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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展历史:
高速增长规模第一
我国国际学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均保持世界第一。
《2016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共有国际学校661所。
其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22所,平均每所学校在校生600人左右;民办国际学校321所,平均在校生人数为1000人左右;公立学校国际部218所,校均200名学生左右。
2016年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民办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国际部在校生人数分别为7.32万
人>32.1万人和4.36万人,合计在校生43.78万人,相比2015年增长18.13%。
图表5:
民办国际学校在校生数量占绝对优势(单位: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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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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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国际部增速超越外籍子女学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学校总量增长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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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基于中国籍学生的广阔市场,民办国际学校与公立学校国际部后来居上。
2000-2009年,民办国际学校数量占比40%提升到48%;公立学校国际部数量占比从9%提升到23%。
2012年以来,由于政策方面限制,公立学校国际部学校数量年增长率从45.78%迅速下降,2016年出现了负增长。
与此相反,
2010-2016年,民办国际学校数量年增长率从8.67%上升至22.54%,呈现加快增长的趋势。
图表6:
我国国际学校发展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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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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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民办国际学校净增量占比长期最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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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我国民办国际学校增速上升,公立学校国际部增速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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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驱动因素:
供需双升,政策催化
民办国际学校近年来发展较快,主要原因包括:
1)人口结构变化、消费升
级和教育观念转变带来的需求扩张;2)政策利好和资本涌入导致供给增加。
民办国际学校位于教育产业链的中游,以学生出国留学为下游需求,以资本为上游供给,以政策为宏观导向。
社会资本构成了民办国际学校教育产业的上游供给端;国际学校的下游,是学生和家长日益增强的优质国际教育需求。
另外,由于同时涉及教育和对外交流,民办国际学校教育一方面受到民办教育和义务教育政策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中外合作办学和外国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的影响。
图表10:
民办国际学校发展的驱动因素
2.1需求增长:
人口社会多维发展
我们认为国际教育需求端提升原因主要包括:
1)计划生育政策放开;2)家庭结构小型化与扁平化;3)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升级;4)对于低龄留学的接受和追捧。
2.1.1全国出生人口稳中略升
我国进入了回声婴儿潮与计划生育政策开放效应叠加的时期。
根据国家统计
局提供的人口数据,自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次生育高峰,其中自2010年起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生育年龄,第四次生育高峰在理论
上已经形成。
因此未来一个时期内,新出生人口有望稳中回升,形成对于K-12
教育的新的刚性需求。
图表11:
1949年后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理论上已经出现(万人,左
轴:
年末总人数,右轴:
出生人口)
160000
14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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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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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的提高推动K-12教育行业的发展。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生源数量稳定,在短期内有扩大趋势。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2015年,幼儿园入园儿童和在园儿童数量呈上升趋势。
随着持续上升的幼儿园在园儿童毕业进入学龄,K12教育入学规模和在校生规模预计将会逐步扩大
图表12:
2006-2015年学前教育入园儿童数和在园儿童数逐年上升
(万)
2.1.2家庭结构变化与消费升级
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财富的累计,提升了许多家庭对子女优质K-12教育的需求和支付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变化,我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和扁平化的趋势,导致家庭结构变成以二代核心家庭
为主,即一对夫妻和他们的未婚子女;配合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家庭现出三口
之家”的结构。
与多代际联合家庭相比,二代核心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较小,因此父母往往会更加关注子女的身心成长,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更加重视,希望、愿意且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因此,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扁平化趋势,加速了针对优质K-12教育的需求形成。
图表13:
我国家庭户规模不断下降(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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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我国一代和二代家庭户比重上升,二代户是主要家庭形式
居民财富不断增长、消费逐渐升级,对优质教育的投入意愿更高、能力更强。
根据2015年瑞信研究院《全球财富报告》,我国中产人数(拥有价值5万至50万美元财富的人群)从2000年的7026万人增长至2015年的1.09亿人,居全球首位;中产占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8.55%上升至2015年的10.73%。
2000-2015年,我国中产人数增幅达到54.79%,远高于世界水平(26.66%)。
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也大幅上升,2000-2015年增幅达到329.86%,远高于世界平均增幅(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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