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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诈高官案例

篇一：

高官腐败案例剖析

高官腐败案例剖析

田国良

时间:

201X-06-0516:

11来源：

《改革内参》201X年第14期

本文选择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100个高官（副省部级，至少享受副部级待遇）腐败并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加以剖析。

高管腐败案例分布

地区和系统分布。

所选案例中，地方72例。

其中，北京、山东各5例；辽宁、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浙江各4例；天津、福建、河南各3例；河北、江苏、湖北、海南、重庆、云南、吉林各2例；上海、黑龙江、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湖南、陕西、新疆、四川、内蒙各1例；西藏为零记录。

中央国家机关15例，其中，铁道部3例，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2例，国家科委、海关总署、交通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最高法院、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各1例；中央银行6例；其他中央国有企业7例。

整体看来，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也相对较多。

年龄分布。

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1例，30年代的22例，40年代的46例，50年代的31例。

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0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约66岁。

职务分布。

所选案例中，有3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15例曾是正省部级干部，其余82例曾是副省部级（或者“享受副部级待遇”）干部。

其中，有2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量刑分布。

所选案例中，已判的90例，其量刑情况是：

死刑6例，死缓26例，无期徒刑16例，有期徒刑42例。

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案例约占53％。

罪名分布。

已判的90例中，其罪名有“受贿罪”（85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1例）、“贪污罪”（6例）、“滥用职权罪”（5例）、“玩忽职守罪”（4例）、“挪用公款罪”（3例），也包括“行贿罪”（2例）、“徇私舞弊罪”（1例）、“杀人罪”（1例）、“爆炸罪”（1例）、“重婚罪”（1例）。

其中，一人多罪的26例。

高官腐败蔓延态势

（一）腐败案例与时俱增

分析几个时间概念。

一是开始犯罪时间。

开始犯罪时间可考者92例。

其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犯罪的10例；90年代68例；本世纪14例。

其最高峰是在1993年（13例）。

二是判决时间。

已判的90例中，上世纪80年代，仅1987年判了2例，90年代判了14例，本世纪已判74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每年宣判的也就1—2例，有的年份是空白，而从1997年开始，逐渐趋上升之势，201X年达到峰值（12例）。

（二）涉案金额不断增加

这里所说的“涉案金额”是指案主本人或直系亲属、情妇合伙

受贿、贪污的金额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没有计算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和营私舞弊造成的经济损失、违规放贷等涉案金额。

所选案例中，除7例尚未判决，4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其余89例，涉案金额共约77699万元，平均每例约873万。

上世纪80年代2例，1例受贿2万多元，另1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90年代15例，共涉案金额约366万，平均每例约24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55万；本世纪83例．其中3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内），7例尚未宣判，其余73例，涉案金额共约77331万，平均每例约1059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19573万。

可见，高官腐败个案的涉案金额在提高，而且增幅明显。

（三）涉案领域越来越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期，高官腐败涉案面相对单一，而且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

1987年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例是帮人办理香港单程通行证而受贿；一例是为报答“红颜”而为公司货物走私开绿灯。

上世纪90年代初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助农民联系水利工程和办理采金人员指标而受贿；一个收人钱物后，帮人办理计划外运煤手续。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高官腐败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的领域的各个层面延伸。

如潘广田、丛福奎、王雪冰、胡楚寿案，就和违规贷款有联系；陈同海、陈少勇、朱志刚、康日新、黄瑶案，与企业经营纠缠一起；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李嘉廷、王怀忠、刘长贵、王钟麓、王有杰、何闽旭、王武龙、杜世成、李堂堂、刘志华、许宗衡、宋晨光案，都和房地产

开发密切相关；柴王群、刘方仁、张国光、宋勇案，与工程建设项目有染；朱小华、何洪达、王益、皮黔生案，就和企业上市、股权交易有关；郑筱萸案，和产品审批有瓜葛。

到了本世纪，高官腐败的霉菌开始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

如麦崇楷、丁鑫发、吴振汉、郑少东案，都和案件查处有关联；韩桂芝、徐国健、侯武杰、王昭耀、荆福生、庞家钰案，就有“买官卖官”行为。

（四）“窝案”有所增加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腐败高官大都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后来，则开始出现“集体腐败”，并且陆续挖出了一系列所谓“窝案”。

如1995年王宝森的自杀，同时牵出北京的另外3名高官（陈希同、铁英、黄纪诚）。

本世纪初宣判的原沈阳市长慕绥新案、马向东（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案，人称“慕马案”，涉案人员100多人，其中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

与“慕马案”同时出现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判刑，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深陷其中。

201X年韩桂芝判刑，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

201X年宣判的陈良宇，是“上海社保基金窝案”的主角，该案也牵涉一批官员。

（五）案情越加隐蔽

90年代初期以前，高官腐败案情相对简单，多是“交钱—办事”、“办事—交钱”，一眼可透视。

后来出现的许多案例．案情云遮雾罩，受贿花样令人眼花缭乱。

（六）潜伏期有所延长

潜伏期是指开始作案到案情暴露的时间。

所选案例中，平均

潜伏期约7.9年，其中，上世纪80年代．平均潜伏期1年；90年代，平均潜伏期4.2年；本世纪，平均潜伏期约9.2年，其中，最长的18年（陈良宇案）。

可见，越是新近发案的案例，其潜伏期越是相对长一些。

（七）染“色”案例有所增加

所选案例，媒体报道其有情妇或者有婚外情的50例，上世纪80-90年代的17例中，5例“染色”，约占29％；本世纪的83例中．46例“染色”，约占55％。

可见，高官腐败案例中的“染色”案例所占比例在扩大。

（八）家属涉案程度有所加强

高官腐败，家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的两个案例，未见家属涉案的报道；90年代的15例，家属涉案的3例，占20％；本世纪已判决的73例，加上自杀和外逃的2例，共75例，其中家属涉案的30例，约占40％。

