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docx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docx](https://file1.bdocx.com/fileroot1/2023-7/10/940f24a8-2b13-4256-99c0-a7faf120324f/940f24a8-2b13-4256-99c0-a7faf120324f1.gif)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引用地址:
你可以不当记者,但是如果当了记者,你必须是个好记者。
〈南方周末〉这样教育它的记者。
于是,这份报纸一度成为了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
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报业孤本。
在这个记者节,我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追踪寻访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他们的个人变迁,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
他们虽然现在大多已不在南周,甚至有些已经没有在媒体,但是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符号意义,却历久弥新。
而他们的困惑与尴尬,也逼视出性格与时代的矛盾。
作为与南周有着近似定位与追求的区域新兴媒体,我们无意于以此攀龙附凤。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复制是愚蠢的。
我们仅仅作为记者,以这些文字向那些优秀的同行致敬,并对个人新闻价值观,做一次提醒和梳理。
感谢10余位受访者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
同时,由于时间与资源的局限,我们遗漏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对象,谨此致歉。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
在文中她这样写道: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1995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
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
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
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
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
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
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
跨过1995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
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
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
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
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
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
《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
“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
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郭国松说:
“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
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
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
“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
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
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
”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
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
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
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
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
“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
信的大意是:
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
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
“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
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
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
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
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
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
“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
这种感觉俘获了我。
”余刘文说。
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
“不错不错。
”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
“签字吧,小余。
”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
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
”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
”杨海鹏说。
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
一年之后,加盟南周。
“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
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
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
“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
”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
“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1998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
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
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
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
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
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
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
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
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
”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
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
”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之二
他们的新闻时刻
朱德付:
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
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
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
他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前后跨度6年),他离开南周后其他记者还接着进行了追踪,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
四万多字的长篇特稿《寒梅苦争春》,在两个月内连续刊发完,这在当时的中国报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新闻连载之先河,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25天时间内将这篇特稿与《南方周末》同步刊发。
一时间,引得南方甚至全国洛阳纸贵。
谭庭浩:
“人与法”成了“第二个头版”
谭庭浩初入南方日报社,适逢《南方周末》由4版扩至8版,于是,与同期入驻的新人一起被派往了南方周末,“那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一份文化性、副刊性很浓的报纸,‘人与法’是扩版后新增加的版面,决定尝试一下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就选择了做‘人与法’的责任编辑。
”
谭庭浩与陈朝华其实是轮流做编辑和记者,名字写前面的,才是当月真正的责编,另一个则在外面跑新闻,下个月二人轮换。
90年代,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
1995年下半年,“人与法”版出现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西窗法雨”栏目(第一二期名为“西窗法语”),每期一文,一直到1997年4月11日才最后结笔。
“文章作者‘一正’并不是我,而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年轻教授,他是学西方法律史的。
”以西方的法眼看中国的现象,对那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有很好的社会启蒙作用。
不久,花城出版社就将“西窗法雨”结集成册。
余刘文:
很多黑暗超出我的想象力
到《南方周末》后不久,余刘文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
孙是昆明黑社会的老大。
强奸轮奸案发后被捕。
他的势力太大,养父母都是市、区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亲生父亲更不得了,在军界位高权重。
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办案的警察很难熬。
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案子很可能办不下去。
采访非常难,昆明市检察院一些负责人很抵触。
最后所有内幕捅开以后,他们都锒铛入狱。
原来他们帮孙小果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只判了三年,而就在判刑以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余刘文如此叙述他当时的险象环生: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
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
也许就在身边。
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
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
也许对方就在楼下。
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
还有一篇《生者》给人印象也很深。
四川泸定县某乡的一个派出所民警赵林,在街上开枪射杀9个村民。
9个人里,70岁以上的两个,50岁以上的四个,孕妇一个,青壮年只有两个。
起因很简单,杨家在村里杂货店里欠了600元钱没还,双方发生争执。
杂货店老板就找来赵林帮他出气,赵骑着摩托车来到正在赶集的街上,用手枪对杨家人进行点射。
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
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
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
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
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
“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
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
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院门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
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
“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
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
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
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
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
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
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
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
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
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
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
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
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
“防暴队已经出动了?
