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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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

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

　　摘要:

诬陷杀害岳飞的凶手，除了众所周知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二人外，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文官武将中的帮凶。

不论是主凶还是帮凶，谋害岳飞的具体动机虽有所不同，但都不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长远根本利益，都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行为。

南宋政府对岳飞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岳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忠爱祖国、誓抗侵略的杰出英雄和一面旗帜，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贬低都是错误的。

　　南宋抗金爱国名将、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战死于抗敌战争的沙场，而是冤死于本朝人的诬陷和屠刀。

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过程，曲折不顺。

其中的诸多原委，尚有续探之余地，由此涉及的是非原则问题，更有申论之必要。

爰奉拙文，识者正之为盼。

　　一、凶手众多岳飞被害

　　岳飞罹难，考论者很多，然偏重于围绕宋高宗和秦桧孰为元凶、孰为帮凶。

此固必要。

但是对其他帮凶和主动、被动附合助成冤狱者，有所忽略。

从中关涉的和战之争、公私之分、人性大暴露，尤须深究再论。

　　岳飞枉遭杀害，元凶是宋高宗，主要帮凶是秦桧，史料的论述是比较清楚的，不必再辩。

　　尚须注意者，还有一批帮凶。

（一）武将中的帮凶

　　武将中的第一帮凶、陷害岳飞的急先锋，是怯于抗金而勇于内斗、附会和议而欲独揽军权、自私自利而不顾大局的三大将之一的张俊。

是他，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首先发难，谋害韩世忠不成，恼羞成怒，转而谋陷岳飞。

正如岳珂所言:

“先臣之祸，造端乎张俊。

”[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重要帮凶，是宋高宗最为亲信的高级将领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沂中）。

是他出面逮捕岳飞，监斩张宪和岳云。

　　如果张俊和杨存中能够像岳飞、韩世忠等高级将领一样，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以抗金大局为务，精诚团结，誓死抗金，反对求和，抵制宋高宗等人的自毁长城行径，岳飞也不会被陷害惨死。

　　岳飞的几位部将及其表现，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个正式拉开岳飞冤案帷幕的人，是岳飞部将、时任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

是他，第一个跳出来状告前军统制张宪受岳飞、岳云指使谋反，并与张宪当面对证，还由此超擢正任观察使。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

是他，接受王俊诬告状，并转交上级官员①。

死后追赠节度使。

　　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在王俊诬告时都曾附会[1]（《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

姚政、庞荣如何附会，尚难确知。

“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

　　襄阳为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

”[2]（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绍兴十二年六月，“翊卫大夫、严州观察使、御前背嵬军同统制傅选言，首先叙述张宪反状，乞推恩。

后进一官（原注:

《日历》不见转官指挥。

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御使傅选为告捕岳飞下张宪等，除遥郡观察使》，与选陈乞仗内阶衔不同。

当考）以为殿前司副统制”[2]（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被秦桧胁迫到大理寺作证时说:

“曾见岳飞说:

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

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

”[1]（《稡编》卷24《张宪辨》）似未诬害岳飞，仍受重用，死后追赠节度使。

岳飞部将中，像董先这类既未诬害岳飞、也不公开反对秦桧与“绍兴和议”的循默不争军官，实属多数。

　　上述岳飞部将，有的人为诬害岳飞提供文字材料，如王俊;有的人协从，如王贵;有的人提供旁证，如王俊和傅选;多数保持中立，如董先等。

　　宋廷炮制并公布的判决书中，给岳飞罗列了四条罪状:

（1）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

委是情理深重。

　　[3]（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第一条“罪状”，与岳飞部将无关。

第二条和第三条，“指斥”、“说与”系来自部将之告发。

口说无凭，不能成立，故需旁证。

张宪已经下狱，被迫出面作证。

虽然张宪究竟怎么言语、是否真正证明大有疑问，但史称“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又以比并之语为指斥乘舆”。

岳珂认为:

“比并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

”至少表面看来，张宪在狱中似乎被迫证明过岳飞的第二、第三条罪状。

董先到大理寺作证时，虽未证明岳飞第二条罪状（“比并建节”、“指斥乘舆”），但却证明过岳飞的第三条罪状。

所以岳珂说:

“跎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

”[1]（《稡编》卷24《张宪辨》）尤其是第四条罪状，本来查无实据，如果没有王俊的诬告状纸、王贵的上递状纸、傅选等人附会，就无法成立并牵连岳飞。

　　可见，如无岳飞部将的首告状，如无岳飞部将的“附会”，害飞者很难凭空诬陷岳飞。

若无岳飞部将的多数中立，赵构、秦桧之流又岂敢杀害岳飞?

