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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为镜
徐州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商业史论文
以古为镜
——从对晋商票号信托责任的研究论中国现代信托责任
姓名陈传吉
班级08经41
学号08084024
摘要
看了郎咸平先生的《郎咸平说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中关于晋商的研究，笔者深感我国企业家信托责任的缺失是多么的严重，正值要完成商业史论文，因此便想从晋商票号信托责任方面探究中国企业家的信托责任方面的种种问题。
本论文一共分四个章节。
第一章节是导论，主要是阐述说明信托。
信托是研究信托责任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正是有了信托才会相应出现信托责任。
第二章节是晋商信托及信托责任研究，主要是对晋商的发展和信托及信托责任的研究。
第三章则重点介绍中国现代企业家的信托责任方面的情况，以此说明中国糟糕的信托责任。
最后一章就是阐述我们从对晋商的研究中可以得出的关于中国企业家信托责任问题应对的一些方法和措施。
本论文是笔者首次以完整的论文格式写的一篇论文。
以前虽也写过一些论文，但格式都不大正确，倒像军事杂志里的一些杂文。
在文中若有不正之处还请原谅。
关键词
信托信托责任晋商晋商票号大掌柜中国企业家信托责任缺失
第一章导论
信托责任即在信托关系成立时，受托人就负有信托责任，不得使自己的利益与其责任相冲突，不得以受托人的地位谋取利益，也不得因此所获得利益除非委托人同意。
因此在此有必要首先说明信托。
第一节信托相关概念
信托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同时又是一种金融制度。
信托与银行，保险，证劵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
由于信托是一种法律行为，因此在采用不同法系的国家，其定义有较大的差别。
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信托定义，但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对信托的定义达成完全共识。
从法律角度看，由于存在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是具有双重性还是“一物一权”的分歧，所以两法系国家对信托的概念界定存在差异。
英国作为信托制度的发源地，认为“信托是一种法律关系，在此关系中，一人拥有财产权，但同时负有受托人的义务，为另一人的利益而运用此财产”。
按照美国法律专家的解释。
“信托是一种是用和控制财产的方式，按照这一方式，财产拥有人负有法律上的义务为他人利益而处理财产”。
而信托作为一种“用益设计”制度在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存在。
因此，20世纪以来只有少数一些大陆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已立法形式确立了自己的信托制度。
日本的《信托法》在第一条对信托下的定义是：
“本法所称信托是办理财产权转移，让他人遵从一定的目的，对其财产加以管理或处理。
”韩国《信托法》中对信托所下的定义通常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定义的代表。
其认为“信托是指以信托指定人与信托接收人之间特别信任的关系为基础，信托人将特定的财产转托给受托人，或经过其他手续，请受托人为指定的人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管理和处理其财产的法律关系。
”
我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于2001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其对信托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的定义：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综上所述，撇开法律角度存在的差异性，各国对信托的共同在于，信托是一种“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制度。
其本质特征是以信任为前提，以财产转移为基础，以委托管理为核心的财产管理制度。
第二节信托的起源以及其特征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是在英国“尤斯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几个世纪了。
但是，现代信托制度却是19世纪初信托传入美国后快速发展壮大起来的。
美国史目前信托制度最为健全，信托产品最为丰富，发展总量最大的国家。
信托作为英国衡平法精心培育的产物，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早已经形成了定性化的法理。
其他国家在引进，吸收和改造信托制度的过程中，无论如何变化，都始终坚持了信托的基本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
这是信托关系成立的前提。
一是对受托人诚信地信任，二是对受托人承托能力的信任。
（2）信托财产及财产权的转移是成立信托的基础。
信托是以信托财产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没有信托财产，信托关系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委托人在设立信托时必须将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这是信托制度与其它财产制度的根本区别。
财产权是指以财产上的利益为标准的权利，除身份权，名誉权，姓名权之外，其它任何权利或可以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财产权，如物权，债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都可以作为信托财产。
（3）信托关系中的三个当事人，以及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是两个重要特征。
信托关系是多方的，有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是信托的一个重要特征。
并且，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信托财产，这又是信托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信托关系体现了五重含义：
一是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后对信托财产就没有了直接控制权；二是受托人完全是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三是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必须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四是这种意愿是在信托合同中事先约定的，也是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依据；五是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时必须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既不能为了受托人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其他第三人的利益。
