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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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引用地址：
你可以不当记者，但是如果当了记者，你必须是个好记者。
〈南方周末〉这样教育它的记者。
于是，这份报纸一度成为了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
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报业孤本。
在这个记者节，我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追踪寻访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他们的个人变迁，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
他们虽然现在大多已不在南周，甚至有些已经没有在媒体，但是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符号意义，却历久弥新。
而他们的困惑与尴尬，也逼视出性格与时代的矛盾。
作为与南周有着近似定位与追求的区域新兴媒体，我们无意于以此攀龙附凤。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复制是愚蠢的。
我们仅仅作为记者，以这些文字向那些优秀的同行致敬，并对个人新闻价值观，做一次提醒和梳理。
感谢10余位受访者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
同时，由于时间与资源的局限，我们遗漏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对象，谨此致歉。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
在文中她这样写道：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１９９５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
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
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
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
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
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
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
跨过１９９５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
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
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
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
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
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
《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
“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
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郭国松说：
“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
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
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
“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
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
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
”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
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
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
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
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
“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
信的大意是：
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
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
“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
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
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
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
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
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
“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
这种感觉俘获了我。
”余刘文说。
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
“不错不错。
”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
“签字吧，小余。
”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
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
”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
”杨海鹏说。
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
一年之后，加盟南周。
“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
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
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
“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
”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
“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１９９８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
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
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
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
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
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
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
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
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
”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
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
”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之二
他们的新闻时刻
朱德付：
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
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
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
他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前后跨度6年），他离开南周后其他记者还接着进行了追踪，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
四万多字的长篇特稿《寒梅苦争春》，在两个月内连续刊发完，这在当时的中国报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新闻连载之先河，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25天时间内将这篇特稿与《南方周末》同步刊发。
一时间，引得南方甚至全国洛阳纸贵。
谭庭浩：
“人与法”成了“第二个头版”
谭庭浩初入南方日报社，适逢《南方周末》由4版扩至8版，于是，与同期入驻的新人一起被派往了南方周末，“那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一份文化性、副刊性很浓的报纸，‘人与法’是扩版后新增加的版面，决定尝试一下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就选择了做‘人与法’的责任编辑。
”
谭庭浩与陈朝华其实是轮流做编辑和记者，名字写前面的，才是当月真正的责编，另一个则在外面跑新闻，下个月二人轮换。
90年代，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
1995年下半年，“人与法”版出现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西窗法雨”栏目（第一二期名为“西窗法语”），每期一文，一直到1997年4月11日才最后结笔。
“文章作者‘一正’并不是我，而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年轻教授，他是学西方法律史的。
”以西方的法眼看中国的现象，对那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有很好的社会启蒙作用。
不久，花城出版社就将“西窗法雨”结集成册。
余刘文：
很多黑暗超出我的想象力
到《南方周末》后不久，余刘文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
孙是昆明黑社会的老大。
强奸轮奸案发后被捕。
他的势力太大，养父母都是市、区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亲生父亲更不得了，在军界位高权重。
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办案的警察很难熬。
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案子很可能办不下去。
采访非常难，昆明市检察院一些负责人很抵触。
最后所有内幕捅开以后，他们都锒铛入狱。
原来他们帮孙小果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只判了三年，而就在判刑以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余刘文如此叙述他当时的险象环生：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
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
也许就在身边。
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
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
也许对方就在楼下。
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
还有一篇《生者》给人印象也很深。
四川泸定县某乡的一个派出所民警赵林，在街上开枪射杀9个村民。
9个人里，70岁以上的两个，50岁以上的四个，孕妇一个，青壮年只有两个。
起因很简单，杨家在村里杂货店里欠了600元钱没还，双方发生争执。
杂货店老板就找来赵林帮他出气，赵骑着摩托车来到正在赶集的街上，用手枪对杨家人进行点射。
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
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
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
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
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
“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
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
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院门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
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
“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
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
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
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
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
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
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
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
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
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
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
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
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
“防暴队已经出动了？
到哪里了？
”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
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象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
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
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
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
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
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就在城市市长们宣称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方三文在对北京郊外大都市边缘人群进行真实细腻的描述后，发出了“这是不是贫民窟？
”的质问；就在一些“专家”为教育产业化鼓吹的时候，一篇《两份沉重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上涨的背后是什么？
》引人深思。
赵世龙：
我是那只跳得最高的跳蚤
现在国内的新闻界，是十个手指捂跳蚤，谁跳的高，就捂谁。
赵世龙可能是跳得最高的跳蚤之一。
正是这只跳蚤曾经爬上过三峡大坝亲手摸到了大坝裂缝；曾经登上洗脚城楼顶进行偷窥式采证；曾经潜入地底，趟过南丹矿难中无边的大水；曾经揭出了“长州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的天大丑闻。
赵世龙回忆说：
“为了写《三峡大坝开裂》，我爬上三峡大坝。
当时的三峡公司领导班子正要换届，而三峡大坝出问题是上一届就出了。
所以当时我去之前，三峡公司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吹风会。
就是说假如若干年之后，三峡公司出了事情，那也是上一届的事情。
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央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过三峡的事情，说三峡的事情不能出问题，三峡工程是关乎千秋的大事。
我当时把握到了一个大的走向。
所以才能报的出来，报出来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
“《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那是我自导自演的。
当时我想，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
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
”
“记得当时我光着膀子在某洗脚城楼顶上拍了三天三夜，终于让这起丑闻曝光，确定203名考生作弊并被取消高考资格，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包括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19人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或给予行政处分。
”
李玉霄：
灾难记者的生命意识
由于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事件等重大伤亡事故的报道，人们谈起李玉霄总喜欢用“灾难性报道记者”来称呼。
对李玉霄的工作，南方周末副主编钱刚曾说：
“别人写死人人数十从政府报告里面抄的，而李玉霄是自己去数尸体数的。
”
但是李玉霄认为，自己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是巧合，不是可以偏向这类稿子，对于曾经作过的报道，李玉霄自己的评价是：
“还行，还能放得住。
”
在李玉霄认为，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一是要贯之以南周理念，即对生命的珍视，其次就是要对事故的原因进行推究，找出偶然中的必然。
李玉霄印象最深的是对焦作录像厅的报道。
焦作的一个录像厅在放黄色录像时将卷闸门锁上了，结果由于暖气燃烧失火，７４人全部被活活烧死。
“事故发生后清理现场，一开门，呼啦啦一大堆烧焦了的人骨头向门口扑倒而来。
”李玉霄回忆说：
“这些人是在找出路。
这种失火，人是可以跑出来的，但是因为是在放黄色录像，所以老板只有锁门，结果没有人活下来。
”
李玉霄发现，死者中大部分为民工，所以他的采访就从录像厅转移到民工工地上了。
他给一些民工扛行李，到工棚里陪他们聊天，了解了民工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一面。
一些刚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由于没有住处，只有花两块钱去看录像，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并且，李玉霄发现这个录像厅用的椅子时当地开人大会议退下来的旧椅子，这个录像厅老板与当地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迎忠：
凌晨3点是拍片子的最好时间
方迎忠在《南方周》6年，几乎没有光明正大的对着采访对象去拍，都是以偷拍为主。
他说，我们常常都是被新闻封锁的对象，几乎没有用过正式记者证去采访。
比如洛阳大火案，方迎忠和李玉宵联袂出手，但是各做各的，不在一起住，也不一起采访，怕的是被当地有关部门一锅端。
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
村里封锁得很厉害。
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
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
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
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
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
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
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
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
00—4：
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
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之三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
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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