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疫情阴谋论滋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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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疫情阴谋论滋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重大突发疫情阴谋论滋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作者：
张爱军
来源：
《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4期
张爱军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7101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18BZZ017）
作者简介：
张爱军，1962年生，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阴谋论是出现重大事件之后的副产品，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不良产物。
重大突发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其发生、发展过程有着特定的机制和规律。
但是，重大突发疫情期间呈现的制度性短板、话语结构、短暂性失信、传播渠道扭曲和心理失序等各种因素，都会使阴谋论的生成、传播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
可见，阴谋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会随着重大突发疫情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重大突发疫情的消失而消失。
现实中，人们所采取的制度与法治、科学与理性、道德与伦理等措施，能够压缩阴谋论产生的空间和范围，但不能根除阴谋论。
关键词：
重大突发疫情；新冠肺炎疫情；阴谋论；制度性短板；非结构性短板；短暂性失信；信息传播堵塞；特殊心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
D66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2-462X（2020）04-0043-09
2020年春节以来，武汉地区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扩散、控制、反思等阶段。
随着疫情的蔓延，一系列关于病毒的“阴谋论”开始传播。
有涉及病毒来源的人工合成说、实验室泄漏说、恶意投放说，有涉及疫情防控的军方接管说、零号病人说、故意传播说，等等。
阴谋论与各种谣言、谎言、流言相互渗透，混合传播，导致了各种类型的次生灾害，极大地影响了疫情的防控救援。
阴谋论是人类社会虚幻的“定心丸”，是以不确定性寻求确定性的一种救助方式，“阴谋论是人类假想中的海怪，它早在21世纪之前就显示出致命的诱惑力”［1］88。
阴谋论遍布于各个领域，形成了诸如经济阴谋论、政治阴谋论、文化阴谋论、基因阴谋论、国家阴谋论、种族阴谋论、疫情阴谋论，等等。
研究阴谋论的学者为数众多，见诸历史学、分析哲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文学研究、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各个领域［2］。
阴谋论所涉及的领域不同，对其定义也就不同。
政治学认为阴谋论是一种密谋行动。
《美国传统英语词典》把阴谋论定义为“有组织的密谋行动而非个人行动的理论”。
历史学认为阴谋论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如美国历史学家Hofstadter认为阴谋论是对重大事件作出的未经证实的、不太合乎情理、宣称事件是权力群体或组织秘密联合策划行动的说法。
心理学认为阴谋论是一种信念，即“有权力组织联合、协商，旨在达到不为人知、不正当目的”［3］505。
阴谋论的产生与发展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4］。
阴谋论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都有四个特征，即事件、密谋、群体和目的，四者缺一不可。
事件是指重大事件，重大事件是阴谋论产生的前提；密谋是核心，并贯穿着整个事件的过程；群体以组织的方式出现，这是由密谋的群体性质决定的，单独的个人无法密谋；目的是阴谋论的外在表征，即任何阴谋论都具有一定的指向性。
对于阴谋论的研究已经很普遍，但其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仍以西方为主，中国学界对于阴谋论的研究刚刚起步。
“而在国内政治生活领域，重大政治事件对社会走向和民众命运的极大影响，官方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充分，网络上多种说法真假难辨，民众对高层政治的神秘感和浓厚兴趣的传统定势，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在中国滋生阴谋论的特有土壤，值得未来研究进行深入的探索。
”［3］509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重大突发疫情阴谋论的研究还较为鲜见。
重大突发疫情阴谋论与其他领域阴谋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随重大突发疫情发展而发展，既有重大突发疫情内在贯穿逻辑，也有重大突发疫情溢出效应逻辑。
本文以在武汉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对重大突发疫情阴谋论进行政治社会学分析，旨在为相关治理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新进路。
一、重大突发疫情的制度性短板是阴谋论滋生的前提
任何制度结构都会产生阴谋论，这与制度无关，与人性及人的认知有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阴谋论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人性是产生阴谋论的一般原因，制度类型是决定阴谋论的特殊原因，不同制度类型产生的阴谋论虽然形式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内容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在西方国家，阴谋论借助西方民主制度所倡导的“言论自由”广泛传播，泛滥于社会的各个领域，由于无法根治而成为社会舆论的副产品。