（4）信托是一种由他人进行财产管理，运用，处分的财产管理制度。
信托机构为财产所有者提供广泛有效的服务是信托的首要职能和唯一服务宗旨，并把管理，运用，处分，经营财产的作用体现在业务中，它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银行业，保险业，证劵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二章晋商信托及信托责任研究
第一节晋商概述
一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伤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时至今日还传颂着“山西商人善于晋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声誉。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兹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哈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人，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
无怪人说：
“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
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
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
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经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
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
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
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
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
《马可波罗游记》中写到：
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
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己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
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期，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
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行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人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是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晋商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商帮，是与他们的勤奋和战略眼光分不开的。
清朝时，晋商垄断了中国的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
并开拓了国际市场。
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得爆发，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让清政府丧权辱国，而且使晋商遭受了严重的危机。
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62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得俄国人可以从中国南部收购茶叶之后直接免税运抵天津再通过海运运回国内。
然而，清政府却倒行逆施，压制华商，使得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这种危机之下，晋商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即开设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就是票号。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
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能不寻求新的办法。
票号便应运而生。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尽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
他们除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使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
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专项清政府。
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和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好伤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
此时的山西票号可以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四晋商的衰落
随着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山西票号逐渐转向为清政府服务。
据史料记载，到1906年，清政府的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山西票号。
但是，清政府正是残害晋商的元凶之一。
晋商富裕之际，正是清政府财政开支拮据之时，所以晋商成了清政府勒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各级官吏更是巧立名目，贪婪地盘剥晋商。
如，清政府这种无止境的大量搜刮，无异于杀鸡取卵，从根本上动摇和削弱了晋商的经济基础。
后来清政府倒台，放给滑政府及官吏的巨资也无法收回，晋商商号失去清偿能力，最终放北洋政府查封。
晋商从此衰败下去。
第二节晋商信托
一晋商信托的表现
晋商的制度建设是晋商成功的核心秘诀之一。
其中，股份制是其核心制度之一。
晋商的股份制已有现代股份制的特点：
一是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和有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二是实现了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在两权分离的制度下，东家决定大掌柜的任职及所享受的身股，主持每个账期的结算和分配，决定扩大投资，奖惩员工，并承担无限责任。