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属涉案程度有所加强。

（九）办案时间有所延长

办案时间是指从发案到终审判决的时间，一般要经历“双规”—纪检部门查处—司法部门介入（检察部门侦察）—法院审判（为防止干扰，一般实行异地侦察、审判）几个阶段。

由于案情日趋隐蔽、复杂，增加了查处难度，致使办案时间有所延长。

上世纪80年代的2个案例，从纪委查处到宣判，只1年；90年代判决的14个案例，有2例经历了3年，有4例经过了2年；本世纪已判的73例，有8例经历了3年，有33例经历了2年。

（十）惩处力度不断加强

上世纪80年代判决的两例，都是有期徒刑，一例10年，一

篇二：

“假纪检”敲诈官员带出“真贪官”

“假纪检”敲诈官员带出“真贪官”？

201X年04月28日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因为一张看花眼的回执单，两个青年由此鼓捣了一场冒充“纪检干部”的闹剧——

举报：

“市纪委”的电话来了

“我被敲诈了！

”

201X年4月6日这天，南充市南部县公安局接到了一起特别的报案。

在当天的审讯室里，35岁的刑侦大队副队长李坤感到，坐在他面前这个穿着西装、微胖、有些秃顶的中年男子“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群众”。

在李坤询问了其基本情况后，中年男子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我叫罗维，是南部县教育局局长，也是南部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

李坤告诉记者，虽然以前在网络上看到过外地一些官员被敲诈的案例，然而这次接到本地官员的案子，在南部还是第一次。

随后，他向记者展示了当时的接案笔录。

“当时，罗维报案时，除了陈述案情外，还专门注意保留了一些相关证据。

”李坤说。

事情源于201X年3月9日上午的一个电话。

据罗维回忆，当时他接到敲诈电话时，“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一名中学校长谈工作上的事”。

“我是市纪委的人。

”

“有什么事？

”

“有人举报你受贿，举报材料已经寄到我这里了！

”

后来罗维回忆，电话里那个成年男子的声音很严厉。

当天下午，罗维又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

“别人将举报材料寄错了，寄到了我这里。

”随后，罗维果然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个u盘。

包裹单上寄件人一栏写着南充市纪委一名领导的名字。

笔录中显示，警方曾问罗，“你认识这个市纪委领导吗”？

罗答，“我认识。

”

李坤向记者调出了那个u盘里的照片：

在一个宾馆房间，桌子上一堆百元钞票，被三五个“南部大桥中学”的信封盛装；一张个人银行理财开户的回执单，开户金额标明是13.2万元。

之后，罗维又收到短信要求其用60万元了结此事，否则就要公布到网上。

据此，罗维判断是有人在冒充纪检干部进行敲诈，便回复道：

“我在开会。

”随即，罗选择报案。

报案当天，公安刑侦人员商量对策后，认为应当“引鱼上钩”，请罗配合公安，与敲诈者进行谈判、约定见面。

在南部县法院档案室，记者看到了当时的短信取证。

在罗维报案那天下午5点半，双方开始商谈交易价格。

罗说：

“我把钱给你你不还给我东西怎么办呢？

”对方回答，“我要是贪的话，就不要那么点了。

”罗抱怨：

“其实你们不了解?

?

教育局长很清贫！

”

最后双方商定为15万，约定在南部县定水镇一座大桥上进行交易。

在公安局人员的陪同下，罗维驱车到了定水镇。

经过一番周旋，公安人员利用技侦手段定位到了嫌疑人位置，并立即实施了抓捕。

李坤回忆道，审理时发现，这只是一名从犯，根据其供述，警方随后又将主犯抓捕归案——主犯杨勇和从犯徐翎都才二十多岁。

敲诈：

一张看花眼的回执单

两个年轻人怎么会想到冒充纪委干部去敲诈呢？

记者带着疑惑奔赴关押二人的巴中监狱。

杨勇关押在二监区，徐翎则在五监区，隔得有点远。

对于这座监狱，两人并不陌生。

监区管教民警王谓告诉记者，26岁的杨勇是徐翎的“大哥”，两人年龄相差一岁，201X年他们就曾因故意伤害罪，在这里呆了5年多。

在办公室等待徐翎的空当，王谓需要杨勇在“慰问帮扶”计划单上填写信息。

“他父亲去沿海打工，母亲有病，家里基本没人了”，民警为杨勇联系了志愿者进行慰问帮扶。

杨勇一边搓着脸，一边填写。

小学文化的他，握笔离笔尖很近，十来个字就有3个字抬头问该怎么写。

“你是哪里人呢？

”记者问。

“南部。

”他说话简洁又低沉。

“201X年为何进监狱？

”

“看场子的时候打人。

”

据他解释，看场子就是维护赌场秩序的意思。

“为何出狱之后不找份正经工作呢？

”

“也想，上次从监狱出来后和人合伙开了个宾馆，贷的款。

但社会上朋友又来找我，（宾

馆）生意就黄了，银行贷款要到期了，心头急，就想去搞钱，快些。

”

然而，对于两名社会青年，其作案用的那张银行回执单，是从哪里来的？

据罗维说，他确实于201X年在南部县工商银行办理了金卡开户业务，回执单则随手放在了一个黄色的布质肩包里。

后来，肩包一直未用，直到去年年初被其姐夫拿去使用时，在汽车里遗失了。

“当时车窗没关好，可能被人看到，以为里面装有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偷走了。

那张回执单也在里面。

”

然而杨勇却有另一番说法：

那张回执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