相比之下，中国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积极治理阴谋论滋生、泛滥的制度环境和传播空间，从而使阴谋论的存在失去了根本性条件，但在特殊时期，阴谋论往往利用制度的不完善而滋生。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制度性短板，不仅为阴谋论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也使得阴谋论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
总体来看，制度性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个别领域经济制度改革滞后易于引发阴谋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主要通过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有效性优化配置资源。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一些改革相对滞后的个别领域，依然存在计划经济特征的制度运行，导致其既与市场经济配置产生一定的张力，又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
经济制度改革滞后，尤其是金融、证券等领域制度的不完善，为经济阴谋论滋生提供了制度性条件。
例如，2008年因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产生的经济阴谋论，随着传播的扩大化而升级为国家阴谋论。
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引发大范围的生产停滞，阻碍了经济平稳运行，直接威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另一方面破坏了市场秩序，阻碍市场对资源有效配置，进而破坏了市场主体功能和人们生活的正常秩序。
市场越失调，人们信心越低迷，阴谋论就越盛行。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恶意投放说”一度非常盛行，不仅增加了公众的恐慌情绪，而且给抗击疫情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
加之，近年来涌现的网络民粹主义社会思潮不断高涨，对阴谋论的传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传统社会制度的封闭性易于引发阴谋论
这种封闭性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的人际关系表现为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差序格局，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权利格局，是一种强调血缘亲疏、地域远近、亲族关系和乡土结构的人际关系格局。
差序格局有利于处理亲人、熟人关系，不利于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建立基于血缘或者是准血缘的家庭性关系，而非基于人与人平等的公平契约关系。
血缘制度自身的封闭性、神秘性和组织性易于形成对外在的非血缘制度的敌对性、排斥性，典型的表现就是重大突发疫情期间社会上出现各种极端的传言和非法的防控措施，甚至排斥疫区的健康人群。
同时，疫区的封城引发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和情绪，封闭的集体性宣泄最终也可能以个人歧视、地域歧视、以邻为壑等现象呈现。
由此引发的阴谋论强调个别的、反社会的思想，即带有新冠状病毒的人会主动传染健康人群，甚至有人将其想象为人民的“敌人”，认为“敌人”潜藏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和恶意传播者。
这种阴谋论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一个种群对另一个种群的阴谋论。
3.部分领域制度失灵易于引发阴谋论
制度失灵即指常规的治理体制在治理重大突发事件的非常规状态下出现的制度受阻、功能受限、作用下降等现象。
在这次重大突发公共疫情背景下，一些以往行之有效的制度就出现了失灵现象，即没有充分发挥出人们所预想的积极效用，产生了诸多治理问题，面对这种急迫而恐慌的局面，一些人往往更倾向于以非理性的思维分析问题，从而为阴谋论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制度失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为治理失序，即常规治理体制无法有效应对重大疫情下的突发性问题，如医疗物资、生活物资、捐赠物资的配置不合理不及时不透明引发的各种阴谋论；另一方面表现为信息失序，即信息传播不对称、信息交叉验证难以实现，进而影响了文化产品的生产，甚至导致文化市场出现真空，滋生各种文化傲慢情绪和文化阴谋论思潮。
总之，当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公众会产生集体性的恐慌、恐惧，如果原本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不能及时恢复、维持原有的社会状态，这种情绪就会蔓延至整个社会。
此时，公众为消除内心的困惑与疑虑，往往倾向于选择思维简单的阴谋论来揣测事件的性质和原因。
可见，制度的短板为阴谋论的滋生提供了环境基础和生长空间。
二、重大突发疫情的非结构性短板是阴谋论滋生的关键
非制度性短板既是阴谋论滋生的必要条件，也是阴谋论的直接诱发因素。
非制度性结构包括次生舆论、极端化社会思潮和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要素。
1.次生舆论泛滥易于引发阴谋论
重大突发疫情都有突发性和应急性的特征，官方与民间在重大疫情突发时都有反应迟缓、应对不力、物资短缺的情况，在疫情中期又容易走向极端化，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抗击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非理性认知和情绪化批判，进而形成次生舆论。
次生舆论易于产生反社会的阴谋论。
一般而言，话语的传播会呈现三种形态：
社会舆论、社会舆情和次生舆论。
次生舆论是次生灾害概念的衍生和引申，能够对社会舆论造成直接伤害。
如果说社会舆论具有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正向功能，那么次生舆论则具有对公共权力监督的负向功能。
社会舆情是社会话语的变化状况，其指向是公共权力对社会舆论的管控。
次生舆论是对社会舆情的反动，它对社会舆论往往恶意猜测，视由社会产生的独立的社会舆论监督是“小骂大帮忙”，是公共权力的帮手，或者通过打击社会舆论监督者的知识结构和逻辑结构，构陷社会舆论监督者是“用心险恶”。
次生舆论易于产生反公共权力的阴谋论。
次生舆论的制造和传播者认为公共权力大多通过管控社会舆情抵制社会舆论监督，其目的是为了让公共权力免受监督和制约，从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现实中，一些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决策往往不益于公开化，只能局限于特定的少数决策者之中进行。