（二）文官中的帮凶

　　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看到朝廷关于岳飞狱案的榜示后，立即上书高宗，批评赵构“令将帅相屠”[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然而事实上，参与屠杀岳飞的不仅有武将，还有一批文官。

文官中的帮凶大恶，首推秦桧。

史载确凿昭明，此不赘言。

还有一批文官，充当帮凶，参与诬陷、迫害岳飞。

　　首先出场的是一批造势者，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诬陷、杀害岳飞的帮凶。

　　据李心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诏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令入对。

　　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

会　　淮西军叛，浚坐谪去。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

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

　　至是，同献计于秦桧，请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

桧纳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并赴行在[2]（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

　　自唐“安史之乱”至宋初，骄兵悍将布列内外，以至于左右政局、兴亡国柄，文官的地位和影响空前低落。

有鉴于此，宋太祖时即开始剥夺宿将兵权，开始重用文臣。

至宋太宗时，不分内外地一概剥夺或限制武将兵权，大兴文教，竭力重用文官，形成空前罕见的重文轻武、重文抑武格局，并为后来的君臣奉为“祖宗家法”而恪守不渝。

南宋初期，武将势力趁天下大乱、战争频仍之契机再度崛起，专横跋扈之将不乏其人，武将凌辱文官之事屡有发生，宋高宗及其朝臣也只能是抚而防之、恨而用之，常恐尾大不掉，伺机“第二次收兵权”。

　　建炎四年（1130），枢密院编修官王銍奉命研究总结“祖宗兵制”，对太祖、太宗削藩镇、收兵权、恩威并施、相互牵制等“家法”妙策论述精详。

高宗读后，极为赞赏[4]（后录卷11、余话卷1）。

从其后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赵构确实心领神会、力行不怠。

张浚、王庶等文官曾辅助宋高宗收兵权，均以失败告终。

但经过这些文官的努力，分割或收夺大将兵权的舆论准备已基本就绪。

　　到绍兴十一年，在秦桧、范同等人谋划下，终于收夺韩、张、岳三大将兵权。

三人被调离本军、上调中央任枢密使副后，连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都洞悉其妙:

以前是“将帅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忧尾大之祸，驾御笼络，而宠之以枢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骇瞩，而虏人闻之亦禠魄。

当此之时，朝廷为重。

此轻重之势，童子能知之矣”[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三大将脱离共同奋战多年的部将、上调中央，已被架空。

然而，宋高宗及其麾下的一批文官并未心满意足，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要做了:

屠刀首先砍向最慢怠文官、坚决抗金、不惜以非常手段坚决反对“绍兴和议”的韩世忠，因岳飞抵制未果，于是刀锋转向岳飞。

　　集中兵权、统一指挥有利于协同作战，本身不谬，确有必要，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岳飞被害。

但集中兵权后，不是用于抗金雪耻，而是为了制服压抑主战派武将，以便屈辱求和、谋私卖国，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为此而诬杀尽忠许国、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就更是错上加错、千古罪人了。

极为不幸的是，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并不是第一种结果，而是第二种结果，又横空加上第三种结果。

那些良莠忠奸不分、轻重深浅不别、精于谋私而拙于谋公的文官们，难逃造势之责。

　　在岳飞被害问题上，如果说张、岳楚州之行前部分文官不过具有客观造势之罪责，那么后来就直接参与陷害岳飞阴谋之中了。

　　楚州归来后，岳飞上奏提出辞职，高宗不允。

八月份，台谏官万俟、何铸、罗汝楫，秉承赵构和秦桧旨意，与张俊密切配合，连上六章弹劾岳飞。

他们给岳飞罗列了五大罪过:

1.淮西之役，“稽违诏旨，不以时发”。

2.在楚州“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

3.“自登枢筦，郁郁不乐，日谋引去。

尝对人言:

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某不愿为者。

妄自尊大，略无忌惮。

”4.“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即建议立皇储）。

5.“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反对与金媾和）①。

　　上述弹劾，直索飞命，万不可等闲视之。

其一，绍兴三年，宋高宗曾赐给岳飞一面锦旗，上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

君臣遐迩，举国上下，都把岳飞视为忠臣。

至此弹劾奏章中，他们改变看法，宣称岳飞已经“大亏忠节”，“忠衰于君”[1]（《稡编》卷23《山阳辨》）。

既然已不忠于宋高宗赵构，理应清除。

据李心传《要录》记载说:

“先是，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

飞自楚归，乃令论其罪，始有杀飞意矣。

”[2]（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丑）对于宋高宗本人来说，岳飞不追随自己向金求和，确非忠臣。

这是岳飞不忠的真相（其他都是借口或诬词），也是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

其二，万俟卨等人审理岳飞指使张宪谋反一案证据不足、难以收场时，便转而摘取上述弹劾内容罗织罪名。

　　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舆论准备工作，已由这几位文官基本完成。

其下是选择一个最能耸人听闻的“谋反”借口。

九月八日，王俊状告张宪受岳飞指使“谋反”。

十月中间，岳飞被捕。

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害。

　　从入狱之日起，确如一狱卒所言，岳飞已成“逆臣”[5]（炎兴下帙卷107），几无生还的希望。

但从审理官何铸、薛仁辅、何彦猷、李若朴企图保全岳飞性命之举来看，岳飞尚有一丝生还希望。

但万俟等却在赵构、秦桧唆使下，锤拷强求，恶毒罗织，定成死罪。

如果审理官都像何铸等人良心未泯、仗义拯救，而不像秦桧、万俟等助纣为虐，宋高宗一人又岂能将岳飞判成死罪?

　　（三）凶手们的动机

　　诬陷、杀害岳飞的元凶和众多帮凶，其目的和动机有所不同。

　　宋高宗赵构要杀岳飞，主要是因为岳飞一贯主战拒和，坚决要求抗金，矢志收复失地，成为赵构对金求和、达成“绍兴和议”的最大障碍。

宋高宗只在金朝大兵压境、皇位和性命受到威胁时才肯主战。

一有可能，他就求和，不管军事实力强弱都要卑躬屈膝地求和。

为了求和，他可以不要亲兄长，可以不要祖宗国土臣民，可以奴颜婢膝，又怎会爱惜岳飞的生命！

支持他求和就是忠臣，妨碍他求和就是逆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赵构求和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休养生息、雪耻复国，而是为了他自己能够长期偏安江南、寻欢作乐、活得舒逸。

　　宋高宗赵构是最大的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者。

文官武将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帮凶们，也是一批极端的自私自利者。

　　岳飞有句名言:

“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②他是看到许多文官太爱钱财、许多武将太惜己命才有感而发的。

久经沙场的岳飞，多次亲眼目睹你死我活大搏杀时的人性大暴露，对此深有体会。

他曾说过:

“战阵既交，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

”[1]（《续编》卷27《百氏昭忠录》卷11）一般文官和普通百姓惧战怯死，尚有可谅之处。

而在国家危难之秋，人人应该舍身勇战、杀敌保国，职业军人贪生怕死则是不可容忍的。

靖康以来，冒死突战的将士固然不乏其人、可歌可泣，而贪生怕死、惧敌怯战甚至望风奔溃的将士也不少见。

像手握重兵的名将刘光世、张俊等人均有一些怯阵而退的劣迹。

甚至岳家军中地位仅次于岳飞的二号大将王贵，也有临阵怯敌记录。

“绍兴和议”之前，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

在武将群体中，韩世忠和岳飞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二人也恰为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