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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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
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
杨学功
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
近年来,关于“ontology”及其词根“on”的译名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
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康先生就对用汉语“本体论”一词来翻译西方哲学中的专门术语“ontology”是否准确的问题,提出过异议。
近年来的争论既是陈康先生所提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又是对它的深化。
因为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研究,学术界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上无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的准确性问题主要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只有在研究达到相当的深度和水平时,这个问题才会以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
陈康先生当初提出这个问题时,在学界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回应,因为当时一般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并没有达到陈康先生的程度和水平;而这一次,问题一经重新提出,很快就在学界得到广泛的回应,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间,还辐射到研究逻辑学、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甚至在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和美学的学者中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
认真地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无疑是我们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上真正登堂入室的一个关键,意义重大。
我已经在别处对相关争论作了较为详细的学理分析,并表明了自己所持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不拟也不必过多重复。
这里准备换一个视角,讨论一下翻译原则的问题。
因为从相关讨论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各种不同译名的主X者之间的争论,都潜在地或深层地受制于论者所持的翻译原则。
一 译名讨论的一般情况和主要分歧
至今仍在汉语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本体论”这个术语,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本来固有的概念,而是从西语“ontology”转译过来的。
这一“转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即是说,它是根据人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结合汉语的相关文化背景,运用汉语的构词法而“新造”出来的一个术语。
这个术语到底好不好?
能否反映出西方思想的本义?
是否便于在汉语中表达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是一个早就存在争议的问题。
要辨明争论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有必要从“ontology”的词源说起。
英文的ontology ,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
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
既然从词源来说,ontology是指关于“on”的“logos”,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从中国学术界的情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
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殊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
近年来,经过辨析和讨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许多。
根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 ,人们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体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1)讨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X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
例如,在汪子嵩先生等著的《希腊哲学史》这部多卷本断代哲学史巨著已经出版的两卷中,就是这样处理的。
(当然,他们的观点后来有变化。
)书中说:
“这个‘存在’(estin)是动词eimi(相当于英文be)的现在陈述式第三人称单数(相当于英文is),可以译为‘是’、‘有’和‘存在’,我们为了读者容易理解都译为‘存在’”。
(2)主X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
例如,赵敦华先生在《“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一文中提出:
“‘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这不意味着翻译可以各行其是;相反,这向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该根据对不同形而上学理论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
译法的合理性取决于理解的正确性,不能照搬词汇的字典意义,being的译法尤其如此。
” 他以形而上学史为根据,说明“有”、“在”、“是”各在哪些理论或场合有着自己的适用X围,认为中译概念“是”(或“是者”)、“在”(或“存在”)、“有”(或“存有”)各有依据,不能强求一律;但需要结合具体的哲学理论,确定三者之中何者最接近原著的意义。
(3)主X应该用“是”来翻译。
最早采用此译的是陈康先生20世纪40年代译注的《巴曼尼得斯篇》。
1959年初版的吴寿彭先生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也采用了这种译法。
现在持这种主X的人很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见,包括前面一些观点的主X者,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而持这种主X。
这里综合相关文献 的论述,扼要地说明一下他们主X这样翻译的理由。
第一,从普遍性意义看,on(being,Sein)是西方哲学中最普遍的概念,或者说,是具有最普遍性质的X畴。
用汉语来翻译,地位要相当,就是说,应该具有同样的普遍性。
一般认为,“有”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普遍性的语词,或外延最大的概念,其词义是非常多样和宽广的。
“有”可以表示“存在”的意思,如问:
“有人吗?
”回答:
“有”;“有”也是一个哲学概念,如“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序卦》),“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以及魏晋玄学和佛学的“有”“无”之辩;“有”还表示所有、具有,如“寡人有疾”(《孟子·梁惠王》),“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等等。
这表明,用“有”来翻译,地位是相当的。
但是,根据王太庆先生的考察,汉语中的“有”是从“手持”(拥有)的观念发展而来的,而在西文中,having和being是两码事;一般意义的“有”(相当于there is/are)也只有“存有”的意思,而不具有“being”最基本的意思——“是”。
陈康先生也早就指出,“有”乃中文里外延最大的一词,但“有”不足以翻译on或einai等等。
“有”相当于habitus,habere,这两个字成为哲学上的名词乃是中世纪对hexis,echein的翻译。
但hexis虽列于亚里士多德的X畴表中,却远在ousia,poion,poson(substantia,qualitas,quantitas)之下,这就是说:
人、马、白、黑、多、寡等等皆非hexis,也非“有”所能包括;但它们皆是onta。
再者,任一X畴皆是on的X畴,若以on之一X畴译on之自身,直如呼人为“少”、为“勇”,呼马为“良”、为“白”,错误显然可见。
简略地说,用“有”来翻译,地位相当,但意思不合。
那么“存在”呢?