然而，次生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在现代文明社会，公共权力都必须在阳光下行使，公共权力都必须关进笼子里，公共权力行使必须具有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在中国，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不忘初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
这种特殊领域的决策过程虽然缺乏公开化特征，但它只要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定程序，就具备合法性和有效性。
次生舆论的错误就是将个别现象视为普遍性对待，将偶然性视为必然性，甚至将此演化为权力私用的阴谋。
次生舆论易产生反专家的阴谋论。
所有人对重大突发疫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传染病的医护人员、专家、科学家也不例外。
对于新冠病毒的传染源、零号病人、病毒性质、病毒传播力、疫苗开发实验等关键环节的探索是一个需要消耗时间的、面向未知的求解过程。
专家的判断也难免出现失误，但在“不存在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再到“确定人传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认知和判断造成的对病人治疗的大面积延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人们对专家判断的愤怒、对公共权力决策迟缓的愤怒容易转化为恶意猜测。
例如，阴谋论者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是因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对病毒试验品处理不当，人们吃了用于试验的动物而造成的；P4病毒实验室对谣言回应是为了“甩锅”，推卸责任，等等。
可见，恶意猜测是阴谋论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以最简单的问题分析方式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需求。
2.极端化社会思潮易于引发阴谋论
极端化思潮是阴谋论产生的关键变量，无论是在常态社会还是在重大突发疫情带来的风险社会，极端化思潮的注入、解构、后真相式传播都会让阴谋论生成不同的亚种。
在重大突发疫情面前，“受迫害”心理得到强化，阶级对立、国家对立意识被强烈激发出来，以集体主义为一方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与以个人主义为另一方的自由主义形成敌对态势，不断展开阴谋论与反阴谋论的舆论论战。
一方面，“阴谋论会成为思想极端化的跳板”［1］95，另一方面，思想极端化更容易形成阴谋论。
极端化的阴谋论不但有信仰的支撑，而且还有“信仰论据的互惠”［1］192。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极化易生成国家之间的阴谋论。
民族主义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
在政治学领域，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伴有强烈的“屈辱与抗争”的历史记忆，并与中国独有的权威人格、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
“一般的文化原因可以解释阴谋论观念为何易被人接受，特殊的原因可以解释某些个体为何信奉这种而不是另一种阴谋论。
”［5］130中国现实中的民族主义与网络中的民族主义具有共同的特征，网络民族主义是现实民族主义的延伸、变异、变种。
网络民族主义的阴谋论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极化性变异，其一旦遇到外部刺激，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并绑架爱国主义，对具体事件进行阴谋论分析和想象性构陷，把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竞争阴谋化，叙述为国与国之间的敌我矛盾，这既不利于大国之间的交往合作，也不利于人类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经济上的共荣共赢、政治上的相互沟通、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已经成为常态，民族主义阴谋论显然不合时宜。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也与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试图建立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不相符合，很可能会加深其他国家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恐惧感和戒备心理。
因此，当前中国民众在众多政治外交议题和舆论热点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外交和国家形象的负资产。
”［6］
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极化易生成官民之间的阴谋论。
民粹主义是使“民”高于一切的主义，“民粹主义以其抗争性和大众性著称，呈现出意识形态、政治策略、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等多种形态，而无论哪一种，它本质上是一种大众政治，反建制、反主流、反精英都是其独特标签”［7］。
民粹主义的阴谋论既是民粹主义的必然逻辑，也是民粹主义的副产品、附属物。
民粹主义的特征决定了由其产生的阴谋论也是反建制、反主流、反精英的。
在重大突发疫情面前，由于通过权力关系运作具有向上流动的特点，普通人难以得到及时救助，再加之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痛恨，对虚报瞒报、救治不及时的愤怒，而形成对政治精英的阴谋论构陷，甚至认为精英打着人民的旗号背叛人民，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言人。
非主流国家主义极化易生成混合型的阴谋论。
国家具有分配资源的垄断性、权威性、强制性、暴力性和正当性。
国家主义给予“国”高于一切的意义，国权高于人权，国格高于人格是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