对大掌柜实行“全权授权经营”。
日常经营管理等一切事物由大掌柜说的算，东家不得过问。
而且也不给票号推荐人，尤其不让三爷（少爷，姑爷，舅爷）进入票号。
在处理东家决定的重大问题时，大掌柜有建议权。
这种制度对晋商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两权分离中权责利是不对称的，尤其是大掌柜有权有利，但不承担责任，东家与大掌柜之间是相互信任，以心一为先，且东家有权威，大掌柜真心诚意。
总之，晋商票号建立了以东家和大掌柜的信任为前提，以票号的财产转移为基础，以委托管理为核心的财产管理制度—信托。
二晋商信托责任的企业文化背景——义利相通，关公崇拜
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
他们认为“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如清代的著名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永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古代圣人认为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
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信”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是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
诚心本身不讲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它和功利似有某种内在联系。
这是诚信的双重性，即诚信的本质是利他的，反过来，利他的同时也利己。
晋商处理债权债务关系长期坚持一种与镖局，标期，标利相结合的信约公履制度。
这种诚信逐渐成为晋商的企业文化。
诚主要体现在晋商对待顾客上，而信则更多德体现在晋商内部。
所谓信，也就是员工要忠于东家。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晋商中形成了一非常强烈的传统。
凡是有山西人的地方都有关公庙，晋商都以拜关公而求财。
关公一介武夫而成了神，是因为他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忠义精神。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不仅是一种仪式，而且把关公作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他们企业文化的符号。
晋商的成功在于他们突破了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内容，“学而优则仕”改为“学而优则商”。
“利义信”，义利并重，在义和信地基础上获利。
三山西票号掌柜的信托责任
山西票号信托的前提是东家与大掌柜的相互信任，且东家决定了大掌柜的任免。
为了寻找一些有信托责任的掌柜，山西商人想出了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就是晋商选取有信托责任的大掌柜的基础。
（一）法制
晋商的用人原则就是用乡不用亲，择优保荐，破格提拔。
用乡不用亲，用乡是为了利用乡情加强凝聚力，不用亲是为了严格管理制度，尤其是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
择优保荐，择优就是选择优秀的人才，保荐是实行担保制度，所用之人必须有一定地位的人担保，被保人的问题由保荐人负责。
一般情况下，推荐过来的人一定要有有钱商家的担保，而且这个商家最好是跟票号有关系，有业务往来的。
由于有商家作担保，大掌柜出了问题，商家便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法制的建立。
商家为了不让自己受损失，同是不让票号损失，就必须要严格监管，严格筛选。
山西票号就是用担保的法制力量，来保证其工作人员是有信托责任的。
这种商铺担保的方法就是一个法制化管理思想的建立。
破格提拔就是对优秀人才打破常规，破格任用。
（二）学徒制
三年学徒的教育机制为晋商培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学徒制有三个环节：
选人，学习，实践。
选人：
从中选出有培养前途的人。
选择的标准包括外在与内在素质。
学徒年龄为15-20岁，身高五尺（1.7米以上），五官端正，举止大方，懂礼貌，善珠算，有一定文化基础，精楷书，不怕吃苦，能远行。
此外还要家世清白，有人或店铺担保。
学习：
新招员工需要经过三年学徒期。
第一年，为掌柜“提三壶”（茶壶，水壶，尿壶），打水，扫地，干杂活，伺候掌柜，不设座位。
这一年主要试职业与个人道德的考察和培养。
放点银子在不起眼的地方，看学徒如何处置。
如果学徒在打扫卫生的时候，自己把银子揣起来，日后一定会让这个学徒离开。
在票号这样与银子打交道的地方，品行是非常重要的。
再就是观察其工作态度和为人处世之道。
道德培养这一年做到“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夆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
第二年进入业务学习，包括文化课（四书五经，蒙语，俄语）业务课（数算，商业性能，记账，商业信函等），第三年在柜台跟着师傅（老职工）学习做生意。
三年内不得回家，考核成熟正式录用。
基本形成了“徒弟-师傅-掌柜”的阶梯，不仅激励员工奋斗，而且上下指挥如意，具有高效执行力。
可以说，通过三年的学徒教育，晋商不仅培养了一个个精通的业务的掌柜，更培养了具有信托责任的掌柜。
不享受一切不该有的，最有道德，辛辛苦苦为东家赚钱的大掌柜。
（三）晋商票号的激励机制
为了确保大掌柜能够一心一意为票号着想，也确保大掌柜无后顾之忧的经营票号，晋商付给大掌柜的薪金是非常丰厚的。
即晋商有一套相当完善的激励机制。
晋商票号的大掌柜的收入可以分两块，一块是现在的“固定收入”。
这个固定收入又可以分为两块：
一块是大掌柜在票号里的一切生活费用由票号支付，实行“供给制”。
另一块固定收入叫作“辛金”，即工资。
在票号工作十四年可以每年领工资100两银子。
历史学家计算，这一百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块。
还是在一两银子值现在的200元的情况下换算得来的。
而大掌柜的“辛金”只会比这更多。
另一部分收入叫作“身股制”。
所谓身股制就是晋商票号里股份的一种。
晋商股份分两种，一种是银股，就是东家出的钱。
另一种叫作身股，身股并不用花钱买，而是东家送给员工的。
身股作为员工分红的凭据，在票号分红时可以拿到属于自己身股的那份钱。
举个关于晋商票号的分红的例子：
假如今年票号一共盈利100万两银子。
那么当年签订合同时就说清楚了，比如银股和身股六四分成。
也就是这100万两银子中有60万归东家所得。
然后东家们再根据他们的股份分这60万两。
剩下的40万两银子是员工根据身股分红的。
比如一员工一共有100厘的身股，那他就可以分的4000两银子。
就是说根据员工身股的大小来决定分红的多少。
大掌柜的身股由东家定。
其它员工的身股由大掌柜定。
一般情况下大掌柜可以分到10厘，二掌柜9厘。
三掌柜8厘。
一个普通员工身股就3厘，平均每年能分到1075两银子，当时一个知县包括养廉银在内的全部收入不过如此。
何况，大掌柜能分到10厘，即两银子。
加上原先的“辛金”100两，共3647.5两银子。
不可谓不丰厚。
也正是如此丰厚的薪金激励着大掌柜担负起信托责任，勤勤恳恳把票号经营好。
第三章中国企业家信托责任研究