“存在”的译法反而不如“有”。
因为“在”或“存在”在中文中的意思,普遍性没有“有”大,只是“有”的意义中的一种意义。
“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如“是”。
在中文中,“是”的意思要比“存在”广得多,“是”能包含“存在”的意思,反之却不能。
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是”即包括了“存在”、“有”的意思。
“存在”的含义与时空特性不可分,是指与主观思维相对立的客观实在,它只适合于译existence,如果用它去译being,being就成为具有时空特性的具体存在者了。
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如果仅仅是讨论“事物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那简直有点滑稽。
总之,从普遍性的要求看,译为“有”和“存在”都不如译为“是”来得恰当。
因为“有”和“存在”都有着一定的意义或具体规定性,而任何有确定意义的概念都不是最普遍的概念。
如果能保证“是”的意义确实比“有”和“存在”更普遍,这个理由是非常自足的。
其实,“存在”也是一个外延广阔的概念,其普遍性与“是”相当。
“存在”不同于“实在”(reality),它不只限于可见、可触、当下实际存在的东西,也可以是过去存在或将要存在的东西,甚至可以是根本不存在、只是思想上的一种虚构的东西或概念。
例如,“……回头是岸”,我们可用英文翻译成“……Turn around,there is the bank”。
在中文里,仅就字面意思看,是指回头“看见”了岸,这个“看见”,是岸的“存在”的一种见证。
第二,从语言角度看,to be或Sein是印欧语言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词,即系词,含有这个词的语言结构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语言结构。
印欧语言是一种拼音语言,在这样的语言中,to be或Sein的系词作用主要是一种语法作用,因此,它的系词用法(或含义)乃是根据这种语言的句法形式可判定的;相反,“存在”或“有”的用法(或含义)就不是由句法形式可以判定的,而是一种词典或语义的意义,它需要靠人为的理解或解释才能明白。
因此,我们理解to be或Sein的含义,绝对不能忽视它的句法作用,而我们翻译这个词,一定不能把它翻译成一个无法依据句法来判定的词,也就是说,绝对不能或者尽量不能(保守地说,至少不能)消除了它的句法特征。
从表述中接连不断的退步中不难发觉,这个理由并不是充分自足的。
因为论者已经发现,在西方语言中,to be除系词功能外,本身也是一个实义词,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把古希腊文中的一些einai理解为“存在”(exist),有的甚至就是这样翻译的。
最便当的例子,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中主人公的一段著名独白——“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根据上下文和语义,一般都译为“生存还是毁灭,……”(朱生豪先生译文),如果翻译成“是还是不是”,孰好孰劣不是很明显吗?
所以我们也可以模仿论者的语气说:
我们一定不能、绝对不能或者尽量不能、至少不能在翻译时,完全不顾它在实际使用中的具体含义以及这种含义的多样性。
说到to be含义的多样性,有人引述了卡恩(C.H.Kahn)的研究成果。
据介绍,卡恩从60年代开始对古希腊文“einai”这个动词进行研究。
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这个词主要有三种用法:
系词用法、存在用法和断真用法。
在这三种用法中,系词用法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用法。
根据他的统计,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einai”这个动词出现的情况中,用作系词的至少占80%以上。
因此他认为,“纯粹从量的角度说,eimi的主要用法是系词构造”,换句话说,系词用法是最根本的用法。
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应轻视。
但我的疑问是:
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量的优势能证明什么必然性?
哪怕我们统计出在古希腊文中,这个词的系词用法超过95%乃至更高,能够排除这个词在使用中实际存在的多义性吗?
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单从语法特征去把握to be的系词含义,其功能就是把判断或命题中的主词和宾词联系起来,相当于命题中的通项(常项),这样一来,假如我们使用某种逻辑符号去代替它,全部形而上学中的复杂争论不是就烟消云散了吗?