国家主义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极化是指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极化，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国家主义极化，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是理性的存在物，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狂热的存在物。
非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主义生成的阴谋论包括民族主义的阴谋论、民粹主义的阴谋论，以及国家主义本身生成的阴谋论。
在人类历史上，非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极化破坏了国家理性的限度和边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重大事件往往是催发非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极化的酵母，此次重大突发疫情就强化了基因战争、生化战争、文化战争等方面的阴谋论。
3.传统文化中的权术思想易引发阴谋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民主性精华”，也有“封建性糟粕”。
“封建性糟粕”表现之一就是中国的权术。
中国传统政治，一方面是民本主义的政治，另一方面又是权谋主义的政治。
对传统文化进行“儒表法里”的概括表明，法家的“术”穿上儒家伦理的外衣大行其道，影响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融化在国人的血液中，想对中国的“术”进行创造性转换，融入现代文明，也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为传统文化中的阴谋论传播留下空间。
“中国一直存在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社会政治问题的思维方式。
这是因为，皇权专制时代的政治不透明、社会长期封闭、信息传播速度非常迟缓，种种令民众感兴趣的事件，总是在云遮雾障中传播开来。
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人们抛开事件本身，探幽索隐，编造故事，离奇想象，就在情理之中。
”［8］并且，“中国人缺乏从制度层面探究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传统。
因此，每遇危机，便迅速构建阴谋论说，乐此不疲地为那些危机事件编造传奇故事、隐秘细节、私下密谋以及惊天内幕。
这是一种扭曲的社会心理，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匮乏塑就的畸形政治心态。
近代以来，这样的阴谋论思维定势，演变为‘西方国家暗算中国’的流行模式。
”［8］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重大突发疫情面前，会滋生诸多生化战争、基因战争等一系列流传较广的阴谋论。
三、重大突发疫情的短暂性失信成为阴谋论传播的契机
重大突发疫情阴谋论的产生与传播，与社会的不信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社会信任度越高，阴谋论生成与传播的空间就越小；社会信任度越低，阴谋论生成与传播的空间就越大。
产生阴谋论的原因主要在于信任悖论、信息不对称、风险承担不公平、结构性功能失调。
信任的反义词——谎言、操纵、隐瞒、秘密——甚至被阴谋论者以捍卫真理的名义使用［5］131。
1.人性失信引发阴谋论
人之为人具有不完美性，或者说人具有“幽暗意识”，总会陷入信任的悖论当中。
一方面，人们只有在政治信任的情境中才能进行政治合作；另一方面，人们在政治合作的过程中也会给信任本身带来伤害。
“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
”［9］1人性的悖论视具体的历史情境，既可以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恶魔。
如果是在良好预期的历史情境当中，人们倾向选择做天使，做有利于他人的事；如果是处于恶劣的没有良好预期的历史情境中，人们倾向于选择做恶魔。
如果信任结恶果，形成信任恶果链条，信任就会不断地转换为阴谋论猜测，如同打开“潘多拉之盒”。
恶果链条的“单一归因”、主观臆造的幻象被视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产生了阴谋论。
重大突发疫情导致人们产生巨大的恐慌心理和恐惧心理，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人们往往把幻觉视为真实，把真实幻想化，无限地夸大数字，传递不准确的信息，反过来又加剧恐慌心理。
2.制度失信引发阴谋论
政治信任包括制度信任、法治信任、程序信任、公权力主体具体行使者的信任。
政治信任是政治良性运行的基础，政治信任的核心是对政治人的信任，是对政治作出决策的人的信任。
例如，人们信任制度，却要受到制度监督，人们信任法治，却要受到法治监督。
制度与法治都是由人发现或者构建的，人却因自身的不完美性要监督执行制度和行使法治的人，并不断质疑每一件具体事件的公平性。
在重大突发疫情来临时，就会对政治的怀疑和不信任产生极化倾向，主要是因为公共权力不作为，即使公共权力尽职尽责地作为，也会因为时间滞后、救助滞后等原因而受到质疑。
例如，医护人员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志愿者不足等因素导致的问题，也会成为阴谋论者对政治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的理由，甚至极端地想象为“制度是统治者的制度，被统治者在这一制度下总是被欺骗被压榨”。
3.纵向失信引发阴谋论
政治分为宏观政治、中观政治和微观政治。
西方社会打破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界限是选举民主，中国打破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界限是政治沟通势能，人们对于宏观政治的理解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势能沟通。
势能沟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官方媒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然而，基层政府官员出于利益的需要总是存在着利益截留、政策过滤、选择性地执行等问题。
因此，一些阴谋论者会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基层政府官员的执行效果进行对照比较，如果对照比较出了问题，就会引发阴谋论。
李连江2004年首次提出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即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政府层级降低而递减，对中央的信任度最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来越低”［10］。