第一节中国企业家信托责任的现状及危害
在我国的委托代理问题中，企业家信托责任的缺失是个非常严重的方面。
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企业家再出现信托责任缺失这样的问题，那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一企业家对国家和社会负有的信托责任
企业家首先是社会人，然后才是商人。
企业的生存和经营离不开社会，那就必然对社会负有信托责任，对国家的经济安全负有责任。
但是企业家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过分的关注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是导致企业家对于国家和社会信托责任缺失的重要原因。
这引发了严重的危害，具体体现在国有资产流失，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偷税漏税严重三个方面。
国有资产流失在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一些缺乏信托责任的企业家暗箱操作，内部人员利用压低经营利润，操纵资产评估，非法融资等手段将大量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
据有关部门统计，国有资产每年至少流逝8001亿元，世界银行则估计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2%。
国有资产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流逝，已经成为困扰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威胁国家安全。
生态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日常生活中，只关注本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忽略企业经营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
其主要原因是企业的这些行为具有外部性，不直接与企业利益挂钩，导致企业家只关注企业自身的盈利情况，对环境方面过分忽视。
但是这样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最终由社会买单，给社会的造成的危害数倍于企业所得，对整个社会而言可谓得不偿失。
偷税漏税问题严重企业是有公益责任的，享受公共资源的同时需要对社会有相应的回馈，小到公益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大到在国家面前的慷慨解囊，这是每个企业家不容推卸的责任。
税收是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企业按时足额的缴纳税金是对国家建设的责任，也是企业家社会信托责任的一个体现。
但是我国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有的企业家没有依法纳税责任的意识，更有许多人有计划的利用财务造假或者关联方交易的一系列手段偷逃税款。
二企业家对企业及资产所有者负有的信托责任
增大企业经营风险企业家是企业的核心人物，其首要任务就是掌控企业宏观的战略发展方向，充分组织人力，物力资源，调动员工积极性，使其协调配合努力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
如果把企业交给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企业家管理，无异于任由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
伤害了企业股东的利益，造成投资者信心缺乏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股东只能通过企业家提供的报表数据等间接地了解企业运行状况。
这就造成了信托责任确实的企业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和信息优势蒙骗出资人，贪污受贿，拉拢关系，吃回扣，肥了自己瘦了企业。
导致企业蒙受损失。
而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于股东出资，企业家信托责任的缺失使得股东利益受损，也影响股东投资的积极性，导致企业资金缺乏使企业无法生存。
损害了员工利益企业员工是与企业共同存在的，若企业家在损害企业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员工利益。
第二节中国企业家信托责任缺失的原因
通过对晋商票号大掌柜的信托责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从票号的创办开始信托责任就流淌在大掌柜的血管里，他们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内在的约束力量是通过三年的学徒教育培养出来的。
同时，晋商通过担保的法制力量来约束大掌柜的行为。
这样通过内在和外在两种约束成就了大掌柜的强烈的信托责任意识。
考察西方国家企业家信托责任的培养，也不外乎这两点。
英国是信托的发源地，其信托责任在十七世纪就被企业家们牢牢记在心里。
美国则通过法律强化企业的信托责任。
但是，由于我国信托起步较晚且发展不完善，既缺乏对企业家的内在约束，又缺乏有效地法律监管，造成了我国信托责任缺失的状况，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代理人与经营者的效用函数不一致
企业家信托责任的缺失是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而经营者与所有者的效用函数不一致是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一种重要原因。
在此我们引入一个类似的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官员预算最大化模型：
一般认为，一国的政治家负责公共决策的制定，而官员负责公共决策是实施。
但是，现实中，官员们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决策权，并且能够利用条件使公共决策符合自己的目标。
经济学家尼斯卡宁认为官员并不是以公共产品的产出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预算最大化为目标。
他把预算看做官员们效用的近似。
在官员预算最大化的基础上，尼斯卡宁建立了一个政治家和官员之间相互作用的双边垄断模型。
之所以构成双边垄断，是因为公共产品的需求决策是由立法机关作出的，政府部门需要依赖立法机关提供的预算才能进行所期望的公共产品的生产。
因此立法机关是公共产品的唯一需求者，政府部门则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者。
政治家和官员的权力关系可以看做是双边垄断。
如图所示，假设预算规模为B，它是公共产品产量G的函数，即B=B（G），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C（G）.假设政治家以公共产品的最优产出水平为目标，官员们则以预算最大化为目标。
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公共产品的产出水品的边际收益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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