到哪里了?
”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
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象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
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
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
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
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
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就在城市市长们宣称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方三文在对北京郊外大都市边缘人群进行真实细腻的描述后,发出了“这是不是贫民窟?
”的质问;就在一些“专家”为教育产业化鼓吹的时候,一篇《两份沉重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上涨的背后是什么?
》引人深思。
赵世龙:
我是那只跳得最高的跳蚤
现在国内的新闻界,是十个手指捂跳蚤,谁跳的高,就捂谁。
赵世龙可能是跳得最高的跳蚤之一。
正是这只跳蚤曾经爬上过三峡大坝亲手摸到了大坝裂缝;曾经登上洗脚城楼顶进行偷窥式采证;曾经潜入地底,趟过南丹矿难中无边的大水;曾经揭出了“长州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的天大丑闻。
赵世龙回忆说:
“为了写《三峡大坝开裂》,我爬上三峡大坝。
当时的三峡公司领导班子正要换届,而三峡大坝出问题是上一届就出了。
所以当时我去之前,三峡公司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吹风会。
就是说假如若干年之后,三峡公司出了事情,那也是上一届的事情。
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央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过三峡的事情,说三峡的事情不能出问题,三峡工程是关乎千秋的大事。
我当时把握到了一个大的走向。
所以才能报的出来,报出来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
“《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那是我自导自演的。
当时我想,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
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
”
“记得当时我光着膀子在某洗脚城楼顶上拍了三天三夜,终于让这起丑闻曝光,确定203名考生作弊并被取消高考资格,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包括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19人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或给予行政处分。
”
李玉霄:
灾难记者的生命意识
由于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事件等重大伤亡事故的报道,人们谈起李玉霄总喜欢用“灾难性报道记者”来称呼。
对李玉霄的工作,南方周末副主编钱刚曾说:
“别人写死人人数十从政府报告里面抄的,而李玉霄是自己去数尸体数的。
”
但是李玉霄认为,自己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是巧合,不是可以偏向这类稿子,对于曾经作过的报道,李玉霄自己的评价是:
“还行,还能放得住。
”
在李玉霄认为,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一是要贯之以南周理念,即对生命的珍视,其次就是要对事故的原因进行推究,找出偶然中的必然。
李玉霄印象最深的是对焦作录像厅的报道。
焦作的一个录像厅在放黄色录像时将卷闸门锁上了,结果由于暖气燃烧失火,74人全部被活活烧死。
“事故发生后清理现场,一开门,呼啦啦一大堆烧焦了的人骨头向门口扑倒而来。
”李玉霄回忆说:
“这些人是在找出路。
这种失火,人是可以跑出来的,但是因为是在放黄色录像,所以老板只有锁门,结果没有人活下来。
”
李玉霄发现,死者中大部分为民工,所以他的采访就从录像厅转移到民工工地上了。
他给一些民工扛行李,到工棚里陪他们聊天,了解了民工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一面。
一些刚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由于没有住处,只有花两块钱去看录像,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并且,李玉霄发现这个录像厅用的椅子时当地开人大会议退下来的旧椅子,这个录像厅老板与当地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迎忠:
凌晨3点是拍片子的最好时间
方迎忠在《南方周》6年,几乎没有光明正大的对着采访对象去拍,都是以偷拍为主。
他说,我们常常都是被新闻封锁的对象,几乎没有用过正式记者证去采访。
比如洛阳大火案,方迎忠和李玉宵联袂出手,但是各做各的,不在一起住,也不一起采访,怕的是被当地有关部门一锅端。
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
村里封锁得很厉害。
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
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
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
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
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
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
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
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
00—4:
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
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之三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
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