然而事实是,这种争论不仅在历史上非常激烈,而且至今也没有消停的迹象,虽然它经常遭到被否定和“拒斥”的命运。
第三,从思维方式看,on(being,Sein)之所以在汉语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译词,是因为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反映了中西哲学在思想方式上的差异。
陈康先生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将它直译为“是”时,所讲的一条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样也许不但为中国哲学界创造一个新的术语,而且还给读者一个机会,练习一种新的思想方式。
” 事隔几十年后,杨适先生颇有感触地说:
“对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estin(希腊文)即is(英文)、Sein(德文)的译法,通常中译为‘存在’或‘有’,而陈先生译之为‘是’。
译为‘是’,在中文里常常使人感到非常别扭,不习惯,但是,正是陈先生这种译法,才第一次使我意识到中西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促使我对西方哲学本身作深入考察。
”
以上见解,是学者们认真研究的结果,或从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体会出来,或从对某一或某些著作的深入研究中得出,或从中西哲学的差异比较中觉悟出来。
由此看来,on(being,Sein)应译为“是”有相当强的理由和根据;但从前述情况看,也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既然人们对词根“on”在汉语中的意义存在着“有”、“在”、“是”等等不同理解;相应地,“ontology”在汉语中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等等,其中以“本体论”流传最广。
据有的学者考证,最初把它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这个译名,这影响到中国并延续到今天。
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
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康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提出,用“本体论”来翻译西语中“ontology”这个概念,严格说并不确切。
近年来,关于“本体论”的译名问题,又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有人(这样的人并不少)继续沿用“本体论”的译名;有人则主X起用“存在论”的译名;而更多的人,与主X把“on”翻译成“是”相一致,认为ontology只有译为“是论”,才忠实于这个西文词的本义,这是最近几年一种占主流地位的意见。
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不赞成这种译名的人都感到,“是论”这个词在中文里显得很别扭,很不习惯。
因此可以肯定,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大家都可以一致接受的意见。
二 译名分歧的深层根源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已经认识到,单纯从词源上去寻找根据,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同样,也不能拘泥于词汇的字典意义,而应该根据对不同形而上学理论的理解,结合具体哲学学说的历史演变,才能确定哪种译法最接近文本的原义。
这实际上就是说,译名的准确与否,更主要地取决于对相关学理的理解。
这可以看作一条重要的翻译原则。
从前面的讨论看,如果说词源的考察大都支持“是论”这个译名;那么从义理方面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人们现在对“本体论”这个译名的批评很多,但无论从语义角度还是从从形而上学史角度看,这个译名的合理性恐怕都不能完全否定。
首先,从语义角度看。
在希腊文中,“on ”的含义是双重的:
既可以指“在者”(“是者”、存在物)的共性(being-in-general),又可以指“在者”(“是者”)的基础(ground—of—being)。
前者接近于“本质”,后者接近于“本源”。
显然,这两种所指不能不有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它们之间有重要的区别。
海德格尔揭示出,由于这两种含义的混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用“在者”、“是者”(Seiende)的寻求代替对“存在”、“是”(Sein )本身的追问。
因此,笼统地把关于on的言说称为“存在论”或“是论”,具体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呢?
还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呢?
这是一个尚待明确的问题。
如果用ontology来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在它下面的分支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者、是者的,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方式、是的方式的,否则就会忽略“存在论差别”而铸成大错。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曾专辟一章,讨论了“存在”、“是”(Sein)一词的相关语法和语源问题。
从语义学角度来利用海德格尔的考察成果,对于我们说明ontology的译名问题是有帮助的。
德文表示“存在”、“是”的名词das Sein,与动词不定式sein是一样的。
这就是说,从语法形式上看,“存在”、“是”(Sein)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形式,而且作为名词的das Sein是从动词sein变过来的。
海德格尔认为,希腊人把语词分为onoma和rhema。
Onoma是人和物的名称,进而发展为onomata,狭义指称实体。
与此相对的rhema,则意指言说、传说。
这种分法与希腊人对“存在”、“是”的解释密切相关。
Onoma,作为事质的敞开状态, 是同 Progmata 即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事物相连的,因此又叫做deloma pragmatos,即事物词类。
Rhema是某种行动的敞开,所以与Praxis即行为实践相连,被叫做deloma praxeos,即动作词类。
这两种词类的结合构成最基本的言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最基本的句子。
行为和事物的区分体现出一种对“存在者”、“是者”及其“存在方式”(或“怎样是的方式”)的关键领会。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还提到一种情况,即“存在”、“是”概念的普遍性也是双义的。
以德语和英语为例,sein和be都既表“存在”,又是系词“是”。
按照古典逻辑,无论关于什么东西,凡有所述,总得用上系词。
无论我们说“什么是什么”、“……是……”,“是”总被引入了。
即使我们说“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也仍然离不开“是”。
所以海德格尔说,如果没有sein(be)这个词,那就根本没有语言了。
无论领会什么事物,总得首先领会到它“是”。
围绕着“存在”、“是”的上述种种意义,在希腊人的经验中融合为一体而由ousia 或parousia标识出来。
这个词后来被译为substanz(实体,本体)是误译,因为它使“存在”、“是”的上述种种意义被狭隘化、片面化了。
但由于这个词的使用已经成为习惯,有人主X把ousia的派生词“ousiology ”译为“本体论”,而把意义更广泛的由词根“on”构成的“ontology”译为“存在论”。
本文同意这种意见。
其次,从学说史角度看。
