教条，或者成为当权者为其特定利益而加以利用的工具。

莱文指出，“无庸讳言，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都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此，可以预言，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将研究对象从宏观叙事转向对细节观点的重建和重估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观点必将表现出自身的缺陷。

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很多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是致力于捍卫马克思的一些明确的观点或相关的表达的，现在看来，这一任务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实，马克思理论的根本价值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现象进行揭示，也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现实制度的维护取向进行的批判；米尔斯指出，“马克思的贡献所具的力量源自于它对两件事情所做的准确估价：

一是它对工业革命造成的状况的明显不足所做的准确估价，二是它对古典经济学为这些状况提供的难以服人的合理性辩护所做的准确估价”。

但是，由于马克思还处于瓦解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时期，而任何社会制度定额进步都不可能建立在完全推翻以前制度的基础上，从而马克思也不可能为未来社会构建出合理而成熟的社会体系，更不要说，马克思的认知也也受其革命热情的影响；米尔斯就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毛病的认定和揭露是正确的，而它对事情的总体后果的预测和他提出的医治毛病的药方所立足的基础，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