在此基础上，张小劲等人提出城乡之间也存在着“差序政治信任”［11］。
由于中国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低，所以更倾向于以阴谋论来恶意猜测和判断基层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当政府行为失当或者滥用权力，就更易于形成微观层面的阴谋论。
在重大疫情面前，这种差序信任反映得更为明显，例如，武汉市民充分相信中央领导，当中央领导到武汉考察疫情救助情况时，就对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做法表达了强烈不满。
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激化了矛盾，而且为阴谋论的产生提供了素材和想象空间。
4.横向失信引发阴谋论
横向失信是人与人之间的失信。
如果说纵向失信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的话，那么横向失信则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不稳定，产生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系列性阴谋论。
横向失信致使经济功能紊乱、政治功能失调、社会功能运行不畅、道德伦理塌陷。
在重大突发疫情面前，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道德性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信任有利于在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熟人与陌生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平等的、互相尊重的稳定合作关系。
“信任作为一种道德资源使我们的目光越出自己的同类人。
”［9］113如果没有社会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仅限于熟人之间的、等级式的、权威式的非稳定合作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很容易发生异化。
因此，在社会信任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更倾向于以恶意来想象对方的动机，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四、重大疫情信息传播堵塞成为阴谋论生成与传播的出口
重大突发疫情的信息对称是指信息的公开、透明、自由流动，并在流动过程中淘汰劣质信息，优化高质信息。
重大突发疫情更易于引发信息不对称，一线的医护人员、重大卫生事件相关官员和专家、掌握属地公共权力的人能够掌握疫情关键信息，而一般民众对疫情信息所知甚少。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出于自保和规避风险的目的，人们易于选择阴谋论。
“阴谋论者的态度无非是怀疑‘官方真相’，增加信息量，从而对种种复杂事件提出一种简单的和单一原因的解释。
”［5］131
1.向上传播的信息不对称
重大突发疫情信息源传播包括向上传播和向下传播。
向上传播如果是层层上报、层层过滤、层层瞒报、层层化解信息风险，或者为了特定政治情境而隐瞒疫情信息，而客观情况却是不断恶化，人们必然选择不信任属地公共权力，认为是属地公共权力为了某种目的而隐瞒真相，搞暗箱操作。
总之，政治信息传播结构不合理、政治决策不透明易于导致不信任，而不信任则易于引发猜想，从而为阴谋论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可能。
现实中的人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性往往表现在人类政治制成品的不完美性上，当人们对政治制成品存在怀疑时，就会对运用政治制成品的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产生怀疑。
其现实表现就是，当全社会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候，一些人总是对官方的声明持怀疑态度，转而运用阴谋论的逻辑思考问题。
例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问题，有人认为来自武汉市P4病毒研究所的泄露，有人相信人工合成且故意施放。
2.向下传播的信息不对称
与信息向上传播的层层过滤风险相比，信息向下传播则是层层放大风险，并使恐慌与信息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互相推进。
信息向下传播扩大和加快了恐慌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恐慌同样也扩大和加剧了信息向下传播的范围和速度。
恐慌与信息的共时性、共向性传播，增大了人们对重大突发疫情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恐惧中寻求心理安全，是重大突发疫情的正常心理。
运用阴谋论对信息进行单一归因和推理，并寻找一个替代对象进行恐惧的宣泄，无疑具有心理安慰的作用。
3.横向传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横向传播的不对称，主要是网络大V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说是网络意见领袖掌握的信息与普通民众掌握的信息的不对称。
横向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网络大V或意见领袖能够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优势，编造并传播阴谋论；另一方面，普通民众认知有限，又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构陷和宰制，形成了以网络大V或意见领袖为传播机制的阴谋论市场。
“他们的观点当然不能代表普遍的看法，但他们却能创造沉默大多数的幻象，并利用网络的匿名性让人们听到‘常理’的声音。
”［1］89例如，民众在民族主义支配下，更容易接受新型冠状病毒人为传播的生化战争阴谋。
4.海量信息传播的信息不对称
网络技术发展使得重大疫情海量信息能够瞬时传播扩散，民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快手以及传统媒体接受各种不同的信息，加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断推送客户所需要的信息，使得民众对信息的接受严重超载，很容易迷失在海量的信息之中。
由于社会多元化、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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