在西方哲学文献中,Ontologia一词最早见于德意志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用拉丁文编撰的《哲学辞典》(1613)中。
他将希腊词on(即being)的复数onta(即beings,“存在者”、“在者”或“是者”)与logos(意即“学问”、“道理”、“理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词Ontologia,意即“存在学”或“存在论”、“是论”。
稍后,德意志哲学家卡洛维(Abraham Calovius,1612-1686)在《神的形而上学》(1636)中把此词视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同义词。
1647年,另一位德意志哲学家克劳堡(Johann Clauberg,1622-1665)又将onta 与希腊词sophia(“智慧”、“知识”)结合创造出同义新词Ontosophie,也是“关于存在(是)的学问、知识”之意。
稍后,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Jean-Baptiste Duhamel ,1624-1706)也使用了这个词。
笛卡尔(Rene R.Descartes,1596-1650)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ontologie”。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及其继承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物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Ontologie的体系。
沃尔夫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大部分,理论哲学再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包括Ontologia、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自然神学。
这样,沃尔夫就把Ontologia视为哲学中一门基本的、相对独立的学科。
他并且对这一学科作了如下界定:
“关于一般性‘在’(entis)就其作为‘在’而言的科学。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引述了这个定义:
“Ontologia,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X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X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
”
应该说,沃尔夫对Ontologia的界定有几点是明确的:
1) Ontologia是专门研究“有”即“存在”和“存在者”的学问;2) Ontologia讨论的是关于“有”或“存在”的各种普遍的哲学X畴,包括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3) Ontologia认为“有”或“存在”是唯一的、善的,因而是最基础、最根本、最普遍、最高的X畴,其他X畴均可从中推演出来;4) Ontologia属于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5)作为一门学科,Ontologia是以抽象的逻辑推演的方法来构造的。
但是,沃尔夫的定义也有一点是不明确的,这就是他没有把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和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区分开来,而正是这种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差别”的区分,对相关的研究具有关健性的重要意义。
不难看出,沃尔夫的定义是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存在”(“是”)问题的研究所作的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通过这一总结,他按照理性主义的要求凸显了“Ontologia”在哲学基础理论中的地位,这一定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叙述中所涉及的“Ontologia”和“Metaphysica”两语词,都需要辨析。
关于Ontologia ,即以往所谓的“本体论”。
如果用它来指称关于“存在”、“是”的一切研究、一切言说,显然忽略了“存在”(“是”)一词的诸种不同含义。
实际上,“本体论”是个有特定所指的特称概念。
要辨明这一概念的特定所指,有待于对“存在”、“是”概念的进一步澄清。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希腊人提出了对“存在”(“是”)问题的原初解释,这些解释以种种方式得到重新解释,并通过种种变形至今支配着我们对“存在”(“是”)问题的讲法。
因此,我们今天要讨论“存在”(“是”)问题,已摆脱不了历史上的种种解释,而必须溯流返源,澄清它在历史上的种种解释。
在哲学史上,早在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里就开始提出和思考“存在”(“是”)问题。
赫拉克利特说:
“存在是拢集——logos。
一切存在者均在存在之中。
”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之外并无非存在”,“存在是一”,“存在与思维同一”等著名命题。
它们是关于“存在”(“是”)之思的丰富源头。
但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存在”(“是”)之思遂脱落、坠落、降格为思“存在者”(“是者”),对“存在者”(“是者”)的讨论代替了对“存在”(“是”)问题本身的追问。
不幸的是,这一忽略“存在论差别”(即“存在者”与“存在”、“是者”与“是”的差别)的做法后来竟成为探讨“存在”(“是”)问题的主流方式。
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ti to on(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的问题将被永远追问下去。
据海德格尔解释,希腊人用ti所问的是事物的本质。
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所要问的问题:
什么是美德?
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实体?
等等。
例如,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不厌其烦地追问“什么是X”的问题。
从形式上看,这样一种提问方式乃是要对任何一个“X”进行定义,也就是要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揭示“X”的本质。
然而,“苏格拉底”最终不仅没有揭示出这个“X”的本质定义,反而揭示出这种“定义”本身的虚妄性。
循此线索,亚里士多德把ti to on 的问题转化为ti he ousia ,直译即“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性”(“什么是是者之为是者”)。
后世对此的回答纷纭不一,理念、单子、绝对精神等等被先后树立为存在者的存在性。
在这种回答中,依据“存在者”(“是者”)来理解“存在”(“是”)的方式被固定下来,从而最终把“存在”(“是”)本身也理解为某种“存在者”(“是者”)——尽管是最高的和最优越的“存在者”(“是者”)。
这种最高或最优越的存在者(“是者”)作为万有的终极根据而成为某种具有神性的事物。
在这里,“存在者”(“是者”)的优先地位和“存在”(“是”)的不被追问被视为当然的前提。
这样,就Ontologia这个词自17世纪出现以后标志着传统哲学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来说,用“本体论”来标志它就是相当准确的了。
“本体论”一词,这里用于特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以区别于泛指一切研究“存在”(“